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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王亞文，13歲參加安源路礦大罷工，14歲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5歲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6歲考入黃埔軍校，17歲參加秋收起義，25歲參加了“一二•九”運動，26歲開始，在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下，成為我黨隱蔽戰線中的一位忠誠戰士，演繹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傳奇式人生。

一、參加早期革命運動

1910年1月、王亞文出生於湖南醴陵的一個務農世家、為家中次子，因家境相對寬裕而在當地接受了新式的中學基礎教育。他的理想本來是做個讀書人，但亂世總是激蕩著他的書桌。1922年考入醴陵縣立中學，中學期間，他就與陳覺、蔡升熙、陳恭、左權、宋時輪等組織了“社會問題研究社”，創辦《前進》周刊，宣傳進步思想。1923年，王亞文參加了李立三領導的安源煤礦罷工運動，接觸到李立三、劉少奇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其影響下進一步投身革命。

1924年 王亞文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中國共產黨；同年16歲的王亞文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是一個宿舍同學。黃埔期間，他參加了國民革命軍東征和北伐。因勇於沖鋒、奮勇殺敵，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稱贊他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鋼炮”。

國民革命軍為在北伐中犧牲的黃埔軍校學生修建的烈士墓

1926年 王亞文任湖南省學生聯合會常委，醴陵縣學生聯合會主席，代表學生組參加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工作；1926年冬，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猛。王亞文以中共青年團湖南區委委員身份，協助滕代遠在醴陵組建蘇維埃政府，當選為醴陵南二區、南三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王亞文組織農民成立自衛隊，十人或五人一組，出工農作時帶大刀、鐮刀，遇敵來襲，立刻操起家夥投入戰鬥；如敵強我弱，就立即轉移。這種“寓兵於民”“勞武結合”的做法，很適合當時的特殊環境。20萬醴陵民眾熱情擁護蘇維埃政府，生產搞得風生水起，農民革命運動蓬勃開展。

一日，反動武裝包圍了正在開會的黨支部，被包圍的黨員與敵人展開激烈鬥爭。因敵眾我寡，很多黨員犧牲了，王亞文和他的哥哥王大科也受傷倒在血泊中。敵人對現場嚴加看管，不讓親屬收屍，還強迫村民“參觀”，叫囂“誰參加共產黨，就是這個下場”。如此折騰了三天三夜才罷休。但王亞文、王大科和其他10位黨員，硬是在屍體堆中活了下來。王亞文和中共早期黨員羅學瓚再次組織農民自衛隊，打擊反動武裝。

1927年初，毛澤東聽聞湖南農民運動搞得好，即赴醴陵考察。羅學瓚與王亞文代表縣黨、團組織，前去迎接。王亞文與羅學瓚陪同毛澤東到醴陵縣多個鄉村考察，召開農會骨幹座談會，讓毛澤東全面了解農民運動情況。這次調研後，毛澤東寫就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7年 毛澤東在武漢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7年9月，滕代遠任中共湘東特派員，王亞文任共青團特派員，王亞文協助滕代遠組織農民自衛隊參加秋收起義，兩次攻打醴陵縣城都失敗了。參加戰鬥的幾支隊伍上了井岡山，王亞文與滕代遠等人堅守醴陵，堅持與敵人鬥爭。1928年 王亞文奉命以學生身份從事碼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1931年 “九一八”事變組織學生示威被開除學籍，王亞文經組織批準到北京，入大學學習；

1934年，王亞文受組織派遣，入北京朝陽大學，後入北京大學學習。在學校，他組建了“兄弟團”。1935年，王亞文率“兄弟團”參加“一二·九”運動，國民黨當局派出打手進行鎮壓，王亞文高舉大旗沖在最前面，與阻攔遊行隊伍的國民黨軍隊發生沖突，被宋哲元的大刀隊砍傷脊梁骨，頓時血流不止，後被同學們送往醫院治療，背上終身都留有刀痕。

