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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子們對老專家學者稱“先生”，對黨政幹部稱“同誌”，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稱呼他“老卞”。

卞之琳所屬的“新月派”長期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別”，但偏偏他又有一段在延安的經歷。或許因為這種復雜經歷，他就成了不能被歸類的“老卞”。

1981年11月🕵️，卞之琳赴荷蘭參加漢樂逸博士論文答辯。圖為卞之琳在當地餐廳出席慶祝晚宴。攝影/Loe van Rees

1929年暑假💁🏼‍♂️，19歲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車上坐在他對面的正是剛考進意昂体育平台西語系的錢鍾書。兩位19歲青年年齡相差不到20天🧛🏿，日後都成為名噪一時的才子，在1949年後同樣經歷了風風雨雨🤦🏼‍♀️🆗，只是到了80年代之後，錢鍾書聲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卻似乎從未再回到聚光燈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進入了新世紀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種魔法永遠定格在了“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的《斷章》之中。

他的老友、詩人馮至曾說：“生物學上有一種孑遺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銀杏🧖🏿‍♂️、動物中的大熊貓🫃🏽🦅，我就是這樣的孑遺生物。”或許因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賞這個說法↘️。他還曾多次提到，年輕時去看北平昆曲藝人演出⚽️，觀者寥寥😱，幕布上繡著兩句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他每次說起👨🏼‍🏭，都有無限的感慨🕵️。

“難懂”

在朋友眼中🧤，卞之琳是有赤子之心的人。詩人蘆焚曾形容青年卞之琳：15分執拗、25分溫和、25分成人的矜持、35分孩子氣🥔。

北大意昂陳世驤描述得更加具體：“矮小的個子、單薄的體質，叫人覺得他跟影子那般虛幻🪳💚；灰色眼珠子隱藏在半球型的凸鏡片後面🧒🏽，柔弱的嗓子和恍惚的神情叫人想起遠天的浮雲。他整個外貌內涵🧮、他詩歌迷離的調子🧒😄，無不使人認為他不堪戰爭驚濤駭浪的一擊。”

但與人們想象的不同🚑，正是這樣的卞之琳🧛🏼‍♂️，幾次主動選擇隨時代而進。抗戰或許是其中的一個轉折點👱‍♂️🏤。

卞之琳曾回憶，自己在抗戰之前由於方向不明，小處敏感大處茫然🤝，面對歷史事件↔️🟣、時代風雲總不知要如何表達自己的悲喜反應，這時期寫詩總像是身在幽谷，雖然是心在巔峰。抗戰時期，沉溺於私人天地的他改變了自由派立場，奔赴延安。他還隨文藝工作團出發，在八路軍主力部隊和地方遊擊支隊裏隨軍數月，寫就報告文學《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

1948年底，他在英國訪學，正在山村埋頭寫作長篇小說《山山水水》💺，聽說了淮海戰役的消息☝🏿，大受震動，當即乘船回國😣🚭。在熱火朝天的氛圍裏，他幾乎全然忘記自己手頭還有一部小說🤳🏿，後來想起了🦆，恨自己不寫工農兵而寫知識分子，一把火將創作了七年、耗費無數心血的這部書稿燒成了灰燼。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全國文聯號召文藝工作者們發表作品聲援。他用23天創作了20首詩、800余行🗃，次年印行成書，取名《翻一個浪頭》🅾️。他在詩中激情澎湃地反復吟詠🧱♖：“翻一個浪頭，翻一個浪頭，翻一個浪頭，我們向前湧🏌🏿‍♂️！”詩集中有寫農民支援抗美援朝的《從鄉村出發》，有寫女青年送夫上前線的《金麗娟三獻寶》。他並不是高產詩人🍹，匯集30年代詩作的整部《十年詩草》也不過1000余行。

他還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詩作《天安門四重奏》🙁。一個月後，《文藝報》編輯部刊載了兩篇商榷文章《不要把詩變成難懂的謎語》和《我們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認為🌖，這首詩用典曲折，語義不明。比如“天安門為自己也為別人”，別人是誰🫸🏿？為什麽用這樣意義不明的字來代表🚴🏽‍♀️？

