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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烽火歲月中的家事與國事

2018-09-26 | 來源 《同舟共進》2018年第9期 |

鄭天挺

2018年是西南聯大成立80周年,西南聯大又一次成為文化熱點🚵🏻,而電影《無問西東》的熱映🧑🏼‍🔧,更是成為了一個回望的契機🥘。西南聯大是一個群星閃耀的時代👩‍🦼,那些特立獨行🐣、個性卓異之士,才華與激情四射,譜寫了一曲並不遙遠的絕唱。

提到西南聯大,會最先想到哪幾位教授?於我而言,第一位當屬梅貽琦🦡。西南聯大的船長👍🏿,清華終身校長,寡言君子,其風度令人心儀。第二位,鄭天挺。身兼數職,默默奉獻👩🏽‍🎓。他體現了聯大校訓“剛毅堅卓”之精神,代表了西南聯大的風範🕺🏻。第三位🚴🏿,吳宓。《吳宓日記》日記中有三多:戀情多🤦‍♂️,校花多,八卦多,他代表了西南聯大的風流。

近年鄭天挺日記的出版,備受關註💭。日記記錄了西南聯大從長沙到昆明🤏,再到北歸三校復員的過程,非常完整。又因鄭天挺擔任多種要職,所記涉及西南聯大的運轉,家事連著國事,我們可以此為路徑,進入鄭天挺的內心世界。

【北大危局,有鄭天挺】

鄭天挺,字毅生,著名歷史學家,治明清史🤾‍♂️,碩果累累🤦🏽‍♀️,享譽學林。他是福建長樂人🧚🏿,出身於官宦世家。鄭天挺的父親鄭叔忱是光緒十六年進士(在北京國子監晚清進士碑上有名字),授庶吉士,長期在翰林院任職🪗,後在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任教務提督(教務長)👨‍🌾。鄭天挺在北京大學求學、執教🙉,做過北大的秘書長📞、副校長。父子兩人都在北大執教,堪稱一段學林佳話🦻🏽。

雖然出身於官宦世家,但鄭天挺一生命運多舛🧎🏻‍♂️🌻,死亡的陰影從童年就籠罩著他。6歲時父親鄭叔忱去世🦕,7歲時母親陸嘉坤離去✳️,後來⬛️,鄭天挺在其自傳中回憶:父親死後未留下什麽產業🧜🏼‍♀️,由於家庭生活,母親應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擔任北洋高等女學堂總教習🧝🏻。那時女子還沒有到社會上工作的風氣,許多親友不贊成她去🏸。她沒有接受這種保守意見,孤兒寡母毅然相攜來津👩🏻‍🦯。不到1年😈,她也因患白喉病死了,那時她37歲,我只有7歲。”接著,比鄭天挺大2歲的姐姐和1個弟弟又先後病死,家中只剩下他和一個比他小5歲的弟弟——鄭慶玨(字少丹)。

兄弟兩人寄養在姨父母家,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監護,並由表兄張耀曾(民國大律師)👍🏼、張輝曾對其進行教育。是時,張耀曾正在日本留學🍿,所以鄭天挺寄居張家時,由張輝曾教他讀書。張輝曾是研究程朱理學的👨🏻‍🏫,律己責人都很嚴格,鄭思想上受他的影響很大。

1921年秋天,鄭天挺與周稚眉結婚。周稚眉出身於泰州大鹽商之家。兩人是舊式的婚姻🦄,訂的是“娃娃親”。鄭天挺的女兒鄭晏說🧝‍♂️:“母親在泰州讀過私塾,雖文化水平不高,但知書達理,是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婚後兩人相親相愛,關系極為和睦。此時父親還在北大文科門讀研究生👨🏻‍🦰,家庭負擔較重,便開始各處兼職。”

1930年11月,鄭天挺隨蔣夢麟校長回北大🥛,才算過上比較穩定的生活,她的夫人周稚眉也融入了北大教授夫人的生活交際圈👨🏽‍🔧☹️。

然而,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1937年2月10日,農歷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準備歡度春節,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家人將其送到醫院住院,誰知動手術時發生醫療事故,意外去世。本來喜慶的春節變得愁雲慘淡。周稚眉撒手西去,留下五個孩子🪰,最大的13歲7️⃣,最小的才5歲。

