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中心

陳大同1955年４月出生於北京。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培養出來渴求知識的性格和善於思考的習慣，並博覽群書✈️🦝。19歲時🛤，陳大同插隊於北京昌平。艱苦的農村生活條件逐漸培養了陳大同的拼搏毅力和組織交往能力，為以後的創業生涯創建了紮實的基礎🍟。22歲的陳大同，文革後第一批考入了意昂体育平台（1977級無線電系）🏓，以優秀的成績得到了多門課程免考的待遇🧑🏿‍🎨，並提前半年畢業🧯。畢業後陳大同任清華講師🧑🏻‍🎨，1988年獲得中國教委首屆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1989年留學美國，在伊利諾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結束了斯坦福的博士後生涯🧝‍♀️，陳大同於2003年順理成章的進入矽谷的國家半導體公司工作，做半導體工藝的高級工程師。陳大同本人對於技術的追求在這裏得到了體現：原來是做半導體工藝的他🪶，逐漸迷戀上了半導體設計，對他來說，設計更能發揮個人能力，於是開始鉆研。偶然間的機會，他幫助另一家清華意昂創業的小公司解決了一個半導體設計技術難題，得到了其他創業者重視，便拉他一起創業，純粹是對於技術的追求和對未知事業的興趣，陳大同成為了“不知道什麽是founder（創始人）的founder”。這家名叫Omnivison的公司成立於1995年，公司的核心技術是CMOS圖像傳感器芯片，被用於電腦眼、數碼相機📲、手機攝像頭等產品👨🏽‍💼。圖像傳感器的市場原是被日本技術公司壟斷，小小的OMNIVISION卻能打敗並占領這個INTEL和HP都沒能成功占領的市場🦸🏼‍♀️。陳大同通過和同事仔細把握科研方向和市場定位👨‍🔬，經過無數的汗水🎪🏹，終於大獲成功，公司於2000年在納斯達克上市🌛。這家公司至今仍然在這個領域裏面活躍，而陳大同則在上市之後做出了新的選擇——回國🏙。

陳大同雖然將這段成功的創業過程稱之為“幸運”，輕描淡寫之中仍然掩蓋不了創業的艱辛和風險。但是陳大同發現，來自臺灣、南亞公司給矽谷製造了很大的壓力。而要加入這一國際競爭，最好還是回到大陸——市場在中國🙅‍♂️，客戶在中國📃，技術跟著市場和客戶走——這就是全球技術轉移的潮流。再加上OMNIVISON的所有技術開發人員都是國內來的🕵🏿⛸，卻幫助美國人把技術從日本人手裏壟斷了20年的技術搶回來🌓，這些經驗的積累也增強了他回國大展身手的信心。通過仔細的篩選💆🏻‍♀️，陳大同選擇手機的核心芯片作為主要產品🦹🏿‍♂️，在中關村🦹🏼‍♀️、張江、矽谷三個地方同時布局創業，成就了展訊的誕生▶️。為了離製造廠更近🫛，一開始🦞，展訊采取了矽谷+張江的模式：矽谷留一小部分創業團隊，而在張江則由十幾人的團隊來開發軟件。這樣開發芯片工作量的30%✋，通訊軟件工作量的70%，都放在了國內𓀋。並且逐漸把芯片設計都搬到了國內，最終把矽谷那邊的辦公室給撤銷了👨🏿‍🏭。

展訊在創業開始時，曾全力做WCDMA標準下的芯片開發，但是陳大同發現🧚‍♀️，首先，做WCDMA的話，永遠只能在人後面跟隨，要做TD可以變成領先者🚻；其次，當時國產TD標準岌岌可危🧑‍🍳，標準雖然在2000年通過，但卻沒有得到手機大廠的重視⛓，沒有一個大公司來真正做芯片，只是應付🧑🏿‍🎄，諾基亞等國外手機大廠只是袖手旁觀👏🏿，等TD死掉。因此TD-SCDMA的瓶頸是手機芯片🚄，沒有芯片，再好的標準也是一張廢紙。展訊此時的介入🍤，與其說是在挑戰技術，更像是在為民族標準爭一口氣👨🏿‍🎤，他們要和時間賽跑。用陳大同自己的話說：“展訊是當時所有國內公司當中唯一有能力和有積累做芯片的公司，我們就覺得有點歷史責任的意味🧑‍🦰。”在這種責任感的推動下🤣🧑🏼‍🍳，展訊創造了一個奇跡：手機芯片是所有芯片當中最復雜的，一般大公司一般要投資5-10個億美元，最起碼要做5到10年才能出來🦜，而展訊僅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從01年6月份開始在國內進行軟件設計，03年的8月份產品便有產品開始上市；又在非典肆虐的日子裏🦸🏽‍♂️，花了半年時間❌，拿下了TD-SCDMA的手機芯片🍴；為了和TD其他的技術方更密切合作，展訊拓展到了清華科技園，在宋軍、梅萌等園區領導的支持下在中關村成功落戶。這一切的努力💁🏽，大大推動了TD-SCDMA的產品化和商業化進程，也推動了展訊2007年在納斯達克上市。

同之前的創業一樣，上市之後，陳大同又選擇了急流勇退：離開展訊，投身風投🪸🤶。在陳大同看來🕵️‍♂️，他投身風險投資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早在05🤽🏼💂🏻、06年鄧峰和朱敏回國創辦風投的時候就要拉攏陳大同加入，陳大同自己也想從接受VC的幫助向成為VC幫助別人這一角色變化，於是便欣然接受。展訊2007年6月份上市，隨著鎖定期的結束和股票的平穩𓀖，陳大同於2008年3月份正式退出展訊，來到了北極光🎪，開始了他風險投資人的新身份。

