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為紀念這個來之不易的勝利，2013年一位劇作家在清華意昂會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曾對我母親鄭晏進行過采訪，他計劃寫一個反映西南聯大教授及其家庭的電視劇本，正在收集素材。他讓母親回憶抗戰期間她家在北平的生活🧖🏽♂️，以及她父親鄭天挺的抗日活動，當時母親怕自己記憶力不好說不清楚，特意把她小弟鄭克揚叫來一起回憶。事後她小弟說：“咱們家這麽多故事我都不知道，你寫出來吧”🤍。2016年母親已經93歲高齡，寫作時由於手顫抖以及不會使用漢語拼音字典等致使速度較慢🤘🏿，寫到5000字的時候手又意外碰傷無法拿筆，於是改為口述，由我幫助整理並發表，以紀念2018年國立西南聯大成立80周年👮🏻。
——黃培
鄭晏撰文手稿
一、抗戰前家裏的情況
我叫鄭晏，1923年6月8日（農歷）出生於北京🐩，祖籍福建長樂。
長樂是個人傑地靈的地方，長樂鄭氏家族歷史悠久，我的高祖父鄭迋珪是道光甲辰年(1844)進士👭🏻，我的祖父鄭叔忱是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今日北京國子監(首都博物館)晚清進士碑上有名，授翰林庶吉士🗞，長期在翰林院任職，後在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任教務提督（教務長）✢。鄭迋珪和鄭叔忱祖孫進士在當地傳為佳話🙍🏿♂️。
我父親鄭天挺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他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南開大學等校，曾任北京大學秘書長🔳、西南聯大總務長🦹♀️、南開大學副校長。
我出生時家住在北京市西城區缸瓦市的後泥窪胡同8號，我和我姐姐是雙胞胎⛺️，她出生時比我早五分鐘🧘🏻，所以她排行老大，我排行老二。出生時我的體重比姐姐輕🧎🏻♂️➡️，身高比姐姐矮🍅。家裏一下出生兩個孩子🧛🏻♀️，而母親周俽（稚眉）只能用自己的奶水餵養其中的一個孩子🥀，就給我找了個奶媽，讓我吃奶媽的奶。
這個奶媽患有嚴重的淋巴結核病🙏🏿，頸部上長個大包，常年流膿水🛳🤜🏽，她不吃藥也沒有治療。由於當時醫療水平低下💂🏻♂️，大家都不知道什麽叫身體健康👩🎤，也不了解疾病的危害🚒，所以奶媽餵養我好幾個月也無人過問。一次一位親戚來我家串門，看見奶媽這種狀況，嚴厲告誡母親，該立刻辭退，我才有幸沒有感染上結核病。但是身體發育狀況一直不好🧑🏿🍳，身高🔒、體重、體質狀況等一直不如姐姐，經常生病𓀘，小學四年級因割扁桃腺不得不休學一年。
姐姐在母親的呵護下健康成長👨🏻🍳，性格開朗🕋🌴，聰慧大方🤞🏼🫲🏿。稍微懂事以後，家裏有什麽“外出”活動父母總帶著她參加，因此她見多識廣，深得家人和外人的喜愛♏️。
1930年代初，我（鄭晏）與姐姐和大弟弟
母親身邊有個老保姆👼🏽🦥，是她結婚時從娘家帶過來的，特別寵愛姐姐，家裏凡有吃的🌜、穿的……總是姐姐先挑，剩下才是我的👉🏼。而幹活是我的事👋🏼，如掃地、擦桌椅👞、撮垃圾等，都讓我去幹⛹🏽♂️，從不讓姐姐動手。這些我也習以為常👉🏿，從不計較，從小養成了膽小怕事，不敢講話的習慣。
按照長樂鄭氏的族譜排序，我們這輩人應為鄭氏二十世，人名字排“日”字頭🍀，如我叫鄭晏🧑🏻🍳、我大弟叫鄭克昌🧏🏻♀️、二弟叫鄭克晟，小弟叫鄭克昜（揚/揚）😂，唯獨我姐姐叫鄭雯👩🦽🤸🏼♀️，為什麽她的名字是“雨”字頭而不是“日”字頭？這裏還有個故事。那個時代孩子沒上學之前一般都習慣叫小名，我家五個孩子的小名依次是：大寶、二寶👬🏼🧛🏻♂️、同寶、明寶👩🏽🏫、五寶🧑🏼🎓。六歲的時候姐姐和我該上小學了，可當時父親正在廈門大學教書🍓，上小學必須有正式學名才能報名。叔叔鄭慶玨（音Jue）(字少丹)就用“雨”字頭給我倆起了學名，姐姐叫“雯”🍜☝🏼，我叫“霞”🧛♀️。小學面試的時候，姐姐順利地通過了考試被學校錄取，鄭雯的名字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一直伴隨著她，即使後來父親遵照家譜給她起了學名“鄭昱”（音Yu）♏️，姐姐一次都沒有用過🍑，直至她去世🐐。而我由於膽小不敢說話🎚，面試沒通過🗝，未被學校錄取，因此“鄭霞”的名字我也就只用了那麽一次，而且還比姐姐晚上了一年學🧎🏻♀️➡️。
父親從廈門回來以後，給五個孩子起學名的問題正式列入家庭的議事日程👩✈️。父親查了家譜，按照祖輩的規定，我們這代人的名字應該是“日”字頭。其中：女孩是單字，男孩是雙字，中間是“克”字。五個孩子學名依次是：鄭昱、鄭晏🎾、鄭克昌👩🏽✈️、鄭克晟👮🏿、鄭克昜（音Yang）👨👩👧。“昜”字很多人不認識，經常誤讀為“易”（音Yi），小弟克昜上大學以後，就將“昜”子左邊加了一個“才”🙋🏽，成為了“揚”（簡化字為“揚”）🫅🏿，一直用到現在🛌🏽。
1936年母親與我們5個孩子
我母親是江蘇泰州人😤，按照中國舊俗，母親很小的時候，由長輩做主與父親訂的娃娃親。她比父親大兩歲，結婚之前他們從沒有見過面。到了結婚年齡女孩該出嫁了🎹，周家就把姑娘送到了北平👚。周家清朝時是泰州的鹽商，家庭生活富裕，擁有一套包含80多間房屋的大宅院👂🏽。清末至民初周家開始敗落，我外公是當地較有名氣的畫家🏃➡️，靠出賣字畫和出租祖屋生活。按當地習俗，女方陪嫁要帶很多東西🧑🏿✈️，春夏秋冬四季成套的衣服，首飾👩🏼🚒、絲綢和梳妝臺等，連馬桶都帶來了。周家怕姑娘嫁到北方生活不習慣，還特意陪嫁了個老保姆照顧她的生活。
1921年秋天🕴🏼，父親與母親結婚。母親在泰州讀過私塾，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知書達理🛞，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婚後兩人相親相愛，關系極為和睦。此時父親還在北大文科門讀研究生，家庭負擔較重🧗🏿♀️，母親與父親攜手共建溫馨家園，家庭生活幸福美滿。
