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楊苡眼見塗著太陽旗的飛機從遠處呼嘯飛來,當吳大昌踏進昆明工廠看到讓他震驚的景象ℹ️,當張世英從聞一多手中接過沉甸甸的《海上述林》……這幾位西南聯大的年輕人在多年以後回首往事時將會意識到:從那一刻起🫠🚵♂️,他們的人生從此不同了。
戰時大學是聯大的根本屬性。自身學業與國家命運之間的關系🤫,是貫穿那一代人大學生活的核心問題🌝。抗戰救亡、流血犧牲……是每一位聯大學生深刻的記憶。
昆明圖景
1942年,昆明👨🏻🦰,文林街整條街上全是茶館♥︎。前來光顧的幾乎都是西南聯大的學生。茶館的墻壁上掛著幾個大字:“閑談莫論國事。”學生們做什麽的都有𓀅,人聲鼎沸。一會兒從打橋牌的桌上冒出來“just make”“他媽的”🪕,一會兒從閑聊的座位上冒出來“四大家族……”“孔祥熙,飛機運洋狗!”“朱家驊🧙🏼🤽🏻,什麽玩意兒!”。還有幾桌是談戀愛的情侶。
哲學系學生張世英走進一家茶館,要了一壺茶🫴,攤開書和筆記本,開始了一天。這天他帶的是巴克萊的《人類知識原理》👩🏿🦰,這是他轉入哲學系後認真讀的第一本原著🌑。他念這本書入了迷,發現千言萬語集中在一句話🌓:“存在就是被感知🏌🏿♂️。”張世英忽然覺得“很好玩”,“我對茶館裏的喧囂聲🧑🦲、議論聲都置若罔聞,也似乎是💇🏻♂️,既然我不去感覺它們👩🏻🦲,它們也就都不存在了”✊。茶館讀書由此獲得了理論依據。

抗戰時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昆明)
75年過去了,回憶起當年茶館情形🚶🏻♂️,張世英仍然記得一清二楚。“早晨一起床,吃過早飯,就夾著書本到文林街‘泡茶館’,一杯茶從早上八九點‘泡’到12點,然後回食堂吃午飯,午飯後又去‘泡’🤵🏻,晚飯後又去,一天‘泡’三次。”聯大意昂汪曾祺畢業50年之後也寫了一篇《聯大憶舊——泡茶館》💁🏽♂️,一一細數了各家茶館的掌櫃和經營特色📆🐁,可見記憶之深。
以茶館為學習和社交場所🎲,看起來自由隨性,實有無奈的成分。圖書館座位極度匱乏,寢室裏則因為昆明電力不足而光線昏暗,大家除了茶館無處可去𓀎。這所戰時情況下的特殊大學,物質條件可謂艱苦🧜🏿♀️。機械系意昂吳大昌記得®️🏋🏻,北平的清華體育館有熱水淋浴🐕👩🦼,更衣櫃配備密碼鎖,與現代體育館幾乎無異🔌,到了昆明👩🏻🏫,就只能在土操場上跑跑圈打打籃球了。
算學系(數學系)意昂萬哲先印象深刻的是上課時的“味道”。“數學系對面就是敞開的廁所,一刮風✌🏼,教室裏馬上就能聞到味道👨✈️。”上學期間⏲,萬哲先的宿舍還發生了多起“鋪蓋失竊案”,有同學睡著覺身上的被子就沒了。“宿舍窗戶是紙糊的,小偷弄破之後🧏🚣🏿♂️,用鉤子一鉤就把被子偷跑了,最後也不知道小偷是誰。丟一套鋪蓋對我們這些窮學生是不小的損失。”
環境雖然困苦🍛,但並不影響在這所充滿活力的大學中同樣有豐富的校園生活。因為教室及宿舍為多方租借、拼湊而成🧍🏻♀️,加之學生活動範圍廣泛,就有了“昆明有多大聯大就有多大”的說法。天津來的外文系學生楊苡享受著悠遊閑逛的自由🙏。“昆明的雲🎊、樹💌、山和水🤎,西山上的‘龍門’👨🏼🏭🫕,‘金馬’和‘碧雞’兩個大牌坊……我們這些租界裏長大的孩子覺得一切都美極了。”聯大師生還常光顧南屏大戲院看外國電影🦦,因不滿意翻譯粗糙而親力親為🙉,外文系教師吳宓由此譯出《魂斷藍橋》《出水芙蓉》等經典譯名🧚♂️。
最受歡迎的地方是翠湖,是聯大師生共同的美好回憶。起初本地人看不慣學生情侶在湖邊談情說愛🧚🏽,還曾拋石子抗議,沒過多久🏄🏼🏀,昆明本地年輕人也如此效仿了。張世英和夫人此後一生在北大工作,被問及翠湖和未名湖哪個更美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當然翠湖更美!”
