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体育平台 1977級

1976年“四人幫”倒臺，1977年是撥亂返正的一年。還在中央召開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同誌自告奮勇抓科技教育。那年8月，停止了推薦上大學的做法，恢復高考招生製度。因為時間緊迫，考試推遲到1977年的12月，而且允許從“文革”斷考的那一屆（1966屆高三畢業生）開始報考。這正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整整積壓了十一個年頭的高中畢業生，由此紛紛投入了緊張的復習備考。那一年的考試規模空前浩大，競爭也空前激烈。這一決定不僅僅為迅速恢復高等教育水平選集了一大批篤學者；更重要的是，它就像是一場颶風，掃蕩了“文革”中“文化沙漠”的氣氛，崇尚知識、崇學習的朝氣，頃刻之間蔚然成風。鄧小平同誌真不愧是高屋建瓴、改造中國的巨匠。

由於1977級（1982屆）是在如此特殊的歷史變動中招收的大學生，所以學生集體也非常有特色。一個班的同學，年齡可以從十四、五歲一直到三十一、二歲。“老三屆”的同學往往被尊為“老大哥”，小年齡同學求他們幫助時，他們有時甚至會以叫“叔叔”為要挾的條件。機械系的一位同學戲稱自己為“出土文物”。逢年過節，老三屆的同學往往帶著自己的幾歲的兒子、女兒到班上來聯歡。另一方面，“文革”後期，很多地方的小學是五年製，中學也是五年製；如果學生再早上一年學，十四歲就可以考上大學了，他們還常常在半夜夢裏叫“媽媽”呢。除了年齡大大小小的同學外，大部分同學都多多少少有幾年工作經歷，所以一個班的成員，不但來自五湖四海，而且來自工農商學兵。討論起問題來，思路和社會生活的根據豐富多采。

由於77、78級同學很多人飽嘗過失學的遺憾，一旦重坐課堂聽課，真如久旱逢甘雨的禾苗一般，如饑似渴，倍感幸福。那時學校統計過一次每人每周學習時數，絕大部分在70—80小時以上。晚上，有不少同學“開夜車”。最初，有個通宵開放的二、三百座位的大教室，在主樓西側三層，我們稱之為“不夜城”。每晚那裏都坐得滿滿的；只是時間長了，空氣氣味不好。後來學校為了同學身體健康，硬把它關閉了。

“文革”後，高等教育剛恢復，教材缺乏。於是，我們每個人都從圖書館借一大堆參考書，好像借得少了，就吃虧了。記得大一上普通化學課時，一位老教授看見我們總背著一大包沉甸甸的書來來去去，就說：“你們最重要的是把我在黑板上寫的、課上講的弄懂、記住。”等你們畢業時，各位如果還能記得硫酸分子式Ｈ₂ＳＯ₄，我就感謝你們了。”全場哄堂大笑。五年學下來，果真竟然如此。再好的積極性也有可能發展到盲目的地步。那時我們有七個班近300人一齊在大禮堂旁邊的階梯教室裏上大課。臨近期末的一天，老師課前宣布：為了減輕同學負擔，有兩門課不考試了，記考查成績。全場響起了一片不滿意的“喲”聲。老師為之驚愕。同學們解釋說，為了學得紮實，希望考試。隔了幾天，他又來宣布，學校同意全部考試。全場鼓掌，老師感動得不知是搖著頭還是點著頭走出去了。我和今天的大學生說起這件事，他們很多人不相信。這也難怪，他們怎麽能理解我們那時的心情呢？！

77級同學的勞動習慣、勞動能力普遍很強。有一次學校讓我們年級參加照瀾院一帶施工勞動，各班安排挑溝、甩方，打混凝土，又快又好又幹凈，師傅們大加贊揚。我們中有些人當過11年的工農兵，幹活兒的歷史可能比施工隊的青工們還長。到了四年級，進入專業實驗室，老師們普遍認為我們動手力比較強。

這一屆大學生，社會閱歷很復雜，“文革”十年，風風雨雨，走南闖北。很多人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挫折。我們由衷地擁護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我們在學校裏親眼看到了“文革”後百廢俱興的局面，我們是那一次歷史轉變、歷史進步的直接受益者。所以我們當時的政治熱情很高，政治上也比較成熟。“文革”結束後，社會物質基礎薄弱，各種事業都急待恢復，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成山。社會上一股消極思潮影響到學校。針對這種消極心理，學校黨委引導同學們討論。很多班提出應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困難發牢騷沒有用，要“從一點一滴做起，”“從身旁做起”。這種聲音最後集中為化七二班的口號“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一發而響遍全國。它和北大同學喊出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成為八十年代初期大學生積極因素的標誌。當時的清華副教務長邢家鯉老師在一次大會上曾說，“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是整個清華師生的精神狀態和傳統作風造就的。畢業時，全體77級同學一起勞動籌資購置了一塊大理石條，嵌在主樓臺階中，上邊刻著：“一九七七級一千零一十七名同學　一九八二年”，意寓我們要在祖國前進的階梯上做一塊結結實實的鋪路石。這些都是我們理解的母校精神。

由於1977年中央還未召開三中全會，當時高校招生還有些“左”的地方，有些問題也還沒有平反，要感謝清華“鬥膽”錄取了我。我們這一代人和母校是患難之交，是同甘共苦的師生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