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聯絡

1946年7月11日，“抗戰七君子”之一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昆明街頭。4天後，聞一多在雲南大學致公堂舉行的李公樸追思會上，發表了痛斥國民黨特務、呼喚新中國的氣壯山河的“最後一次講演”；會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西南聯大教師宿舍門前。

聞一多以生命詮釋了何為不畏強暴、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何為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士人風骨。

在我多年來對眾多當年的西南聯大學子的采訪中，聞一多是他們最常憶及的師長之一。

師長以他們的敬業盡職和高標人品，給予青年一種精神的哺乳，其影響穿透學子們的一生，天涯海角終難忘。

聞一多是一名文學教授，在西南聯大時期曾接替朱自清擔任清華中文系主任，但他的影響力卻超越了文科；在其就義後，更成為一代學人挺拔不屈的“標桿性人物”。

步行團中的青年導師

在北京時遇到西南聯大意昂陸迪利，他對我說起聞一多：“聞先生人高高大大的，眼睛很有神，遠遠地走過來，帶著一股熱量，撲面而來。”他回憶起當年長途跋涉西遷昆明的“步行團”時光：

聞先生唱歌非常好聽。有一次，我們走進一個山洞，要穿出來，裏面陰冷，很黑，大家疲勞，心情不好。突然山洞裏響起了激情的歌聲，就像是車輪子滾動那樣，轟隆隆的。一下子精神就振奮了，聽著歌聲，走出了山洞，眼前又是一片光亮。歌聲停了。大家反而有點覺得山洞太短了，還想聽那歌聲。

這讓我想起高爾基的《丹柯》，當人們在黑暗中絕望的時候，丹柯掏出自己燃燒的心，照亮人們的道路。這也是聞一多在《紅燭》裏歌頌的精神：為黑暗的世界發出光明和熱量。

西南聯大意昂吳征鎰與聞一多最初的接觸是從步行團開始的：

這個湘黔滇步行團有200多學生，其中有13個老師，我記得是這樣的。這老師裏面有著名的聞一多教授、李繼侗教授、曾昭掄教授、袁復禮教授，還有黃子堅教授，大概有五六個吧。其他的都是助教、講師什麽的。我們一路上，特別看到聞一多先生一路走一路寫生——畫風景。

震動師生們心魄的，是一路上看到底層人民的貧困與落後：

這一路看到中國的西南，特別是貴州，當時很窮困，少數民族受壓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縣裏面基本上連小學都沒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學。生活條件很差，有的地方還有麻風病，由於生活困難，衛生條件很差，所以一路看到的，真是使我們從“象牙之塔”，第一次看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對我們以後的思想進步有很大影響。

聞先生是在這一次旅行中，才開始真正接觸到民間的痛苦、疾苦。

他曾經在路上說過，我們這次走，就是真正地認識了，祖國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是個什麽樣的情況？

1938年4月11日，步行團渡過盤江後，在安南這個小縣城沒能解決二百人的食宿，於是學生吵鬧。而晚上縣長卻請步行團裏的先生們吃飯。這種安排幾乎造成步行團的分裂。

聞先生這時也在，看見學生們像饑民一樣地要“暴動”，就在人叢裏說：“我今年已是四十歲的人，我跟你們一樣……誰要是有意弄得這樣……誰還要活嗎？”學生立刻安靜下來。一個嘖著說：“文學的……”但是沒有說下去，底下也就沒有誰再開口了。這一夜先生等都沒有吃沒有睡，陪著學生們在縣府大堂上冷坐。十二日旅行團在安南休息，晚上舉行慶祝臺兒莊勝利遊行大會。（季鎮淮編《聞一多全集》附錄）

從這樣的細節中，可知這趟旅行的不易，二百人的食宿能否解決每天都是未知數。

聞一多挺身而出，不止解了黃子堅作為步行團“總務”的圍，並采取了與學生同甘共苦的行為來化解矛盾。他出面說話，立即感動了學生。在關鍵時刻，能克己，有領導風範。

學生也是跟“孩子”一樣，怕被“大人”拋棄。聞一多彰顯出“師道”的呵護與擔當，具有人格的真誠力量，故瞬間感動學子。一夜的無眠無食，反而鑄就了師生間血脈相連的情誼，為戰時大學的相依堅守奠定下一塊寶貴的基石。