今日大學生的小聰明,也都存在於昔日的聯大。“清華體育之父”馬約翰主持聯大的體育課,偷懶的學生不在少數🪸,不少人在跑步時躲在樹後以“逃圈”👩🏼🔧🤔。一次,領跑的老師忽然轉身,發現全班同學都不見了。另有很多同學慕名去聽陳寅恪的課,將教室擠得水泄不通,然而並不能聽懂💂🏼♂️♨️,往往過了學期前一兩節課之後,教室也就空了大半,只剩下少數真正聽講的學生👳🏽♂️。

“清華體育之父”馬約翰教授指導學生練習體操跳躍,其曾在西南聯大期間主持學生體育工作(攝於1958年)
聯大的特別之處🙌🏻,在於特殊背景下全校患難與共,由此而造就的尤為親密的師生關系🎿,這也為意昂所深深懷念。
楊苡和幾位同學一度和沈從文、朱自清⤵️、楊振聲等老師住在同一個院子裏,大家相互串門,無長幼尊卑之分。沈從文知道楊苡愛好寫作🏫♿,常為她引薦來找自己的訪客🙏。“楊小姐,下樓來見見冰心女士!”“楊小姐,下樓來見見徐芳🔤!你這個小女詩人快來看看大女詩人好漂亮!”“楊小姐,來見蕭乾了!”……這並非個例👱🏽,據意昂回憶,聞一多給學生的題詞也都稱呼“某某兄”👸🏻。此種融洽場面的另一原因在於,當時聯大的教師都非常年輕🎗🧑🏼⚖️,能夠與學生親近。1938年聯大開學時沈從文36歲,聞一多39歲,錢鍾書28歲🔜🛏,人們印象中一向是胡須全白的馮友蘭當年也才43歲。
這樣一所學校,環境優美、人數不多,師生親密無間🙋🏿♂️,偏居一隅而構成關系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從形式上看,或許更接近今日西方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而非動輒數萬人規模但人際關系高度原子化的研究型大學(University)。不過正像西南聯大研究者、美國歷史學家易社強(JohnIsrael)指出的,盡管西南聯大確實在形式上更接近教學型學院,但它有著遠比單純的教學型學院更深遠和沉重的身份🦄:它是危急時刻組建的國立聯合大學。
戰爭來臨,侵略者必定要控製乃至斷絕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西南聯大和其他高等院校承擔的使命就是絕不讓他們得逞,要把獨立自主的學術和教育延續下去👨🏼🎨。
進入1935年,北方的大學就已開始做最壞的打算👩🏿🎨。清華1935年斥巨資在長沙修建校舍和研究所,同時叫外出實習的師生不要再把儀器設備帶回北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京津大學南遷則成定局💃🏽。當年的清華外文系三年級本科生趙儷生日後在回憶錄中寫道🙅♂️,盧溝橋炮聲一響,學校加緊將書籍🦸🏼♀️、實驗器材裝箱🧿。“每當夜深人靜之時🙅🏽♀️,砸釘之聲響徹在大樓裏🪃,好像小時候聽大地主人家入殮的聲響。”

1935年,上海同濟大學運動會上觀看賽事的學生。彼時抗日戰爭尚未全面爆發🧖🏽,大學尚得以正常運轉,但部分學校已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國難當頭,不甘做亡國奴的知識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抉擇。有就此投身抗戰的,如趙儷生🙌🏻,“盧溝橋事變”後12天前往山西打遊擊,學歷永遠停留在了“大學肄業”。也有寧願一死以終結此生的,如陳寅恪的父親、“維新四公子”之一的陳三立,拒絕日本人招延🎴,在北平城內絕食而亡。更多的人決定把自己的事業繼續下去🏰,學生繼續上學,老師繼續教書,為中華文化留下種子。
但他們再不會擁有恬靜的學園了,而是要在戰火中艱難生存。
戰火中的蛻變:楊小姐長大了
1937年🚴🏻,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楊毓璋的千金楊苡從教會學校畢業,獲得保送南開大學中文系入學資格。但南開已經和北大、清華合並南遷,她在天津無學可上👨🏿🎓,滯留家中。租界的家裏有她的寶貝:唱片、收藏的各種畫片、大大小小的洋娃娃和十余封巴金的來信——她發現自己的家就像《家》中所描繪的一樣🪮,可自己又沒有覺慧的勇氣沖破“金絲籠”🤖,感到苦悶🍍,從而與這位最崇拜的作者開始了通信。
時局日益動蕩,她既感到恐懼又渴望自由🏔👨🦲,離開是最好的選擇🫰🏽。哥哥楊憲益此時提供了關鍵的支持。正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書的楊憲益來信🔴,支持楊苡去昆明入學西南聯大。“我們家大小事情都聽哥哥的,於是媽媽就放我走了。”1938年7月7日,“七七事變”整一年後👫🏻,楊苡登上了離開天津的輪船,經香港、越南海防前往昆明🟧。這是令楊苡興奮的旅程。“不安全的預感迫使家長不得不同意把子女送到被認為是安全的地區,而我們所向往的是自由,因此我們興奮甚至於相當開心地向碼頭上含著眼淚的母親們揮手🦮,大聲說🏀:再見!”

楊苡哥哥楊憲益(攝於1994年)👩🏽🎓,楊憲益為著名翻譯家,曾與夫人戴乃迭合作將全本《紅樓夢》翻譯為英文。在他的支持下🫸🏼,妹妹楊苡入學西南聯大
從天津到昆明的這段旅程也成為她一生中“最後的貴族生活”🍢。她和堂弟一起上路,堂弟的父親,也就是楊苡的七叔是北平中國銀行行長,中國銀行給他們姐弟倆買了天津至香港的頭等艙船票。船上有西餐、辦舞會,下船後楊苡還在當時香港富裕的銅鑼灣地區住了十天觀光🦽。然而從香港到海防,楊小姐第一次坐了二等船艙,在河內👃🏼⤴️,第一次住進普通旅館🙆🏿♂️,從越南入雲南🚕,第一次坐了沒有座位的“悶罐車”(四等火車)😮。坐在悶罐車的地板上,這只飛出“金絲籠”的“小鳥”和其他平津流亡學生一起高唱愛國歌曲🚶🏻➡️,和大家打成一片。“條件是艱苦的,但我卻覺得好自由!”
