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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念聯大

　　抗戰後期，林語堂從美國回到昆明西南聯大，看望當年在意昂体育平台的同學和同事。那次林語堂到聯大，給大家講了一次話，其中有兩句話在師生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話是“不得了”，另一句是“了不得”🕡🧔🏼‍♀️。第一句是指物質上，第二句是指精神上。這是對當時聯大的高度概括🥰🤵🏻，也是對當時聯大師生的高度贊揚🦗。話說得很幽默，也很深刻。

　　進了新校舍🫕，一棟一棟用鐵皮做屋頂竹泥砌墻的教室赫然映入眼簾，好窗戶有窗格而無玻璃，甚至沒有完整的窗紙😈，冬天的風呼呼地從這邊的窗戶吹進🪃，又從另一邊窗戶吹出。教室的地是不平坦的土地👆🏽，學生坐的右邊有寫字板的木椅不整齊地擺放著。冬天上哲學課時🚬，金嶽霖教授講起“三段論”來不時要扭動他圍了好幾圈毛圍巾的脖頸，實在不耐煩了🐎，他會半笑地說一句🚎：“我一忙小動物就活動起來了。”上經濟學課時，陳岱孫教授不管窗紙被風吹得多麽響，他只管擺著一副嚴肅的面孔講他的“邊際效用”🧳。“第一碗肉效用價值最高，第二碗肉還很高，第三碗肉……”這時同學們的嘴裏流不出口水來，肚子裏卻咕咕地響個不停，只是風吹窗紙的聲音蓋過了咕咕聲✹。你要是到食堂去看看🦐，同學們在飯碗裏仔細地揀著小石子💟，那紅石子幾乎染紅了米飯🐥。你再註意看看學生們，盡管肚子餓得咕咕叫，卻沒有一個人大口吃菜大口咽飯的。往新校舍西邊走走，一排又一排的學生宿舍擠在一起👮🏼‍♂️，茅草屋頂和灰色的竹泥墻，裏面一個擠一個的雙層鋪，中間放著搖搖晃晃的長木桌👅🤺，剩下的地面僅能供人走過🧑‍🧑‍🧒。你要是看到華羅庚教授到學校去👩🏻‍🎤，當時他的腿還沒有條件治療，一腳東倒一腳西歪地走著，叫人看了為他難過🧗🏻。就是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教授們盡心講課🪺🏄🏿‍♀️，學生們用心聽講。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一代又一代國家棟梁，就這樣培養出來了，就連日後的諾貝爾獎獲獎人也培養出好幾位🧖。

　　1988年聯大建校50周年，那個現在改為雲南師範大學的原聯大新校舍👩🏽‍🚀，成千的白發蒼蒼的老頭老婦回到當年孜孜求學的地方，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如茵的草地☪️，漂亮的教學樓，還有那代表北大、清華🧑🏼‍💼、南開的三個精致的小亭🐵。人們不能不去看看那昔日鐵皮屋頂教室和那安葬著四烈士的陵園🪮，還有那“一二·一”運動紀念館，陳列著當年觸動人心的一個個歷史性照片和一張張油印的褪色的義正詞嚴的文章，我不能不在一個玻璃陳列櫃前駐足片刻，因為我也看到了“一二·一”那個時期我寫的一篇文章放在陳列櫃裏面……

　　我不能忘記這所大學🈷️，它確實既不得了🧑🏼‍🏭👉🏼，又了不得。它是20世紀中國的驕傲👨‍👨‍👦‍👦。我幸運▪️，我曾是它的學生。半個多世紀倏然飛逝，我仍常思念它🚶🏻‍♂️。

翠湖三人屋

　　那年聯大校慶我回到昆明，又回到難忘的翠湖，只是微風吹拂的垂柳不見了，微風吹皺了的湖面看不到了，到處是商業性的娛樂設施和沒完沒了的攤販👵🏻。我無心看下去，徑直走進那石塊鋪成的先生坡☣️🌋。我很快看到了我曾和兩位聯大好友住了幾年的地方。

