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中心

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已經能夠“幾千萬幾千萬”地投資。他不羨慕如今風光無限的投資家。

　　十幾年前，他由於“無知”進入生物醫藥產業，卻在其中找到寄托。他自稱理想主義者。

　　他是賽百諾、海普瑞最早的天使投資人，卻每每功虧一簣。他自稱過程主義者。

　　他專註於腫瘤治療的前沿技術多年，在這一投資領域，鮮有可置喙者。最近他罹患腸癌。他認為得其所哉。

　　“我不是一個故事，”楊向陽說。“我是一個比較深刻的人。”

　　楊向陽很早聽說過薛蠻子，但真正相識的時間不長。現在，薛對楊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你不能死在我前面啊。”

　　二人同病。楊今年五十，小薛10歲。薛的頑童性格使他在各種場合無所顧忌地談論自己的惡疾。楊的豁達不減於薛，但說到所患腸癌，他會稍現憂郁，雖然不易察覺。

　　楊在投資界的資歷與薛也不相上下。由於對生物醫藥產業的專註和這一行業所涉知識的高深，楊獲得了不可能廣泛但足以讓他自傲的尊敬。這更多是一種精神鼓勵而非對商業能力的肯定。比起以“惟利是圖”自許並屢獲成功的薛蠻子，楊向陽認為自己做的是一件商業回報與付出明顯不成比例的事。“我不是一個投資家，不是天使投資人。準確地說，我是一個產業的愛好者。”

　　楊的玩笑中並無孤傲之意。也不全是玩笑。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楊已成為千萬富翁，當然知道投入少、時間短、回報高的投資原則。當他發現自己執意進入的行業並不符合這一原則時，他已經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它。

　　楊向陽生於1962年，安徽阜陽人。1985年，楊即將從意昂体育平台數學系畢業，被創辦未久的深圳大學挑中援教。深圳大學的首任校長是原意昂体育平台副校長張維，音樂人高曉松的外公，楊也因此後來與高成了朋友。這樣，兩年後，清華研究生畢業的楊向陽選擇了到深圳大學任教。這所歷史不長的大學後來出了史玉柱(86級研究生)和馬化騰(89級本科生)，但他們不在楊的朋友名單中。“我一般跟企業領袖都沒什麽關系。”

　　一場眾所周知的大變故改變了包括楊向陽在內的很多人的道路。1990年，楊下海經商，先後進入過石油貿易和加工、房地產等行業，和那個年代下海的很多人一樣，利用“雙軌製”倒買倒賣。無論怎麽看，楊也不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樣：“我是一個從小地方出來的人，比較膽怯，什麽事都循規蹈矩，慢慢做。”但是，他的另一面得到了諸多印證：“我骨子裏又有不安分的東西。”很快，已經有了數千萬資產的楊向陽開始對自己的狀態感到不滿，他希望進入“高精尖”的領域，而不是做一個普通的商人。“怎麽也是清華畢業的，眼界還是不太一樣。”楊說。

　　那時候，以三九胃泰、三株口服液、蓋中蓋為代表的醫藥、保健品市場正如火如荼，楊顯然受到了影響。1997年，楊向陽的源政藥業公司出現在深圳。起初，公司做常規的化學藥物，並且賺到了錢。楊性格中的“不安分”再次跳出來。在他看來，盡管蓋中蓋等產品暢銷一時，但它們只能證明中國是一個善於營銷的國家。楊希望創新，能開發新藥。這時候，他遇到了回國創業的賽百諾創始人、科學家彭朝暉。

　　彭所講述的腫瘤的基因治療前景應和了迷戀新技術的楊向陽的夢想，楊當即決定投資。“當時確實是無知，”楊對《創業家》說，“對這個行業的深度了解太差了。”(後面可以看到，楊所謂的“無知”更多的不是指專業知識的缺乏)不久，到深圳創業的擁有肝素鈉(最有效抗凝血藥物的原料藥)提取技術的李鋰進入楊向陽的視野。李鋰的妻兄單宇(現海普瑞總經理)曾是源政藥業總經理，與楊向陽同是阜陽人。經過交流，楊很快認識到李鋰技術的價值，於是投資600萬元取得李創立的海普瑞公司30%股權。

