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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中央顧問委員會原委員、經濟學家、哲學家，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去世，98歲

讀小學五年級時的於光遠

清華物理系畢業照，前排右一為於光遠，後排左一為物理學家錢三強，前排右二為錢三強夫人何澤慧。

於光遠（1915.7.5-2013.9.26） 攝於1995年

　　9月26日淩晨3時，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98歲。

　　昨天晚上，於光遠的秘書胡冀燕說，於老走得很平靜。2005年之後，由於腦血栓的原因，於光遠的身體大不如前，經常住院，已經很少外出。“在最近一年多時間裏，於老已經沒法表達了，別人寫的東西，他可以看，也能夠點頭，但已經沒辦法說話。”胡冀燕說，“於老之前也沒有對自己的後事有太多的交代。”

　　根據家屬的安排，於光遠的遺體告別儀式將於9月30日上午在北京醫院舉行。

　　一

　　於光遠1915年7月5日生於上海，原名郁鍾正，1936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1955年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於光遠生前任職很多，國家科委副主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所第一任所長，他還是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在外界對於於光遠的諸多評價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稿主要起草者之一的身份，無疑是被提及最多的一個。

　　這是鄧小平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以這篇講話為標誌，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事業的新征程。

　　於光遠在其所著《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書中詳細回憶了此次講話起草的經過以及鄧小平就起草工作與他多次談話的內容，鄧小平還為這篇講話親筆寫了三頁紙的提綱。

　　鄧小平的講話稿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完成的。最初請其他的人起草了一個稿子，鄧小平看了不滿意。他就自己親擬了這份提綱，並召集胡耀邦、於光遠等來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當時，胡耀邦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於光遠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物。

　　鄧小平按照這個提綱，談了講話稿所要寫的幾個部分的問題，對需要闡明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講得很具體。鄧小平將提綱交給他們，指示他們負責重新起草稿子。

　　這時中央工作會議正在民主大發揚的熱烈氣氛中進行，議程已經過半，時間很緊迫。胡耀邦、於光遠於是趕忙找了國務院研究室林澗青等執筆起草。兩天之後初稿形成，送給鄧小平。鄧再次召集耀邦、光遠等同誌逐字逐句地邊念邊做修改。以後又經過若幹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後的講話稿。講話稿起草完之後，鄧小平的提綱手稿就留在了於光遠的手裏，保存至今。

　　不過，於光遠對自己在這篇講稿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定位是執筆人，而非“主要起草人”。

　　於光遠後來回憶，講話的內容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對執筆者寫出的稿子很仔細地看了，在審查草稿的過程中又不斷地深化和充實自己的思想，最後由他拍板定稿。

　　“我只做了這麽一件事，即是遵照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執筆起草的人，向他們做了傳達，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時間和拿出來交卷。我沒有提出值得講一講的意見，我也沒有動筆起草稿子。”於光遠說，“我這樣動筆桿子的人幫助工作非常忙的領導人做點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職責，就是多做一點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麽功勞。何況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氣力。”

　　除了起草鄧小平的講話，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在反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爭論上，於光遠也曾經與其他代表一起做出過不少努力。於光遠回憶，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於到衛生部部長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評當時中央的一位領導。

　　於光遠這樣寫道，我們認為該領導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製，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出來領導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度等，該領導欠的賬就很多很多。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言中涉及到該領導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我們總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不符。

　　於光遠和江一真決定立即行動，26日上午江一真開第一炮。江一真是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人。隨後，於光遠等人也作了發言。

　　於光遠後來回憶，各組的情況已記不清楚，只記得西南組指名道姓地批評該領導的第一人是胡績偉。兩天之後胡在一個長篇發言中講了不少有關該領導的事。胡發言中舉的材料更具體，對該領導批評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

　　以後，各分組對該領導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

二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改革工作由中央財經委員會具體負責。當時建立了體製組、引進組、結構組、理論方法組四個小組來負責研究改革的具體問題，於光遠正是理論方法組負責人。

　　於光遠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一直走在改革開放實踐的前列，許多經濟建設和經濟體製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都是由他率先或較早提出的。

　　社會各界公認的評價包括：於光遠被公認為是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學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按勞分配原則和社會主義模式多樣性，他最早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並被正式寫入黨的十二大報告，他還堅持將商品經濟第一次寫入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之中。他出版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一書，入選“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

　　不過，在經濟學家韓誌國的記憶裏，於老對自己一直研究的經濟學也公開表達過“聽不懂”的感慨。韓認為，這是於老謙虛的品格。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於光遠和何偉等人共同發起了開達經濟學家論壇，舉辦了上百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研討會，於光遠幾乎每次都參加。

　　韓誌國記得，有一次的主題是產權理論，由韓主講。等韓講完走下來的時候，於光遠把他叫到身旁，說：“你講的這些我都聽不懂。”

　　韓誌國說，他們這一代經濟學家囿於知識背景，不懂產權理論很正常，“但於老肯直接告訴我他聽不懂，還是讓我挺驚訝的。”