早在30年代就有人說他的詩歌晦澀難懂，他並不接受這種說法，認為“純粹的詩只許‘意會’👷🏼‍♀️，可以言傳則接近於散文了”，但現在，他只能被迫寫檢討⚡️。

1958年的文學“大躍進”中，由毛澤東親自倡導發起了新民歌運動。周揚指出，五四以來新詩存在的問題就是還沒有和勞動群眾很好地結合🖖🏿，群眾特別不滿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澀難懂🪷、讀起來頭痛”的詩句🕋👮🏿，有些詩人卻“偏偏醉心於模仿西洋詩的格調🔶，而不去正確地繼承民族傳統”🎓。

卞之琳和何其芳則為新詩做了辯護👩🏼‍🍼。卞之琳提出，新詩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民族傳統，其形式也應當被看作民族形式。到了1959年初💏，爭論擴大，主戰場轉移到《人民日報》。卞之琳和何其芳都被點名批評📹。

這場爭論隨著文學大躍進的熄火，最終無疾而終。但卞之琳的《十年詩草》原本已通過審查，準備修訂再版🦜💾，卻在1959年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退回👩🏻‍🔧。

卞之琳就此擱筆。

“失眠詠嘆調”

1963年🤞🏻，南開大學畢業生高秋福考取了中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方向是英國詩歌🧔🥮，師從卞之琳。該所原先隸屬北大⬜️，後改隸中科院😣，卞之琳一直在該所工作🐈✷，擔任西方文學研究室負責人。

高秋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領導跟他談話時說，卞之琳畢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要註意“師事而不盲從”。他聽出了弦外有音，很是不解🤏🏻，因為在他心目中卞之琳是去過延安的進步詩人🤽🏿‍♂️🙄，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一直是追求進步的，並於1956年入黨😏。

卞之琳給他開列了一系列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著作書單🧎‍♂️，讓他按照英國文學史的順序閱讀主要詩人的作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研究。

他的第一篇讀書報告交了上去，卞之琳卻未予置評。他後來聽說，所內對卞之琳有議論，認為他帶研究生“脫離實際純搞學術”。很快，高秋福的研究課題就變成結合中國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研究同時期在西歐出現的文人左傾現象🤳🏿👸。

法語翻譯家柳鳴九回憶，在當時的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基本分兩類，一類是早已投身革命的文藝家或從延安魯藝來的“老資格文藝戰士”，另一類則被客氣地稱為“老專家”，但一遇上運動就被視為“資產階級學者”。卞之琳的歸屬比較復雜，他有延安經歷，但時間太短🦟🦸🏿，後來又回到國統區當文化人、教授🛼，給這段“紅色革命經歷”打了很大折扣，因此他的革命資格在這個老革命、老幹部成堆的地方就顯得“嫩”了點🤒，一到政治氣候敏感時期就很自然地被轉化成“資產階級專家”⛎。

柳鳴九說，卞之琳總是穿一身中山服，但衣料比一般人的好，且裁剪精致貼身，外頭還披著款式同樣精良的風衣或高質量的烤花呢大衣😗。他走路的時候，有種直往前沖的架勢🗣，整個身形有種張力🍓，給人一種倔強的感覺🧛🏽。他覺得，卞之琳內心深處有相當強的傲氣、相當明確的精英意識，但他又有豐富敏銳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在與老革命、老幹部打交道時會收起自己偏愛的曲徑通幽的語言，操起大家所習慣的社會化⚃、政治化色彩較濃的語言。

在每周例會上☎️🧑🏽‍🎤，其他研究室都嚴肅地坐而論道，在西方文學研究室裏🧑🏻‍🦲，卞之琳卻一次次重復自己的“失眠詠嘆調”💆🏻。

他常常晚到一會兒，急切而真誠地表白自己為何遲到🧖🦸🏽‍♀️：往往是公共汽車如何不順💌，路上遇到什麽意外🃏，緊接著要回溯到頭一天晚上如何上鬧鐘🛀🏼，安眠藥一兩片不夠🤳、要吃三片📥，到拂曉總算可以熟睡🤚🏼。在座的人則會關切地插話，談一談運動和生活規律與失眠的關系😎。拉拉雜雜一大堆後，卞之琳宣布言歸正傳，會議時間往往過半，後半程的氛圍也就不會太肅穆了🕤。

