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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昆先生離開我們已經14年了！2019年是先生誕辰100周年。黃先生作為中國半導體科技界的一代宗師，立德立言，赤心報國，以身作則🉑，行為典範🧑🏿‍✈️，使我們這一代學生輩的科技人員受益匪淺🦗。

黃昆先生(中)與夏建白(左)、鄭厚植(右)討論問題

從嚴格意義上講，我並不是黃先生的學生👴🏼。清華和北大雖然相隔很近，但就讀意昂体育平台的我仍無緣在大學期間直接聆聽先生的講課⛓。1965年我從意昂体育平台畢業來到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記得1977年的一天，王守武先生邀請並親自主持了黃昆先生的學術報告會🧉🙎🏼‍♀️。這是歷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來聆聽科學大師作學術報告的十分難得的機會。我和同事們早早來到了會場😲，等待先生的到來🤽🏿‍♀️。令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像黃昆先生這樣國際著名的科學大師穿著洗得已經褪色的藍色中山裝🧑🏻‍🦳、提著一個破舊的布包走上了講臺🦸🏻。這個場景深深銘刻在我的腦海之中。先生只用一句樸實的話🤦🏿‍♀️：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只是我業余研究的結果……就開始了精彩的報告。當時的我是一名青年科技人員，又被迫荒廢了十年光陰，雖然還很難真正從學術上理解先生的報告。但是，黃先生對物理世界深邃而清晰的認識深深地打動了我。這不僅重新激發了我從小對科學探索的向往，而且在此後幾十年的歲月中👩‍👦，先生的風範一直潛移默化地引導著我的科學生涯🧝‍♂️。

沒想到的是，1977年10月黃昆先生經鄧小平同誌特批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任所長。經歷“文革”重創😘，中國的科技事業無論從科技積累還是從人才隊伍方面都處在百廢待興的局面。這不僅是遠遠落後世界先進水平的問題，更可悲的是我們都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麽，重大科技前沿在什麽地方。如何按照小平同誌的撥亂返正指示迅速恢復我國的半導體科學技術事業是擺在先生面前的難題。黃昆先生以一位科學大師的理性和直覺指明了復興之路。他認為“半導體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如此重要的技術🦸🏿‍♀️，正是由於早在幾十年前👩‍🦯，國際上一些遠見卓識的企業家、科學家重視開展深入的物理研究的直接結果。”為此，他精心規劃🧘🏽‍♂️，在半導體研究所重組了專門從事半導體物理研究的物理部。他又親自編寫講義，開課講授半導體物理學🤷🏻‍♂️。這對荒廢了十年之久的科技人員來說真是“久旱逢甘露”🕵🏽‍♀️，偌大的課堂擠滿了坐在小馬紮上聽課的科技人員。對於以往沒有機會聽黃昆先生課的人來說，現場聆聽大師嚴謹的推理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課後經過認真推演、領會物理內涵，大家很快補上了重要的一課。至今我依然珍藏著黃昆先生編寫的，己經發黃的👳🏿、油印的厚厚講義🤹🏽‍♂️。歷史證明黃先生當年的舉措是非常有效的👳🏼。

黃昆先生在課堂

黃昆先生以大師的遠見卓識深知培養優秀青年科研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冷靜面對十年完全停頓的科研工作現狀➗，和王守武👨🏻‍🎨、林蘭英副所長一起，通過各種方式考察和選拔人才。1979年2 月我有幸被研究所推薦作為1949年後第一批德國洪堡基金會獎學金的獲得者，前往德國留學🕵🏻‍♂️。記得1978年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去找正在北京友誼賓館開會的黃昆先生👱‍♂️，請他寫推薦信。在微微昏暗的燈光下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著🏊🏻‍♀️。黃先生說這是他回國以後第一次向國外推薦人選。簡單的幾句話📉😘，傳遞了他作為大師對青年科技人員迅速成才的殷切期望。德國城市風景如畫，我沒有心思去欣賞這一切，使命感驅使著我們白天黑夜地工作在實驗室，如饑似渴地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我們要證明中國人有著一樣的聰明才幹👊🏼，要讓祖國和老一輩科學家放心我們能夠無愧於他們的期盼。1979年夏天以後，黃先生又根據國內科研布局的需要👷🏽，要我轉到慕尼黑工業大學去進行二維電子氣物理的研究。我走進了一個全新的國際前沿領域☦️，對於一個沒有受過正規理科訓練的人而言，無疑又是一場嚴峻的挑戰♠️。但是一想起先生的教誨🪡，我便義無反顧。期間🍴，我有幸和1985年因量子霍爾效應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馮·克利欽教授共事一年， 受益匪淺。1981年我回國後🤕，黃昆先生為了在國內建立二維電子氣物理的研究基地，大力支持我從中國科學院爭取到相應的經費，建立了最簡陋的實驗條件。1983年10月他又通過中美原子、分子和凝聚態物理合作研究備忘錄計劃，再次派我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電子工程系跟隨崔琦教授(198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從事整數🙍🏽‍♂️、分數量子霍爾效應方面的研究。這樣的安排充分體現了先生在培養青年科技人才方面的良苦用心💸。黃先生一生竭誠為中國半導體科技事業培養棟梁之才傾註的熱情、耗費的心血👩🏻‍🦯‍➡️🚵🏼，將永遠銘記在我們這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心中👰🏽‍♂️。