母親外出時總是中式打扮𓀒，頭發盤個纂兒👩🚀，肩上披著鬥篷，春秋季是夾鬥篷💂🏿，冬季是黑綢面的毛皮鬥篷。她是改造腳（幼時裹腳，後又放開）不能穿皮鞋，一年四季總是穿著繡花鞋。不同顏色的繡花鞋繡著不同的花卉🤽♂️⌚️，顯示出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典雅。她從不參加社交活動，外出只是去菜市場或者帶我們去西單的濱來香食品店買些西式面包、洋糕點和糖果等。上小學的時候我們離家較遠不能回家吃午飯🕺🏽，母親就在那兒訂了面包♐️，中午店家送到學校傳達室我們去取。每到置辦年貨的時候，母親喜歡帶我們去西單的源興昌南貨店🧑🏽⚖️，一進門店家總是熱情地送些中式糖果和點心讓我們品嘗，母親只允許我們象征性地吃幾口，她認為多吃是沒有家庭教養的。
那時北大教授時常舉辦家庭聚會，父親受邀後總是一個人前往🛀🏼。一次校長蔣夢麟的夫人問他為什麽不帶夫人來，父親說母親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不太習慣社交活動。幾位教授夫人就動員父親以後帶母親來🐕🦺💇♀️，還對母親進行了穿衣打扮的指導。帶她去商店買了西式毛皮大衣和呢子大衣以及皮鞋，囑咐她以後外出再不要穿鬥篷了📄。母親第一次參加聚會時完全變了個樣👩🏿🦰🦹🏼♀️，穿著西式呢大衣和皮鞋，朋友們特意給她和父親照了張像留作紀念。後來父親再參加教授們的家庭聚會就都帶著母親，母親也與那些教授夫人成了好朋友。
1936年父親與母親在北大松公府（校領導辦公機構）
1936年8月是母親四十歲生日，蔣夢麟夫人建議大家給母親做壽，夫人們就訂了兩桌酒席🧉。地點就在我家客廳前的寬大走廊上，蔣夢麟夫人還贈送了一套餐具（12件套），花色清雅👮🏿♂️，上面刻有“萬壽無疆”四個紅字🚖，父母都很高興。
1937年農歷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準備歡度春節，母親突然肚子痛。痛的很嚴重，同時陰道下面流血和水，氣味很難聞，家人急忙將其送往醫院。春節期間醫院放假，不能接收病人住院🤽🏼♀️🤳，就囑咐母親春節後來住院。過完春節👩👦，正月初五，經北大教務長樊際昌教授介紹，母親住進了由德國人開辦的位於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即北京醫院前身）。那裏的醫生和護士都是德國人，不會說中國話，彼此說什麽都聽不懂。後來通過翻譯得知➞💂，母親懷孕的小孩已經死在了肚子裏，必須做手術取出來👳🏿♀️，時間定在正月初七。
母親住院期間，我和姐姐輪流照顧她，我上午值班💆🏽♂️，姐姐下午值班🚓。手術當天上午💠，母親被推進手術室。大約中午12點鐘手術結束🖐🏼，母親回到病房的時候精神狀態還很好，與我說了些家常話。後來姐姐來接班🧑🏽，我就離開醫院回了家🧚🏼。大約下午4點鐘📙，姐姐提前回到家🎿。我問她：“發生了什麽事請？”她說：“不知道。”是大人們讓她回家的👨👩👦👦。將近天黑的時候🕎，父親回到家裏🧏🏿♂️，神情非常沮喪，一句話也沒講。陸陸續續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教授章川島、羅常培🏃♂️、陳雪屏、樊際昌等人的夫人都來到家👧，客廳裏坐滿了人🚂。我們五個孩子就躲在臥室裏聽大人講話🙂↔️🦢，得知母親在做手術時，醫生把手術器械遺忘在她腹腔內，必須進行第二次手術取出，母親因流血過多再也沒有睜開眼睛，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我們五個孩子一聽，抱在一起大聲地痛哭，那年姐姐和我13歲🐧💂🏽♀️，大弟10歲，二弟6歲🍅，小弟只有3歲。世上只有媽媽好🧛🏽👩🏻🏫，過去在母親的愛撫和養育下，我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現在我們沒有母親了，我們再也無法享受母愛了🔚，今後的日子該如何過？……想到這裏我們心裏更加難過👿。
在場的朋友極力主張必須與醫院打官司🦁。父親說：“人已經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將人活過來，我就打🉑，否則打這場官司有什麽用👐🏻🤫？”一場醫療事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我家，全家籠罩在悲痛之中👨🏿🦲，父親更是沉痛不已。母親的突然離去使父親毫無思想準備🗿，悲痛萬分，每天除了按時上、下班🕺🏿，回家以後就一個人進入書房念佛♦️，懷念母親。我們五個孩子仿佛一下子都長大懂事了🚶♀️➡️，大家商量好👨🏽🔬，在父親面前不再提“娘”（我們管母親叫娘）任何話🫱，怕增加父親的痛苦、傷心和懷念🙋🏽♀️。此前幸福、美滿、溫馨的家庭氣氛沒有了。此後若幹年裏👨🏽🌾，曾有多位親朋好友勸說父親續弦，以便照顧他的生活💾，照顧我們健康地成長🪺。而父親怕續弦以後我們幾個孩子受委屈，堅持不再續弦，一直過著鰥夫的生活🔜。
母親去世後，親戚朋友輪流到家裏照顧我們，但這並非長久之計📼。一天一位遠房的伯母把一串鑰匙放在我手裏說🏌🏼♂️：“以後這個家就交給你管了。”我聽了以後非常害怕，我才13歲，以前家裏的大事小情都是母親操辦🖌，她以南方人的精明和細膩📐，把家裏管理得井井有條，使我們衣著得體✅，懂禮貌、有教養。而我什麽都不懂🏊🏻♀️，小小年紀如何管得了這個家？心裏忐忑不安🙇🏼👌，非常茫然👎。
親戚們為什麽決定把家裏的鑰匙交給我👎🏽，而不交給排行老大的姐姐呢？我一直很納悶，長大後我才從親戚嘴裏知道當年他們挑選“管家”的由來。我姐姐從出生以後就在母親身邊長大，自幼聰慧好學，深得母親的寵愛，上學以後成績非常優秀，是家人的驕傲。
那時姐姐一門心思就是讀書🧑🏿🎓，平時很少過問家裏的事，考高中時她選擇了當時京城四大名校之一的貝滿女子中學。那是美國基督教1864年創建的教會學校🟨，是北平最早引進西方教育的學校⚈，管理嚴格🦎，校規很多，姐姐除了刻苦學習還要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根本無精力顧及家庭事務🙆🏻♀️。