這是師生們流亡生活的開始，一樣的失去了家園，可學生們還在稚嫩期，父母家庭都留在淪陷區了，他們視學校為家，將師長當作家長。後來這種關系成為聯大最牢固的紐帶。

聞一多1940年致信趙儷生：

早年本習繪畫，十余年來此調久不彈，專攻考據，於故紙堆中尋生活，自料性靈已瀕枯絕矣。抗戰後，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與同學少年相處，遂致童心復萌，沿途曾作風景寫生百余幀，到昆後又兩度參與戲劇工作，不知者以與曩日之教書匠判若兩人，實則仍系回復故我耳。

步行路上的朝夕相處，與學子們以情相交，聞一多也從青年的身上汲取朝氣。他本有一顆赤子之心，他的話與感情，對青年的影響震動也最大，可以說，聞一多與年輕人是互為知音的。

在步行路上已經形成約定，學生們將成立詩社，他作導師。

1945年，聞一多與西南聯大師生同遊雲南路南縣石林。資料圖片

詩化生活，詩化家庭

聞一多在給妻子的信中曾說起這段步行團的經歷：

教授五人中有二人中途退出，黃子堅因職務關系先到昆明，途中並時時坐車，袁希淵因走不動，也坐了很多次車，始終步行者只李繼侗曾昭掄和我三人而已。我們到昆明後，自然人人驚訝並表示欽佩。楊今甫在長沙曾對人說，“一多加入旅行團，應該帶一具棺材走”，這次我到昆明，見到今甫，就對他說，“假如這次我真帶了棺材，現在就可以送給你了”，於是彼此大笑一場。

堅持步行，他內心很自豪，在長沙時的玩笑話，盡顯教授間的幽默和聞一多的豁達。

途中許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醫生吃藥，我一次也沒有。現在我可以很高興地告訴你，我的身體實在不壞，經過了這次鍛煉以後，自然是更好了。現在是滿面紅光，能吃能睡，走起路來，健步如飛，更不必說了。

一個如此熱愛生命和健康的人，可嘆，在年富力強的盛年就被子彈中止人生，看到這裏不禁感慨：先生真是為真理不惜生命。

打地鋪睡覺，走累了以後也一樣睡著。臭蟲、虼蚤、虱實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裏路不算什麽事，若過了六十裏，有時八九十裏，有時甚至多到一百裏，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

無論於“家”於學校，他總是一個呵護者，扛住外界的風吹雨打。

至於沿途所看到的風景之美麗、奇險，各種的花木鳥獸，各種樣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種裝束的人，真是叫我從何說起！途中做日記的人甚多，我卻一個字還沒有寫。十幾年沒畫圖畫，這回卻又打動了興趣，畫了五十幾張寫生畫。打算將來作篇序，敘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來作一紀念。

給妻子的信無話不談，可見夫婦感情如膠似漆。

還有一件東西，不久你就會看到，那就是我旅行時的相片。你將來不要笑，因為我已經長了一部極漂亮的胡須。這次臨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幾個胡子，但大家都說我與馮芝生的最美。

“蓄須明誌”的話就不在這裏說了，對妻子只講美與得意，這是聞一多作為一個“偉丈夫”的情懷。

聞一多是用詩人氣質在構建他的家庭理想。次子聞立雕說：

他也很喜歡在月夜裏教我們背唐詩。我們在晉寧，是住在樓上，窗戶很大，可以打開，挺亮的。到了晚上，月亮升起來的時候，窗戶打開，月光整個能夠散到屋裏，一片月光。在這個時候，月光底下，他也教我們背唐詩，或者是讓我們背給我們講。我記得《春江花月夜》就在這個時候學的，印象特別深。

（他）給朋友的信就寫過，他要詩化生活，詩化家庭。他年輕時候，從清華回家之後，就是給我們的叔伯、哥哥這些人講詩、背詩。到後來，甚至新婚之後，還給我母親講詩。他作為詩人，希望詩化生活、詩化家庭，所以這樣做。

抗戰帶來的流亡，安逸校園生活喪失，貧困生活來臨，但這一切並沒有擾亂聞一多的內心個性，“隨著戰爭的開始，環境是很惡劣的，可是他還是和平常一樣，這跟他的整個風格和思想是一致的”。

三子聞立鵬回憶起當父親休假時，帶著全家人到呈貢鄉下去，在綠草地上的悠然時光：

剛好這一年輪到我父親休假。在休假的時候，我們就搬走了，搬到晉寧去了。在晉寧住了一年的時間，我父親利用他的假期，給我們教詩。唐詩長的有《長恨歌》《琵琶行》，我們小時候背了好多詩，就在那個時候學的。

在晉寧郊外，有一個草地，他帶著我們去。帶一塊毯子，草地上一鋪，他還泡了一壺茶。他跟我母親就坐在我旁邊，一邊喝著茶。然後我們在那裏翻跟頭，抓蝴蝶，在草地上玩。他和我母親就坐在那裏，看著我們，笑瞇瞇的。