　　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問題上，於光遠主張兼容並蓄。於光遠說，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已有不少過時的東西，西方經濟學歷史更長，也有這樣的情況，應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於光遠也坦承，自己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自然會產生一種偏愛，這不足為奇，但不應對西方經濟學有偏見。於光遠說：“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教條。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要以最充分適應時代的新的科學成就，用自己的新的觀點、新的理論來豐富自己，指導人們去開創人類歷史的新局面。”

　　韓誌國認為，在於老的學術貢獻上，大家更多的是強調他在市場經濟理論方面的貢獻，而較少提及他對於經濟學學科建設上的獨特貢獻，更很少看到他能把經濟學界團結在一起，推動了各種經濟研究和學術活動組織建立的努力。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長宋養琰也持同樣的看法。宋現在還對於老生前跟他談過的多個新的學科記憶猶新，“他提出了生產力經濟學、消費經濟學、休閑經濟學、戰略經濟學等等，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家能在研究的領域廣度和深度上和他相比。”

　　兩三年前，於光遠在北京醫院住院，中國民生研究院秘書長李小寧隨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曉亮一起去探望。在病榻上的於光遠還叮囑曉亮，要好好研究一下“禮貌經濟學”。於當時還舉例說，“你們買了東西來看我，這就是一種‘禮貌經濟學’。”

　　1997年《經濟學家》雜誌第3期曾經發表過一篇《變革時期的中國經濟學》的文章。該文章作者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索引》對於1978年至1995年間經濟學界發表的文章進行了統計和分析。

　　從數量上看，這18年間經濟學界發表文章超過100篇的有56位作者（或許有遺漏），於光遠獨居榜首，發表文章457篇。以最高摘用率來統計，於光遠也位居榜首。

　　三

　　著名經濟學家何偉曾經對女兒郝奇誌多次談及他的老朋友於光遠，其中談得最多的是於老的“善於反思”這一優點。

　　何偉告訴女兒，“請示病”這一概念就是於老在“文革”後的一個“發明”。

　　“文革”期間，於光遠被打成了“走資派”，管理他們的紅衛兵經常調換。有一天，來了一個姓張的，對於光遠等人說：“你們這些破爛，都歸我了。”

　　移交之後，張姓紅衛兵就給他們定了規矩，每天都要寫認罪日記，每天寫每天交，還經常在上面批示三個字：“不深刻。”

　　在他給於光遠等人的任務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每天打掃機關大樓的廁所，“每天看看這廁所，就知道你們自己的思想有多臟，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聽完訓話後，於光遠這批“黑幫”中的一個“小判官”，算是“黑幫隊長”問了一句：“星期天要不要打掃？”“要，要打掃。”張姓紅衛兵回答。於是，於光遠等人星期天也要打掃廁所了。

　　在這之後，於光遠的頭腦中明確地形成了“請示病”這個概念，他開始把本來不該請示而非去請示視作一個人的病態心理。

　　“我認為，一件本來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可以決定的事，不經請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則，而且正是組織要求一個工作人員的。這表現他是否起碼稱職，是否敢作敢為和敢於負責。”於光遠說，“不該請示的事向上級請示，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級意見，實際是責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負責任。”

　　於光遠後來說，自己的這一觀點可以說和打掃廁所這件事毫無邏輯，只是因為“黑幫隊長”的一句請示帶來的麻煩有感而發罷了。

　　四

　　“鉛筆頭”的故事是多位受訪者對這位“老頑童”的共同記憶。

　　於光遠晚年的很多文字是用鉛筆寫的，久而久之，就剩下了很多鉛筆頭，他的書桌抽屜裏就收藏著許多鉛筆頭，朋友來了，他喜歡攤開來，滿滿一桌子，多種多樣，最多的時候達到1000多枚。

　　韓誌國回憶，於老是一個善於學習的人，到了晚年還學會了用一個手指頭打字，在電腦上寫東西。晚年以後，於光遠寫的不少作品大多屬於散文、隨筆一類，見到朋友的時候，他總愛自稱是21世紀的“文壇新星”，惹得朋友們哈哈大笑。另外，於光遠晚年之後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對偽科學的批判上，他對人體特異功能和各種“氣功大師”深惡痛絕。

　　於光遠的這種風趣、樂觀、沒有架子的風格也表現在與晚輩的交往上。

　　郝奇誌記得，有一年，於光遠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一起去中華民族園遊玩，她當時也跟著去了。

　　當年正是全世界泡沫經濟很厲害的時候，在路上，郝奇誌就問了於光遠一個問題：“什麽是泡沫經濟？”於老當時沒吭聲。吃中飯時候，每個人面前都擱了一個玻璃杯，裏面倒上了啤酒，於光遠拿起杯子對郝奇誌說：“你喝過啤酒，知道如果啤酒中一點泡沫也沒有，這啤酒肯定不是好啤酒，如果都是泡沫，肯定也不好，你又不是專門喝泡沫。經濟也一樣，要有點泡沫，但不能全是泡沫。”

多年以後，郝奇誌對這個回答記憶猶新。郝奇誌說，對於她這個小字輩的問題，於老很重視，還特意以身邊事物作比，淺顯、易懂，令她頗為感動。

（陳良飛）

轉自《東方早報》2013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