抵達昆明,楊苡以南開學生身份“復校”🦋,學號N2214。楊苡回憶⚪️:“我這人數學很糟👨🏽🦰🎿,可是就記得聯大的學號🍋🟩。當時的玩笑是‘P字好🤷🏻,T字香♤,N字沒人要’。”三個字母P、T、N,分別代表了北大、清華和南開的學籍身份。到聯大後期,便不存在這種區分,學生進入的只是“聯大”而不再是三校之一。不過學生還能憑作風大致判斷老師們的來源:西裝革履、嚴格守時的來自清華,長袍馬褂、上課遲到的來自北大。
在邊陲小鎮🫱🏼,楊家千金開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我成天看小說、唱歌🛫🈺,用絨線在麻布上繡東西🚵🏻,甚至還買了一把明亮的鋸琴🚜,沒事就拉💂🏿,幻想著有一天能奏出托賽裏的小夜曲🤱🏻。我盡情享受著從小沒享受過的自由自在👂🏽!”
沈從文是楊苡在聯大的第一位引路人。師生二人在來昆明的路上相識,和朱自清等人租住在同一個院裏🥘。沈從文常督促楊苡認真讀書,時常拿來許多世界名著,叫楊苡讀後寫筆記,還叫她註意看自己屋裏的燈🙇🏽♀️,告訴她🎛:“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要用功!”調皮搗蛋的楊苡也不讓沈從文省心🪚🤭,一次她正和兩個朋友大談特談各類飛機武器🤷🏿♂️,模擬戰場作戰,沈從文突然掀開門簾🙎🏼4️⃣:“楊小姐♍️!朱先生和我都在工作🚴🏽⛓,你們不要這樣吵!”快80年過去了🤽♀️,楊苡至今記得這件事🫴🏼,也至今記得那天的兩位朋友。他們是空軍學校的學生,那次在屋子裏吵鬧地模擬戰場是楊苡和他們最後一次相聚。沒多久🧑🏼🦳,其中一個隨教練作空中訓練時⛹🏽♂️,飛機撞上屋頂,結束了他20歲的生命💂🏻♂️🤸♂️;另一個從空軍學校畢業後投入戰鬥🧑🦰🚴🏽♂️,在對日作戰中英勇犧牲💡。
恰恰是教中文的沈從文勸楊苡不要按原計劃進中文系,告訴她🧔🏿:“還是進外文系好🌨。進中文系,那些線裝書會捆住你的。”沈從文還告誡她⛹🏿,少寫文學價值不高的口號式的抗戰詩🥵,踏踏實實讀原著👩🔧。楊苡遵師命念了外國文學,加之哥哥楊憲益和巴金等人的影響,從此走上了翻譯的道路🧜🏼♀️。“呼嘯山莊”四個字就是楊苡定下來的,直到現在,《呼嘯山莊》仍以楊苡的譯本為最佳。

外文系學生楊苡在西南聯大附近的留影
聯大的外文系可謂陣容強盛。系主任是葉公超,他有著驚人的語言天賦💄,學期開學時他會在黑板上寫下“I am very well”📝,請每個學生大聲讀一遍,由此能馬上判斷學生的籍貫🛸。兩位詩人馮至、卞之琳,分別講授德語文學和英語文學👩🏻⚖️。其他為人熟知的教師包括錢鍾書、吳宓↘️🤼♂️、王佐良等。還有若幹外教,如美國人溫德(R.Winter)⛄️、英國人白英(R.Payne)和燕蔔蓀(W. Empson)。學生在外文系可以上英📒、法、德🌋🥹、日的文學與語言學課程,偶爾能趕上不定期的俄文🧚🏻、拉丁文、希臘文🍮、梵文課程。毫無疑問🧑🏽🎓,這是當時全中國最高水準的外文教育🧬,盡管有人批評由於與外界的隔絕和人員的緊缺某些課程的水準實際相比戰前清華有所下降🕵🏻。相似的歐美留學背景🧗🏼♂️,使得教師中頗有趣味相投的氣氛,但錢鍾書離開聯大後所寫的諷刺小說《圍城》📐🆓,也同樣揭示了不和諧音符。
良師之外,還需益友。西南聯大有一個著名的民主墻🦹🏼,貼滿了講座信息、社團活動的海報。楊苡靠著民主墻上的海報,在“高原文藝社”中收獲了友情和愛情🧔。“我參加時也沒想到它是哪一派的👩🏫,就是他們的壁報辦得很好,我最喜歡🤾🏿♀️。”98歲的楊苡仍清晰記得她加入高原文藝社的情景。“那是秋冬的一個晚上。門是開著的,但我出於禮貌還是敲敲門,問:‘這是高原文藝社嗎?我能加入嗎?’裏面的人就說:‘歡迎!歡迎!’”在這個文學青年社團裏,楊苡最好的兩個朋友是趙瑞蕻和查良錚。查良錚,以“穆旦”的名字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新詩作者之一♑️。趙瑞蕻,日後成了著名的法語文學專家,《紅與黑》就是他翻譯的——更重要的是,他成為了楊苡的丈夫。