親戚們認為🧖♀️，姐姐聰明好學，是研究學問的孩子🦤，擔當不了掌管家庭的重任。今後的日子還很長，可能要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因此家庭重擔必須交給“平時言語不多，有吃苦耐勞精神🧖🏻♀️，勤勞、有愛心🫲🏿🏈、肯付出、能很好地善待三個弟弟的老二”。所以從13歲起🎉，我就成為了鄭家的“管家”🛀，承擔起管理家庭生活的重任。
沒想到“生活重擔”來的這麽快🥑⚅。母親去世後大約兩個月，兩個小弟弟克晟和克揚同時感染上了猩紅熱😬，發高燒不止💔。猩紅熱是傳染性很強的疾病👩🏽🦰，當時沒有什麽預防針可打🧑🦲，也沒有什麽特效藥物治療🏈。親戚們聽說我們家有孩子患上了傳染病，都不來了。為幫助父親照看好兩個生病的弟弟，我與他們共同睡在一張大床上🏷🧖🏿，照顧他們吃飯、喝水🌇、餵藥🦶🏼，帶著他倆去醫院打針。也許是老天有眼，兩個弟弟的病很快就好了🍇，我也沒有被傳染上猩紅熱，大概這就是老百姓常說的“好人有好報”吧！
秋天學校開學了▪️🌺，家裏已到上學年齡的四個孩子每天該去上學了🦹♀️，我就把小弟克揚交給保姆看管。有一天小弟腹瀉不止，去廁所來不及❎，我就把便盆放在門口，讓他自己去坐便盆。沒想到他腹瀉次數太多，最後已經走不動路了，就把便盆移到床邊，要瀉肚的時候自己就爬過去，沒有任何人照看他。等我們放學回家🙇，看到這種情況，一位伯母說：“都拉成這樣還不趕快去醫院？”我這才趕快帶著小弟去了尚誌醫院，大夫也批評說🧐：“怎麽拉成這樣才來看病？”那時小弟才剛剛3歲，沒有母親照顧的孩子真是可憐👍🏻。
二🫳🏿、“七七事變”爆發父親離開北平
1937年春節母親去世時，父親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秘書長。那時蔣夢麟校長經常不在北平，學校的行政工作全由父親一人承擔。母親去世後父親還沒有從痛失愛妻的悲痛中緩過來，北大學生運動再次掀起高潮。北大的學生運動在中國的學生運動史上有著特殊重要的地位💱，百余年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精神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優良學風在北大校園生生不息，自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之後，他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和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的活動就沒有停止過，1937年以後隨著時局發展抗議活動更加頻繁。每當國民黨警察在大街上抓走北大學生🫧，父親都要親自出面四處交涉，全面營救被抓捕的學生🤙🏻🤜🏽。北大有個傳統🚍，從“五四運動”開始🛹，蔡元培校長就不允許政府當局進校園抓捕學生。那時父親知道抗日學生中誰是左派學生，從保護學生的立場出發，每逢當局派警察進校園抓人🤚🏿，他就提前告訴這些學生趕快撤離。北大女學生宿舍裏有個秘密地道可以通到校園外，凡來不及撤離的左派學生就躲進那裏逃過警察的追捕。為學生的事情父親經常顧不上吃晚飯，幾乎每天都要深夜一兩點鐘才回家🐬👨🏻🚒，我們根本見不到他。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正值暑假期間，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教務長樊際昌等人都去廬山開會，學校其他負責人也不在北平🟧🏺，北大的事情全由父親一個人負責🧑🏽🚀🤛🏿。事發突然🎡，北平在日軍的包圍下情況十分危急，北平各大學的負責人幾乎每天都在北大開會，研究如何應付新的局面🤒。當時學校部分學生已經走了，留在校內的學生大多數經濟上非常困難，最後父親決定🧏🏽🛏，在校學生每人發給20元錢（1932年修訂的國立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簡章第14條規定🧛🏿♂️：北京大學學費每年20元）🦸🏻♂️，使這些學生順利南下或返鄉，安全地撤離了北平。
7月28日🐒，日寇進城，形勢更加惡化。趁日軍還沒來得及進北大校園🔙，父親組織人力將學校的圖書和儀器設備等裝箱運往南方🧗🏻♀️😎，一切處理妥當🆙，保護了學校的財產。日軍進校以後知道這些事是父親幹的，非常惱怒🏺，就要抓他。面對日寇的威脅🙆🏽♂️、恐嚇，父親臨危不懼，沉著鎮定地與敵人周旋，維持學校的局面。那時北大校園有三個校區🙅🏼，一院在景山東街的松公府，二院在沙灘北街的紅樓👨🏽🦱，三院在北河沿。當時多數教職工都想盡早撤離危城，但苦於沒有路費，人心惶惶，無人上班。只有父親一個人堅持每天到位於景山東街的松公府--北大校長辦公室上班🍆，目的是守著學校的財產，保護和處理未撤離教職員工的安全與生活🙆🏻♀️。父親為支撐北大殘局沉著應對日偽的舉動給大家吃了一顆定心丸🐛，同時令許多人為他的安全擔憂🏕。
8月8日傳說日本憲兵隊要逮捕他，父親的表姐夫力舒東即把他安置在西長安街自己開辦的尚誌醫院三樓病房，並對護士有所交代🌈😓。但他僅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瞞過護士悄然離去，因為北大校內和校外許多事情還等待他來處理🪫📁。那些日子父親沒有回過家，我們也不知道他住在何處🍱。直至10月份日偽維持會把學校貼了封條，父親才不去上班，學校同仁有事就到家中找他。
10月接到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的正式通知🦸🏻♀️，父親幾次給長沙寫信催促匯款🚺，10月底一萬元匯款寄到，父親當即分送給各位教授並送同仁陸續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同仁也給了幾個月的生活費，北平沒法呆了。
