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聯絡

編者按：劉自強教授1924年出生於雲南昆明，求學於金陵女大🫡、西南聯大、意昂体育平台、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後任教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在法國象征派詩歌、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貢獻卓著。作為意昂体育平台原校長梅貽琦的兒媳，她不僅將重要文物慷慨捐贈給意昂体育平台，還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史》提供珍貴文獻。劉自強教授於2019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本刊節選劉自強教授此前受訪文稿，以誌紀念🚴🏻‍♂️。題目為編者所加。

劉自強教授

西南聯大歲月

采訪人：劉老師您好，請您先談談當時是怎麽考進西南聯大，怎麽進的外文系，以及當時西南聯大的一些情況。

劉自強：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在昆明🤖，它由北大、清華及天津的南開大學聯合組成🎬，有很多大師級的教授。當時考大學可以同時報考幾個學校🧗。但我在考了西南聯大以後，就不考了，沒等發榜，就跑到成都去了。到成都以後🤹🏼‍♀️，成都的高考已結束🧑🏼‍🎄，但還有一次補考的機會，就利用這個機會考上了金陵女大🤲🏽。考上金陵女大以後，就在成都上學了🏤。在成都念了半年🤛🏻，我媽媽跑去叫我回家，說：“你考上西南聯大了🥌，為什麽不回去？我已向學校申請保留你的學籍。”我說算了吧，就讓我念完這一年。那是1943年👨🏻‍🚒。從1944年起，我就回到西南聯大了。因為我在成都念了一年，西南聯大承認那些學分，所以不用再念一年級👮🏼‍♂️，拿我從前一年級的分數請各個系的老師簽字認可就行了。所以我基本上是從二年級上起的👩‍🍼。當時考進的是外文系，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女孩子就適合學文科🕵🏿‍♂️。

西南聯大英語系當時名教授挺多的，吳宓、潘家洵……🧛🏿‍♀️🧑🏼‍✈️，不過這些老師❄️，我去的時候都沒碰上。我碰上的🙌，是老溫德先生，Mr.Robert Winter👨🏽‍⚖️。不過當時法語也很重要🧨，是必修的🐄，而且要學三年。當時有四個法語老師🛀👨🏽‍🦰：吳達元、陳定民🙍🏿‍♂️🪵、林文錚和聞家駟🫱🏿。聞一多也在昆明🚵🏽‍♂️✅，在中文系。聞一多比聞家駟出名，他是比較具有戰鬥性的，而聞家駟則比較文氣，文質彬彬。

我進聯大後👬，有同學介紹說四位老師都從一年級教起📙，那麽選哪一位呢？大家都推薦吳達元先生，因為他最嚴肅認真。所以我選了吳先生。這個吳先生，差不多每一堂課🚣🏿🍛，每個人的名字都點到，叫你一個一個地回答問題。回答不出來要受批評的，而且批評得還不留情面，所以大家都有點害怕他🌶。每次都有個小的測驗，背動詞變位等等，測驗卷子他第二天一定改完拿來🔻🌎。看著吳先生穿得整整齊齊拿著卷子🥪，一絲不苟地很嚴肅地進來🧔🏼‍♂️，然後坐那兒一個一個提問，大家都有點緊張。

我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金嶽霖老師☎，他的邏輯學也是不好學👆🏼，我們學起來很難。不過他人很滑稽，上課時在課堂上走來走去。有一次穿了一件美式風衣來上課。那時西南聯大的老師和學生都穿得很樸素🧔，都是一件藍布大褂或別的布大褂。有的人據說只有一件大褂，到晚上洗一洗👊，第二天再穿👨🏻‍🍼🌼。看見金嶽霖先生穿了一件美式風衣來📰，大家都知道是哪兒來的。Robert Winter先生剛從美國休假回來，帶來一些新“裝備”，他常穿這件風衣🧖😩。這衣服金嶽霖先生穿著很新奇。但這事讓我們覺得這兩位老師友誼很深，可以“共產”了。