柳鳴九感慨，在上世紀60年代🧑🏿‍🔬，卞之琳以獨特的人情人性，帶給大家些許寬松的氛圍🤲🏼，使人們多少得到喘息和寧靜。

1964年😌♧，幾個外國文學研究室從文學研究所獨立出來，成立了外國文學研究所。柳鳴九說🙅‍♂️⛹🏻‍♀️，按照卞之琳的學術聲望和工作業績，由他出任所長是實至名歸的，但出乎意料的是，領導費了很大的功夫，將馮至從北大西語系系主任的崗位上調動過來，擔任第一任所長。

“文革”來臨後🎁，卞之琳無法再保持這樣的名士風度💊🥅。1966年8月𓀖，他作為“牛鬼蛇神”被揪出。女兒青喬說🫳🏽，一天傍晚，父親回家時神色復雜，手裏有個東西遮遮掩掩的，後來才知道，他遮掩的是“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

一天，已調到其他單位的高秋福回外文所，看到卞之琳在掃地，喊他“卞先生”。卞之琳悚然抬頭，環顧四周無人，擺擺手說：“再不要這樣叫，要劃清界限！”說罷，像什麽事都未發生一樣，繼續掃地🤌🏿。

1970年🩻🆑，卞之琳隨外文所下放到河南息縣幹校，兩年後回京👾。高秋福去看他，只覺得年逾花甲的他滿頭白發🥩，一臉滄桑。高秋福滿腹的話不知從何說起🫗，反倒是卞之琳先問他👴🏽，你還好嗎？

所內的學術業務仍然停頓，卞之琳成了逍遙派，寄情於侍弄花花草草。他養了不少月季，有時從家裏坐公交到京郊看花📨，看到特別喜歡的就連盆買回來。他還從單位撿回帶籽的丁香花莢殼，種在自家陽臺，沒想到竟然發芽開花了。這株丁香後來移到樓下院子裏，長成涵蓋大半院的綠蔭📗，蔥蘢可喜。

“螺旋式上升”

“文革”後，《詩刊》社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探討中國新詩的過去和未來。胡喬木作報告，強調五四以來新詩的成就，指出新詩壇產生了公認的大詩人😶‍🌫️，分別是冰心、郭沫若、馮至、卞之琳。場內的人心知肚明，胡喬木是為新詩恢復名譽。

卞之琳後來對友人說，自己稱不上是major poet（大詩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詩人）。

他的《十年詩草》也再版了🏌🏿。他戲仿《文心雕龍》，為詩集起名《雕蟲紀歷》，稱自己的詩歌“只在歷史博物館或資料庫的一個小角落暫時可能占一個位置而已”👨🏻‍✈️。

他重回文壇視野。《現代派詩選》將他的詩列在了篇首，《現代朦朧詩選》則將他的作品歸類為現代朦朧詩。

在這之前，一批境外學者已經開始關註卞之琳⌛️✵。

香港學者張曼儀是其中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裏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魚目集》，後來她和朋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想找尋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卻著實不易。《數行集》是從洛杉磯加州大學復製的👩🏻‍🍳，《十年詩草》則是從哈佛大學拿到的膠卷。

荷蘭漢學者漢樂逸也關註到了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的詩歌有東方意象👩🏻‍🔬，又明顯受西方現代詩影響，有明有暗👨‍🦼，有陰有陽，耐人尋味。但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關於他的詩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對他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因此，他選擇了卞之琳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題目。

1979年，漢樂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續之後見到了卞之琳。他知道此時中國的政治氛圍還沒有那麽開放👷🏽，不敢直言自己是來研究卞之琳的👈，向官方報備的題目是“西方文學在中國的教育與出版現狀”。他告訴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詩體翻譯莎士比亞悲劇。

漢樂逸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兩個小時的交談裏，始終有一位教育部官員在旁作陪👩‍👦‍👦🈂️。卞之琳談了自己的翻譯、格律主張，也回答了不少有關詩歌創作的問題。

