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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

讀2月4日《人民日報》上宗璞的《新春走筆話創作》，於迎春的鞭炮聲中感受到了另一種震撼。這位出生於1928年的體弱多病的老作家，近30年來，一直在為她的四卷本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而筆耕不輟。其《野葫蘆引》旨在表現“西南聯大”前後知識分子雖歷經磨難但始終以國家、民族的命運為己任的那一種堅韌不拔的意誌，以及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而又弦歌不絕的那一份難能可貴的樂觀與曠達。前三卷已出，分別為《南渡記》、《東藏記》（已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和《西征記》，第四卷《北歸記》正在寫作之中。宗璞在《新春走筆話創作》一文中說：“我的工作像螞蟻銜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寫的歷史向真實靠近。若能有一點作用，我便心安。”有論者稱宗璞是當今文壇上一面以自我生命守護中國文學真火的孤獨的旗幟，實為中肯之言。而之所以如此，在筆者看來，也是眼下日漸少見的淡定與執著使然。

　　淡定之謂，當為淡泊與定力的結合。恬淡寡欲，即為淡泊。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定力原是佛家語，定力修持到一定程度的人，往往正念堅固且光明磊落。世人學成一門技藝、成就一項事業，也無不要靠定力。為文者要靠定力，有定力，方可耐得住寂寞，經得起挫折；有定力，方可潛心著述，有所成就；無定力，便會為浮名近利所誘惑，被本能欲望所驅使，心神旁騖，或半途而廢，或止於小成。自然，也唯有過人的定力，方可出類拔萃，藝壓群雄。至於執著，應不難理解，《禮記·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生活中的宗璞不善也不喜交際，於紛紜擾攘的塵世間她常常如石佛般不動聲色，讀者所能想象或感念的，當是一個孤傲不群、與俗鮮諧而又古風猶存的優秀作家終身勞作的堅韌背影。

　　當然，任何的勞作都是甘苦自知，在《東藏記》的後記中，宗璞這樣寫道：“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我與病痛和幹擾周旋，有時能寫，有時不能寫，卻總沒有離開書中人物。一點一滴、一字一句，終於釀成了野葫蘆中的一瓢汁液。”《野葫蘆引》的前三卷出版後好評如潮，也使眾多的行家裏手大為折服。“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雲，不甘低首，托破缽隨緣走。悠悠！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塗酒。癡心腸要在葫蘆裏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這支自述生平的散曲，既唱出了宗璞的執著、頑強和創作上的艱辛，也道出了創作者對文學應有的虔誠，或者說，想使文字不朽，想使中國的文學薪火相傳，必須要具有的那一種高貴的品質。

　　由宗璞又不由得想到了如今已是96歲高齡的老作家馬識途。姜文的影片《讓子彈飛》就改編自馬識途的小說《夜譚十記》之《盜官記》。殊為奇特的是，小說《夜譚十記》從1942年動筆，至1982年完稿，竟是三度被毀，三度重寫。這“子彈”，也在歷史的天空中飛了整整40年。而一再重寫的緣由，從事過黨的地下工作的馬識途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那些一同戰鬥過的烈士……常常在夢中與我相見，和我談笑風生，呼籲他們再活在文學作品中的權利。一種感情，一種責任，常在催促我，再拿起筆來，欲罷不能。”40年不離、不棄、不悔，誠如屈原所說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據說馬識途給自己的書房就取名為“未悔齋”，可見其對文學的心如金石。

　　而在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的當下文壇，多的是心神不定、朝三暮四又追風逐浪的投機者，根底淺薄的也自然總在搖擺不定，即使僥幸揚名立萬的，也往往耐不住寂寞，漸漸地為一點點蠅頭微利或所謂的聲望而終於迷失本性。1980年以後，錢鍾書國際聲譽大振。在他80壽辰之際，有關部門想給他舉辦一次盛大的慶典，但被他堅決地謝絕了。事後，有人問他為何拒絕這種榮譽，老先生淡淡地說：“不願花不明不白的錢，不願見不三不四的人，不願聽不痛不癢的話。”

　　眼下敢於說“不”的人顯然是越來越少了，在拒絕中只走自己的路並卓然成為大家的，我們也每每只在對歷史的回望中一再追尋，並一再嘆為觀止。我們的文學也自然還在延續，但因為一種顯而易見的青黃不接和難以固守，理應閃爍在字裏行間的那種“蘭氣息，玉精神”，不能不說，已是黯淡日久。

轉自 工人日報 2011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