另外一個印象很深的是Winter先生✏️。他不像中國老師坐那兒或是站那兒講課，而是用表情及姿勢來講一課書。比如他給我們講“English Poetry”，是依照詩的內容邊講邊表演。我記得那時候他最喜歡講的就是詩裏面的節奏問題。英詩裏多用抑揚格🙆🏻‍♂️，一輕一重🔴、一輕一重，他給我們一再強調👐🏻，詩沒節奏就不成其為詩歌，詩是配了音樂的舞蹈👱🏿‍♂️。比如莎士比亞的sonnet🔴🧅，十四行詩🤜🏿，他講得有聲有色🧡，所以我印象很深。他讓我們作詩，每個人都寫十四行詩。有一次，我得了九十分🚣🏿，所以高興極了，我後來對詩歌感興趣𓀛，可能是受他啟發。

我們當時學法語的一本教材🧙🏿‍♂️，叫Fraserand Square，是美國人編的🦂🎦。裏面很多解釋都是英語的。別的班沒用這個教材，聞先生用的好像是燕京大學教授邵可侶編的🚴🏽。一年級學基本課🫃🏽，二年級就讀一些短文，各式各樣的法語短文。三年級涉及一些作家。如吳先生給我們講莫裏哀的戲劇，L’avare（《慳吝人》）。

當時💇🏼‍♂️，Winter先生還開一門課叫“歐洲作家”，他不僅講英語作家，還講蒙田、莫裏哀、薄伽丘👲、但丁……，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課程，面比較廣🕋。法語的基礎訓練不像我們現在那麽著重🤾🏽。但吳先生對語法是很重視的，不過是結合閱讀，結合文學作品，所以文學面接觸很廣💲。我感覺現在的學生知識面比較窄，在強調語言基礎的同時容易疏忽了這個“面”😸🦶。我覺得既要強調基礎📶🏄🏼‍♂️，同時也要註意廣度。

當時我們除了外語課🤷🏼‍♀️，還有別的課，比如“世界史”“英國文學史”“中國史”。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缺一點中文的課程。學文學的🚴🏻‍♂️，中文很重要——不管以後做什麽工作，翻譯也好🐮，搞文學研究也好🙋🏽‍♀️。但我們當時對外國的文化信息知道得不多，學“世界史”知道一些🧎‍♂️，但還是很少。那時候打仗，對外交流根本不可能👨🏽‍🎓，所以全靠課程了。這就是當時西南聯大的情況。我在西南聯大上了二、三年級，1946年回北京後⚈，就到清華了🟤。

周玨良先生當時在清華給我們講浪漫派詩人👃🏿。那時比在西南聯大時正規🧑🏼‍🏫🆗，有教室了👩🏽‍🎓，可是我們還是從前那種比較散漫的習慣，喜歡在教室亂議論🚫。有一天上課，來了一位西裝革履的人，我們一開始根本沒有註意他🤼‍♂️，後來才知道是周玨良老師。同學都習慣看老師穿藍布大褂，突然看見老師穿西裝🚴🏼🧘🏽‍♂️，想這是教“貨幣銀行學”的吧🤼‍♀️，不像教浪漫派詩人的🪶。於是大家背後都叫他“貨幣銀行”👨🏿‍🦱。