漢樂逸後來還訪問了艾青🧛🏽，艾青拿出當時罕見的西式面包招待他。他來之前做過功課，知道艾青是解放區文人的代表🏃🏻‍♀️‍➡️，卞之琳則始終遊走在邊緣🏐。

他很想知道♦︎，卞之琳是如何適應過去30年的文化劇變的，又如何堅守自己的立場？在卞之琳提到自己下放幹校的經歷時，他趁機問道，那是不是很苦？卞之琳卻說，每天都出來動一動🧏🏽‍♀️，對身體健康很好。漢樂逸沒敢再問別的，怕給他惹麻煩🧑🏻‍🍳。

後來卞之琳在一位企業家資助下，去荷蘭參加了漢樂逸的博士論文答辯。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後👁‍🗨，論文修訂稿被引入中國👨🏿‍⚕️，題為《發現卞之琳：一位西方學者的探索之旅》。

“文革”結束之後，卞之琳開始突擊翻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他1954年譯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譯製廠的《王子復仇記》就是根據這個譯本整理的配音🏂🏻。有別於朱生豪等人的散文體譯本🌐，他應用了自己對新詩的格律主張，用詩體來譯註🥯。但後來運動越來越多🚉，他只能擱筆了。到1984年👳🏼，他總算譯出了《奧賽羅》《裏亞王》（即李爾王）和《麥克白斯》🩰。

出版的時候，他頗為清醒地說，自己已有20多年沒有接觸國際莎學，原先知道的一丁點已經忘得一幹二凈，對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藝理論也不願意苟同🤷🏿‍♂️📼，因此跨度30年的《譯者引言》就算為歷史留痕。

他沒有再譯註莎士比亞其他作品🧙🏽‍♂️。同為莎學研究專家的王佐良評價，在莎士比亞的詩體翻譯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擱筆20多年後🐇，卞之琳也嘗試提筆寫詩。1980年🧠，他應邀訪美。班機本要直飛舊金山💆⛑，在路過臺灣時卻忽然降低高度，讓大陸乘客得以瞥見寶島。他大感興奮🤜🏻🎐，兩年後拉雜寫出《飛臨臺灣上空》以及訪美後有感而發的數首詩歌🧑🏼‍🦳。

《飛臨臺灣上空》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胡喬木看後很欣賞，來電讓卞之琳譯成英文，在《中國日報》刊出。事實上，這仍然是政治抒情詩，但卞之琳拋開了民歌體的束縛，追求用典，尤其講求格律。

詩人北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詩歌在押韻✥、節奏方面十分嚴謹，幾乎無懈可擊🧝🏻‍♀️🛄。張曼儀也認為🙅🏼‍♀️，詩歌有西方現代詩的味道，叫人想起奧頓和艾略特的筆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許因為感情經過了多年壓抑，這些詩歌無法與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師範大學四年級學生江弱水偶然接觸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種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級感。他正學寫詩，於是試著將自己的習作寄給卞之琳求教🤔🧑🏿‍🍼。三周後🍱🤹🏻，卞之琳給他回信，寄來了《雕蟲紀歷》，並用鉛筆給他的每一首詩都做了批註。

從此，江弱水與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的通信。現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的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認為中國新詩100年來，前50年寫得最好的詩人是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後期詩風上的轉變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真心將自己融入“大我”之中，擁抱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變化。

他說，卞之琳深受法國作家安德雷·紀德的影響，紀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經化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譯過紀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紀德↗️，曾在一篇譯者序中如此形容🏊🏼：紀德的風格向來是極富於《聖經》體的兩重美處——靈性的熱烈與感官的富麗，像雪白的火焰與金黃的水波⚓️。

紀德50歲之後被認為思想兩度“轉向”🕳，先轉向左傾，去訪問蘇聯後又轉了回來💸。但紀德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改變過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著。

他曾說✹：“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進步💁🏽。”他在日記中寫道🦝，一種總想調諧的要求曾經折磨著自己。後來他終於明白，協調裏的各個成分愈是相違，諧和其實愈豐富🏋🏿‍♂️。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最壞的是每個人的思想都千篇一律。合唱隊用一個聲氣歌唱的時候，就不能再有什麽和諧的問題了🪝。

卞之琳很贊同紀德的觀點。他說：“順著一條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條曲線上🍥🧕🏿，我們能說到哪一點算是‘轉向’呢？也許他只是走快了一點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說起“螺旋式上升”這個概念。