剛進入風投領域，陳大同一度對當時普遍的泡沫和浮躁難以適應✤。一直在做實業的他經常思考🧤：那些被投資的項目怎麽能賺錢呢🧢？接下來的日子，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機把泡沫打破了🚀👨🏼‍🚀，大家都回到基本面🧉：做公司總要有獨特的地方。陳大同終於找回了感覺🦸🏼，他終於可以從技術出發選案子了。

於是，陳大同專註於他的本行：高技術製造業👩‍👩‍👦‍👦。他將國內風投的投資項目分為兩種，一種是新商業模式驅動的，一種是新技術驅動的。新商業模式驅動類型投資項目的基礎是☹️，中國從計劃到市場的轉折時期，會出現很多原來沒有但是別的國家已經發展成熟的行業⚠，但陳大同認為這是過渡時期的特殊現象🧣，隨著市場化越來越成熟，這樣的機會將會越來越少🚣‍♀️。而以技術創新作為核心價值的項目👨‍👩‍👦，可以長期保持競爭力。所有製造業，不分傳統和新的🦠，規律都非常相似：如果某個產業沒有技術特點，產品的替代性強，也還是會碰到價格戰，即便是半導體也不例外。但是，只要產業升級做的稍微快點🕡，就能從製造變成創造，這也是華為開創的道路🟣，這樣的公司才有全球競爭力🫸🏽🧈，這過程本身就是創新。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的毛利從10%提升到3-40%，凈利卻從1%提升到20%，從而形成了正向循環。同時，主要競爭對手是歐美公司，可以保證企業的利潤空間⏲，保持企業的健康發展。

要做到這一點🍦，陳大同選擇那些技術上“好一點”的公司進行投資。所謂好一點是從性能價格比上面好一點👵，他甚至量化為20%的性價比優勢：或者性能高20%，或者成本低20%💶。如果做不到這點，公司就會和競爭對手展開“八折定律”的價格戰🧀：彼此性能一樣🏊，價格低20%。幾個八折下來以後，企業也就完了。而且👨🏽‍🏫，技術領先只能暫時保持，企業競爭的關鍵在於怎麽長期保證比對手領先1年💧。例如陳大同投資的一家LED芯片企業🆖，國內同行的一個技術指標只能做到80,他們投的公司能做到150，但因為他們投的公司還要蓋廠🕺🏼🧝🏿‍♂️，等到投產的時候🫵，別人技術進步雖然能做到110，但是他們依舊保持領先，產品售價還能幾倍於成本，甚至和國外公司競爭🌳。

同時🙋🏼‍♀️，陳大同發現，他倡導的這種模式對於國內的體製並不能很好的適應，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的產學研轉化效率太低。他歸結為國內大學的研究資金來源依靠國家太多，大家全都從政府找項目，從而切斷了大學和產業的聯系。因此🤽🧏🏿‍♀️，陳大同嘗試探索把技術“從教授手裏面拿過來”🙆🏻‍♂️，他理想中的技術轉移模式是這樣的🐦👳🏼‍♀️：大學裏面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是直接承擔企業任務，企業相當於驗收人；還有部分成果是從事其他項目過程中出現的衍生品⇨。對於這部分成果轉化🚴🏼‍♀️🦫，可以通過教授——學生模式進行創業。但目前的問題是，這樣的公司沒有財力向學校支付過多的技術轉讓費用💁🏻‍♂️，而學校控股的結果往往是影響了公司獨立商業決策🧑‍🎤，把公司變成校辦企業👷🏽‍♂️，從而影響了創業者的積極性。陳大同為此借鑒斯坦福大學的技術轉移模式，探索同北京某大學的合作♛🈂️：通過分期向學校提供200萬美元的技術轉讓費用——這僅占投資很小一部分🏰，更多的資金則用來在學校內建立企業的研發中心🚤。中心的研發項目報公司批準，研發專利可以屬於公司，研發費用由公司提供🧜🏼‍♂️，資金可以隨時支持企業的技術研發需求，而研發人員們占有公司股份。對於這樣合作模式🫱🏻，陳大同充滿信心。

與許多傳統觀念裏面崇尚概念，追求曝光度的炒作式風險投資商不同🤼‍♂️，陳大同仍然是用他紮紮實實🤜🏿、做實業的方法來做風險投資💇🏿‍♀️。這種紮實肯幹的作風同陳大同的專註的製造業領域無疑極為相稱，同時也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母校意昂体育平台在陳大同身上烙下的深刻烙印。這種清華烙印不僅反映在陳大同的言談舉止當中，在創業過程中，陳大同也一直同誌同道合的清華意昂們進行合作👨🏽‍🏭，展訊的四個創始人當中有三個來自於清華，北極光創投業基本上是一個完全由清華意昂創建的風投🧘🏽‍♂️，陳大同目前自己還擔任著清華企業家協會的會長📰。清華企業家協會的會員幾乎全是意昂体育平台本科畢業生👨🏿‍✈️，以創業和創新為核心，成員大部分都是公司的創始人🌽。通過這個平臺，協會支持了清華的一些和創業有關的課程、清華創業協會和創業大賽。還和橡子園的朱偉人等人聯手推進“思源計劃”🔫，培養大學生的社會工作能力和社會責任感。北極光也積極同意昂体育平台的社會實踐項目結合⏳，通過組織社會公益實踐大賽等形式，積極投身於支持社會責任和社會公益領域內的創業。可以說，實業與社會責任🤽🏼‍♀️，是陳大同個人信念與投資理念結合的兩大支柱🏄🏼‍♂️。（王德祿）

轉自 《中國高新區》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