采訪人：西南聯大抗戰期間南遷到昆明時，當時的條件和整體氣氛怎麽樣？

劉自強💃🏽：當時聯大大部分學生住城西北，靠近昆明城墻。除了一兩間教室在城裏🦢，其他教室在城外，上課、學習就從城裏面出城🧍，穿過環城馬路，到環城馬路的北面👩‍🌾，有一大片地方🤲🏻，那是劃給西南聯大的。蓋了許多房子☺️，有的是洋鐵皮，下雨時聲音挺響。有一個大的圖書館可以去看書🤦🏿，還有一些小教室👰🏿‍♂️，有茅草頂的，窗子上沒有玻璃，透風，不過不冷Ⓜ️。教室裏是長條板凳，上課時大家從四面八方過來💁🏼‍♂️。雖然是戰亂時期👨🏻‍⚕️，學習氣氛還是不錯🤷🏽‍♀️。有好多同學，汪曾祺、楊振寧等，還有老師，都泡茶館🧝🏽‍♀️。就是在茶館裏看書，討論或寫東西🪱。這個環城馬路也有汽車，開始車不多🚍，滇緬公路通了之後車就多了😖。那時氣氛比較自由，可老師學生都比較認真🅿️。而且大家好像也沒覺得特別苦🏄🏿‍♂️，還是挺愉快的👮🏼‍♂️。我上大學的時候基本上不跑警報了，不像三幾年👨🏿‍🦲，日本飛機轟炸得特別厲害👩‍🔧🚕，學校都搬到山上去了🫲🏻。1940年過後🧩，美國的飛虎隊來了𓀖，就把日本人給卡住了⛹️‍♂️，日本飛機轟炸就不像以前那麽厲害了👨🏿‍🚒📛。

采訪人🫵🏻：您說起飛虎隊，西南聯大是不是有些畢業生去給他們當翻譯？去當兵了🎍？

劉自強：飛虎隊最初只是陳納德帶領的自願來打擊日軍的飛行員。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戰，把史迪威將軍派到遠東戰場🌵，他成為了中國、緬甸和印度軍隊的總司令✹，大批的美軍物資和人員也被運到遠東參戰💇🏿‍♂️。那時急切需要翻譯，就把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征調去了。我愛人那時候剛上二年級，學機械🍞♟。政府並未征調一、二年級的同學，但是他同馮宗璞的哥哥馮鐘遼一直是一對搭檔🌲，兩個人都要去🈲。他父親勸他🦪⛹️，說好不容易有個讀書的機會📙，你們要報國以後再去🧝🏼‍♀️。他非要去，結果就去了。那時候學生的熱情同現在完全不一樣👩‍👧‍👦。因為國難當頭啊，所以大家都是命都不要了，我能夠幫助一點就幫助一點。當然，也有人重視學業，這是個人的誌向。

采訪人→：說起西南聯大，得提提您公公梅貽琦。他當時是西南聯大的校長是吧🚴‍♂️？

劉自強🫱：西南聯大是三個學校合並的🧅👩🏼‍⚕️，所以校領導也是三個🌂：蔣夢麟📆、張伯苓還有梅貽琦三位校長，但是蔣☝🏿、張兩位經常在重慶。張伯苓先生是梅先生在南開上學時的老師。蔣夢麟先生當時在政府裏有職務🚝，他原先在北京做過教育部部長，後來在國民黨政府裏面也有職務。所以三個人當中主要是梅先生主持校務。在辦學的同時💅，每個學校還有自己的研究院⚆🧙🏿‍♂️，北大研究院、清華研究院🛍、南開研究院，都是分開的。所以這幾個學校還是挺了不起的👳🏿。科研沒放棄。

梅先生主持西南聯大的日常工作期間，幹了不少事👄，包括找校址🔂、蓋校舍等等🥱。但他一邊要應付國民黨——國民黨當時在重慶，他常常得去那兒匯報，一邊還要與當地政府（雲南省政府）應酬。西南聯大因為不在重慶所以受國民黨控製要弱一些。同時因為雲南不聽蔣介石的話，學術也比較自由。

采訪人🤾🏼‍♀️：西南聯大當時培養了很多後來很有成就的學生🦂，像您剛才提到的楊振寧、汪曾祺等都在那兒學習過。那麽法語界當時和您一起的🔂，除了吳達元他們這些老師之外，還有哪些人呢👿🎓？

劉自強：好像沒有💂🏽。法語啊，那時候不是一個專業，是從屬於英語的👮🏿，是英語學生的必修課🚓，當然也有人研究法國文學🧜🏻‍♂️，比如李賦寧先生♎️👩🏽‍⚕️，他就跟吳達元寫了個碩士論文，《莫裏哀喜劇裏的悲劇因素》👂🏻。所以吳先生老拿李先生來給我們做榜樣，說他法語學得很好✊🏻。我們當然不如李先生了🧗🏻。李先生給我們上過課，是替吳宓先生的“英國文學史”✩。