當時聞一多頭部負傷，因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時，他出去尋找長子，被炮彈炸倒的墻磚擊中頭部，血流滿面，驚嚇了一家人。

然而這並不影響他“詩化生活”的理想。

等我們玩得差不多了，他就把我們叫回來。有時候他給我們講講遠古的神話，有的時候他就教我們背唐詩……雲南的天特別藍，又高又藍，白雲在上面飄，遠處都是一片綠，我們在那裏背唐詩。那時候雖然小，可是真覺得自己好像走到詩境裏去了，所以對我們的心靈是一種陶冶。

聞一多有種不易被打垮、不易灰心的堅強個性，穿透霧霾與陰雲，他總是在呼喚春天和明月。

女兒聞銘說，家裏住的民舍，院子裏和屋子裏都可以看見月光，於是父親教她們朗誦起了“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我們攝製組到龍院村去拍攝過聞一多的這個故居，那是昆明典型的“一顆印”民居，從高空俯瞰，整個院落就像是一個典雅的印盒，中間的天井則像準備放置印章的空處。

住在如此規則甚至閉合的宅院裏，卻能夠從仰望天上的月亮，而想象海上風光、春江上的離婦和望月思歸的遊子，這是深厚的詩情和人間博愛所致。

聞一多的諸多肖像照中，以在石林叼著煙鬥的那一幅最具個性和美。先生面含微笑，笑容卻因用牙咬住煙鬥而沒有展開，但一股內在的得意怡悅油然於姿態中。

石林是聯大先生們愛去的地方，石筍壯觀，當地彝族人時常會在民間節日舉辦歌舞會。

先生一面聽著聯大學生們的詩歌朗誦，一面欣賞歌舞，將這現代的和遠古的青春彌合起來，在這裏他獲得了一種社會學的多維思考空間。

他似乎有了新的發現，於是笑而不答。

聞一多（左二）與家人在一起。資料圖片

拍案而起，舍生取義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宣布解散，當日第一批學生北上。1946年7月11日，西南聯大最後一批學生，早晨7點離開昆明北上；晚上9點鐘，“抗戰七君子”之一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昆明街頭。

在聞一多長女聞銘的回憶中，聞一多聽到消息後臉都沒洗，起來就走了。到醫院的時候，李公樸已經犧牲了。

在最後的那段白色恐怖中，聞一多受到“警告”威脅，家人幾乎每天都在膽戰心驚中度過。

當時我們在家裏都是特別緊張。我母親也在家等。他回來的時候，我母親知道李公樸伯伯被暗殺了，已經犧牲了。我父親回來以後也沒說話，一句話沒說，就靠在那兒。我母親給他端過一杯熱茶去，我母親也說不出話來。當時那個形勢下的話，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早上也是不斷地有人來告訴我父親，傳說黑名單上第二號就是你，說聞先生你要特別小心，最好別出去了。

有的人還送來一套西裝，說聞先生你化裝走吧。從籬笆那邊可以跑出去。你不出去國民黨肯定就得暗殺你。我聽媽說的，後來西裝還擱在椅子上。

可是我父親一點沒有畏懼，還照常的出去。敵人那方面不斷地來恐嚇威脅。白色恐怖那麽嚴重，空氣中布滿了血腥味。

聞一多在最後時日，是知道自己正在接近死亡的。周圍的人們都意識到了，想阻止他，想讓他回頭，離開這險地與逼仄的環境。

在最危險的時候，李公樸先生被害之後，我母親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很氣憤，對國民黨很憤慨。另一方面，又擔心父親下一個就要被害。所以，有時候她也勸他說，你是不是不要出去了，你是不是少活動一點。我父親就跟我母親講，現在就好像是一條船，在海裏面遇到了大風浪，這個時候我們作為在船上的人，需要把這個舵掌握好，那麽船才有可能不翻，到達彼岸。如果我們也撒手不管了，任憑著風浪去吹這個船只，那麽這個船可能就要沉。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不堅持不行”。

聞一多說，這好比是一條大船。他是詩人，詩人是善於想象與比喻的。“這條大船”是什麽意思？而他一定要自己留在船上，又是什麽意思？

聞一多當時的行為有一個內驅動，誰也攔不了，這就是他要對大局負責，對被害者負責。當學校已撤離，凡事沒有了支持，他是把自己作為一個收拾局面的人，留下來的。

聞一多最後幾乎是自己選擇了殉道之路，是他忠於自己一貫的信念，在艱難時刻顯現的理想的“士”之品格。

可是這個時候，我父親怎麽能不出去？李公樸伯伯的屍首還停在醫院裏。所以，他還是冒著這種生命危險，還是往外走。就那幾天，他天天不在家，天天早上就出去，中午才回來，在家吃一頓飯。吃飯時候的他很少說話。我們在吃頓飯時候才見到他，也都感覺到氣氛特別恐怖、緊張。