　　接著，楊受到了更大的激勵。2000年，意昂体育平台校長王大中在深圳清華意昂交流會上與楊相識，二人所見略同，認為生命科學、生物醫藥是清華乃至國家應該大力發展的領域。隨後，由源政投資、清華控股、全興集團(該集團私有化後其股份被楊向陽收購)共同出資的清華源興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楊向陽任總裁。“英語很差”的楊帶著熱情沖到美國，尋找項目、招聘博士。清華源興雄心勃勃地宣稱已經搭建了基因滅活、高效復合型基因疫苗、抗體工程、克隆和組織工程等七大技術平臺。沉浸在由這些最前沿技術構造出的夢幻氛圍中的楊願意資助生物醫藥領域的一切新項目。他找到“克隆牛之父”楊向中，出資支持他研究通過克隆技術引進國外品種優良的奶牛從而改變中國奶牛質量太差的狀況。這一項目所需資金量大，又難以迅速商業化，同時楊向中得了癌症(於2009年去世)，楊向陽最終將它轉給了別人。這個例子大概能夠說明楊向陽投資生物醫藥最初的熱情：對於新技術的商業未來過於樂觀。

　　不僅僅是盲目。楊並非不知道自己所涉足的這一產業的高風險：產品從開發到通過三期臨床，不僅周期長，而且風險無處不在。因此，“如果只做一兩個產品，萬一失敗了，丟的不僅是金錢，而且是更寶貴的時間和機會。必須多頭出擊，才能做到東方不亮西方亮。”清華源興初創，楊對當地媒體說：“保守一點估計，我們產品的成功率將達三成。”

　　隨著對生物醫藥認識越來越深，楊向陽對項目的判斷也漸趨理性。當他最終把對這一領域的投資確定在三個方向(基因治療、免疫治療和幹細胞治療)上並有所成就時，他發現，最大的風險剛剛來臨。

　　楊遇到的困難可能比發明一種奇特的新藥更大。清華源興與美國合作研製的艾滋病疫苗和乙肝疫苗2004年左右向SFDA(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申報臨床，可是“到現在它也沒說同意，也沒說不同意”。這意味著沒有人知道源興的研究是該繼續還是停止。楊不甘心放棄。為了維持實驗室的運轉，他拓展了源興的業務，為另外一些申請基因治療的企業做藥品生產外包和藥學資料準備。

　　2006年，楊向陽投資了胡祥創立的以幹細胞治療為方向的北科生物。據楊說，北科生物是這一領域中中國最早的公司。在對幹細胞技術及其醫學倫理的爭論中，同樣申報未果的北科生物與眾多醫院合作進行臨床治療並且開始贏利。楊向陽認為，北科的示範效應引來了眾多跟進者，其作用好壞兼具：一方面導致了這一行業中魚龍混雜，“有的人在賓館裏就搞了”，另一方面，喚起了各方面對幹細胞治療的重視，而且“保不齊會跑出幾匹黑馬”。

　　“重視”的結果之一是，2012年初，衛生部發布通知，要求“停止未經衛生部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幹細胞臨床研究和應用項目”，已經批準的幹細胞製品臨床試驗項目，“不得隨意變更臨床試驗方案，更不得自行轉變為醫療機構收費項目”。