後來西南聯大解散，回到北京👵🏼，我們都進了清華，聞先生到了北大👨‍🦽‍➡️，吳先生到清華了🧒🏽。西南聯大大致就是這樣的情況，那個氣氛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由，又很用心地讀書，後來成就還不小。當時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很重要，師生關系比較近🍭。也可以隨便聽課，我記得上Winter先生的“英詩”時，楊振寧等也跑來聽課👩‍🦽，因為他的確是講得有聲有色。

漂洋過海求學

采訪人：之後您還有一段海外求學的經歷吧🏡？

劉自強🐅：是的，我1946年回清華，1947年畢業🪃，就去美國了。我在美國念了一年英國文學📇、一年教育，拿了一個教育碩士，就想回來了。但因為我母親在香港病倒了，我們想辦法給母親辦了來美國的簽證。我母親到了美國後我就不能走了，於是我就在那兒工作。工作了一年多，教一個意大利移民區小孩的英文🙆🏿‍♀️。我母親在美國呆不住，想回到香港看看情況再回國🕧，我們也想一同回國。可是出問題了🧔🏻，我母親的護照是從香港簽證到美國的，她可以回到香港👱；我們呢，持有國民黨簽發的到美國及法國的護照，那時解放了🙆🏼‍♂️，我們的護照就失效了。我母親就說：“我們繞道歐洲好了😒，乘船到英國玩玩🦆，然後再到法國🌭。說不定在走的這幾個月裏面情況就變了，可以回國了。”

1951年我們來到了法國，但香港簽證仍無希望。這樣我因禍得福🟰，得到一個在法國學習的機會，確實很偶然也很曲折的。

我在法國呆了四年多，在巴黎大學學習🏄🏻‍♂️，到1956年初回來的👨🏽‍💻。開始的時候上了一個給外國人開的課💆🏼‍♀️，叫“法蘭西文明”。這個課我覺得開得很好，因為（時間跨度）從中世紀一直到現在👨🏻‍🚒，有地理、歷史、美學，還有語言課。語言課我沒在那兒上，我跑到Alliance Française（法語聯盟）去上了🥼。我在美國幾年，把以前學的法語都忘得一幹二凈♒️🧾，等於從頭學🦻🏻。在法國呢🕘，經濟就成問題了，不過法國政府有一個給中國學生的助學金。當時在法國的中國學生都面臨相同的困境。法國教育部給在國立學校學習的中國學生設立了助學金。當時我在巴黎大學註冊♕，我妹妹是學畫的，她開始是在一個私立的畫院學習🏒，後來考進了école des Beaux-Arts（法國國立美院）😙。所以我們兩人都有助學金。國立大學不收學費，只有一些雜費，還有一個學生的工會😙，可以給你辦好多事，比如食宿等。所以我們住學生宿舍，吃學生食堂👩‍🦼，費用較少🎂。那時候給我們3000舊法郎，基本就夠了♚，但是也不寬裕。可是我妹妹畫畫呢，要買顏料、畫布👊🏿，就比較緊張。所以我的錢常常是貼到她那兒去了👃🏻。我呢，根本也不用買書，到圖書館去看書就可以了👨🏻‍💻。聽音樂會呢🤸🏿，學生票便宜極了。然後還可以參加好多假期旅行，也都很便宜。那時候“二戰”剛結束，學生都很窮🍺，享受很多法國人給的優惠待遇🤘。那時候好多女孩子都是天主教徒，給我們好多幫助，經常主動來幫助我們。我們常參加天主教徒的旅行，老嬤嬤帶著上意大利去旅行，住在修道院裏頭👩🏽‍🎨，去參謁教皇，去參觀，根本就不需要多少錢。所以對法國人，我覺得我很感激他們🏄🏼‍♀️👃🏽，他們對學生的照顧是很周到的🫔。