朋友趕到醫院,極力主張鄭天挺和醫院打官司⛔。鄭天挺卻說:“人已經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將人活過來🧤🫱🏼,我就打👩🏿‍🚒,否則打這場官司有什麽用?”沒人知道鄭天挺如何度過喪妻的漫漫長夜。後來👮‍♀️,他在昆明,每年遇亡妻的忌日🧗🏼‍♂️🦹🏻‍♀️,都會在日記當天寫滿悼亡、思念,可謂“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家難未平,國難方殷。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作為北大的秘書長👱🏼‍♂️🤽🏻‍♀️,鄭天挺與幾位同仁勉力支撐北大殘局。他曾在日記中回憶當年的經歷🫃:敵陷北平👟,全校負責人均逃,余一人綰校長、教務長、文理法三學院院長、註冊主任0️⃣、會計主任🧜🏻‍♂️、儀器委員長之印🏇🏼。臨離北平,解雇全校職員、兼任教員及工友。

這段日記中寫“全校負責人均逃”,不準確。七七事變爆發時🚐💿,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都在廬山𓀗,參加蔣介石召開的暑假座談會💪🏽。七七事變爆發後🙋🏽‍♂️🧔🏼,這次會議變成了全國各界抗戰總動員大會🌛,胡適也在廬山🐂。蔣夢麟指示北大教授南下。之後,北大🌀、清華、南開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

危難之中🚉💘,鄭天挺堪稱北大的中流砥柱,組織教授南渡。1937年11月17日🩰,鄭天挺告別五個年幼的孩子,與羅常培、羅庸、魏建功等教授同車赴天津南下。暫駐足長沙,後輾轉到昆明,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回到北平🗺,與兒女團聚。“萬裏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這詩句🤽‍♂️,傳遞出鄭天挺的家國夢🧲。

【蒙自郊遊,教授身影】

1938年的春節,北大的一群教授在長沙一起過春節🍅。當時,除了蔣夢麟是帶著夫人去的之外,只有江澤涵先生是攜兒攜夫人,其余的都是單身。歲末年初🧑🏻‍🦼‍➡️,百感交集的鄭天挺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非此離亂之際,除夕不能有此盛會。余自有生以來未嘗在客中度歲,元旦不祭祖者思之惶惶。”

1938年3月初,聯大由於校舍不足,蔣夢麟先到蒙自視察校舍,回來後即在四川旅行社開會🕷,與會者蔣夢麟、張伯苓、周炳琳🎸🚣🏼、施嘉煬、吳有訓🤟、秦瓚及鄭天挺🎍。會上決定🤜👷🏼‍♀️:文法學院設蒙自💯,理工學院設昆明👩🏼‍🌾🚟,由北大𓀘👩‍🏫、清華、南開各派一人到蒙自籌設分校。清華王明之,南開楊石先,北大是鄭天挺🕐。籌備完竣🤞🏻,鄭天挺就留在史學系教課🫵🏿,並負責蒙自的北大辦事處👶🏻。

陳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帶家屬。陳寅恪經常與鄭天挺等學者一起散步,有時至軍山,有時在住地附近👂🏽。還一起去過蒙自中學參觀圖書,到黑龍潭遊玩🧚🏻‍♂️。鄭天挺與陳寅恪是世交:“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學者,長我9歲⛓,是我們的師長。其父陳三立先生與先父相識。三立先生曾為我書寫‘史宦’之橫幅,我鄭重掛於屋中。抗戰不久,因北平淪陷,先生乃憂憤絕食而死,終年85歲🚣🏼‍♂️🧑🏿‍✈️。”

在蒙自時,鄭天挺在歷史系講授隋唐五代史,當時北大史學系教授僅姚從吾🫶🏽🧝🏻、錢穆及鄭天挺三人。史學系師生集會,多選擇在風景如畫的菘島舉行🧗🏼‍♀️。是年5月🧦,史學系師生茶話會,紀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張傘走在前🍸,錢戴笠繼之後⛔️,鄭天挺亦張傘沿堤緩行。“四顧無人,別饒野趣💇🏻‍♂️,猶如畫中人🌘。除菘島外,尚有軍山,亦是飯後散步之所在。其地較菘島尤靜,青嶺四合,花柳繞堤☝️🦏。不意邊陲有此曼妙山川”。