王亞文（攝於1935年）

二、西南秘密工作

1937年 “七七”事變後，王亞文化回到湖南，在長江局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隨任卓民（任弼時的哥哥）參加恢復湖南省臨時省委、臨時軍委、長沙臨時市委的工作，任臨時省軍委幹事，負責軍事領導工作。在盧溝橋事變前，北京大學有中共地下黨員46人，意昂体育平台有中共地下黨員42人。事變發生後,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線，到長沙臨時大學的只是較少的一部分,他們先後到達長沙臨時大學之後,陸續與湖南中共地下黨接上了關系。9月下旬，隨校南遷的北大中共地下黨員吳磊伯、黃啟威等8人在長沙黃啟威家開會，決定建立中共黨支部，並推舉吳磊伯任書記。11月1日，長沙臨大開學上課，原北大、清華的黨員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黨支部,有黨員20人,後來發展黨員9人,共有黨員29人,受中共湖南臨時省委、長沙臨時市委領導。

在南京淪陷、武漢告急、長沙不斷遭到日機轟炸的形勢下，長沙臨時大學同學們的愛國抗日激情高漲。1937年底，長沙臨時大學黨支部邀請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主任徐特立到校作報告。徐特立在報告中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介紹延安和八路軍的情況，號召同學們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拿起槍桿到革命隊伍中去。12月31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在武漢大學發表重要演講《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他說：“戰爭了，我們再不能安心求學了”，“我們今天應該努力的方向是什麽？我貢獻給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個”：“第一，到軍隊裏去”，“第二，到戰地服務去”，“第三，到鄉村中去”，“第四，到敵人占領的地方去”。這個講話傳到長沙臨時大學，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徐特立和周恩來的講話之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長沙，長沙臨時大學掀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從軍運動。有近半數的同學離校，有的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軍事系統從事技術工作，有的投入“保衛武漢”的戰鬥行列，還有四五十人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大多數黨員帶頭奔向抗戰第一線。

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會討論認為，必須把學校遷到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才能繼續辦學。考慮到當時雲南離前線較遠，有滇越鐵路與滇緬公路可通國外，設備儀器容易運輸,於是經過教育部批準,決定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

1938年 王亞文奉周恩來、葉劍英、黃文傑（中央組織部長）之命任青年特派員進西南聯大。

1938年，西南聯大

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師生們分兩路出發，一路由粵漢鐵路南下，取道香港、越南，經滇越鐵路到昆明，這一路主要是教職員和女同學。王亞文帶著一批黨員關系，由湖南來到昆明。王亞文到昆後入西南聯大經濟系四年級學習。他根據葉劍英、黃文傑的指示，在西南聯大建立了另—個黨支部，指定徐賢議為支部書記。這個支部的黨員有從長沙來的王亞文、徐賢議、張遵驤、湯一雄、張鵲梅和平津來的莫家鼎共6人。不久，又發展了張定華、湯德明入黨。

另一路由244名男同學組成湘黔滇旅行團，11名教師組成輔導團，實行軍事管理，步行前往昆明,歷時68天，行程1671公裏，師生沿途目睹了國民黨統治下人民群眾的困苦生活,同時受到磨煉。由長沙臨時大學隨遷來的少數黨員如徐賢議、王天眷、田方增、楊賡等的組織關系未能及時接上。

在西南聯大，王亞文與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曾昭掄等取得聯系，同他們一起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組織學生演出《祖國》《放下你的鞭子》《黑字二十八》《原野》等話劇，在春城引起轟動，激發眾多愛國民眾投身抗日鬥爭。

聯大演出海報

1938年5月4日，西南聯大開學上課。但因從長沙來的黨員較少，組織關系未能及時接上，因此到1938年秋，西南聯大才開始建立黨的組織。是年秋，西南聯大文法學院從蒙自遷回昆明,黨員力易周、發展對像袁永熙也隨同到昆明。經辛毓莊牽線,力易周找到雲南青年抗日先鋒隊負責人李家鼎,同時想通過李找到黨組織。8月，在北平入黨的黃元鎮、郝詒純也到了昆明。不久，力易周和他們兩人一起成立臨時中共黨小組。