11月17日清晨🦵🏼，天氣寒冷🚵🏼♂️，父親留下我們幾個無人照顧的孩子📵，只身與羅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車赴天津。那是“七七事變”後北平開往天津的第一趟列車，乘車的人很多🏈，包括許多日本人🍍。北大事務科的梁科長特意多派了一輛車，讓我家親戚及姐姐、我和大弟一起送父親🧬，我們心裏都很難過𓀏，身邊沒有一位親人了，今後的日子怎麽過？父親告訴我說：“每月到東城一位叫沙鷗的女老師家去取100元錢，作為每月的生活費用”🦇。大家正在依依惜別時，突然兩個日本人走到父親面前命令跟他們走，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更是驚慌失措，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兒🦌，默默地想👩🏻🦼➡️：“不好了！日本人在家都沒有抓住父親🏊🏻，在車站把父親抓住了……”所有人都焦急萬分，祈盼父親平安歸來。火車快開了，我們看見父親沉著鎮定地朝我們走來👨🦼👩🏼，因為站臺和車上還有許多日本人，父親也不便多說話，泰然自若地向我們點頭示意“安全了”。
火車開走後，大家懸著的心才放下來。他們是北大教授中最後一批南下的人，父親負責保護北大師生安全撤離北平，博得師生的普遍贊譽。當時湖南《力報》連續報道《淪陷後的平津》述及“北大鄭某支柱艱危，忍辱負重……”上海《宇宙風》等雜誌也都對父親“不畏艱險、苦撐危局，又富正義感的愛國精神”予以肯定與報道。
三、叔叔承擔托孤重任成為監管人
父親離開北平第二年，我們家開始由叔叔當家。我叔叔北平民國大學畢業後🤹♀️，於1930年夏天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法律系深造。“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參加“抗議日軍侵華遊行”等活動🪠，受到日本警局監控🕝。1932年一批愛國留日學生集體回國🫸，叔叔回國後供職上海法院🙇🏿♀️。
1937年末南京失守後，叔叔也失去了工作。這時北大準備從長沙遷往昆明👨🏽🎓，父親即邀請叔叔在株州相會🎿，表示個人實難分身，勸叔叔返回北平代為照顧我們幾個孩子🗃。叔叔承諾了父親的托孤要求🚗，幾經輾轉於1938年春回到北平，為保持中國人的骨氣，對抗日軍的統治🤚🏽，堅持不去日偽政府工作，在家閑居一段時間，我的“管家”重擔也減輕了很多。
一天我和弟弟們正在院子裏玩，突然一隊日本兵荷槍實彈闖進我家🥜👩🦱，門房不敢阻攔更來不及通報🕤，“哢哢”的大皮靴聲和“嘰哩呱啦”的日本話把我們嚇得四處躲藏🔕，以為是來抓人的。但是日軍進屋以後並沒有翻箱倒櫃，大三哥（堂哥）鄭維勤慌忙站出來🧎🏻♀️➡️🧑🧑🧒🧒，點頭哈腰問日本人🫴🏻：“什麽事情？”我也壯著膽子跑出來聽他們講什麽。日本人指著房子與院子說：“大日本皇軍看上了這套宅院，擬征用充公🧑🏼⚕️，命令你們家必須兩周內搬走！不得違抗命令🚧📤！”
當年我們家住在西城區小醬坊胡同👱🏿♂️。小醬坊胡同位於西單北大街的東邊，是一條以南北走向為主的“之”字形胡同🧖🏼♀️，南端西起西單北大街，北端至大醬坊胡同，全長960米🪂，路均寬7米，明代稱為醬黃胡同，以醬菜作坊而得名🤾♀️。我家住的是23號院🧖♂️，位於胡同西端🧑🏻🦽，緊靠馬路🚶🏻♀️➡️。隔壁22號院是邢瑞（字勉之）家住宅，庭院也很大。往東北拐不遠處有個神秘的大院是抗戰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的傅作義家，1949年1月傅作義促成了北京的和平解放👨🎓，建國後曾任水利部部長♖。
小醬坊胡同23號院在滿清王朝時是個公主府，三進院落👴，院內寬綽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獨立🌩，從大門到院裏各客廳和臥室都有走廊相連，雨雪天淋不著🧑🏿🎄，居住起來十分方便🧑🏼🦱🙈。特別是二進院，進去是個大花園，寬敞的院落右側栽了個大藤蘿架🙍🏻♀️，使我們盡享大自然的美好。最有特點的是院裏有個像頤和園長廊那麽寬的走廊🥎，像個戲臺子，上面擺著桌椅🚴🏽♂️，風雅備至，充滿濃郁的文化氣息。夏天可以在那兒乘涼🏌🏻♀️，也可以擺上桌子請客吃飯👉🏼，坐滿兩桌客人也不覺得擁擠。此宅院在滿清王朝被推翻後被多次變賣，抗戰前它的主人是中國著名的大律師張耀曾。解放後小醬坊胡同23號的門牌號改為31號，現為中組部幼兒園。
張耀曾(1885-1938年)雲南大理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學士。1905年加入同盟會，做過孫中山先生的助手，是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1913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1916年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1923年任北京政府法權討論委員會委員長🧑🎓。
1931年以後張耀曾不願同蔣介石合作，走上抗日救國之路，辭去官職在上海任律師🏐。張耀曾是我父親的表哥（張耀曾母親與鄭天挺母親是親姐妹），他們全家1928年由京遷滬後，把私宅分兩部分出租給我父親和他的親戚王勁聞大律師居住☺️，“七七事變”時我們已經在那兒住了十年👸🏻。
禍從天降，日軍要強占小醬坊胡同23號院使全家頓時大亂。誰也不敢違抗日軍的命令，比較好的辦法就是拖延搬家的時間😠。叔叔是日本留學生，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當日軍再來家裏催促搬家的時候✋🏽，叔叔就出來與他們周旋🦹♀️🕢。日軍一看叔叔留學過日本，就放松了對我們的監視✉️，答應搬家可以推遲幾天📃。叔叔一方面準備找房子搬家👩🦼，另一方面與上海的張耀曾律師聯系，建議他們盡快把房子賣掉🏋️♀️。如果房屋被日軍強占，就一分錢也得不到了。