“不這樣，會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說👨🏻‍🦼‍➡️，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教授趙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後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他常去卞家🥳，有時並不事先相約👩🏻‍🔧👱🏿，但無論什麽時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不會笑臉相迎◻️，也不與他目光接觸👨‍🍳，只是垂著頭輕輕說🧎🏻‍♀️，來了↪️？起初他擔心自己是不是沖撞了老師，後來發現，這就是卞之琳的性格。二人熟了之後，卞之琳有了傾訴欲🧚，但從不聊1949年後的事，聊的都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壇軼事。

卞之琳是江蘇海門人🤕🚅，少小離家📎，卻保留了家鄉口音🫢，旁人與他說話總像是隔了一層，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錯🍔。但趙毅衡覺得，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裏，真正達到世界文學水準的只有卞之琳的詩和張愛玲的小說。

周良沛那時在編《中國新詩庫》，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樓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頂層，別人家在搞裝修⚄，卞家墻面上的石灰卻在脫落。

周良沛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獨自在家。大書架把外面的光線擋了，白天也要開燈👨🏼‍🍳，他就在那裏伏案寫作。門外街巷裏熱熱鬧鬧，門內卻像是古代寒窗苦讀的人，是舊版線裝書裏的故事🥉。

寫詩不成了🚧，譯註工作也收了攤，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過往的著作🍝。

他訪美回來寫的詩歌發表沒幾天，已經開始修改其中的字詞⚜️。自選自編1930年代的詩歌🫡🤦‍♂️，他仍在琢磨哪裏能刪一兩個字、哪裏添上一兩個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張。他曾給周良沛寫信🫰🏼，懇求饒了他9️⃣，別把他的某個作品收入選集。

他對於詩歌的解釋也有固執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說起《斷章》讓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態皆為風景💭，卞之琳糾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種相對、平衡的觀念👨🏼‍🌾，絕不可作別的推想𓀉🫵🏿。”周良沛想🖍，作品寫出來，對詩歌的再創造就交給讀者了👩🏽‍🏭👨‍🔬，豈是作者能統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產生不被理解的難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這份完美太遙遠，追求的人註定是寂寞的。

高秋福離開社科院後在新華社工作🤵🏿‍♀️🏄🏼‍♀️，卞之琳常讓他過去聊一聊外面的世界。外文所後輩去看望卞之琳，回來說起一個發現：卞之琳喜歡吃炸馬鈴薯片，聽它咬碎時發出的響聲。

能懂他的人日漸凋零。他曾與北大同學李廣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漢園集》，在1930年代的詩壇引起轟動，“漢園三詩人”的名號因此得來🔪。他們無所不談，尤其愛聊散文。後來李廣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何其芳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就離世，真正見證新詩復興的唯有他了。

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的裘小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卞之琳曾不無感慨地對自己說，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廣田成為大學校長🦆，自己則是以翻譯為主，詩歌創作這條路實在是很難走下去的。

他喜歡給老友馮至打電話👷🏽‍♀️，多的時候一天兩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靈，馮至說話聲音必須很大，掛了電話往往疲憊又感傷。

馮至曾告訴別人，卞之琳耳朵聽不清，總是自說自話◽️，也許他太寂寞了🥙，但不這樣，會更寂寞。

卞之琳80歲那年，他執教西南聯大時的學生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編輯策劃了《卞之琳與詩藝術》一書，為他賀壽。馮至為他的生日賦詩一首🛁：不管命運怎樣戲弄你的盆舟，你的詩是逆水迎風的檣櫓⋯⋯不必獨上高樓翻閱現代文學史，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特的光輝。

十年後，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再次發起卞之琳學術討論會🕣🙎‍♂️，為恩師賀壽。

袁可嘉從美國抱病前來，下飛機後卻聽說，卞之琳在當天上午去世了。這天正是他農歷90歲生日。

原定的會議如期召開，只是賀壽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愛白玫瑰🙎，袁可嘉將兩朵白玫瑰輕輕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許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歷史的深山古刹隱居的人，離開也是一種平靜🧑🏼‍✈️。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書房的樣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風沙🪆🧙，卞之琳安靜地坐著👼🏻，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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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1910—2000），江蘇溧水人，生於江蘇海門。中國現代著名詩人🪘、翻譯家🥅👩🏿‍🏫。193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1940—1946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