10月，力易周考入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育系、黃元鎮考入西南聯大工學院土木工程系、郝詒純考入西南聯大理學院地理地質氣象系、袁永熙考入西南聯大法商學院經濟系。這時，先在北平擔任黨和“民先”職務，後在武漢擔任中共漢口區區委委員等職務的徐樹仁也來到昆明,並參加了臨時黨小組。後來經他建議，西南聯大中共臨時黨小組改為臨時黨支部，推舉力易周為支部書記。11月，力易周發展袁永熙加入黨組織。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同月,南方局決定改組中共雲南特委,建立中共雲南省工委，李群傑任書記。6月,中共南方局改派馬子卿任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新建立的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西南聯大的黨組織由省工委直接領導。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同月，南方局決定成立中共雲南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3月，省工委決定在聯大建立由省工委直接領導的黨支部，袁永熙任支部書記。

1939年3月，根據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西南聯大黨支部正式建立。由省工委直接領導。力易周因“金田事件”涉嫌，暫停黨的關系，中共西南聯大地下支部成立，袁永熙任支部書記，其後發展為總支，袁永熙、李振穆（李晨）、熊德基先後任總支書記，李之楠、鄒斯頤先後任二線總支書記。聯大支部成立後，群社的活動有進一步發展。繼邢福津之後，先後由葛琳、周綿鈞（天行）、朱瑞青、本炳泉接任社長。

皖南事變由於政治形勢險惡，當時已傳出逮捕和迫害進步學生的消息，中共雲南省工委乃於2、3月間有計劃地將聯大大部分黨員和少數進步學生從學校撤出，分散到雲南各地隱蔽。群社和引擎社等都停止了活動。疏散出去的學生，先後有100多個。他們在各地從事教學工作同時做些群眾工作，起到了在雲南當地灑播民主種子的作用。後來又有少數同學到建水、磨黑原來疏散下鄉的同學處，他們在當地較好地開展了群眾工作。

皖南事變後，撤離學校的中共地下黨員和群社社員，以後有的又陸續回校復學，另一些有組織關系或斷了組織關系的地下黨員和大批追求真理的青年考入聯大。

1939年5月，湯德明接任支部書記，黨支部下分兩個黨小組：張遵驤、湯一雄、張定華等一個組，莫家鼎、張鵲梅、湯德明等一個組。黨支部的領導關系先在中共長江局，後在中共南方局。這樣,在西南聯大建黨初期，就出現兩個黨支部平行並存。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當時處在戰爭時期，黨組織處在秘密狀態，與上級不能及時聯系。

王亞文曾經是西南聯大黨支部領導人（來源：西南聯大展覽館）

1939年7月，王亞文畢業，到重慶中共南方局工作，他把自己領導的支部黨員關系交給中共南方局，中共南方局又經雲南省工委轉給西南聯大袁永熙領導的黨支部，袁永熙仍任支部書記。至此，西南聯大初期兩個黨支部並存的情況結束，黨的組織統一之後，領導力量進一步加強。

王亞文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趕赴重慶曾家巖50號周公館報到，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局在重慶曾家巖50號正式成立，對外稱周公館。從這時起，王亞文就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等同誌的直接領導下開展情報工作。王亞文的任務是利用親友、同鄉不少人在國民政府高層的關系，打入國民政府內部進行策反與分化。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直接領導下，潛伏在國民黨黨軍政上層，從事秘密工作。