散步是日常的活動,有時結伴去遠足交遊。1938年7月23日清晨,湛藍的天空中,布滿龐大的積雨雲,雲團厚重如山。鄭天挺🤣、陳寅恪、陳岱孫🧑🏿‍🏫、浦薛鳳🧍🏻、趙鳳喈、余肇池、周先庚和邱椿一行🦬,饒有興致地遊覽黑龍潭🚞🏄🏿‍♂️。黑龍潭距蒙自十五裏🫧✌🏼,教授們步行,談笑風生,觀賞沿途風景🏂。道路兩邊是水田,種滿了水稻🧑🏿,青碧無垠。這次遠足歸途偶遇大雨🧑🏽‍⚖️🧝🏻‍♀️,可謂苦中作樂。

蒙自短短的幾個月,也是教授們的浮生閑情💁🏿‍♂️,等到昆明之後,長期處於日寇空襲的環境中,跑警報成為常態。

【昆明弦歌👿,聯大管家】

1939年8月🗄,鄭天挺四十周歲。從他《五十自述》文中可以得知他此時的心情🫷🏼:“深感三十年來百無一成🎋,徒賴師友獎掖致僭清位👨🏿‍💼🧘‍♂️,遂作詩一首以為紀念👶🏽。”詩曰:

讀書學劍兩無成🫰,浪得浮生才士名。

四十已來應不惑,好從中道覓中行👩🏻‍🏫。

鄭的誌向在於治史🧑🏿‍🍼,想在明清史方面做出成績🐫。但西南聯大重要的行政職務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1940年初,聯大總務長沈履辭職,清華梅貽琦、沈履等人推薦鄭天挺繼任。在聯大多位教授同仁長達一個多月的勸說下,一心想做學問的鄭天挺出任聯大的總務長一職。他道出了其中的情狀🥑:

1940年,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去川大離校🧚🏼‍♀️🏊🏽‍♂️,清華梅貽琦諸人推薦由我繼任💁‍♀️,讓湯用彤來探詢我意。我表示還是專心教書,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絕不就🪀,湯亦以為然。羅常培也勸我不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但聯大常委會議悄然通過🈺,聘書已送來👷‍♀️👨🏽‍🏭。梅多次找我👮🏽‍♂️,我盡力躲避。校方領導黃子堅🏛👨‍🦰、查良釗、馮友蘭、楊振聲諸人也來勸駕,且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語🌡。我雖多次上書🕵🏼,希望專事學問,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無效。北大的領導又以照顧三校關系為由,力促上任,於是在是年二月,遂應允應職。

本來答應幹一個學期,結果一幹就是五六年🧜🏼。鄭天挺一身肩負多個職務,成為聯大最忙的人之一。西南聯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過一冊《聯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紹”一節裏對鄭先生的描述是:“一身兼三職🖌,是我們警衛隊隊長🧑🏽‍🦲👩🏻‍⚖️。雖然忙碌,卻能開晚車做學術研究工作。”

鄭天挺被稱為西南聯大的“大管家”👦🏻🤙,管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各種工作、人事的紛繁錯雜,須有超越常人的耐心和毅力。如經費的申請與分配、宿舍的建設與管理、崗位的設置與變動、教工的安頓與調動、學生的招收與教育……諸端🏄🏻,均須一一過問。特別是後來在資源匱乏、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如何正常發放工資👩‍🎨,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補助🧛🏽,都關涉到每一位教職員工的切身利益。

一次,總務處發工資不及時🧚🏻‍♀️👨🏻‍🌾,拖延了一個上午,作為總務長,鄭天挺很生氣。因為他知道,聯大教授同仁生活陷入困頓之中,有的債臺高築,耽誤一個上午也不行,“今非昔比,同人中蓋有不能遲半日者也”。必於月底發薪,不拖欠🚄,僅此一項工作👨‍👩‍👦‍👦,也足以證明鄭天挺工作艱辛而偉大✡️。