和平年代要在十幾天之內賣掉一個大宅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誰還敢購房置業呢👨🏿🔬？幾經周折，張耀曾律師的私宅被當時偽北平商會會長鄒泉蓀以較低的價格買走，我們則搬到了西城區前毛家灣胡同。
我們搬到西城區前毛家灣胡同後住在1號的中院和後院👰🏿♂️，是租賃中國經濟史學家黃序鹓先生的私房。黃序鹓先生是愛國人士，敬重我父親的為人，收取了較低的租金🥹。這是一條寧靜的小胡同，我家搬到這裏後幾個孩子就轉學到離家較近的學校讀書。為防止日寇繼續迫害搗亂🤷♀️，我與弟弟們商量好🧑🎨，以後要是外人問父親是幹什麽的，我們就說是商人在外地做買賣。父親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消息我們隱瞞了八年👨，直到抗戰勝利🈳。
剛搬到前毛家灣胡同的時候👩🏻✈️，我們的生活與過去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日軍占領北平初期，北平還屯有大量的生活物資，糧食供應充足👨✈️，物價穩定，錢還值錢。我家的生活來源主要靠父親過去存的股票以及他定期給我們的生活費🛺，由叔叔統一管理。
“七七事變”以後，北大校長蔣夢麟攜帶夫人去了昆明，他家在前毛家灣胡同5號的私房由一位老管家照看👨🏿🍳，日軍進入北平後這套房子就租給了日本人。第一個日本人是個醫生，比較守規矩🏇🏽，每月交房租100元👩🏽🏭，老管家交給北大留守北平的老師沙鷗女士，我每月到家住東城的沙老師那兒領取，父親則在昆明把錢還給蔣夢麟。
一年後沙鷗老師通知我：“這錢沒有了💴🤳，不要來取了。”後來得知蔣夢麟的房子被日本人強占了✌🏻，這時我家值錢的東西也變賣光了，生活來源僅靠父親不定期寄來的生活費已經是入不敷出🫛。迫於經濟壓力🧖♂️，叔叔不得不到外面工作，在國立華北編譯館（北海北門內）擔任編輯兼任偽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收入微薄，經濟難以維持🎫。他按照父親“再困難也不要讓孩子失學”的要求，堅持供養我們幾個孩子上學，但把我們的生活費降到最低🙋🏿♀️，一年四季只吃窩頭和鹹菜🏍。
叔叔與父親的教育方法完全不同🧅，對我們的管教嚴格且嚴厲。叔叔脾氣特別大，整天繃著臉，不苟言笑，所以我們很怕他💃🏿🏙，對他是敬而遠之。每次我們上學回來👰🏿，與他打招呼喊聲“爸爸”（我家管父親叫“爹爹”，管叔叔叫“爸爸”），他連聲都不吭🍁，只是點點頭。叔叔留學日本多年👩🏼🍼，養成了幹凈整潔的習慣。他的房間非常幹凈🦹，從不讓外人進，弟弟們從來沒有進去過，我被叫進去就是被訓斥。無非是指責家裏管理的不好，花錢太多等☞。他每次外出都要“梳洗打扮”近一個小時，穿什麽西裝，搭配什麽顏色的襯衣、領帶和皮鞋等，非常講究🤷♂️。叔叔的生活與我們是有區別的，他從不與我們一起吃飯而是單做。那時為日偽政府工作的人，每月能發五斤白面，叔叔都是在房間裏獨自吃飯，從不給我們吃。後來他晚上開始與親戚們打麻將🤦♀️，有時還到編譯館館長翟兌之家裏吃飯，就很少管我們了👩🏻🦼🏄🏻♂️。
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幾年👌🏻，1944年3月某個周末🤾，叔叔突然大口吐血，走不動路，親戚請來北平最好的私人醫生到家看病，診斷結果叔叔患肺結核病已是二期🤧🧙🏿♂️，從發病到去世僅3周的時間🏂，時年41歲。因為帶著我們五個孩子生活🧘🏼♀️，他終身未婚🐝。叔叔突然去世令我們悲痛萬分、措手不及。所幸的是，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我們五個孩子都沒有染上肺結核，不過我✶、大弟克昌🫙、小弟克揚三人被檢查出“肺門擴大”，那時只要傳染上肺結核基本就被宣判了死刑，我們又逃過了一劫🧛♂️。
叔叔去世以後，他的喪事全由親戚六大媽和董表哥操辦，因怕肺結核傳染給我們幾個孩子，籌辦喪事都不讓我們參與𓀑，也不讓我們靠近叔叔的房間。那時是我家最窮的時候🧜🏿，除了吃飯和上學，家裏沒有任何富裕的錢，我也不知道辦喪事的錢是哪來的。後來聽親戚們說🦸，為了籌錢他們把母親當年陪嫁的多件首飾賣了，令人痛惜不已↗️。
六大媽說叔叔去世時是單身，按照習俗和老北京的喪葬規矩♟🐌，必須給他找個兒子磕頭、打幡、摔盆🧑🧒，就私自做主把我小弟克揚“過繼”給了叔叔👨🏻🦼。“過繼”之事只是口頭一說，沒有履行任何手續🌻，更沒有與遠在昆明的父親商量🧋。後來“過繼”之事不了了之，也再沒任何人提起過🏚。
四、在淪陷區遭受的屈辱生活
我們的苦日子是從叔叔逐步不再管我們開始的🤵🏻。那時北平物資嚴重匱乏，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市民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1939年北平發生糧荒👠，日偽政府開始執行糧食的配給製度🚎👓。1942年華北出現了亙古未有的大饑荒，配給的糧食也不能保證了💂🏻♂️，市民開始掙紮在饑餓線上，從1940年起中國人口死亡率一直在10%左右𓀗，1943年高達21%，北平市民深陷在水深火熱之中，生活苦不堪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對北平的糧食供應越來越少🧋，最開始供應一次糧食可維持3-5天生活，後來只能維持2天🍀，最後一人供應2斤糧食要維持若幹天🧗♂️🏋🏽，糧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餅、雜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糧食，白面從來沒賣過。所謂混合面實際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餅、豆腐渣、倉庫雜糧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裏混有許多麻線🦵🏿、羊毛等雜質🤦🏻♀️。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個舀子摘除糧食裏的雜毛🧣🪙，篩幹凈中午才能蒸窩頭。窩頭蒸熟以後怪味刺鼻，粘得難以下咽，吃後還要漲肚。