曾家巖50號“周公館”被日機炸毀

為何選定王亞文擔負如此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周恩來分析的：第一，王亞文有多方面的革命鬥爭經驗，對黨忠誠，經得起考驗；其次，有別人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王亞文的舅舅陶廣擔任國民黨第二十八軍軍長，在湘軍中很有威望，且有抗日熱情；第三，王亞文的堂哥王芃生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是個日本通，他的研究對中國抗戰有重要作用，是蔣介石跟前的紅人；第四，湖南朱子祠學堂的“三大才子”程潛、劉斐和李明灝，都是湖南醴陵人，與陶廣、王芃生都有交情。他們熱愛祖國，贊同抗日，可通過他們結交更多的國民黨將領，讓更多的力量推動蔣介石抗日。劉斐現在主管對日作戰計劃的製定和各戰區作戰協調工作，若與他交上朋友，那我們就不愁不了解國民黨的對日計劃了；王亞文還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以“小鋼炮”聞名，蔣介石也知道。葉劍英也對王亞文補充說：“符昭騫和我是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學又是同桌，與朱德也是意昂。他1937年任衛立煌部隊少將參謀處長，1937年參加了門頭溝莊戶會戰、忻口會戰，抗日勇猛，值得你與他交朋友的。”說完為王亞文整理了一下衣領，說：“衣服一定要穿得好些。不能讓他們看扁了。需要多少錢，就向我們拿，與他們交朋友不怕花錢，黨會為你作證的，會對你負責的。”

曾家巖50號的周公館，既是中共代表團所在地，又是中共秘密聯絡點，因此成了戴笠軍統特務嚴密監視的地方，進出這裏的人，都是軍統重點調查的對象。王亞文憑著機智勇敢，近七年時間裏，在敵人眼皮子底下將許多重要情報安全送進周公館。

周公館與王亞文確定了聯絡方式，一般情況下，事先約好時間、地點，周公館的汽車會準時開到指定位置，打開車門，王亞文瞅準車牌號快閃進車內，車子啟動開走，就在車上匯報情況。車子兜幾個來回，在確定無特務跟蹤的地方讓王亞文下車。如果沒有到約定的時間，有緊急情況，可在傍晚時分周公館四處無可疑人時進去。最危急的時刻，就是從秘密通道進入。

王亞文找到王芃生，說自己從西南聯大畢業了，重慶是國共抗戰的大本營，想來此為抗日救國出力。蔣介石器重王芃生，命他組建“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要開展對日情報工作。王亞文經王芃生介紹，入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任編譯員。王亞文利用翻譯英語文章等機會，掌握了很多重要情報。王芃生對王亞文為人做事非常認同，推薦他結識了不少國民黨高級將領。程潛對自己這位醴陵老鄉也是很有好感，邀王亞文住到自己的府邸。有王芃生、陶廣和程潛的提攜，王亞文與很多國民黨黨政軍上層人員，如楊傑、劉斐、李明灝、符昭騫等，都成了好朋友，借機對其進行策反。

王亞文周旋於國民黨上層，表面上逍遙自在，實際上險情迭出。一次，王亞文從周公館出來，經過戴笠的戴公館門口，迎面撞見王旸。王旸是個老牌特務，早年在“一二·九”運動中，就潛伏在學生運動隊伍中，對王亞文的情況很熟悉。他命手下跟蹤我王亞文，準備對他下手。王亞文察覺後，馬上將情況報告給董必武。董必武對王亞文說：“我們要做好兩手準備，首先通過關系，把你的共產黨嫌疑否定掉，萬一不能在國民黨高層開展工作，我們馬上送你去延安。”一天，王亞文故意繞道到戴公館，神情自若地向他借住的程潛家走。跟蹤的特務來到程潛家門口要硬闖，被衛兵逮住押到程潛面前。程潛厲聲喝道：“回去告訴你們戴老板，他是我們自己人。今後再發現你們跟蹤他，格殺勿論。”就這樣，王亞文巧妙地化解了一次險情。

皖南事變是抗戰期間國民黨頑固派對華中新四軍軍部發動的一次突然襲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點。而將皖南事變的消息第一時間報告給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就是王亞文。

1941年 王亞文奉命打入國民革命軍陸軍戰車防禦炮教導總隊，任上校秘書；1941年1月5日，根據蔣介石命令，新四軍軍長葉挺率領新四軍軍部教導團及第三支隊共九千余人由安徽涇縣雲嶺起程北移，次日行至茂林地區，即遭國民黨七個師八萬多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被迫還擊，激戰至十三日。面臨全軍覆沒之際，葉挺執行組織的決定，前往國民黨頑軍上官雲相處交涉。上官雲相將葉挺扣留，並加緊對新四軍的攻擊，至十四日夜新四軍除一千余人突出重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