　　楊理解衛生部受到的壓力。他當然同意對醫療技術的立法規範，也主張在法律不清晰的情況下開展治療應該慎之又慎。他難以接受的是相關部門長期不聞不問(北科生物從創立至今已經7年)，最後一“停”了之。楊說，在美國，如果研究方案不被批準，“FDA會告訴你為什麽不行”，但是在中國，“連門兒都找不著”。在他看來，與擁有數萬職員且多為專業人員的FDA相比，“SFDA只有幾百人，多數還是行政人員”。“不能只是打板子。”楊向陽說，“一個企業，命運抓在行政主管部門手裏，這是我們在很多事情上進步慢、產生腐敗的原因。”楊認為，製度不健全和相關部門的不作為已經阻礙了整個社會的進步。“企業輸，國家也輸了。”

　　楊將他的批評擴展到更大的範圍。“我經常講，美國的國家戰略就一個字，贏。做汽車，就出了福特，克萊斯勒，做計算機，就有微軟、英特爾、蘋果。我們贏在一幫所謂的院士、專家上，論文寫幾大車，沒幾篇有用的，一開會，門一關，拉一大橫幅，‘歡迎各位領導座談’，自己意淫，愚蠢之極。這個國家怎麽進步?不進步，就是近三百年來，吃的用的，哪一個是咱們幹的?現在動不動要買人家，你買什麽呢?人家源源不斷在創造，你是不斷把你的地賣了，礦挖了，把你的兄弟姐妹的青春耗盡了去買……”

　　僅從字面上看，可能會導致對楊向陽說話語氣的不恰當想象。事實上，楊一直平心靜氣，語調和緩。

　　對於引起廣泛爭論的把不成熟的技術用於收費臨床治療，楊向陽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有的癌症治療方法(如化療放療)基本是失敗的，沒有給病人帶來多少收益，而可能有用的方法卻沒有規範可依，那麽就要站在病人的立場上考慮醫學倫理。“我和薛蠻子現在都得了癌症，作為癌症病人，我們的倫理是什麽?我們的渴望是什麽?就是能有有效的治療方法。在首先安全的原則下，病人願意試，這時候你要站在他的立場上，否則就是逼著他們去信氣功、遊醫和一些子虛烏有的偏方。”

楊絕非只發議論。多年來，楊更多的是做而不是發牢騷。他的大量工作是向“各種層級的領導”反映、解釋和呼籲。“我有憤青的一面，”楊說，“但我不是憤青，還是比較圓通。在中國看了這麽多事，我知道需要有人當烈士，抱炸藥包，但更多地需要維持、改進，我屬於這種人。” 所以，楊不憚其煩地與領導們反復“探討”，心裏清楚，“就是給他們找臺階下，給他們找辦法。”

　　只有一次，楊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憤怒。那時候，對於源興兩個疫苗的臨床申請被長久擱置的狀態，楊還未能適應。他約了幾位“已經退休的主要領導”，表示“準備明天宣布退出醫藥界，花兩年時間專門跟他們幹，反正我退出了，他們也幹不了我了”。不難看出，“充分表達”的前提是對聆聽對象的謹慎選擇。

　　至少在楊講述的時候，他顯示出了自己面對“一整套國家體系的問題”時的無比耐心。在曠日持久的消耗中，他總能找到積極的因素。他相信事情會好起來。他舉吳英案為例說，如果在過去，沒有人敢發出不同的聲音，吳可能就被斃了，但是現在有那麽多異議，結果可能會從眾，那麽，吳可能就是無罪的。在生物醫藥比如幹細胞領域，“我是一個重要的力量，我不停地去拱它，當這個領域爆發的時候你就擋不住了，變革就發生了。”

　　所以，楊最怕別人問自己：“怎麽不去溝通呢?”在楊表示這已經是溝通的結果時，對方再問：“為什麽呢?”“我怎麽知道為什麽呢?你說為什麽李大眼(李承鵬)那麽幾個人要獨立參選就不行呢?這麽簡單的問題都不能回答，在清華學了8年，真的蠢。”