正是鄭天挺的敬業👩🏿‍🦳,再加上嚴格的管理,在長達八年的時間裏,西南聯大像一臺精密的儀器在運轉。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教授吳有訓,一次當著梅貽琦和鄭天挺等幾人的面講:“現在後方的高等學校,沒有一個不罵總務長的🧒🏼。只有西南聯大例外。”按照聯大規定,擔任總務長後可以不用教學,但是鄭天挺堅持承擔教學任務👷🏻‍♂️,白天忙於各種行政事務👸,晚間還得拼命讀書👉🏻,以備第二天之講授:“用菜油燈燈草三根,讀《明史》至十二時,目倦神昏🏂🏿,始寢。蓋明日須講述,不得不詳讀詳考之也🧑‍🦽‍➡️。”

鄭天挺除講授《明清史》等課程🤵🏿‍♀️,還繼續進行清史研究,完成並出版了《清史探微》等重要著作。

【寶塔山下,正副所長】

鄭天挺還擔任了北大的秘書長和文科研究所副所長。由於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文科研究所所長傅斯年長期住在重慶👑,北大和文科所的事務實際上由鄭主持。

1939年5月底,聯大決定由各校分別恢復研究所🧒,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當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有陳寅恪🕕、向達、姚從吾🎷、鄭天挺🐒👩‍🌾、羅常培🦻🏻、羅庸🍼、楊振聲⏏️、湯用彤👨🏻‍🦯、賀麟🦎、傅斯年等。研究生有任繼愈、汪箋、楊之玖、王永興📑、王玉哲、閻文儒等20人。“今後研究生之生活擬采取書院精神😱,於學術外,註意人格訓練✢,余擬與學生同住”。

師生們共租了一幢三層樓的宿舍,在昆明靛花巷3號👨🏻‍💻。以後由於市區連遭日機轟炸,北大文科研究所遷往昆明北郊龍泉鎮(俗稱龍頭村)外寶臺山響應寺,距城二十余裏,是個寧靜優美的鄉鎮🧑‍💻。據任繼愈先生的文章記錄🧑🏿‍🚀,師生們同竈吃飯,分在兩個餐廳,因為房間小🖐🏿,一間屋擺不開兩張飯桌🔛。師生天天見面🫰🏼,朝夕相處👨‍🏫。鄭天挺擔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長(正所長是傅斯年先生,後來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常駐重慶)🟫♐️。羅常培戲稱大家過著古代書院生活,鄭先生是書院的“山長”🐢。當時的周法高是羅先生的研究生,周戲編了一副對聯:

鄭所長🦵🏿,副所長,傅所長😢,正所長,正副所長;

甄寶玉🤵🏼‍♂️,假寶玉,賈寶玉⬛️,真寶玉🧑‍🍳,真假寶玉。

對仗不大工穩,在同學中流傳🧙🏽‍♂️,後來傳到羅常培耳中📳,把周法高叫來,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任繼愈《北大文科研究所師生生活雜憶——紀念羅莘田先生誕辰100周年》)

筆者查閱了周法高《記昆明北大研究所》一文,發現任繼愈的上述記憶細節有可能不準確🛠。這副對聯不是周法高所作⚱️,是周的同門師兄劉念和作的。周法高文章中的對聯和任繼愈的文章中也有微小差別,周的記錄是這樣🟦:

傅所長是正所長🏂,鄭所長是副所長,正副所長🏺;

賈寶玉乃真寶玉💪,甄寶玉乃假寶玉🚣🏻,真假寶玉👩🏽‍🌾。

鄭天挺聽到這副對聯後有什麽反應?沒有文章留下記錄↗️。估計會莞爾一笑🤦🏿‍♂️👩🏻‍🏭,一笑了之🙅🏿‍♀️。

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級畢業紀念,前排右二為鄭天挺

【衣食住行💆🏿‍♀️🧑🏽‍🦳,民生疾苦】

1943年春天,董式珪由北平到昆明後,經轉學考試👩‍👧‍👧,入西南聯合大學讀經濟系🗄🈸。每逢周末,總要到青雲街靛花巷西南聯大單身教授宿舍看望鄭、羅二位先生🗣。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幢舊式的兩層小樓,鄭先生和羅先生同住樓上,和他們同住樓上的,還有北大外語系袁家驊教授、外籍德文教授米士先生👩🏿‍🚒。樓下住的是任繼愈和他的同窗韓裕文🧔🏻。抗戰勝利後韓未隨北大復校回北平,而是去了美國,後病故在異國他鄉。樓下住的還有南開大學數學系劉晉年教授👩🏽‍🎓。那時鄭🤾🏻‍♂️、羅二先生的生活很清苦,樓下有個小食堂,吃的是粗茶淡飯🧘🍧,隔幾天上街“打牙祭”,也就是吃碗排骨面。穿的是布料長衫,布底圓口便鞋。