1941年1月16日下午5時許，王亞文與符昭騫造訪程潛。聊得正酣，程潛接到蔣介石打來的電話。接完電話後，程潛告訴在座的人：“部分新四軍被‘國軍’‘剿滅’，葉挺被俘，項英和周子昆被叛變的部下打死，明天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新四軍番號。”熬到夜幕降臨，王亞文避開特務的視線，趕到曾家巖50號，報告皖南事變這一事件。葉劍英聽完匯報後說：“蔣要取消新四軍番號，我們就立即重建新四軍！”周恩來說：“戰端既起，當仁不讓，以打對打。”收到情報後，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刻向延安黨中央匯報。

1月17日國民黨當局誣陷新四軍“叛變”，並宣布取消其番號。這就是國民黨頑固派蓄謀製造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以極其悲憤的心情在《新華日報》上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

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親筆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下達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他們及時集聚四散各處、幸免於難的新四軍將士，恢復了新四軍番號，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重建，繼續堅持抗戰。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於空前孤立局面，不得不收斂反共活動。

從1942年上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中共雲南省工委遵照黨中央一再強調的“蔭蔽精幹，積蓄力量”的方針，1942年下半年決定：西南聯大不再設立黨總支，黨員由三位省工委委員分別單線聯系，暫停發展新黨員，嚴格組織紀律，禁止隨便找黨。

由於情況的變化，1943年春，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西南聯大設立一個黨支部，由馬千禾任書記，何功楷、齊亮為支委，此外還有兩名黨員仍由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鄭伯克領導，其余黨員仍分別由省工委直接單線聯系，互不發生橫的關系。這一階段西南聯大有黨員61人。

1943年春天重新建立了以馬千禾（馬識途）為書記，齊亮、何誌遠（何功楷）為委員的中共地下黨支部。他們團結思想進步和有正義感的同學，認真貫徹“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方針，努力學習，熱心服務，廣交朋友，積極參加級會、系會、同學會、同鄉會、壁報、膳團、體育會等各種社團活動，形成了許多“朋友圈子”，並組織一些秘密的讀書會，在同學中形成了很有影響的力量。

這一時期，聯大的教授也有不小的變化。他們目睹當局在政治上獨裁專製，貪汙腐敗，特務橫行，經濟上不少國民黨官僚大發國難財，物價暴漲，民不聊生，對時局深為關切。聞一多、吳晗、潘光旦、曾昭掄、聞家駟等教授都先後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和西南文化研究會的政治活動。隨著民主運動的發展，一些誌同道合的同學深感有組織起來的必要。

1944年 王亞文打入國民革命軍第76軍瀘州警備司令部，任上校秘書；1945年 以國民黨軍少將身份從事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1945年2月和5月，有兩部分同學各自成立了秘密的群眾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後經中共地下組織協調，分別稱為民青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第一支部由陳定侯任主任委員，洪季凱（洪德銘）任組織股長，譚正儒（嚴振）任宣傳股長，何東昌任總務股長。第二支部由許壽諤（許師謙）任主任委員，馬千禾（馬識途）、李明任組織委員，李曉（李曦沐）任宣傳委員，許乃炯任總務委員，王樹勛（王剛）、侯澄（雲大同學）任修補委員。兩個支部分別由袁永熙、馬千禾代表黨組織進行領導。不久，聯大地下黨也組成第一、第二兩個支部，分別由袁永熙、馬千禾負責；

在西南聯大，馬識途（前排右一）、張彥、李儲文（前排右二）、章潤瑗（前排右三）、何功楷、許乃炯（後排左一）等和美國飛虎隊朋友合影

在黨的領導下，民青組織不斷發展壯大，並由聯大發展到其他大中學校各校學生自治會和社團的領導骨幹多為中共地下黨員或民青成員，到1945年10月底，民青組織已發展到約300人，在愛國民主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結束，6、7月間西南聯大三校師生陸續復員北上。王亞文也奉命回湖南；三校復員前，中共雲南省工委分別組織袁永熙、王漢斌、李淩、陳彰遠、洪季凱、蕭松等黨員和“民青”幹部學習討論，要求他們在復員途中為同學服務，到達北平、天津後，團結好當地同學，在黨的領導下，結合當地實際，繼續開展愛國民主運動。回平津的黨員，組織關系都由南方局轉交南京局(後改為上海局)組織部長錢瑛領導，稱為平津地區的南系地下黨組織。這些西南聯大的黨員和“民青”成員也根據本人誌願和工作需要分別回到三校。