　　“我跟你白話了一上午，”楊說，“只是在說，我的主要工作、主要思考點不是光去判斷技術好不好，之後還要對付這麽多問題。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難度很大的問題，比如腫瘤的基因和免疫治療。從原理到實踐我們都已經看出非常好的前途，比現有的治療方法有差異化的提升。但是，在申報上遇到很多問題，怎麽處理，我們要研究。因為關系到人的生命，我們必須謹小慎微，同時你面對的又是一個不健全的不怎麽工作的國家機製。

　　“我最早是由於無知進入這個行業，如果後來不是有某種理想支撐的話，不可能繼續下來的。我一個在清華讀了8年書的人，至少不會這麽弱智吧，雖然沒有蠻子、(徐)小平他們那麽聰明。當然，這種追求背後肯定也潛在著巨大的商業利益，但如果單純追求商業利益，那有很多追求法，有很多短平快的項目，未必要做這件事。還有，我也有一種僥幸心理--很快他們就會理解的。每一次想放棄的時候，就想明年他們就會明白了。”

　　僅就投資而言，楊認為在中國投資生物醫藥領域算不上真正的投資，因為沒有退出機製。楊再以美國為例，幾十年以來，有關生命科學的公司90%以上是沒有盈利的，一個科研成果，申報了臨床，或者到了某一個階段，就可以融到錢，能夠上市，早期的投資者可以退出。而“創業板我們期盼了那麽多年，還是要求要有幾年的盈利，這對創新型的公司用不上”。

　　所以，楊向陽說：“我不是投資家，不是天使投資人，根本不是。這麽多年，真的做得很辛苦。現在也有人開始進來這個領域了，我表示支持，但我一般不建議輕易進入，太難了。在我人生的一定階段，我走到了生命科學這個領域，我願意用我自己微薄的力量對我認為對人類重要的、未來有希望的、中國人可能領先的技術去做一些支持和早期的探索。我本身沒有技術，但是崇尚做一個技術型的企業，用我們的技術提供好的服務。”

　　支撐楊的除了理想，應該還有那些證明了他的遠見的項目。2006年，賽百諾開發的世界首個基因治療藥物“今又生”獲得了世界級的學術肯定，有效性也得到漸為廣泛的證明。遺憾的是，楊向陽遇到了一個比體製問題小得多的麻煩，在這個以科學家彭朝暉主導的公司　　裏，楊關於公司發展的計劃未能取得彭的支持。當年，楊退出賽百諾。楊經歷過類似的事，但這一次才真正重視起來：“前期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設置特別重要，以前我們總覺得這是研發階段，慢慢來，但真正需要改變的時候他(科學家)轉不過來這個彎兒。” 楊的經驗是，如果科學家能夠蛻變成一個企業家，或者在適當的時機企業能夠融合進來好的企業家，再好不過，但技術越強、越奇特，這種幾率就越低，也就越令人難以忍受。

　　2010年，海普瑞在深市中小企業板上市，每股發行價格148元，並曾於次日沖高至188元。李鋰瞬間成為“新首富”。不過，這些事情發生之前，楊已經離開了這個他投資超過10年並於2000年即開始贏利的公司。這些舊事，楊不願多談，但從他的只言片語中，可以推測他選擇退出迫不得已。其間的形勢似乎是，無論他當時如何選擇，他的結果均與今天無異，而選擇離開，至少避免了兩敗俱傷。這種不算完整的解釋符合楊向陽留給我們的印象，也與他在小範圍內傳播的“豪爽、義氣”的名聲匹配。事實究竟，身高1米8以上的楊滿足於“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看起來，楊所深入的領域的確比我們經常聽到的投資項目深奧。按照他的說法，他所做的是從0到1的事，而從1到無窮，“誰都會做了”。可以猜想，楊會從自己標持的特立獨行的風範中得到快感。至少，他並不羨慕如今這些活躍、風光、賺了大錢的新一代投資家。“應該說，我們當年有我們的風光，你想九幾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幾千萬幾千萬地投了，那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在幹嘛呢。”楊說，2000年左右，與他“一起出道的兄弟”如閻焱(時在AIG，現軟銀賽富首席合夥人)、卓福民(時任上海實業董事總經理，現Granite Global Ventures 管理合夥人)等均曾拉他投資IT、互聯網，但他“不想分心”。