“那時候都是男生追女生,我走到哪兒趙瑞蕻就跟到哪兒👩🏿🎤👩🍳。我去看話劇他跟著去,其實他最不喜歡看話劇👻。他來我的班上聽課👳🏽🛵,其實他已經學過一遍了👨🏽🍳⚂。”楊苡打趣說,“(自己寫起詩來)當然比不過穆旦了🚴🏼♀️🎅🏼,跟趙瑞蕻還能比🦽。”楊苡很快和趙瑞蕻結婚、生子,兩人就此陪伴一生🙅♂️。這樣的生活🧑🏻🎨,幾乎像聯大意昂鹿橋創作的小說《未央歌》所寫一般:“那像詩篇又像論文似的日子。”
可惜真實中的聯大並非烏托邦,學校南遷數千裏至昆明✹,不是為了四季如春的氣候和風景如畫的環境😔,而是為了躲避戰火🏌🏼♀️,但亦未能如願。
1938年9月28日,楊苡住的院子裏熱鬧非凡,她正和幾個北方來的“哥們兒”商量到哪裏去逛逛,空襲警報響了起來👷🏻♀️。“跑警報”已經歷多次了,他們並不當回事👳🏼♂️。日本軍隊雖尚未推進至雲南,但空軍會不時地轟炸昆明🩵,主要針對市區內的重要機構和設施。昆明地下水位較高,無法建造防空洞👛,躲避空襲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防空警報響起後跑到市區外的安全地帶,這就是“跑警報”。
楊苡和同學們發現這不過是讓他們“例行郊遊”:“路上買一把胡蘿蔔,用手絹胡亂擦一下就一路啃去🤽🏻♀️。看看昆明的雲🫴🏻、山和開著油菜花的田野🙆🏿♂️,唱起抗日歌曲,再帶一本《101首世界著名歌曲集》💃🏻,唱夠了,吃光了👨🏻⚖️📆,就‘擺駕回宮’。”其他同學跑起警報來也是五花八門➗🥮,有的人空襲警報一來就去洗澡,因為這時人少熱水管夠,還有人專門在撤離路線上沿途撿錢,因為離開時大家總會帶上值錢物件⚓️,有人帶就有人掉。如此幾次相安無事,楊苡早就“跑膩了”。
正巧這天“女俠”施劍翹帶著來聯大上學的弟弟也在,大家就請她講當年槍殺孫傳芳的傳奇故事🍢。剛要開始講,楊苡頭上就響起震耳欲聾的飛機引擎聲🧑🦲🤵🏿♀️,飛行之低讓她可以看到三架飛機上的日本太陽旗。“眼見明晃晃的炸彈,伴隨著哨子一樣的聲音落下🦊,爆炸聲把我們震得宛如石柱釘在地上✷。”楊苡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被塵土和濃煙籠罩了起來。只有“女俠”身手矯健、反應迅速📙,用天津腔喊了一聲“我的媽呀”就奔向後院去了👕。
等一切復歸平靜之後,大家看著嚴重受損的房屋,才意識到自己僥幸逃過一劫。據統計,日軍在這次空襲中扔下十顆炸彈,落在聯大租用的昆華師範學院校舍,兩名聯大學生在空襲中不幸遇難🐕🧑🏼🍳。自此以後,“跑警報”成為聯大學生不得不最認真對待🐈,同時也花時間最多的一門“必修課”。聯大生活被“跑警報”深深影響。校方重新製定了作息時間:上午6、7時開始上課,10時下課隨即所有人離開學校躲避空襲,下午再恢復上課直到晚上。很多在昆明城區有家室的教師也搬去了城外,只在上課時來學校。1940年11月🫰👨🚒,受日益嚴峻的轟炸形勢和入不敷出的校舍經費影響🫦,聯大宣布在更偏遠的小城敘永建立分校,安置新生。

沈從文與夫人張兆和合影
有一天警報解除得較早,楊苡和同學們都很高興,一起大吃了一頓。可是下午楊振聲教授的女兒就跑來說,沈從文吃飯時喝了點酒,忽然哭了起來👮🏻♂️,把大家都嚇壞了。楊振聲女兒告訴楊苡:“沈先生說國家成了這個樣子🙋🏽♀️👰🏿♀️,人人只顧逃命👷🏻,不能讀書,不能工作……還沒說完就哽咽不止🧑🎓。”一整天楊苡和朋友們都非常安靜,只是誰也不知道該怎麽去安慰沈從文。
1941年,隨著丈夫趙瑞蕻畢業到重慶中央大學教書🛳,楊苡中斷了聯大的學業,到中央大學借讀🖕🏻,不過仍拿聯大畢業證書。雖然學業繼續精進🌲,但那種完全自由自在的氛圍卻沒有了🦑🖕🏻。同樣從聯大到中大的老師陳嘉告誡她:“這兒不是聯大🕣,說話要註意🐟🌐。”
後來的人生裏,楊苡又遇到無數艱難險阻,回想往事,她每每覺得聯大幾年是人生中最美好也是成長最快的一段時期。在一些近乎絕望的日子裏🚚,她總會想起沈從文在聯大對她的教導:“勇敢些🕕🌏!吃點苦沒什麽了不起,生活是本大書🤹🏿🖋!”