三、上海策反活動

1947年 王亞文奉董必武令到上海，由張登（沙文漢）、陳約珥聯系從事策反工作，任上海海陸空軍策反專職工作組組長、起義軍政委。

1947年3月，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即將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共中央軍委決策核心就以其前瞻性戰略眼光的預見到——“蔣介石必定會在上海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孤註一擲”，決定先期選派精幹、忠誠的骨幹在國民黨反動政權駐守於上海的軍隊中進行策反，使解放上海時發生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在選派骨幹人員的討論中，董必武提議此項任務非王亞文莫屬。肩負特殊使命的王亞文，化名張子舒潛入上海。在董必武指示下，由時任華東野戰軍對敵作戰部部長、城市工作部部長沙文漢（後為新中國首任浙江省省長）代表劉伯承和陳毅、粟裕領導王亞文工作，並正式任命王亞文為上海策反工作組組長。

王亞文到上海後，首先對國民黨海軍開展策反。與何燧、吳石、蔣子英等人交好。何燧、吳石、蔣子英三位，與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周應聰、“重慶號”艦長鄧兆祥、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等交情甚好。林遵、周應聰、鄧兆祥在國民黨海軍中是實力派，且都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同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也有過交往。

周應聰是國民黨海軍參謀長兼上海海軍辦事處主任，指揮八艘主力艦，國民黨海軍機要內容都在他的掌控中。抗戰時期，董必武把周應聰介紹給王亞文，一段接觸後，王亞文與其成為至交，為日後周策動國民黨海軍起義奠定了基礎。

1949年2月王亞文與周應聰（公開身份是國民黨海軍參謀長、少將），成功策反國民黨海軍主力軍艦“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率艦起義。王與周，兩人在上海地下黨的身份分別是起義海軍政委和司令。鄧兆祥出生於廣東省高要縣，1930零年赴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英國海軍魚雷學校深造，他刻苦鉆研、成績優異，熟練掌握了魚雷、航海、信號、艦炮等專業核心業務，歸國後即有“英國海軍通”的美譽。他參加了抗日戰爭的對日海戰，痛恨國民黨發動內戰以及四大家族的無恥行徑。在起義的前一天，鄧兆祥接到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的命令即率艦赴江陰要塞、阻擋解放軍渡江！2月24日子夜，在上海地下黨的積極支持下，鄧兆祥和王亞文事先精心組織的起義骨幹把數十名態度曖昧的官兵悄悄繳械，一瞬間全艦就全部掌握在起義者手中。25日淩晨，鄧兆祥一聲令下，重慶號這艘噸位最大的國民黨海軍軍艦駛出吳淞港；於26日6點安全抵達煙臺解放區。鄧兆祥和起義官兵，迅即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通電嘉獎！

重慶號

1949年2月25日，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國民黨海軍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在上海吳淞口光榮起義董德興對此評價到：這艘國民黨最大軍艦的起義，帶動了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以及隨後的一批軍艦起義，極大地震撼了日暮途窮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就在重慶號巡洋艦投奔光明後不久，王亞文與周應聰加緊了和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的起義接洽工作。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侄孫；其父親林朝曦曾供職於北洋海軍、參加了甲午海戰。由於祖輩的影響，青年時代的林遵就滿懷振興中國海軍和雪恥甲午戰敗的豪情。他曾赴德國學習潛水艇技術，日本投降之後、他即率“太平”、“中業”兩艦接收南沙群島，並在主島上立碑“太平島”以宣示領土主權。