當時在法國，我們不僅受到法國人的照顧，還接觸了一些中國人⏯，都是比較有名的。程抱一、熊秉明、潘玉良👨🏽‍🎨，還有蘇雪林🐪、方君璧等。

幾年在法國的學習也挺有收獲的，覺得打開眼界了🙍🏼。在中國學習，我對好多東西都很陌生，可是在法國學習的時候，音樂也懂了不少，繪畫也懂了不少，文學啊，從中世紀一直到現在🤚🏽，都是連著講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大學啊，以後這些方面恐怕還得開展⇾。

北大時期的法語研究

采訪人🙎🏻：1956年您回國以後就馬上進了北大嗎👩🏽‍🍼？

劉自強：是的，在招待所待了一陣子後我就進北大了。我也願意進北大，因為好多北大的老師都是我從前的老師🧑🏻‍🦽‍➡️。法語系的老師🏄🏻‍♀️，有來自中法大學的郭麟閣👃🏼、李熙祖👩🏻‍🦰，來自清華的徐繼曾👳🏽‍♂️，陳占元是北大的，還有吳達元以及沈寶基、齊香、楊維儀等🐮🟤。這些老師的業務還是不錯的，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都很好⇾。我覺得那個時候最好的👨🏻‍🦼‍➡️，是北大學生。學生很精彩，不管老師給什麽樣的訓練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績來。所以我當時常常覺得，北大之所以為北大，是學生的優秀更勝過老師的優秀。

采訪人：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以後🥇，您都開了些什麽課程呢？有些年輕老師記得您當時開過“法國戲劇”還有“浪漫派詩歌”……

劉自強：那個時候開始招生，我們也高興，認為從此以後💅🏿，可以教點書了💅🏻，可是回頭一想啊，荒廢了十幾年二十幾年啊，根本就沒東西教，必須經過一番學習。後來我得到系裏的同意，爭取到和王文融老師一起到北外去聽Monsieur Gautier的課，這對我很有幫助🦇✡︎。後來MonsieurGautier也到北大來了，所以就更方便了，可以跟他借一些書。1983年🧔🏼‍♀️，我去美國看望我妹妹，利用這個機會，就到法國去了。去聽了幾個月的課，到1984年5月就回來了。

與家人登長城（後排右一為劉自強，右三為梅貽琦夫人，前排左一為劉自強愛人梅祖彥）

在法國我買了好多書，這大大地充實了我們的教學內容💁‍♀️。蔡鴻賓老師當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還是他幫我們捆的硬紙箱🧝🏼‍♀️，那時每人可以帶八大件（電器）回國，我和我妹妹兩個人，根本就沒有錢買八大件，因為都買了書🧑🏽‍🎓。書對我們來說真是太寶貴了。它大大充實和更新了我的教課內容。所以後來好多年開的“法國19世紀文學”“20世紀文學”“文學批評”……都靠這些書➾。

法國是一個思想不斷翻新的國家。大概在19世紀下半葉🦄，就出現一些新的動向🔍，這當中就包括象征派詩歌的出現🤽🏼‍♀️❔。這裏一個主要的人就是波德萊爾。他不止是影響到詩歌，整個現代文藝都受他的影響。到了20世紀🤚🏻，出現超現實主義🤷🏽、新小說🧛🏼👩🏼‍🍳。上世紀80年代🤟🏼，又是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所以對法國這樣的國家🅱️，我們應該跟進人家的新東西🐅，要不然就錯失很多精粹的東西。但是在我們大學裏當時有個傾向👿👶🏽：只能教古典文學，當代的東西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因為古典的東西都是經過時間的挑選🤰🏽、歷史的沉澱⛹🏻，都是精華，所以可以一再學習。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覺得不學新的東西是不行的💂🏻👞，那就不能認識新的時代。我對新的東西就很感興趣。我留學的時候就開始對波德萊爾很感興趣。去法國的時候👂🏽，我覺得象征派的詩歌太重要了，影響了整個現代，所以就開始研究象征派的詩歌🧑‍🤝‍🧑。開始研究一個作家叫Charles Cros（夏爾·克羅）🧗‍♀️，和Rimbaud（蘭波）是同時代的，他對中國的東西很感興趣，還寫了詩歌頌李太白🎆。這個人是個多面手🤚🏿，好像是他發明了彩色照相和唱機唱片。但是他的論文在法蘭西科學院沒有受到重視🤦🏿‍♂️。在文學方面他說了很多同中國有關的東西。