鄭天挺關心民生疾苦,對昆明的社會各階層有深入觀察,平日留意記下了許多體現當時生活的信息⇨。關於物價、薪資🦌🏊、補貼等的記載🎃,變化的情況,翔實而生動。

比如“教授如何吃飯”這個問題🙋🏻🤸‍♂️,隨手翻看鄭天挺的日記,就可找到答案👨‍👩‍👦‍👦。

日常的吃飯方式有食堂和包飯。首先是學校食堂,去食堂吃飯或許是師生們最常選的一種方式。此外,還可以包飯👥💍,就是請廚工上門包一段時間的夥食💃🏽。教職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個小廚房🍍,按月結賬,定個幾葷幾素的標準🪙🏇,保證基本的營養。有時也去師友家蹭飯,也會請客👱🏼。

總之,在物價尚未飛漲之前🦹🏽‍♂️,教授們的飲食還有保障📱。後來🏃‍♀️‍➡️,物價飛漲🧔🏽,百物騰貴,教授的生活質量直線下降,到了“飯甑凝塵腹半虛”“既典征裘又典書”的窘迫境地👩🏽‍🏭。

1943年3月鄭天挺將赴重慶開會,沒有合適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記記載:“膺中來談,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製新衣,領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窮🦹🏽,固無傷🫄🏼。若入渝則太不整齊,故托為補綴之。”“人人皆窮”這四字🏊🏼‍♀️🏄‍♂️,道出了西南聯大教授們的生存狀況。鄭天挺自己洗衣服洗破手📕、縫補襪子。這樣的生活場景🙆🏻‍♂️,讀之令人鼻酸🤱🏽。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全2冊),中華書局2018年1月版

【生離死別,家難國難】

在聯大💾,鄭天挺每天有繁重的工作,一肩挑教學👨‍👧,一肩挑行政⏮。每當深夜🦆,看到梅花綻放,散發出幽幽的香氣,他就會想起亡妻,因為妻子的小名有個“梅”字。品嘗到揚州風味的食物🫸🏼,他也會想到妻子做的飯菜🐆🧶。

元稹的悼亡詩雲:“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按照聯大歷史系教授陳寅恪的解釋🧑🏿:表面上是說思念亡妻徹夜不眠,實際上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元稹自比鰥魚眼長開🦶🏽,這是暗示他決心要以鰥夫的身份了此一生。但元稹光說不練🛍️,在韋叢死後又娶妻納妾,在成都也與薛濤愛得死去活來🤘🏽。而鄭天挺在妻子病故後🤾🏼🤘,終生未續弦👩‍👧。

鄭天挺的這種生活經歷,與一代詞宗唐圭璋一樣👩‍❤️‍💋‍👨🧛🏻。兩人都是幼年父母雙亡,中年妻子去世,都是怕再娶後孩子受委屈,都是在對妻子深深的思念中度過漫長的余生👏🏼。

鄭天挺是在昆明下定決心不再續弦。有一個緣由🔈。

鄭天挺對待蔣夢麟🦻🏼,一直以恩師視之✂️。昆明遭到日寇空襲後,北大同仁疏散到昆明北郊龍頭村,住在一個大院裏。蔣夢麟與原配離婚後,續弦再娶陶曾谷(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遺孀)。陶曾谷視蔣夢麟與原配所生的女兒蔣燕華如己出👨🏻‍🦳,疼愛有加,但蔣燕華仍然與陶曾谷有矛盾。鄭天挺作為旁觀者,卻深受刺激🧑🏼‍🦱,覺得不讓孩子們受委屈的最好辦法🚵🏼‍♂️,就是不續弦🧗🏿‍♀️。