最後關頭，聞一多踐行“士可殺，不可辱”的行為信條，達成偉大的人格。7月15日上午，聞一多在雲南大學致公堂舉行的李公樸先生遇刺經過報告追思會上，發表了氣壯山河，痛斥國民黨特務、呼喚新中國的“最後一次講演”。

當時那麽多同事都勸我父親，他也就答應了。他說好，我不說話。但是當在會場上，他看到李伯母講不下去了，李伯母悲憤交加，哭泣得說不下去的時候，特務卻一點人性沒有，還在會場上搗亂吹口哨。我父親實在氣憤不過，拍案子起來就上講臺，發表了氣壯山河的最後一次講演。

這一次講演以後，學生不放心，就把他送回來了。他也知道這已經是面對面的沖突了，他知道死亡離得更近了。

因為要開一個《民主周刊》記者招待會，由他來主持。他下午休息了一會，還照常出去。出去就開那個記者招待會，會上跟記者控訴法西斯的暴行，宣傳民主的運動。就是下午這個會回來，回來的時候遇難的。

聽到門外響起槍聲，家人就知道聞一多被暗殺了：

跑到門口一看，我父親和大哥，一個橫一個豎倒在血泊裏面。西倉坡上一個人沒有。當時我們一下就撲到我父親那身上去。我跟我妹妹叫，爸！爸！我們叫他的時候，他的眼睛已經閉上了，但是他嘴唇微微動了一下。我母親一下抱著他，把他頭放到身上，血流得我母親一身。我們也跪在他旁邊。眼看著我父親嘴唇由紅慢慢變成紫，就發烏，我們的心裏面也基本明白，父親恐怕已經不行了。

這個時候，長子聞立鶴躺在一邊還睜著眼睛。

聞銘說：“大哥那個眼睛一輩子都忘不了。當時他真是充滿了仇恨的那種眼神。”

我問聞銘她那時候多大？她回答：“我那時候十四歲，我妹妹九歲多一點。”

聞一多的次子與三子已經隨北回的師生登程離開昆明，長子立鶴陪伴父親左右，家中唯余幼女弱妻。

大多數師生已經離開昆明，去慶祝久盼的抗戰勝利。聞一多是有資格享受這個凱旋的。然而他似乎已經忘記了在北方清華園中等待著他的寧靜書齋。

一個魅力四射的喜愛接近青年、指導青年的先生，他的遇害也引起了來自各方的震驚與憤怒。

吳征鎰在回顧自己的政治抉擇時，談到吳韞珍先生，貧病交加，才四十幾歲就過世了：“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讀書救國，在西南聯大後方昆明這個地方，還可以繼續工作下去，經過他這樣一死，讓我深深感覺到這條路啊看樣子走不下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是我思想轉變很重要的一個契機。”而直接將他推向前去的，是聞一多遇難：“第二個大的刺激就是聞一多先生，因為敢說話，敢反抗，結果國民黨對他下了毒手，可以說是亂槍打死的，身中十幾槍，當場就沒有辦法挽救的。也是四十幾歲就英年早逝了。所以這兩個刺激，使得我後面堅定跟著共產黨走。”

2009年秋我在臺北采訪當年的清華學子姚秀彥時，她指責國民黨的特務政治，很氣憤地說：“他們殺害聞一多，就失掉了人心，怎麽會不失敗呢？”

士子風骨，乃是一種歷經千秋世代，鼓發正義、催動世人、抗擊暴虐、呵護弱者的錚錚品質。

雖千萬人，吾往矣！

自“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仁人誌士舍生取義時，多帶有一股個人的英烈之氣，如譚嗣同、如秋瑾，這二人都是可以“一走了之”，而卻執意留下，以犧牲自我昭示信仰的。

對於聞一多，那個時代還不遠。

聞一多的犧牲，與譚嗣同、秋瑾具有同等分量的“殉節”氣質。

而當我面對聞一多的眾多子女，眾多懷念情愫時，不禁喟然。

聞一多與那些早已經決心犧牲的鬥士還不一樣，他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一直生活在家庭天倫中。彼時一群兒女皆未成年，相依膝下，妻子被恐怖熬煎，而先生卻凜然，一去不歸，與平日判若兩人。