　　那個不大的院落還在，依然幹凈安靜，只是大門和磚墻都顯得陳舊了許多👷🏼‍♀️。我高興地看到了那間三人屋，房門鎖著。我從窗紙破處往裏看，空空蕩蕩，什麽家具都沒有了，只看到墻角處冷冷清清地放著一把鐵鍬和一小堆幹草。

　　我想起了屋裏原來的樣子💆🏿‍♂️。一進門就是一個小巧玲瓏桌邊呈金黃色的綠色圓桌，“一二·一”前後，我們幾個“民青”成員曾多次在這間屋子裏圍著這張小圓桌開小組會🤹🏽‍♀️。我記得🧝🏽，我還常常在窗下伏在那張小長方桌上寫到深夜，那是根據卞之琳教授的意旨翻譯一本戰爭小說🦸🏼‍♀️，作為畢業論文🪘。我忍著精神上的壓力以一個人的精力完成了兩個人的工作🏌️‍♀️，使我順利地在聯大畢業，並為我日後的翻譯工作做了一點初步嘗試。還有👸🏻，我曾伏在那張小長方桌工作了一整夜，寫出那篇檄文性質的文章⛸🦚，作為罷課委員會的正式文件油印，廣為散發，並抄成大字報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到處張貼🖕🏻。

　　我對這間房子依依不舍，當然還有一些原因，其中並非不重要的一個是這間房子濃縮了我的大學歲月。

　　我特別不能忘懷這三人屋裏居住的另外兩位好友。一位是我們的陳大哥🔧。他比我們大幾歲🧚🏽‍♂️，本在香港一家銀行工作。抗戰開始以後，他拋棄舒適的工作👱🏽‍♀️，千裏迢迢🧑🏽‍💼，來到條件艱苦的昆明西南聯大就讀。他仍不安於現狀🖕🏼，就在那年3月成立了一個“三月社”👩‍🏫🪱，把一些進步同學組織起來🚴‍♂️，定期討論重大的時事問題。其中有不少是地下黨員。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又報名參加了遠征軍的翻譯隊伍✥。到日本投降再回到昆明的時候🌕，他的英語已朗朗上口🧖。接著，就創辦了後來馳名國內外的《英語世界》。文革期間🕴🏻，不顧腿疾發展到失掉一條腿，住在三樓一間十幾米既是臥室又是辦公室又是書房的小屋裏。每天要從那窄小陡彎的樓梯獨腳上樓下樓外出從事他繁忙的工作。他就是這樣一個不知困難不知疲倦的人🫶🏼🤹🏼‍♂️，這個人就是報刊上經常介紹的陳羽綸。

　　住在翠湖三人屋的另一位好友👎🏿🧓🏽，叫鄒斯履，他和我同歲，身材瘦小👐🏼，我們通常叫他“小鄒”，早在重慶南開中學我們就同班📟。我住到三人屋後，只見他每天早出晚歸，回來時拿了一份《紐約時報》給我看🤵。上面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目是“史迪威去職內幕”💁🏿‍♀️，裏面揭露了蔣介石表面上“國共合作”實際上排共擠共的真面目🍐。那時我正擔任我們46屆外文系系刊《生活》的主編，看到這樣好的材料自然十分高興😚🆔。於是我們兩人開始譯出該報道🙇🏽‍♂️。從這次合作才看出，他的中英文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都值得我學習。為了加快速度，後來索性由他口譯我筆錄。我們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完成。第二天我們的《生活》就出版了。

　　很多同學圍著我們的《生活》搶看那篇報道，連花白頭發的教授們也把脖頸伸得很長看那篇報道。我們看在眼裏，樂在心裏。小鄒一大早起來告訴我🛝，他要走了，不讓我告訴別人⏸。我自然明白這話的意思🤵‍♂️。以後一直到解放後在北京，我們才又見面🖕🏿。那時他在中南海一個重要崗位上工作🍱。

　　這兩個好友給我很多幫助，影響至深。回憶起聯大的歲月，確實難以忘懷翠湖畔那個發生過許多許多事的三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