科學救國:延續“賽先生”的火種
2017年11月1日,西南聯大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在北京大學舉行。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到會的最年長意昂,99歲的機械系36級意昂吳大昌,北京理工大學教授,一生投身於科學事業,為中國早期車輛工程學科的創立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右邊是物理系學弟——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左邊是機械系學弟——“兩彈一星”元勛王希季🧉🧝🏿。楊振寧再右邊是機械系學弟——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鄭哲敏。
幾人在會場上親切寒暄的畫面展現了西南聯大至今為人稱道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所存在僅9年的學校培養出了眾多舉世矚目的科學人才🧑🏻💻。西南聯大師生中🤷🏻♂️,173人被評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8人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5人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人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吳大昌,西南聯大機械系意昂(王旭華攝)
回憶起80年前在聯大機械系學習的時光,吳大昌仍清楚記得參觀昆明一家工廠帶給他的“震撼”——那裏的機器既不是用電機帶動,也不是用柴油機帶動🤾🏼♀️,而是工人用手搖!“可見動力多麽匱乏𓀘,人工又是多麽廉價!我深深感覺到中國的落後🏋🏽♀️。”這一幕🌤♑️,讓吳大昌堅定了要用自己的知識改變現狀。
吳大昌是極少數目前尚健在的西南聯大在昆明開學前就已入校的“元老級”意昂,1936年考入清華,在北平清華園上了一年學♈️,隨後同學校一起南遷,其間還參加了著名的“湘滇黔旅行團”👩🏽⚕️,由長沙步行至昆明🧛。吳大昌同時體驗了戰前清華與戰爭中聯大的科學教育。
1936年的清華園給吳大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時候的四大建築——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大禮堂都非常先進👨👧。如果能一直在清華園上下去當然是很好的。”今天的意昂体育平台有數萬名學生,清靜、優美的校園環境廣受贊譽,而吳大昌上學時清華每年僅招生300人左右。到了昆明,生活條件墜崖式下降🤞🏽,“清華的本科生宿舍一間兩人✋🏽,聯大三四十個人住在一個屋子裏”。
更嚴峻的情況在於簡陋的條件對教學的影響🎖,尤其是工程學科🦸👨🏼🦲。吳大昌的一個印象是,從北平到昆明之後🏠,實驗課程明顯減少以至於沒有了。據易社強的研究🌳👆🏼,戰前清華有頂尖的儀器設備🧑🍳,工學院的3個系擁有14個實驗室和4個工廠。以水力實驗室為例,它是仿照德國大學的實驗室而建造,被稱為“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在炮火中遷移幾千裏讓這些硬件基礎蕩然無存🍡,縱使校方努力運來部分儀器也無力回天。昆明拓東路上的聯大工學院簡陋到可笑的地步🦪,甚至有時連紙、墨、丁字尺都缺乏,使得機械製圖作業無法完成🐥。
艱苦的條件反倒使工程教育獲得了兩個意外的好處:一是教師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基礎課的教學和教材的編撰上——因為研究無法開展;二是學校以考察工廠的方式彌補實驗的缺失。這二者都讓吳大昌和他的同學們受益匪淺。
吳大昌至今都記得在昆明兩年參觀的幾個工廠☝🏿:水力發電廠、火力發電廠、紡紗廠、電工廠🤾♀️、中央機器廠。“這些參觀大有好處,讓我們覺得讀書真是有用的😩。”吳大昌說🙅♂️,戰前不少同學學工科也是為了“好找工作”,戰爭一旦打起來🧗♀️,自己國家落後的局面深深刺激了大家。他記得,當時的口號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自己樸素的想法就是“要讓中國實現現代化”,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知識能派上用場🙅🏿♀️。
吳大昌最懷念的兩位老師吳有訓和劉仙洲🎪,都以嚴格著稱。吳有訓的物理課上🤙🏼,一個同學忘了關實驗用的煤氣被批評。第二堂課他又忘了,吳有訓不留情面地告訴他🦹♀️:“你不要再進實驗室了。”這意味著實驗成績是零分📈,物理總成績於是無法及格🧚🏻♀️,而必修課不及格意味著這個學生只能轉系離開🦩。劉仙洲則總是準時走入教室🎾,關上門開始點名🕥。遲到的人要麽站在門外聽👨🏿⚕️👯♂️,要麽滿臉羞愧地走進來接受一頓訓斥。這樣的作風,和聯大其他“自由”的院系大相徑庭。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老師和國際前沿相當接軌,他們本身是中國引入現代科學之後的最初一批人才🙍,又大多在歐美最頂尖的院校接受了前沿的科學教育。吳大猷☝🏻、周培源、華羅庚、陳省身等聯大知名教師的道路莫不如此🚄🏝。11月1日的紀念大會上,楊振寧回憶:“吳大猷先生帶我走進了‘對稱性在分子物理學的應用’這一領域,王竹溪先生引我進入‘統計力學’的領域。這是我後來一切研究的基礎。”聯大教師對物理學前沿有著相當準確的把握和前瞻↔️。