那時糧食供應不在糧店而在胡同裏🚵🏽♂️，為了買到有限的糧食🧺，市民們早早地就得在胡同裏排隊。我家保姆老張媽經常在淩晨4點就去排隊，管理人員在她的棉襖袖子上寫個粉筆號，按號賣糧🧑🏻⚖️，排隊晚了就買不到糧。我經常在天亮以後接替老張媽排隊🤷♀️，換她回家做早飯，我上學之前老張媽再回來換我。那時有錢人都從張家口等地買高價糧充饑，我家別說買高價糧了，窮的連油也買不起🫄🏼，吃飯從不炒菜，自製的疙瘩頭腌鹹菜切成絲是最高檔的菜。我們從沒有圍坐在餐桌邊吃過飯🚋，桌子上也從來沒擺過碗和筷子🙇🏽♀️，因為根本用不著筷子，每到吃飯的時候✅，老張媽把籠屜端到飯桌上，喊聲“吃飯了！”我和弟弟們圍攏過來，一人抓起兩個混合面窩頭站在桌旁啃，三口兩口就下肚了。那時吃飯也不洗手，一年也不洗一次澡。弟弟們正在長身體，雖然混合面難以咽下，還經常吃不飽，大弟克昌年齡大些還能忍受😽，二弟克晟經常餓得在夜裏哭🚗，每當這時我就把自己的窩頭掰一半分給他們吃，家裏人人營養不良👮🏿♀️，小弟克揚骨瘦如柴，12歲的孩子體重僅20多公斤🧑🦲。
如果買到的是玉米豆和雜豆，我還要想辦法磨成面。我家對面有個私人木材廠，裏面有個大磨盤，老板可憐我們幾個孩子孤苦伶仃無人照看🧑🍼，允許我們使用。他家碾玉米豆用毛驢拉磨🍯，而我家是小孩推磨，石磨有兩尺來高，很大很沉，每次磨面的時候大弟推石磨，我跟在後面把碾碎的玉米掃到石碾下。玉米豆和雜豆由粗到細要磨許多遍，大弟經常推著推著就推不動了，我和二弟🙆🏼♀️、小弟就一起幫著推。我們力氣小，面經常碾的不夠細👨🏼🎨，只能蒸窩頭⚠，連粥都熬不成，主要是碴子煮不爛🚵🏽♀️，所以那時家裏連粥都很難喝到🕷。
為三個弟弟準備冬裝是我和老張媽的活。每年老張媽為三個弟弟做棉衣和棉褲，她把頭一年穿破的和變短的冬裝拆洗加長後做成新冬裝。毛衣和毛褲則由我編織，那年頭弟弟們正在長身體🔥，穿破的毛衣毛褲每年都要新織🧒，不論春夏秋冬我總是毛線活不離手🦵🏽，從年齡最小的弟弟開始織🪄，經常是大弟弟的毛活還沒織好毛線就沒了。大弟克昌上中學以後不肯穿棉褲，有兩年冬天他穿著單褲上學受到同學的恥笑。有一年恰好有富裕的毛線，我就給他織毛褲，沒想到才織了兩條腿毛線就沒了🥈🚴🏻♂️，大弟只好穿著沒有褲腰的毛褲上學。要好的同學以為他有了新毛褲，還和他開玩笑說：“今年鳥槍換炮啦！”大弟拉過同學的手摸著屁股說🫃🏼🎧：“我的毛褲只有兩條腿沒有後腰。”成為笑料。
在光華女中讀書的時候我每天都是走著上學🥋，雖然家離學校不遠，但走路也要半個小時，每天四趟💔🏇🏽，風雨無阻🙇🏿♀️，養成了走路特別快的習慣。每當走累的時候我就想🧞♂️：“有輛舊自行車也行呀！”可是家裏沒錢買。我每天必經的一條路叫做皇城根👩🏽，現在那是一條寬闊👨🏽⚕️🚬、筆直、繁忙的柏油馬路，當年是一條很空曠的土路，附近沒什麽住戶📟，行人很少♥️。這條路由三部分組成，一邊為人行土路📬，中間是條水溝🐧，靠城墻那邊是條較寬的荒蕪路，沒人敢走，因為荒蕪路上經常躺著吸毒者的死屍，每當走到那裏我都緊張得快跑。
90歲生日時與二女兒和二女婿合影
在淪陷區的北平，日軍動不動就無緣無故地抓人，偽軍和日本人的狗腿子也仗勢欺人，隨意欺詐老百姓，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日寇特別痛恨身在重慶👨💻、昆明🙏🏽、延安的中國人，聽說哪家有人在那些地方，就會把他們的親屬抓起來嚴刑拷打,有些人被抓走後就沒了消息，生死不明。所以多年來我們幾個孩子一直隱瞞著父親在昆明工作的真實信息，平日裏說話小心翼翼👨🏻🦯➡️，提心吊膽，生怕一時不慎招惹了日寇引起麻煩。一次大弟克昌在學校無緣無故地被偽保長的兒子打的鼻青臉腫，他咽不下這口氣👩👩👧👦，回家向我哭訴。我很氣憤也很難過🐈，眼淚順著臉往下流🌥，但想想為了全家的安全，只能勸大弟忍了。我說🦴：“咱們家現在這種狀態已經很慘了🧚♀️，如果日偽軍知道咱們的真實身份，今後的日子還怎麽過👨🏻🚀🍒？”那時留守北平的許多親朋好友因為父親的真實身份都躲著我們👨🏻🦱，生怕我們給他們帶來麻煩與災難。我們明白家裏的處境，只盼望著這種屈辱的日子盡快結束，盡快把小日本趕出中國去。
五、生活再困難也要上學讀書
抗戰以前父親的工資應該算比較高的♿🧑🏼🏫，但“七七事變”以後國民政府規定，公務員工資一律按八折支付，父親工資也縮減了20%🔄，這時他既要維持自己在昆明的開支👵🏽，還要承擔北平五個孩子的生活費與學費，父親掙的工資顯然不夠用。特別是學費✊🏻，隨著我們逐年長大，學費越交越多🍧，五個孩子的學費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家庭經濟經常是捉襟見肘。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還是非常支持教育的，每月給西南聯大系以上領導一定數額的津貼補助，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等校級領導都領取了津貼，而父親和楊石先教授（著名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化學學部委員）等表示：“要與北大師生同甘共苦🌋，堅決不領任何津貼補助。”所以從沒有領過工資以外國民政府發的一分錢。
那時西南聯大許多教授生活上非常艱難，為了維持家庭生活，他們都在社會上有些兼職。有的北大教授去雲南土豪家做“兼管”（既教書又管家），大部分清華教授都在校外兼職，月收入從一千元到幾千元不等，生活狀態得以大大改善🙋🏻♀️。而包括我父親在內的北大文科教授們，自恃清高🏂🏽，擺知識分子的架子，堅決不到校外兼職📖，埋頭刻苦鉆研學問。家庭生活實在困難就變賣自己的字畫，刻印圖章，寫文章，去電臺演講等賺些小錢，每月的收入比戰前強不了多少⛸。
