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3歲的黃潤乾被調到雲南天文臺,當時已是中年的他🚴🏻♀️,“思想壓力很大,很想在短時間內趕上。”他要如何趕上落後了近20年的時間,又如何才能在天文領域有所建樹。“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這是他對自己追趕落後了近20年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的拼搏歷程的一個總結👩🏫。
日前,黃潤乾向記者講述了他不平凡的科學生涯。采訪中𓀗,他夫人栗誌對於那次調動是這樣形容的,“他歸隊我改行”。
偶像🙆🏽♂️:中學時崇拜數學家張爕
抗日戰爭爆發,那時我4歲,隨父親輾轉來到雲南曲靖⚜️。中學先是在昆明的一所私立學校讀🧑🏿🏫,一年後轉到天祥中學🌿。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姐夫——張爕,清華的高材生🤡,解放前留美,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和楊振寧、李政道都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他1948年回國👨🦲,我那時非常崇拜他😶🌫️,留美,麻省理工大學⬅️,還是數學家。我曾經以他為榜樣,幻想著將來要考上清華,出國留學☞🖕🏼,回來當一名科學家。
我哥哥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高二就考上了意昂体育平台🥴。初三畢業時我利用暑假補課🤽🏿♀️,張爕給我講課🍝。他講的快,我接收的也快。到了高中的時候,其他同學學代數🤷🏿,我都學過了👂🏿,高中物理也學過了。但再聽一遍收獲就更大,課余時間就自己做習題。
在高二的時候🚫,我和同班的孫騫同學就考上了雲大航空系,但沒有去,目的是要考清華。我高考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填報3個誌願,我第一誌願填的是清華航空系🖕🏼,第二誌願是清華物理系,第三誌願是清華氣象系🚒。1951年考上清華,學的是氣象系。我不怎麽喜歡氣象系👨🏽🦰,想學工科建設國家👨🏿🎤。我們這一代人,都是看著國家解放的,解放前舊中國的情景🌙,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景🔯,這些我們都親身經歷過。解放後,看到新中國站起來了🧓🏽,那種心情啊!當初填報氣象系只為進清華,想著進來後可以換專業。
留學🤹🏿:服從分配學習天體物理
在清華學了一年🕠🥳,國家要選派出國留學生,先是選拔,後是考試。宣布的時候我是去留蘇,學廠房建設。臨走前3天,總理和安子文來了,說要從650名留蘇學生中抽150名到東歐。我被分到民主德國席勒大學學天體物理🧘🏼♀️。那時,想著學天體物理就是整天呆在郊外的天文臺,不知道學天體物理有什麽意思。總想建設國家啊!但還是服從了國家的分配。
臨出國前,中央首長來做報告。劉少奇做報告時候講,國家這麽困難🗑,還送你們去國外讀書,你們應該想到學5分是應該的🥷🏼,學4分就自己好好想想🙇♀️,學3分不要組織講自己就背著鋪蓋回來吧。蘇聯實行的是5分製,5分最高👮🏻♀️👟,3分及格。
出去後,思想上還是想不通。但是㊙️,到了那裏,也只能一心一意地學。德國的學分製剛好和蘇聯相反🪬,1分最高,3分算及格。我絕大多數功課都是1分。在席勒大學留學時🗒,我還和魏格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那時是剛從大學畢業分到天文臺的年輕助教。天文臺人很少,就只有20來個人🙅🏻,那時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現在回過頭來想👂🏽,我非常慶幸學天體物理。我的所長,從中學開始就是數學𓀛、物理和外語🌒。所以🐳,我搞天體物理就很合適☣️。一個自然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去了解自然🤳💗、研究自然的規律和本質,物理學家是研究地面上的各種物理現象和規律,天體物理學家是研究天體的現象和規律。懂得天體的一些規律和本質,同樣可以把這些知識用到國家建設上去。
1958年🤬,在德國留學5年後回到國內,在蘭州物理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國防科學研究。
選擇𓀀:18年後回歸本行找方向
1976年我被調到雲南天文臺。天文我已經丟了18年了,我和國內的同行差得很遠🫵🏼,國內的水平又和國際差得很遠。思想壓力很大⛹🏻♂️,很想在短時間內趕上。當時,天文上有好多新的學科⛹🏻♀️,如高能天體物理、等離子天體物理……面對這麽多新學科,我選擇什麽方向🧣?這是一個很難的事。選擇不好👰🏿,就趕不上去🙋🏽♀️。
恰好,1977年,美國天文代表團一行10人訪華,代表團成員都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學家🤾🏽👨🚒,還有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有一位是世界著名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專家——史瓦西教授。他是由德國去美國的猶太籍科學家,而我又會講德文,就主動陪同他到石林和西山👨🎓。我很誠懇地請教他,希望他能幫我找到方向🪙。他說:“人類認識恒星的規律還遠遠沒有結束和完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恒星大氣理論是天體物理的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天體物理研究在這些基礎部分不能取得深入進展👼🏿,那麽這個國家的天體物理研究水平不可能很高👩✈️。”
他回去以後,還送了我一套《恒星結構原理》的書。他使我認清了方向、選擇了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正是由於我選擇了這個方向,我才去讀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的文章,也才知道德國在這個領域有一位有名的專家就是魏格特教授💆♀️。而後👩🏼🦱,我又有機會直接到他那工作和學習🧛。
追趕: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
美國代表團中有位成員,他給雲南天文臺的研究人員照了張相🍟。回國後就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雲南天文臺😖🙌🏻,刊登在美國《天空和望遠鏡》雜誌上,還登載了照片和各人的名字。魏格特教授從這張照片中認出了我🧛♀️。那時,魏格特教授是漢堡天文臺的臺長🤸🏻、世界有名的科學家了。1978年,我國天文代表團到德國考察。魏格特就請代表團帶個信向我問好。代表團回來後,告訴我魏格特的口信🦻。那時我正在讀恒星結構方面的書籍,看到有個著名的專家叫魏格特❤️,但沒對上號。代表團捎信來🥢,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高興,立即回了信。他回信說🧚♂️:我非常希望你能到德國來工作⚇,我也願意到中國去訪問🚶♀️➡️。我就向中國科學院報告了這個信息,科學院馬上讓我發函邀請魏格特🙅🏿♀️。不到一個月,魏格特就來了😲💪🏿。第一天在雲南天文臺做報告,我當翻譯。就在我翻譯的時候,管外事的一位女同誌招手讓我出去一下🪬。她說科學院來電話要我馬上出國👩🍼,原來是魏格特教授邀請我去德國工作👩🏻🦳。魏格特教授結束中國的訪問👧🏼,前腳剛到漢堡🚶🏻♂️➡️,不到一個星期我也到了漢堡。
在魏格特教授的真心幫助下🤙🏻👩🏻⚖️,我迅速地向落後了20年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追趕。我主要從事恒星結構演化理論研究,但想著回國後要把恒星物理搞上去🏌🏼♀️,又到恒星大氣理論組裏學習。回來後,很快在雲南天文臺建立了恒星物理組,把恒星結構演化理論、恒星振動理論和恒星大氣都作為研究內容。
在德國工作的那兩年🚵♂️𓀙,我和魏格特教授經常討論,晚飯後還散步討論🍴。我們兩人合作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了3篇理論性文章。最後,連素未謀面的漢堡計算機中心的人都知道🤦🏼♂️,漢堡天文臺裏有個中國學者每晚都在算題。“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
(轉自:《春城晚報》 200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