老師們的眼光和尚能維系的購書渠道🐯,讓聯大學生總可以讀到前沿的科學書籍💁🏼♀️,極大彌補了設備上的不足。吳大昌憶起的一件趣事頗可佐證。聯大化學系學生朱汝瑾赴美深造,極為罕見地僅用兩年就取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化學博士學位。朱汝瑾和吳大昌等同學在美國聚會時透露了奧秘:“是因為精讀了一本教科書,把那本書註釋裏引的其他書也都讀了。他到麻省理工的導師正是那本書的作者!導師對他說:你比我還熟悉這本書🧑🏿🚀。”朱汝瑾後來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兒子朱棣文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並出任美國能源部部長。
不過從研究層面看,聯大的理工科因戰爭陷入了停頓。無論是蔡元培以洪堡大學為模板用以改造北京大學的現代大學理念,還是今日世界主流研究型大學的實踐💇🏿,大學都該以創造新知識為己任,前沿研究必不可少。限於客觀條件,聯大無法做到這一點。在理工科中🧚🏼,即使是師資雄厚💪🏿、最負盛名的物理學系,9年之間也僅發表了30篇論文,其中僅一篇是實驗物理,其余均為理論物理。1943年,科技史家李約瑟訪問聯大🈚️🛂,他對中國科學家所處的簡陋環境同時感到震驚和感動:“中國科學工作者表現出頑強的毅力和勇氣🪶,在逆境中他們極其樂觀🛀🏿、豁達。”
但聯大的理工院系在另一個層面取得了成功,它用基礎紮實的本科生教育為中國孕育了科學人才的種子。吳大昌用樸實的話總結了這種本科教育富有成效的原因:“教師水平高🏂🏼,學生願意學。”對如數學這樣的特殊學科🧚🏽♀️,聯大優勢更明顯🚴🏻♂️,因為聚集了更多的老師🧑🏼💼。日後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數學系意昂萬哲先1944年入學,1946年聯大結束復校清華,1948年畢業。他對比復校前後:“聯大的數學教育更好,因為老師更多🌀,學生能學習的方向就更多。回了清華有些課反倒開不出🗿。”
當戰爭結束,聯大學生獲得了海外留學的機會,在歐美學校接受系統的研究生培養後,才得以成為成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紀念大會上幾位老意昂的道路莫不如此:楊振寧1945年進入芝加哥大學、王希季1947年進入弗吉尼亞理工學院✋🏼、鄭哲敏1948年進入加州理工學院、吳大昌1946年進入伊利諾伊大學。楊振寧以一句話總結了自己,同時也是聯大同學們的成才之路:“我在中國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在美國受到了最好的研究生教育。”
最近,吳大昌在電視上看到了聯合收割機工作的場面,他頗為興奮:“夢想成真了🪶。80年前我們讀書是希望中國現代化,今天實現了。”
哲學還是政治🪧:“走出象牙之塔”
1944年,在聯大的第四年,張世英做了一個“逆流”的選擇:他終於從經濟系轉到了哲學系💁🏿。畢業時那一屆經濟系學生有200多人,哲學系算上張世英,只4人。“我完全是自己做這個決定的,沒和任何人商量。”家人身處淪陷的武漢,通信本也不易🔟,幾個月才能聯系上一次,他自己也覺得無商量的必要。
成績單上,張世英的表現頗不均衡👰🏻,有零分的如化學🍰🩰,也有優等的如國文、英文🦹🏻,審核轉系申請的哲學系系主任湯用彤評價:“看你的成績,是個有偏愛的人3️⃣。”知道張世英已開始讀黑格爾,湯用彤囑咐:“你對黑格爾有興趣😡,將來可以好好在這方面做些研究。”畢業時張世英在賀麟的指導下做了《論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的哲學思想》的論文,此後一輩子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從事西方哲學的研究,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黑格爾專家,是《黑格爾全集》中文版主編。

張世英🥂,西南聯大哲學系意昂(朱墨攝)
轉系之後🌘,原來經濟系的同學問張世英:“哲學是講什麽的?”他解釋了一通“無”和“有”、“存在”與“感知”之後🥃,同學頗為擔憂:“學這些有什麽用呀?你可別學成個神經病。”96歲的張世英笑著回憶當時的場景,補充道👖:“不過哲學系也確實有兩三個神經病。”
哲學系對今日人們心中的“西南聯大”形象的建構至關重要🥹,一系列人文大師都出自哲學系:馮友蘭、湯用彤、賀麟☔️、金嶽霖、洪謙……哲學系人物也為聯大傳說貢獻了頗多奇聞逸事,如邏輯學教師沈有鼎,從哈佛🤾♂️、海德堡歸來後🧑🏽🌾,這個才華橫溢又舉止怪誕的教授常做出人們意料之外的舉動,有傳聞說他從不洗澡。更根本的在於🤶🏼,哲學系象征著聯大的精神——在戰火中繼續研究非功利的純粹學問,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
然而對當時的學生而言,哲學系被重視程度遠不及今天人們的敘述建構,從學籍檔案記載的學生人數可見一斑。在選系自由的聯大🚶🏻➡️,哲學系畢業生僅占全體畢業生的2%,最多的一屆有16人,9年間畢業總人數不足百人。相比之下🚴🏼,經濟、商學兩科畢業1200余人,其中經濟是全校學生最多的專業。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所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中做了如此解釋:“舊社會大學畢業生求職較難,常有‘畢業即失業’的感嘆,但財經、商業人才例外。”