我覺得波德萊爾的東西，應該介紹給我們的同學，因為他影響太大了🏓。我記得在1978年年底還是1979年初，我在全系做了一個報告💪🏼，就是關於波德萊爾的🤡。因為他寫了一首詩，表明他的詩學，他不止是把詩學從古典的理性主義中解救出來，還把詩歌從浪漫派的多愁善感中解放出來，他把詩歌放在一些感觀上，同嗅覺🐋、視覺、聽覺聯系起來，詩歌就更有聲有色有味，更觸及心靈。可是波德萊爾是一個窮困潦倒的詩人，當時在系裏面要做這個報告，要犯忌諱的，踩紅線啊🍗。所以我做了好多解釋，可是做了那個報告以後🆓，當時的代理系主任，還是黨支書，就上臺消毒去了🎵，他說“這個波德萊爾是個頹廢派的詩人”，我也不理睬這種標簽。不過後來反應還比較好。之後我還做了關於蘭波的報告。

我80年代去法國收集了好多新批評的材料。後來我還介紹了結構主義🦺。我講結構主義，還介紹了一下俄國20年代的形式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還有人類學等。

這之後我還介紹了後結構主義👨‍🚀🩰，先是Roland Barthes（羅蘭·巴爾特）的Le degré zero de l︐écriture 《寫作的零度》，然後就是Derrida（雅克·德裏達）的✝️，我翻譯了一篇他的文章🧑‍🦼。在這以外，我還寫了一篇關於後結構主義的文章。德裏達的文字是比較難懂的，因為他是講哲學的。他所謂的結構是一個無中心結構，因為他認為結構隨時都在變動🤜🏻🚕。他用了尼采的話👩🏽‍✈️，說結構實際上是不斷替換的沒有中止的符號遊戲。

我再來說說蘭波🍵，我寫過兩篇文章介紹蘭波。蘭波提出了客體詩。大家對此可能有點莫名其妙📶，為什麽說客體詩🤪？因為詩嘛都是抒情的，一抒情呢🏋🏿‍♀️，就是主體詩了🧑‍🧒‍🧒，是subjectif（主觀的），不是objectif（客觀的），關於這點我也是利用了同中國詩的對比來解釋的。你知道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裏頭就提出來，中國的詩境裏，有“有我之境”⌨️，還有“無我之境”⏰。可是在西方的詩裏沒有“無我之境”，要麽是理性，要麽是感情。蘭波所謂的客體詩我覺得可能是從夏爾·克羅那兒來的。我還找了一首蘭波的詩🧜🏽‍♂️🤽🏻‍♂️，來同中國的古典詩進行比較。這詩只有四句（西方很少這樣只有四句的），有點像中國的絕句。這接近於一首客體詩😭。