林遵同樣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以及軍內派系林立和排斥異己。早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林遵就和王亞文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表達了向往光明和跟著共產黨一起幹的意願。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獅強渡長江天塹；國民黨軍苦心經營的千裏江防瞬間被多處突破。國民黨海軍垂死掙紮、準備與南京共存亡；此時，王亞文借用周應聰的專車急赴南京，代表黨中央向林遵下達了立即率艦隊起義的命令，同時要求他起義後設法找到解放軍進攻南京先頭部隊的首長。在得到王亞文的具體指令之後，準備工作相當充分的林遵立即率領第2艦隊30余艘軍艦，於4月23日在長江江面起義；並在陳修良即南京地下黨的幫助下直接成功地接洽了解放軍先頭部隊首長，堅決地粉碎了敵人固守南京的迷夢。在王亞文等同誌的努力下，在上海解放前夕相繼成功參與海軍起義的共有70多艘軍艦。這些軍艦和鄧兆祥、林遵等將領，旋即成為人民海軍初建的中堅力量。同時，王亞文還對國民黨空軍的50余架飛機起義發揮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策動國民黨空軍起義也收效很大。原先估計有70余架飛機參與起義，需要黨組織準備1500元大洋作為起義人員的安家費。就在王亞文著手籌措安家費時，因起義事項緊迫，一大部分還沒領到安家費的起義人員率先起義。

張權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炮兵中將張權到上海，被任命為上海起義軍司令員。張權年輕時就滿懷愛國救國之情，與不少共產黨人有過交往，他擁護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方針；抗日戰爭時期，他兩度要求加入中共，但周恩來、葉劍英等認為張權不加入中共更有利於黨的工作開展，張權接受中共的建議，成為中共的黨外幹部。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張權：“我們一直把張權將軍當作我黨的幹部來使用”。抗戰期間，張權的防禦炮部隊總部駐紮在四川壁山縣，離重慶周公館中共南方局很近，張權有了更多的機會與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交往。早在1941年，周恩來就通過國民黨上將張治中，將王亞文介紹給張權，任上校秘書。張權有“戰車防禦炮之父”的美譽，組建訓練的戰車防禦炮部隊參加了滇緬會戰，在抗戰中屢建奇功。他有滿腔報國熱情，憎恨蔣介石的獨裁和國民黨的腐敗。在與王亞文的交往中，對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過王亞文的安排，張權經常受到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邀請到周公館作客。張權對周恩來等中共領導非常尊敬和欽佩，聽他們進行抗日戰場形勢分析、講述中國革命發展趨勢、評論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作用等。張權也無拘無束地講述自己如何在抗日戰場上用兵布局；如何敬佩共產黨人向往投身革命隊伍的。他曾對王亞文說；“北伐時我曾以師事祖涵公林伯渠。現在，周、董兩位對我的指點使我受益匪淺，願和他們常談心。”張權在與董必武的一次談話後，感慨地說：“救國要靠共產黨，做人要做共產黨那樣的

張權全家1937年攝於南京

八年抗戰，張權堅守在抗日戰場，因戰功卓著被譽為抗日名將。在周恩來、董必武的協助下，他出資興辦進步刊物《生力》，由王亞文任主編，他親自撰稿，內容以闡述蘇聯軍事成就為主，同時積極宣傳抗日，反對妥協投降。此刊對當時國民黨上層軍官和其他階層人士產生一定影響。

淮海戰役前後，張權遵照中共黨組織要求，動用自己豐富的人脈資源，前往濟南、徐州、南京及鐵路沿線視察，收集沿途兵力部署、武器裝備、車輛糧食及作戰圖紙等；還潛入到重兵把守的最高參謀本部地下保密室，設法獲取絕密的“參謀本部作戰地圖”，由王亞文、陳約珥迅速轉送我前敵指揮部，對解放軍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當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張權身負黨組織的重要使命，在國民黨軍隊中策反起義。