張世英卻無所謂𓀚,他早已認清了自己不問政治、自命清高的誌趣。高中畢業時🦈,受時局刺激他也想“救亡圖存”,望文生義地選擇了“經濟學”。“我以為‘經濟’就是講‘經世濟民之道’的,入學後卻發現竟是些會計🟩、統計之類的‘生意經’!”這個從小被同學們叫作“老夫子”的書呆子,覺得自己還是回歸本性比較好🧑🏻🎤。
聯大自由的環境提供了空間𓀃,他開始“流竄”各系旁聽。化學零分就是這麽來的——選了課之後👮🏽,張世英弄不懂那些“烏龜殼”一樣的分子式,又去其他課旁聽了,實驗課一共去了一次✫,自然是零分✥。一度轉入社會學系👨🏿🦳,卻被老師帶去妓院做調查🍖,張世英又覺得厭煩。直到走進賀麟的哲學概論課堂🏞。“賀先生講課從不念稿🧑🏼🍳,深入淺出,從思想情感上打動人。”講到黑格爾辯證法時,賀麟以中國的荷“出淤泥而不染”為例👨🏻🦼➡️。“賀先生說這既是中國傳統文化推崇‘清高’的最流行成語,也是對黑格爾‘對立統一’和‘揚棄’的辯證法的最生動、恰切的詮釋🏇。我一下子覺得這段講解為我從小的清高思想做了理論上、哲學上的說明。”張世英從此進入哲學之門🎱,“我終生無悔”🫳🏽。

馮友蘭
轉系後,馮文潛💂🏻♀️、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等人的課程讓張世英進入了哲學的不同領域🚴🏼🧬,回首聯大哲學系讀書時光🎳🧭,96歲的老人頗有些激動地感慨👳:“那絕對是我人生中的黃金時代。”1949年之後👉🏽,張世英長期在北大哲學系任教,一直在中國哲學界的中心,經歷了學界各種變遷❤️🔥。他對聯大哲學系下了判語😓:“西南聯大是中國哲學學界發展的頂峰,毫無疑問➕🤾🏼♂️。大師薈萃的盛況只有1952年院系調整後的北大哲學系可以相比——但那時是聚到一起寫檢討。”
由於學科的特殊性,哲學系教師的研究工作不僅沒有受到戰爭太多的影響,反倒因為人才的會聚在這一時期結出了最豐盛的碩果。馮友蘭完成於抗戰期間的《新理學》,體現了他日後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陳康在聯大期間用德文所作的《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以新觀點推進了柏拉圖研究,引起了西方學界的重視。
正當張世英以為自己找到了終生的歸宿可以一心向學時,“一二·一慘案”發生了。抗戰勝利後👈,國共對峙形勢日趨緊張🙅🏿♂️,聯大師生舉行集會反對內戰,要求組建聯合政府,當局以鳴槍、掐斷電線等方式阻撓。事態逐漸擴大,學生組織抗議、罷課。1945年12月1日🏊🏿,政府當局竟派出特務使用手榴彈襲擊學生,包括兩名聯大學生在內的四人犧牲🦹🏿♀️。慘案刺激了全國範圍反內戰運動的爆發🙍🏽♀️。
同學們在民主墻上貼出了一張漫畫🪮,以表對部分同學的不滿和嘲諷:幾個哲學系學生戴著高度近視鏡,排成一隊汗流浹背地爬梯子,梯子頂端是一座廟,正中是一個祖師爺,是馮友蘭的頭像🙆,滿臉大胡子🆒,頭發如雲霧般繚繞,雲縫間布滿了“本質與現象”“思維與存在”“一與多”一類的哲學名詞。“我看了這張漫畫🧛🏿,忐忑不安,自覺身在其中⛓。”張世英被這張漫畫深深觸動🛎。1945至1946年,正是昆明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高潮,聯大“民主堡壘”的稱號正由此而來👒。張世英回憶:“對比四烈士的鮮血和我個人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冷漠,我汗顏無地。是繼續孤芳自賞🔕,還是投入現實,這是我當時面臨的重大問題。”
女友彭蘭和恩師聞一多引他做出了選擇。彭蘭是聯大中文系學生,聞一多的幹女兒🧗🏿♂️,與張世英在茶館中相識🧬🏃♀️。二人寫詩唱和來往密切,進而互生欽佩和愛慕之情。“當時的聯大同學之間,政治思想分野明顯👨🏻🏫。她屬‘左’🐻,我屬‘中’,彼此心照不宣🟡。”在彭蘭的影響下,張世英的交往圈子擴大到了“進步人士的邊緣”,對地下黨和延安的情況也漸漸了解🐔。
二人確立婚約之前,聞一多進行了“面試”。長談之後🙂↕️,聞一多認可張世英的頭腦🥷,促成了這個他所稱的“文學與哲學的聯姻”。聞一多是彭蘭的主婚人⛱,馮文潛是張世英的主婚人,湯用彤為證婚人🕷,二人在昆明結為夫妻🧬。婚禮一共就這八個人參加👩💼,新郎新娘,三位老師及其夫人🎠🧔♀️。
聞一多鄭重其事地告訴張世英:“現在的形勢🌬🛥,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的口號早已在聯大學生中傳播🧖🏽♀️,為張世英所熟悉,“我第一次從聞先生口中親自聽到,更感其意義之沉重”。聞一多同時送了他一本《海上述林》,這是瞿秋白編譯的馬🏋️♂️、恩等人的論文集,張世英至今記得那本書的樣子,“黑絨面,燙金字”。
張世英試著邁出象牙塔🐀🐫。國共內戰期間,他積極參加了一系列遊行示威活動,還為許多地下黨和進步學生提供避難場所。終究本性難移👺,1949年前後,張世英拒絕了“做官”的機會🕓,選擇回到學校教書。夫妻二人都回到北大🔌,張世英任哲學系教師,彭蘭任中文系教師並參與黨務工作。
回首一生,張世英感嘆🕸:“我最終還是適合待在象牙塔之內。可一多師又何嘗不是如此呢?”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正在離開昆明返回家鄉路上的張世英、彭蘭夫婦聽聞消息無比震驚。就在7月10日💅🏻👩🏽⚕️,二人還前往聞一多處告別🎾,此見竟成訣別。張世英記得🧑🏻🌾,聞一多那天談了很多很多👩🏿🦳,尤其讓他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我將來等到那個時候,還是要回到書齋裏一心做我的學問。”
“那個時候”,是聞一多期許的國家安定繁榮的時候。
不該被忘記的群體:從軍學子