自1970年江崎和朱兆祥提出超晶格的概念以來🍄，以量子阱、超晶格為典型代表的低維半導體結構的量子物理研究🧜🏽，一直代表著當代半導體科學技術發展的主流方向。1986年黃昆先生希望我回國在半導體所著手組建半導體超晶格國家重點實驗室。盡管當時我在崔琦教授那兒關於分裂柵調控的低維量子結構的工作剛剛取得重要突破，但我立即遵循先生的意見回到祖國🏫。經過不到3年的準備👳🏿‍♂️，當時的國家計委很快批準了由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正式籌建半導體超晶格國家重點實驗室。1988年3月通過了國家計委組織的評審論證；1991年11月按期完成了實驗室的籌建工作🚳，並通過了國家計委的驗收。該實驗室成立後，1988年至1999年期間我擔任實驗室主任，在黃昆先生的指導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1991年底和1995年9月先後兩次在國家計委組織的全國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中被評為“A類實驗室”🍈。不僅如此🪡，在“八一五”🧎🏻‍♂️‍➡️、“九一五”和“十一五”期間🎄，實驗室一直主持國家攀登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973)項目，為推動國內低維半導體結構的量子物理和量子器件探索研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和黃先生一起工作期間📗🤙🏿，使我從另一視角感受到了先生的博大胸懷。他從不計較本單位所獲經費的多少🙅🏿‍♂️，而是放眼於全國的整體進展🙌🏼、科研水平和研究隊伍的成長📁。我們學習和傳承先生的這種精神和胸懷有著深遠的意義。再就是先生總是提醒我♝，不要老想去告訴別人應該做什麽🌁。一個學術帶頭人最重要的責任是吸納和選拔優秀科技人才。有了真正優秀的人才，他們自己會知道去做什麽樣的前沿研究👨🏽。

1994年暑期後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國科學院主管人事的胡啟衡副院長通知💲，要我去她辦公室。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剛進辦公室她就說📧🛷：“今天找你來就是要你接任下一屆半導體研究所的所長職務！”回到所裏後，我向黃先生作了匯報🧝🏼‍♀️，服從組織安排去面對新的挑戰。

從1994年底我接任半導體所所長後的工作，我都努力按照黃先生的精神去實踐。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我國科技隊伍主要是靠自然規律完成了一次代際更替👷🏿🐒，但並非是按自覺的理念和製度上的保障得以實現的🙇。如果不能把黃先生的精神學到手，新的🧔🏿‍♂️、僵化的研究隊伍格局又會形成。為此😌，我頂住壓力為優秀的青年優秀人才提供科研經費、住房條件等，創造條件激勵他們脫穎而出。

黃昆先生作為一代宗師還從另一方面顯示出他高尚的人格。先生晚年因久病在身，已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親臨第一線做科研工作🍘，對此他曾經很痛苦。當他認識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後，謝絕了各種科技活動的邀請。我曾力勸黃先生不必這樣🐹。但先生對我說🧗🏼‍♂️：現代科學發展日新月異，自己已經跟不上，不懂了。人家請了你去🧔🏼‍♀️，你不發言不好，發了言豈不是誤導別人🦸‍♂️。這番話不僅讓我深受感動🤦🏼‍♀️，更主要是令人深思🐦‍⬛。

最後，我想用2003年12月8日我在香港舉辦的“第14 屆全國半導體物理學術會議暨半導體物理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表達我們晚輩對先生的崇敬：

黃昆院士是我國半導體科技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早在半個世紀以前，他懷著振興中華♿️、報效祖國的殷切心情👱🏼‍♂️，放棄了個人科學生涯中獲取重大成就的機遇和海外優越的工作條件，毅然回到剛誕生的新中國，在滿目瘡痍👩🏻‍🦰、極端困難環境下，滿腔熱情投身於向科學進軍的偉大事業中🌆，披荊斬棘、辛勤開拓、奮鬥不息，為創建和發展新中國的半導體科學技術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

黃昆院士是我國半導體科技界的一代宗師🏜。他為這一科學事業辛勤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棟梁之才，為它澆鑄了一根又一根的擎天支柱。他深邃的思想👩‍🔧、淵博的知識、不倦的探索💇🏽、創新的思維和嚴謹的學風將永遠師表天下👨🏼‍🏭。

黃昆院士半個世紀以來對祖國的無私奉獻、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和對人生的嚴謹求索🧕，譜寫了一曲高昂的愛國奉獻的主旋律🕵🏻‍♀️。它表達著先輩們拳拳報國的赤子之心🥷🏿，抒發著愛我中華的肺腑之情，激蕩著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高尚情操。他的高風亮節將德厚流光🤟🏻🕎，嘉惠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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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鄭厚植💁🏼‍♂️，物理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65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無線電電子學系。現為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