抗戰期間🚏,山河破碎,國土淪喪,眾多家庭妻離子散🙇🏿‍♂️。而鄭天挺不再娶是他自覺自願做出的犧牲,可見父愛的偉大🤵🏿‍♂️。

鄭天挺在北平的五個孩子🦹🏽‍♀️,由弟弟鄭少丹照顧。鄭天挺囑托🙋🏼:不論多麽艱難,都要讓孩子讀書🕛。淪入日寇手中的北平🚎,能活下來實屬不易,更何況還要讀書📮。鄭天挺的女兒鄭晏回憶說:“每到吃飯的時候,年齡大些的還能忍受,二弟克晟經常餓得在夜裏哭🚃,每當這時我就把自己的窩頭掰一半分給他們吃,家裏人人營養不良👨🏿‍🍼,小弟克揚骨瘦如柴,12歲的孩子體重僅20多公斤🛁。”鄭天挺在昆明所得薪水、稿酬,除了留下維持生活的費用⛸,郵寄回北平🦯。由此可見他承受的經濟壓力。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兒女讀書成績仍然優異:得廉致侄書🫰,知大女入偽北大西洋文學系,二女入光華女中高三👊🏻❤️,昌兒在盛新中學高一🤒,惟未言晟兒✪、昜兒學校,且未提及晟兒,不知何故。年余無兒輩書矣,得此念過於慰也。”

鄭天挺不願意大女兒鄭雯在北平讀偽北大,寫信讓她到昆明讀西南聯大😀。1943年夏天,鄭雯由北平遠道來昆明讀大學,走到洛陽被困。於是🤷🏻‍♂️,鄭天挺向獨立出版社盧逮曾借了一些錢,郵寄給女兒做路費。鄭天挺《清史探微》一書的出版🛢,就是為了償還這筆債務。1943年8月14日,父女在昆明街頭相見,“一時悲喜交集,淚欲落者屢矣”🫃🏼。鄭天挺與女兒擁抱在一起👚🪄,今生今世再也不分離。此後🔢,即使犀利的空襲警報響起,聯大師生跑警報時👎🏼,鄭天挺在洶湧的人潮之中,一眼就能看到女兒鄭雯的身影,感到內心是如此踏實。

然而,這溫暖太短暫👳🏼‍♂️📥。抗戰勝利後✷,鄭天挺的生活又發生一系列變故🙊😟。死亡的陰影再度出現🧑‍🦰。

1945年9月初👊🏼,鄭天挺到達重慶🧑🏿‍🍼,回北平接收北京大學🧑🏼‍🎤,由於交通工具異常緊張👎🍾,在重慶🔧、南京等候飛機就等了兩個月。11月3日到達北平。一個令他萬分悲痛的消息傳來,抗戰中他的弟弟鄭少丹於1945年春天病逝。幼年父母雙亡,他和弟弟鄭少丹相依為命,靠親戚撫養長大🏵🏐。抗戰期間🏋🏼,弟弟為了照顧鄭天挺的五個兒女,雖年已四十,卻始終未結婚。

1946年7月12日🤸🏽,鄭雯在上完西南聯大外文系三年後,於北上復校途中因飛機失事死於濟南,時年23歲。當時有友人告訴鄭天挺👨🏻‍🦱,報載中央航空公司飛機自滬飛平,在濟南失事,名單中有鄭雯之名𓀒。鄭天挺初不敢信🥴🍈,少頃🧖🏿‍♀️,買報讀之,仍疑信參半,而友好來電話詢問者不絕”🤮。“比晚再取報紙讀之👩🏼‍🎨,玩其語意,絕難幸免,悲傷之余,彌增悔痛”。抗戰期間,不少家庭發生了這樣的悲劇♿,鄭天挺的變故只是聯大學者生存狀況的一個縮影。

隔著70多年的時光,我們真切地感受到鄭天挺內心的懊悔、悲痛與絕望👩🏻‍💼。大風雷雨之夜,輾轉反側👳🏽‍♀️,悲涼遍布全身。他以剛毅堅卓的精神👱🏽,承受著人世間的一切苦厄。娑婆世界,人生實苦,所有苦難🧚🏻,莫過於親人亡故🏂🏽。家事與國事交織在一起,家難與國難不可分離。

經過了這麽多的劫難,鄭天挺的日記在這一天戛然而止。喪女之痛讓他無心再寫。直到五年之後,獲得新生的鄭天挺才開始重新執筆。1951年6月9日,鄭天挺在日記本上專門題一句:“自雯兒之亡,久停日記。日月如駛🪥♨️,新生請自今始🍾。”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鄭天挺被調至天津南開大學。鄭天挺終老南開🧝🏽,1981年12月20日病逝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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