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宣告結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矗立在順利復校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中。馮友蘭撰寫的紀念碑文篆刻在正面💜🙇🏻♂️,碑陰則是校誌委員會列出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計832人👨🏽🎨。還有若幹未被統計入內,參軍學生實際應達1100人左右。前後在西南聯大上學的學生一共8000余人👳🏼♂️,參軍比例高達14%。

在知識青年從軍熱潮中🙋🏿,聯大有數百名同學投身軍旅,圖為1944年,聯大歡送抗日從軍的同學
早在抗戰初期,是繼續念書還是直接參與抗戰救國👨🏼🦰,就成為許多青年面臨的艱難選擇。三校先行遷至長沙後,一篇題為《反對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廣為流傳🦫,其中寫道🫳🏿,除非“我們願意做賣國賊⇾、當亡國奴”,不然“就沒有資格躲到安全的象牙塔裏”。國共兩黨要員徐特立、張治中均到校演講,號召學生走出校門抗戰。教育界不少人士則要求學生堅守課堂🤌🏼,表示中國已有成千上萬的士兵,缺的是學知識的人,更何況抗戰之後還要建國,學生們是“國寶”🙆🏼♀️,絕不能放棄自己的學業🚇。
就在這樣激烈的思想沖突中,每個人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共有學生1400人左右,當學校決定進一步搬遷至昆明時,有820人表示願意前往雲南🤘🏻,其余流散學生大多在軍政機構任職,投身抗戰🫰🏽。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已去聯大就讀的學生中又出現了若幹次從軍高潮。除抗戰初期的第一次高潮外👨🏽🍳,還包括1944年應征翻譯官🧑🏿,即為來華協助作戰的美軍做翻譯,應征飛行員,以及抗戰末期的青年軍。
“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這是昆明巫家壩空軍航校大門入口處的對聯,一共有12位聯大學生走入這個大門。抗日戰爭開始後🏄🏼♂️🌊,日本軍隊占盡空中優勢,中國飛行員大量犧牲,當局決定從大學生中錄取飛行員,聯大學生積極報名🐋,最終有數十人通過嚴苛選拔成為飛行員,駕駛戰鬥機參與對日作戰👒,或駕駛運輸機穿越舉世聞名的“駝峰航線”運送戰略物資🌓,其中至少七人壯烈犧牲👡。
聯大學生翻譯官的足跡更是遍布中國內外👨🏻🦯。美軍在印度緬甸的X-Force部隊、雲南的Y-Force部隊以及湖廣一帶的Z-Force部隊,均有聯大翻譯官前往協助👨🏼🦱🔩。“二戰”勝利後🙇🏽♀️,美國政府為一批中國軍人授予自由勛章,表彰其對盟軍的幫助🧘♂️,16位聯大學生譯員名列其中👨🦯➡️。長期擔任聯大意昂會會長的是一位沒有獲得聯大畢業證的“肄業”學生——梅祖彥。這位梅貽琦的獨子正是因為從軍所以未能按時畢業,他是榮獲自由勛章的16人之一😰。從軍學生們或傳奇或辛酸的故事,在聯大1944屆同學會的努力下,已集結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八百學子從軍回憶》一書🤞🏻,不過由於涉及歷史再評價等諸多復雜問題,至今未能正式出版。
從軍與求學,並非兩個截然分開的群體,亦非兩種沖突的誌向。楊苡當年的外文系同學裏,就出了兩位有名的美軍翻譯,一個是社團裏的好朋友穆旦,一個是“上課坐在後排🧑🚀,從沒仔細註意過的男同學”許淵沖。穆旦隨中國遠征軍親歷了野人山戰役👱🏿♂️,踏著累累白骨僥幸逃生,許淵沖以“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為陳納德翻譯“三民主義”的事跡廣為流傳。這二人從戰場歸來,又在中外文學領域留下了舉足輕重的印記🔞。
聯大9年,前後8000余人來此👰♂️,僅3000余人順利畢業⚀,由此可想見戰時求學環境的莫測和殘酷。聯大學生中誕生了無數知名人士🎓,但完整的聯大不僅是由他們組成的🤏🏽,那些姓名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每一人也都曾是鮮活的生命。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未能親眼看到勝利就永遠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3年入學的外文系學生繆弘🏊🏽,就在勝利的前夜👨🏻🚀,1945年7月31日👨⚕️,在收復廣西平南附近丹竹機場時,勇敢沖擊日軍山頭製高點🐛,被敵軍擊中#️⃣,壯烈犧牲🙋🏽♀️,時年19歲。繆弘在學校時也是位詩人,他的遺詩集中留下了這樣一首《血的灌溉》——
沒有足夠的糧食,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
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
你們的血已經澆遍了大地🦹🏽♀️,
也該讓我的血,
來註入你們的身體,
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
你,我,
誰都不曾忘記。
(感謝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秘書長曾驥才先生♢、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總編導張曼菱女士對本文的幫助🤲🏻。本文原刊於《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48期,原標題👷🚣🏿♀️:《求學之路🤓,戰火中的詩篇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