渡江戰役前，張權根據地下黨組織的要求，利用聯勤中隊中將觀察員的合法身份，到長江沿江前線“視察、指導”布防。回上海後，立即到王亞文家，將沿途記錄、速畫的一大包小紙片鋪在地板上，張權拼紙片，王亞文和妻子張瑞元用三天三夜時間繪製出一張《長江沿岸布防圖》，連同王亞文從吳石那裏獲得的《國民黨國防部全國軍備部署圖》，經地下黨組織交通站送到解放軍前敵指揮部，對解放軍勝利渡江、攻打上海、解放全中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王亞文和妻子張瑞元

王亞文與張權將軍擬定了上海國民黨陸軍武裝起義的周密計劃：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時舉行起義，在虹口吉祥路121號設起義臨時司令部。以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樓為基地，屆時升起義旗，發號施令；駐紮西體育會路一帶的機械化炮兵團，沿西體育會路向張華浜、蕰藻浜打出去，迎接解放軍入城；駐紮在浦東前線的青年軍209師師長方懋鍇，在解放軍進攻該陣地時，豎起白旗，為我軍讓路。

王挽危師長、王秉鉞軍長等均應允及時響應起義，配合還擊。起義計劃中，還有重要的一環，是由起義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鄭振華擔任破壞機場的任務，由張權單線聯系青島艦的陳艦長在吳淞口要隘處炸沉軍艦，使飛機不能起飛，軍艦駛不出去。如此，在復興島督戰的蔣介石父子必被活捉，上海和平解放可期。

精心設定的計劃，卻因告密而流產。1949年5月15日傍晚，當張權將軍的身影出現在麥加裏弄口時，被埋伏多時的國民黨便衣特務抓捕。

就在被捕的這天上午，他還與中共地下黨員王亞文在外灘公園再一次審閱起義計劃。臨分別，張權神情堅毅地對王亞文說，如果他明天沒有準時來到吉祥路121號起義司令部，而住家的陽臺上又有紅布掛出，就說明他出事了，一定不要再來他家。

5月16日上午8時，約定到達的時間，其他參與領導武裝起義的人都到了，唯獨一向準時的張權未到。王亞文冒著危險進入麥加裏，當他看到張權住房的陽臺上掛著的紅布，周圍又有不少形跡可疑的人，立刻意識到張權出事了，迅速離開。上海的武裝起義功虧一簣。

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聲言將在上海打一場立體戰爭固守到底，坐鎮復興島親自督戰的蔣介石，聽到張權發動兵變未遂的報告驚恐萬狀，當即下令“予以處決，立即執行”，並授意，要以擾亂金融，破壞治安罪處決，不得公布實情，以免影響士氣。蔣再也無心督戰匆匆逃往臺灣。

面對敵人酷刑，張權為保全王亞文和參與起義者，選擇犧牲。5月21日下午6時，上海全城戒嚴，張權在南京路大新公司（現中百一店）門前的十字路口，被以“販賣銀元”的罪名公開殺害，臨刑時張權高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距上海解放僅僅6天，令人扼腕痛惜。

上海解放後，張權將軍得到了隆重追悼，並最後安葬於龍華烈士陵園；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張權革命烈士稱號。他也是陳毅市長簽發的第一號烈士證書的主人。

五十年代王亞文全家福

新中國建立後，王亞文在市委統戰部工作；後任上海真如中學（1954年改名為上海市延安中學）校長，兼任滬江大學、財經學院等校教授，講授政治經濟學、哲學、中共黨史。

王亞文（右一）與真如中學（現延安中學，校址延安西路601號）學生們在一起

1953年王亞文任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副教務長，黨總支書記；1958年 先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科，上海財經學院圖書館，夜大學，教務處任職；1972年 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編譯組工作；1979年 上海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顧問；離休前享受副市長待遇。

原吳淞炮臺前19位同誌與王亞文（前排右四）

1999年 10月31日，王亞文辭世，前上海市市長汪道涵等領導送花圈，於11月15日安葬在龍華烈士陵園，與昔日戰友張權等重新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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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基、王頤、王雙、張林鳳等回憶；部分摘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

照片來自網絡公開資料

整理編輯：王見綱

王亞文先生的女兒指出了本文若幹錯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