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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集》，汪曾祺著，河南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

1949年4月版的《邂逅集》。

　　汪曾祺先生晚年自述，“我讀了高中二年級以後，日本人打到了鄰縣，我‘逃難’在鄉下，住在我的小說《受戒》裏所寫的小和尚庵裏。除了高中教科書，我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我於是翻來覆去地看這兩本書。”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誌願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聞一多先生，還有沈先生。”(《兩棲雜述》)

　　當時沈從文先生沒有一年級的教學任務，汪曾祺直到第二學年才選上他的課，開始與他有所接觸，“沈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了。”(《自報家門》)沈從文講課的方式很寬松，對青年的幫助更是不遺余力，“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汪曾祺在回憶沈從文的文章《星鬥其文，赤子其人》中寫道：

　　“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寄去。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

　　在西南聯大，汪曾祺“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常不上課，但是亂七八糟看了不少書。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到圖書館去看書，有時只我一個人。”(《西南聯大中文系》)他讀書隨心所欲，也沒有什麽系統性，“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後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茀金妮亞·沃爾芙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段。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鐘聲》、《復仇》。”(《自報家門》)

　　大學期間的生活也有舊式文人的一面，其中參加曲社的活動也讓其念念不忘。一方面是現代主義的熏陶，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這兩者對他後來都有影響，所謂處亂不驚者正是。“人心浮躁之際，他們還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復興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他們是濁世中的清流，漩渦中的砥柱。”(《晚翠園曲會》)這與其說是對拍曲者的譽詞，不如說自己價值觀的流露。他的審美趣味，在那時候基本確立起來。

　　汪曾祺的文章中講，他在大學二年級才開始寫作，“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就坐到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裏寫的。”(《泡茶館》)目前所發現的汪曾祺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作品《釣》，刊於1940年6月22日的《中央日報》，篇末標註“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即1940年4月12日寫就，比他說的時間還要早一些。1941年，已讀到大學二年級的汪曾祺，開始參加聯大的文學社團文聚社的活動，隨後在《文聚》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待車》。

　　作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得意高足”，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還是很多的，沈先生“每次進城(為了躲日本飛機空襲，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貢的鄉下，有課時才進城住兩三天)，我都去看他。還書、借書，聽他和客人談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賣行，舊貨攤，買耿馬漆盒，買火腿月餅。餓了，就到他的宿舍對面的小鋪吃一碗加一個雞蛋的米線。”(《自報家門》)

　　因為沒有參加必修課體育和大二英語的考試，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畢業，滯留於西南聯大補修課程，1945年1月方離校。隨後到昆明聯大同學開辦的私立中國建設中學任教，《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便是這時寫的。

　　1946年7月，汪曾祺又從昆明經越南、香港輾轉去了上海。在上海，他結識了沈從文的表侄、畫家黃永玉和散文家、藏書家黃裳。據黃永玉回憶，“我認識他時，他在致遠中學當老師，是李健吾介紹去的。表叔來信讓我去看他，就這樣認識了。每到周末，我進城就住到他的宿舍。與他住在一起的是個在《大美晚報》工作的人，總是上夜班，這樣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張鐵條床，鐵條已經彎了，人窩在那裏。記得他在寫給表叔的信裏說過，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個嬰兒。”(2008年12月17日，黃永玉與李輝的談話)黃永玉的文章數次提到三人早年的這段經歷：“朋友中，有一個是他的學生，我們來往得密切，大家雖窮，但都各有一套蹩腳的西裝穿在身上。記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顯得頗有精神。他一邊寫文章一邊教書，而文章又那麽好，使我著迷到了極點。人也像他的文章那麽灑脫，簡直是渾身的巧思。於是我們從霞飛路來回地繞圈，話沒說完，又從頭繞起。”(《太陽下的風景》)“那時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裏頭的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星期六整個下午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時間，黃裳的日子就是這樣讓我們兩個糟蹋掉了。”(《黃裳淺識》)

　　汪曾祺於1948年3月離開上海，轉赴北京，在上海的時間不足兩年，但《老魯》、《戴車匠》、《落魄》、《雞鴨名家》等作品都是在這短短的時間裏發表的。他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的出版，也和這段經歷有關。黃裳的文章《憶曾祺》提到：“在巴金客廳裏，曾祺只是默坐旁聽，持謹慎態度。對巴金不失對前輩的尊敬……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是在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裏面世的，我想這可能是蕭珊推薦的。”

　　《邂逅集》正式出版，已在1949年4月。這個集子收入短篇小說八篇，為《復仇》、《老魯》、《藝術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邂逅》，是汪曾祺1940年代創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時，作者曾把《復仇》、《老魯》、《落魄》、《雞鴨名家》“作了一些修改(但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後收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所收的上述四篇小說，也是經作者修改的文本，當年形影已渺乎難見矣。所以，《邂逅集》今以原貌呈現，實已與初版時相隔六十余年。本書據《邂逅集》初版本排印，由繁體直排改為簡體橫排，僅對少量明顯錯訛作了訂正。某些當時普遍使用的字詞，在現行詞典中列為異體字或異形詞，則不作修改。（李建新）

轉自南方都市報 201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