　　但楊多年來的投資並不僅限於生物醫藥。2008年，聯想移動以1億美元出售，楊與老相識趙令歡任總裁的聯想控股弘毅投資接手，楊以4000萬美元購得40%股權。兩年後，聯想集團以2億美元回購了聯想移動。2006年，楊甚至參與投資了周星馳的電影《長江七號》。“如果我靠它(生物醫藥)吃飯，我就完蛋了。”以“生物醫藥”為背景，這些“不務正業”的投資(楊稱之為“純粹商業”)的成功很容易讓人產生如下感覺：對於楊向陽，做一個“常規”的投資家是多麽簡單。

　　楊大概也是這麽看的。楊是軟銀賽福的顧問，有時候大家聚在一起，“一幫人開始吹捧閻焱”。“哥們兒，”楊對閻說，“別人說你真信了?別人說你也跟著誇。這些年你都猜對了什麽事兒?蒙唄。”

　　身患癌症對楊的打擊，他自稱不是很大。“腫瘤治療，我幹了十幾年了，你不是跟它較勁嗎，那就來一次吧。”由於是早期，化療放療可做可不做，但楊的主治醫生和家屬都堅決主張做。楊的香港醫生告訴他，做的話可以增加10%的好處，楊認為未知的壞處可能更多。因此，他拒絕了化放療，正在接受免疫治療。他向薛蠻子推薦這種治療方法，薛“成天吊兒郎當”，不以為意。

　　癌症還是給楊帶來了變化。不僅是形體的消瘦和戒煙戒酒。“得了這個病後，突然覺得你跟任何人沒有什麽不同了：別人遇到的任何事你也可能遇到，別人承受的苦難你也要承受，別人庸俗，你也會那麽庸俗，別人愚蠢，你也會愚蠢。我以前覺得我不可能得腫瘤，現在也得了。所以，不要總把自己放在一個比較的狀態。有人會說這是沒有進取心。其實什麽是進取心?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那些一直美好的東西變得更為重要。“很多書我都沒看過，很多作家都沒聽說過，很愚蠢。那麽多思想，那麽美好的東西都沒有經歷。人經常因為無知而過著特別愚昧的生活。”

　　楊估計自己的生命“十年八年沒問題”。“對我來說已經蠻奢侈的了，因為過程論者，不是特別註重結果。”在投的五六個生物醫藥項目，“大局已定，我現在也不用花太多時間了，只是出出主意，成和敗跟我沒有太多關系了。成了，我不過再多一塊兒收入，敗了，對我也不重要了——我的職業生涯也只有這幾年了。要我再去看更有挑戰的項目，一個是大方向上可能的改變基本沒有了，不太可能會出我們看過的這些(範圍)，未來成功的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但肯定是我們這個時代互相影響過的這些人，過程論者就是這麽一個概念。再一個，做完幹細胞這個公司(北科生物)，也不想去挑戰了，太累。我得花些時間享受一下人生：看很多書，思考以前沒有思考過的東西。”

　　楊也在學習一些新領域，比如移動互聯網。他近年陸續投了七八個由清華的“小師弟”創立的公司，“都是有技術的”。跟薛蠻子等人也有一些合作，但如果“這邊(生物醫藥)需要”，他還是會把錢優先投向“這邊”。“越是理想主義者，其實越懵懂，一直活在一種沖動、對一種迷茫的不清晰的光環的追求中。”

　　在能喝酒的年代，楊的酒量也不大。他更喜歡紅酒。楊在深圳深居簡出，但朋友很多。他們願意找楊喝酒，而楊也喜歡張羅。

“其實我很孤獨的一個人，經常在辦公室一待一天，然後回家。”

（劉建強）

轉自《創業家》201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