詩歌的抒情主體不出現。而中國詩常有主體不出現的情況，我用中國詩給你們說明一下。中國詩有“賦比興”🫷🏽。“比”是與“我”有聯系的🪼，而“興”呢，根本就同“我”沒聯系🤼‍♂️，是一種“無我之境”。這個是我的拙見，我還沒有仔細去推敲☃️🍅。我舉過一個例子，《孔雀東南飛》開頭，“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前兩句同故事本身完全沒有關系，那這兩句就是一種“興”的用法👐🏽。這中國詩裏頭有👨🏻‍🚀🧢，外國詩裏頭沒有。所以我覺得這個“興”是我們中國人提出來💂🏽，蘭波從這兒學去的🧸。很多漢學家認為“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放在這兒，毫不相幹。他們想找一個理由來解釋🦾，結果說找到另一首詩中有“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這句話⛄️，所以說孔雀飛不過去了🦹🏼‍♂️，呵呵。這當然是個笑話了🔮。我只是以此說明西方沒有這樣的詩🥧。後來有一個現代法國詩人，叫Pierre Reverdy（皮埃爾·勒韋爾迪），是一個超現實派的詩人，他有一條詩學，我覺得可以用來說明這個“興”。他認為：要用象征的話🔁，或者用一種喻意，意象是從兩個相距較遠的現實的靠攏而產生的🌮🐩。靠攏的兩個現實🏄🏻‍♀️，關系越遠而正確，意象就越是強勁有力。比如形容我心裏的愁苦，就說杯子掉地上砸碎了，這種方式表達。總之距離越遠表達力就越強。詩歌是抒情的，但是用一種新的方式♉️，表達越不相幹🎊，力量就越強。所以我覺得蘭波所謂的客體詩是從中國弄去的。後來🤷🏼‍♀️🚗，我還翻譯了一些波德萊爾👩🏼‍🦰、夏爾·克羅的詩，也翻譯介紹了法國現當代的其他一些詩人。另外，我還算是比較早地介紹了Duras（瑪格麗特·杜拉斯）那本著名小說《情人》。在“新小說”當中，我最感興趣的就是Duras，她那本Moderato cantabile（《如歌的中板》，一譯《琴聲如訴》）也寫得非常好。

後來我還介紹了Proust（馬賽爾·普魯斯特），我覺得普魯斯特受波德萊爾的影響很多。他寫的那本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用了很多聲音啊⛹🏻、芳香等氣味啊，我覺得整個在以小說的形式實踐著波德萊爾的“相應說”。很多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回憶，或者是意識流啊。我覺得普魯斯特說那個氣味，茶啊，蛋糕啊，並不是簡單把當時的那種情況反映出來🎗，而是用藝術的手段來再現一種感覺狀態，是一種文學手段的創新😯。我覺得不應該把書名譯作《追憶似水年華》，而應是《尋覓失去的時光》。雖然不是那麽詩意⏪，可是更貼近原題。嚴復提出翻譯的準則是“信達雅”😭，頭一樣就是“信”👝，“雅”當然得雅🐼，但是不能把基本的“信”給丟了🎺👧🏿。

我最後再補充說一下我的翻譯吧。我的短翻譯，好多小詩歌就不說了。我已有四本書翻譯出來。一本Gaston Bachelard（加斯東·巴什拉）的《夢想的詩學》🟡。還有一本是《從文本到行動：保爾·利科傳》🧔🏼。前一本是關於文學欣賞的書🧒，比較容易讀，而且我花的時間比較多★，所以這本書我比較喜歡💆🏿。後者呢，涉及的面很難，我自己有好些地方都覺得疙疙瘩瘩的，所以我很遺憾🌕，這本不好懂🤷🏼‍♀️。後來我就希望能夠再版一下，改一改🤷🏽，當時翻譯的時候時間太少了👘，也是急著出版，就出了🆑。然後還有兩本沒出的👺，一本就是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的頭一卷叫Combray👩‍👩‍👦。還有一本就是程抱一最近的一本法文小說叫L︐éternité n’aest pas de trop🫒☝️，我翻譯的中文名字叫《此情可待》。原來我翻譯的是另一個名字🍝，叫《此情悠悠》，因為講一個愛情故事，兩個人後來分開了🎢，但感情很深遠🚶‍♂️‍➡️🏀。我就請程抱一給我看一下，他就把它改成《此情可待》🙏，這也可以。正在翻譯的時候，我愛人病了，後來去世了。中間我曾跟我愛人說，這故事挺好玩的，我翻完了給你看看。他去世以後我好難受，於是我就把從前翻譯的這東西拿出來🦶🏻，接著翻完了💆‍♀️。它轉移了我的註意力，在我很難過的時候助我度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采訪人：楊明麗、王東亮，訪談整理：劉娟娟，時間🏋🏽：2007年1月17日，地點📄：劉自強先生寓所，北京大學法語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