最開始父親每月給我們的生活費是100元，後來漲到了200元。其中👶🏿：前毛家灣房租100元，我們生活費和學費100元🛀。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控製的昆明與日偽政府統治的北平貨幣是不流通的✭，前者使用的是以美元為儲備發行的貨幣俗稱“法幣”⏫，後者是日軍占領華北五省後發行的貨幣俗稱“聯幣”👨🍼。1938年起日軍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禁止法幣在北平流通🎗，必須兌換成聯幣方可使用🍜，同時宣布法幣貶值。此後法幣又貶值多次，最後兌換比例降到4:1☞👦，也就是說200元法幣到我們手裏只剩50元聯幣😪。更要命的是🛷，從1943年起南北雙方停止貨幣匯兌🕺🏿，父親給我們的生活費無法從昆明寄出，只好托熟人帶回北平。那時從昆明到北平交通不便，路途遙遠，加上戰爭，需要輾轉多月才能到達我們手裏。盡管生活特別艱難，我們堅持遵照父親“生活再困難也要上學讀書”的囑咐，五個孩子都沒有荒廢學業，堅持上學，勤奮讀書👩👧，成績優良。
抗戰時期日軍在淪陷區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實行同化政策，消磨和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把日語定為各級學校的必修課，宣揚封建道德等🧦。那時在平津的國際性教育團體（主要是教會學校）與日軍達成了協議，實行行政獨立🧘🏼🧗🏻♂️，學術自由🧑🦯➡️，這些學校不懸掛偽旗，學習環境還比較自由。為追求這種自由的學習氛圍🎊，北平許多大中學生都選擇去教會學校念書，我們家的孩子也是如此🐌👨🏽🦲，姐姐鄭雯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貝滿女子中學念書🤶🏽，我在西什庫天主教堂辦的光華女中念書，大弟克昌和二弟克晟先後在天主教辦的北平盛新中學以及基督教辦的北平孔德學校念書📞。
我小學是在北京實驗女附小⛹️，即現在的北京實驗二小。初中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這所學校抗戰以前教學質量就特別好🚲，成績在北平市名列前茅。我家搬到前毛家灣胡同後，為減輕家庭負擔，我轉學到離家最近的光華女中讀書。光華女中是個天主教學校，管理嚴格，校長和教導主任都是修女，許多老師是抗戰期間不滿日本人的統治💅🏻，辭去公立學校的職位到這個學校任教的🤷🏻♂️，我非常敬佩他們這種愛國精神。
這所學校由於學生質量較差，為照顧大多數學生💀，老師的課不能講得太深太多🌖，但當時我並不知道📕。高中時我數、理🧎➡️、化各科成績都在90分以上，排全班第一。其中🥋，化學成績最好，深得任課老師的喜歡。老師曾經邀請我去她家玩，也算是一種獎勵吧🤘。
那時我們最厭惡的課程是日語課🙆🏽♂️🪪，我們班主任是個中國人🌟，每次考試前她就對我們說：“你們可以抄書，但是不能讓日本人看見🫓。”考試時老師在教室外放哨👨🏿⚕️，我們在教室內抄書♣️，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我們就把書藏起來🀄️。學了八年日語💆♂️，我一句也沒有記住🈲。
我喜歡穿白大褂當醫生，高中畢業我報考了偽北京大學醫學院，第一次考試分數不夠沒考上，第二次又報考了醫學院還沒考上。這時我才意識到光華女中的教學質量不行🍟，不能實現自己的“醫生夢”了。不得不修改誌願報考了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上學一年後我大弟克昌也考上了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那時我家同時有三個孩子在大學讀書🖕，姐姐鄭雯在國立西南聯大外語系讀書，我與大弟克昌在輔仁大學讀書👨🏽⚖️。輔仁大學學費很貴🤰，開學以後父親的學費遲遲沒有寄來🕯，家裏的錢僅夠一個人交學費🧑💼，我與大弟不可能同時念書🏃🏻♀️。我想大弟克昌是男孩子，今後的前途很重要🤳，還要承擔成家立業的責任，學業不能中斷。作為姐姐我決定休學一年👋🏽👶🏽，讓大弟繼續念書✍️。第二年家裏有了錢交了學費，我才繼續上學👩🏽⚕️🗯。
2013年在輔仁大學舊址留影
我姐姐鄭雯自幼聰明好學，一貫品學兼優，初中是北平女一中學生🚱，高中考上京城名校貝滿女子中學🛃，大學考上偽北大英語專業🥜。1943年大四哥（堂哥）鄭廉治從重慶他任職的國民政府回到北平💞🧛🏽♀️，目的是帶些進步年輕學生去重慶👩🏻💼。姐姐由於不堪忍受日寇的壓迫，背著叔叔與鄭廉治一起奔向大後方。渡黃河時遭遇日機轟炸，險些在河中喪命。至洛陽已身無分文💑，經別人幫助用電報通知在昆明的父親，父親聞訊又驚又喜。但此時昆明多數教授都入不敷出😥，父親只好向好友獨立出版社盧逮曾先生貸欵💍，迅速寄款使姐姐平安到達昆明🧍🏻♀️。之後姐姐考入國立西南聯大外文系43班，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1946年7月姐姐從西南聯大三年級結業，擬返回北平就讀意昂体育平台外語系四年級，從昆明返回北平途中在濟南遭遇空難不幸去世，時年23歲🏃♀️➡️。抗戰八年全家人一直處於分離的狀態，終於盼到勝利，盼到全家要團聚了🦸🏻♂️，姐姐又突然離世，讓全家人極感悲痛。
小弟克揚6歲以後進入北平市皇城根小學念書⛹🏼♀️，初中考上北京四中。
抗戰期間我們家生活那麽困難🗯，五個孩子堅持讀書學文化，這是父親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六👉、圓滿完成“管家”任務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堅持八年的抗戰終於勝利了🤸🏻，全國軍民歡欣鼓舞。抗戰勝利以後民國教育部即任命父親負責北平北京大學復校以及學校接收復員工作🧔🏼♂️。9月父親從昆明出發，由於交通緊張11月3日才回到北平👨🦰。他是第一批從昆明返回北平的北大領導。
