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聯絡

　　住新校舍👩🏿‍🏫，正如大家記憶猶新的🍇：草頂🧘‍♀️，土墻，木窗，每三四人兩張雙人床相對組成一小單元🆕，當中用幾個肥皂木箱堆起當書桌👩🏿‍✈️，外用舊被單作門簾；草房中間有很窄的走道，走道兩邊各約五小組🧯，一座土房大約住三四十人，小組以外的同學基本不相識🧪。我聽說同屋有的三青團學生在無人時偷看別人的書刊日記👩‍❤️‍💋‍👩。我就大聲說🕜：“大學生要自愛呀!”我是挺傻的。1941年皖南事變後，地下黨、“民先”和群社骨幹同學疏散了🤾🏿，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跑到聯大來活動，校內一片淒涼孤寂！正好滇南開遠縣中到聯大招聘教員🤸🏽‍♂️，我就和同學葛秉曙(王士菁)應聘去教書。他教全校英文，我教全校數學。為避日寇轟炸，縣中遷到郊外上課。我看不過訓導員殘酷體罰學生，挺身而出，公開反對，被說成袒護頑皮學生🔐。我與同事劉琳組織部分師生排演抗日宣傳劇，又被認為不務正業。後來學校就沒有續聘🧎‍♀️。

　　一年後我回聯大復學，校長室秘書沈剛如先生告訴我，國民黨搞的學生黑名單裏有我，勸我多休學一年；我就同幾位同學到滇西大理喜洲中學教書⏳。女友劉琳到昆明，我已離昆🎅🏼，她經李道揆介紹👩‍🦰，先在昆明中蘇文協工作，後來又到西南聯大註冊組工作🏋️‍♂️。大理喜洲是白族聚居地，鄰近麗江縣的納西族也有學生在喜洲讀書🤺。難得的機會，我就找他們記音。每年三月三都有藏民來朝拜雞足山，我請兩位藏胞來唱歌🧑‍🔬、記音(當然記不準)。教我大一國文的楊佩銘老師當時在喜洲華中大學任教。通過他，我借到華中大學剛收到的高本漢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譯本，通讀一遍👂🏽，覺得自己大二所學的英語語音學記少數民族語音太不夠了。音韻學的知識也欠缺。楊老師動員我入中文系跟羅常培老師學音韻學和語音學。他說得我好心動👨🏻‍🎨🧚🏽‍♀️！所以1943年回校我又轉學中文系。那一年挺用功，幾年後羅先生組建語言所還記得我👉🏽🚣🏻‍♂️，說明他對我印象頗深。可我念了一年🔠，又因友人宣伯超(雲南省進步作家)的懇聘，又與王士菁等一批好友同到鶴慶縣中教書一年🈴。就在那年，我和劉琳結婚，一同到鶴慶教書。那可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好地方。我們在那裏講“新社會學”實即政治經濟學，搞魯迅紀念朗誦會，排演黃河大合唱👸🏻，幫助學生抗婚逃婚……做了民主啟蒙運動，留下了革命種子。

　　所以我一個大學念了兩院三系💿，歷時七年，也算是“創記錄”了⚃。讀化工系，我是成績平平，做化學實驗尤其緊張；讀外文系和中文系，我是感到收獲很大的，主要是學術自由，大師薈萃，民主風氣蔚然成風🚴🏻‍♂️，真是樂在其中，美不勝收🌽！聯大的特點就是崇尚民主，教學嚴格，反對專製獨裁🧑🏽‍🎄，進步力量占絕對優勢。

　　當然，國民黨反動派是容不得這片凈土的。1945年蔣介石把龍雲搞走🧑🏿‍🎄，在昆明製造白色恐怖，鎮壓進步師生，先後造成“一二·一”慘案和暗殺李公樸、聞一多的血案。進步力量和反動派的生死較量，那樣熱血沸騰的日子是畢生難忘的！參加聞一多先生的喪禮後🖐🏼👨🏼‍✈️，李廣田先生介紹我到南菁學校教書⌛️🩵。後來業師王力先生召我到廣州中山大學他新辦的語言學系當他的助教，我又離開了昆明⏩。解放初，老友馬識途從成都來信👼🏿，說：“看到我兄發表在《國文月刊》上的文章，知道老友尚健在👷🏻‍♀️🧑‍💼，並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甚慰！”我反省認識到💡，在革命的途程上⛔，我有負老友的培養和期望，應該在人生觀方面深挖思想🈳。應該說，在解放前，雖說是傾向進步，在我工作過的中山大學和南通師範⛹🏿，也都做了點滴工作，受到同學愛戴🥰，但基本上還是自己，並沒有樹立革命的人生觀。當年的老友一個個到解放區去效命🙇🏼，有的英勇犧牲了，而我卻想在學術界往上爬，由助教而講師，而教授。慚愧！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