倘若聞一多也踏上北歸火車，不日即回到清華家園，重回戰前教授的優裕生活，一家人亦團圓幸福。這個抗戰勝利的成果，聞一多是最有資格享有的。而他卻被眼前學生與朋友的鮮血激怒，拍案而起，面對橫暴，毅然舍生，表達了一種“不自由毋寧死”的抗爭意誌。

十一，合起來就是“士”

2016年9月，我到成都拜見馬識途先生。馬老是作家，曾在西南聯大讀文科，他思維恣肆，記憶點也與別人不一樣。

馬老說：“聞一多當年想辦一份報紙，叫《十一》，合起來就是‘士’。聞一多辦這份報紙的目的就是想提醒和完善當時作為‘士人’的人格品行。”

我以為，這可能是研究聞一多生平的一個點睛之筆。

如果說，抗戰時期是聞一多對自身人格重新設計和塑造的過程，那麽，他的理想就是構建一個時代的“士”的內涵與價值觀。

士，最早是習“六藝”，服務於諸侯朝廷與王族的一個階層。他們受到特殊訓練，具有特殊的精神修養。在過去先民奮鬥的歷史中，這群人——“士”臨難不屈，見危授命，犧牲小我以保全邦國的事跡，可歌可泣，是中華歷史的重要部分。

自五四以來，“士”的身份受到質疑，然而，中國文化的深遠傳統，依然會令新的知識分子不斷地回顧“士”的品行，以此自律。

作為新潮的學貫中西的文人代表，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重新打上“士”的人格標誌，是一種回歸。他意識到有這些品行者在抗戰時代依然是中流砥柱。

羅庸與聞一多同時在西南聯大開《楚辭》課，二人都懷抱有重振“士與君子”的情操理想。在羅庸作詞的“西南聯大校歌”裏，直抒了“君子”與“士”的使命擔當：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

羅庸在《鴨池》講稿中說：原來士之所以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負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為。

這便是中國民族的自信力，而這自信力的培成，卻全靠“士”以他整個的人格來負擔。

正是這種“士”使命擔當，使聞一多的思想和行為明顯有了很大的轉變。

周圍人能感覺到的是，他的內在增加了一股動力和開放性，他把自己的心和才華、言語行為都一下子打開，豁然開朗了。他和這個世界有了更廣大的主動的聯系，隨時準備投入他燃燒的心與博大之愛。

這個改變的起點是“國難”。

從七七事變，他棄家登舟的那一刻，他對臧克家講的那番話，就可以看出，他對時局的思想準備，以及一種“大舍棄”的氣節。

隨父親在碼頭上等待的三子聞立鵬回憶，當臧克家問聞一多：“你的那些古書怎麽辦？”聞一多回答：“國家大片大片的領土都丟失了，我那點書算什麽？”

他的談吐，磊落胸懷，身系國難，並非一般只是憂己的倉皇難民。

這時的聞一多已經在準備為國難承當更多的責任，更大的犧牲，並且視為己任。

到昆明後，為了躲避轟炸，當教授們搬遷到鄉下去，房舍不夠時，就發生了“隔簾分讀”的故事，顯示出聞一多相比一般教員的氣度不凡。

他慨然邀請找不到房子的華羅庚一家人同住，我認為，這與他對華的身體殘疾具有更深的體憫有關。聞一多是有深切悲憫意識的人。他能夠“動情”，這是大情。

有老鄉曾經回憶起“那個跛子”在村口因踩到牛糞滑倒，半天沒有起來的事。聞一多能夠體貼，以華羅庚的身體，在戰爭時期遇到的困難更大。

聞家與華家的子女至今相處甚好，可見當年同居一室的真誠情誼。

“君子固窮”，這也是士的品格。聞一多的太太種菜，他治印。

聞一多在他的人生中追求一種信念與信仰的清晰透明。他的信仰盡管有所變化，但令人感覺到的是，有一種東西沒有變。這種不變的東西，我以為，就是聞一多對自己的定位。因為士，必須具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君子聞過則喜”“從善如流”的坦誠。

當年我的父親去過聞一多家，專程是去看門楣上那聞名全城的題詞的：“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父親非常贊賞這愛憎分明的決絕氣概，把這句話告訴了童年的我。

對於“士”的人格構想，聞一多選擇了屈原作為“原點”，回到天地間的大我、大仁、大義。

他喜愛的詩句是：“哀民生之多艱”“吾將上下而求索”。他心目中的“士”是接近屈原那樣的形象的，芳草峨冠，特立獨行，視高潔重於生命。

《論語十則》記：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聞一多是走到了“松柏”這一步的，在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踐行了“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侮”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