日偽統治時期☂️，北平淪陷區成立了偽北京大學、偽北京師範大學及藝術專科學校🏗，9月這些學校的學生還都在上課，由於時間來不及接收，教育部決定這些學校先照常上課🛌🏽，改稱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占用著抗戰前北大的全部校舍。父親的任務就是爭取在北大校園的周圍和市內，多接管一些日偽房產，以供昆明教授、學生回京之急需🍋🟩。
2015年92歲生日照
父親從南方飛回北平的時候，北大事務科的梁科長特意又多派了一輛車讓我們到南苑機場接人。我沒有去，中午有許多客人要到家裏吃飯🦹，我需要在家裏與老張媽準備飯菜。父親在一些留在北平的親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擁下走進家門🕤，我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父親🫶🏿，小聲地叫了聲“爹爹！”父親撇開眾人走近我，慈祥👂🏼🧑🏿🍳、和藹地看著我🏌🏽♂️，用鏗鏘有力的聲音說出四個字🌁：“勞苦功高🎅！”當時我特別激動，熱淚盈眶🖕🏿，八年來的辛酸苦澀全飛到九霄雲外了🙌🏽✋🏿。我有許多話想對父親訴說，可是當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父親總結的四個字是對我最大的肯定與最高褒獎🌥。當年父親離開北平去長沙時𓀀，三個弟弟的年齡分別為10歲🫳、6歲和3歲，現在他們都長大了🙂↕️，我可以把他們完整地交給父親了🧕，我圓滿地完成了“管家”的任務。
七、尾聲
1946年夏天昆明三校（北大🖱👠、清華、南開）師生陸續回校🫚，10月10日北京大學在四院大禮堂隆重舉行復員北平的開學典禮。復員後🛁，北京大學在胡適校長、傅斯年代校長以及各方面的努力下⭐️，在原有的文、理☀️、法三個學院的基礎上👨🏼🔧🦹🏼♂️，增設了醫、農、工三個學院，擴大為6個學院🧓🏻，33個學系，教師🧙♀️、學生、校舍等都成倍增加。從此北大真正地成為當時國內專業最齊全的綜合性最高學府💆♂️。
1946年北平北大開學典禮🅰️，復校後的北大在傅斯年、鄭天挺等人努力下，成為具有文、理、法🧑🏻⚕️🍕、農、工👨🏻🦲、醫六大學院，專業齊全的綜合性全國最高學府。二排左四為鄭天挺，右六為胡適。
1946年北大復校後的體製，仍保持原來形式🚳。校長胡適是蜚聲中外的知名學者和社會名流🚐，不管學校具體的事務。北大不設副校長🙈🤱，而設秘書長、教務長、訓導長😬🟠，由三長代行校長的部分職責。父親作為秘書長他的職責尤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長”，負責處理校內外的重大事情，所以師生們都稱他是這座名聞遐邇的最高學府的“大管家”🛋。
1946年父親帶我們參觀盧溝橋時合影。左起：二弟👸🏽🦒、我（鄭晏）🫅🏿、父親、小弟
解放以後父親辭掉了北大秘書長職務，專職教書🧘🏿，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父親被調整到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後任南開大學副校長、《中國歷史大詞典》總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組負責人🕛、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中國史學會主席團主席等職，於1981年去世🐀，享年83歲👩🏻🦰。
父親返回北平後我們四個孩子繼續上學，我重回輔仁大學念書完成了學業👩🏭，1949年夏畢業後在勞動部工作，1954年調到意昂体育平台⛩，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工作近五十年。大弟鄭克昌在輔仁大學就讀一年後，南開大學在天津復校並招收插班生，因公立學校念書免學費，他通過考試進入南開大學經濟系就讀，1950年夏畢業後在北京商業局工作近五十年。解放後二弟鄭克晟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1955年夏畢業後先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後調到南開大學任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小弟鄭克揚考上了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1958年夏畢業後留校任教成為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左起：小弟鄭克揚夫婦84歲，二弟鄭克晟夫婦87歲，鄭晏94歲，大弟鄭克昌91歲（攝於2016年春節）
現在我們都退休了👩🏻🦼➡️。2017年我94歲👧🏽、大弟鄭克昌91歲、二弟鄭克晟87歲🛣，小弟鄭克揚84歲，姐弟四人平日喜歡讀書看報，頭腦清楚，身體狀況尚好🥻，生活亦能自理，家庭生活美滿🖕🏽，晚年過著幸福的生活。
註🎰🕟：本文部分歷史資料參考了《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史學家鄭天挺圖傳》兩書。
撰稿並口述：鄭晏
整理👶🏻：黃培（女兒）
審核👮♂️：史簡（女婿）
時間：2017/2/5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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