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潘光旦是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曾提出“清華四哲”之說，除了陳寅恪、葉企孫和梅貽琦，剩下一位就是潘光旦了。其中陳寅恪是歷史學家，葉企孫是物理學家，梅貽琦則是教育家。至於潘光旦，有人說他是社會學家，因為他當過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的系主任🏋️‍♀️；有人說他是心理學家✋🏽🧑🏻‍🎤，因為他翻譯過靄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學》🫰；還有人說他是民族學家，因為他晚年做出了幾項開創性的民族學研究。其實🤹🏿，潘光旦自我定位首先是一位優生學家，其他的“家”都是派生出來的。今天我們從長時段的學術史脈絡裏更宜將他尊為中國第一位社會生物學家。這並非筆者標新立異，只有如此才可以將潘光旦的學術訓練、學術思想和學術命運統合起來，進行更有解釋力的闡述🏦。

一🤹🏻‍♂️、從生物學訓練到開創社會生物學研究

1922年秋到1926年秋，潘光旦在美國留學四年，連續攻讀本科和碩士學位🧏🏿‍♀️，並主動放棄了博士學位👩🏿‍🦲😡。其間他曾在四所機構學習：達特默思學院🦸🏿‍♂️、紐約冷泉港實驗所👵🏿、哥倫比亞大學和馬薩諸塞州的海濱生物研究所，所學的內容均與生物學有關⚃。他當年在哥大師從遺傳學家摩爾根，後者曾獲得1933年度的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屬於當時生物學界的領軍人物。按常理來說👨‍👩‍👧，潘光旦只要追隨摩爾根的研究方向，回國推動遺傳學的學科建設⚂，就能成為中國現代生物學開創者，在談家楨之前成為“中國的摩爾根”。

然而，潘光旦治學的落腳點在人類⚰️，而不在動物。在當時的西方學界，優生學是生物學的應用學科，它以人類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結合了社會科學和歷史資料，最能滿足潘光旦的學術興趣。冷泉港的優生學紀錄館（Eugenics Record Office）是美國優生學的研究重鎮👨🏿‍🏭。潘光旦在那裏系統地接受了優生學培訓，這決定了他此後的學術道路。在留美的短短四年中🤝，他在優生學紀錄館的學習時間長達一年半🧑🏼‍🔧，並與該館主任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建立了親密的師生關系。1923年11月，來美僅15個月後，潘光旦就發表了題為《優生學與中國（Eugenics and China）》的英文論文🩸。

優生學吸引了清末民初的不少中國思想家🧙🏿‍♀️，包括譚嗣同💆🏼‍♀️、康有為和章太炎等人，他們提出過種種優生方案，可潘光旦普及優生學的功績無人可及。優生學的要旨在於將人類的品性分為不同等級，通過生育技術和公共政策控製人類的演化進程，讓“品性良好”的社會成員提高生育率，也讓“品性不佳”的社會成員降低生育率，潘光旦分別稱為“留強”和“汰弱”的優生學🍢。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優生學的理論基礎在於社會生物學，西方當時的很多優生學者同時也是社會生物學家🙇🏽‍♀️。潘光旦的學術貢獻更多在於闡明理論👰🏻🏠，而不是研究優生政策👏🏻，因此他更宜被視為社會生物學家🪟。

所謂社會生物學，即用生物學理論研究社會現象，或用潘光旦的話來說🤸🏿‍♂️：“站在生物學的立腳點來觀察文化👨🏻‍🦳☄️。”潘光旦的中文著作多用“人文生物學”一詞🐄，含義相近。只是今天的社會生物學研究所有社會性動物（如螞蟻）✍🏽，潘光旦的關註點更在於人類自身🤷🏿‍♀️。從學術訓練和治學方法來看，與其說潘光旦是位社會學家，不如說他是社會生物學家（sociobiologist）👰。潘光旦的系列研究雖然取材多樣🧜🏽‍♀️👨🏻‍🦽‍➡️，視角總不出社會生物學的範疇——除了他晚年的民族研究🧕🏻👨🏼‍🎨。

早在留學美國時🐆，潘光旦就用“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ical）”一詞來形容自己的研究範式，他在後來的中文譯本中明確寫道💅：“……繩以今日社會生物學之學理，則可知孔門學識獨到之處，有足驚人者👇🏼。”他還列出了儒家學說和社會生物學的對應關系，說明兩者多有相通之處。據生物學史家研究👩🏻‍🦱，動物行為學家斯各特（John Paul Scott）在上世紀40年代末的一次生物學會議上首次提出社會生物學一詞，潘光旦比他還早二十多年🎟🤼‍♂️。

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就像其他動物一樣，人類行為至少部分由自然選擇所形成的遺傳因素決定。這裏僅舉三例💃🏽，說明潘光旦的社會生物學視角。他曾根據一些生物學者的觀察指出，就人類品性的變異程度而言📀，男性一般稍大於女性🧎‍➡️，這也許是女性天才較少的部分原因。這一解釋顯然不同於強調環境因素的社會學解釋。有些當代研究肯定了這一觀點🩲🕵🏻‍♀️，雖然尚不能得出一致結論。

潘光旦還指出過農業社會中父母包辦婚姻的進化優勢——“彼（父母）以其比較豐富之經驗🎎，比較冷靜之態度📒，必有以補子女之不及而匡正其失🌏。”正是在相近思想的基礎上，希臘生物學家阿波斯泰婁（Menelaos Apostolou）於2017年提出了復雜的婚配演化模型🏊‍♀️。

在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優生原理》中🧟，潘光旦還提到過歐亞大陸與美洲的人類具有不同的進化史，抵抗病菌的免疫力相差很大，因此印第安人在歐洲人登陸後大量死亡🧑🏿‍💼。美國地理學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上世紀90年代末出版《槍炮、病菌與鋼鐵》後，這一觀點才在學術界普及開來⛹️‍♀️。

二、社會生物學家潘光旦的主要貢獻

作為中國第一位社會生物學家🧏🏿，潘光旦的主要貢獻在於介紹和發展了社會選擇論🧑🏼‍🔧👩🏻‍🍼。在他看來🧑🏼‍🚒，人類演化除了由自然選擇決定，還受社會選擇的影響。社會選擇是指觀念、風俗和製度對人類生物演化的作用，它雖不能改變遺傳的機製，卻可以左右選擇的方向🚶🏻‍♂️‍➡️。在1925年發表的《近代種族主義史略》中▫️，潘光旦概括了社會選擇的標準：“文化勢力之善者與天擇並行不悖😂，可使人類日益精進🦴🫶；否則倒行逆施⛅️，可使強亡弱存，優敗劣勝，陷種族於危亡之域🤹🏿‍♂️。此派學說（社會選擇論）之正宗，其後演為優生哲學……”這裏潘光旦明確指出，社會選擇論是優生學的前導學科🤵🏽‍♂️。

那麽，哪些社會選擇有利優生，哪些不利呢𓀃？就一個社會內部而言🏄🏽，潘光旦主要看重有利於其“優秀分子”婚配和繁育的製度和觀念。他相信“文化盛衰由於人才消長，而人才消長由於生物原因”，社會選擇通過影響人才多寡，間接地決定著一國文化事業的繁榮或衰退。潘光旦雖然承認個人成就受到三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影響🧆，即生物遺傳、文化遺業和平生遭際，他仍認為生物因素“最為基本”🤸🏿‍♀️，另外兩者屬於次要的外因。“真正的人才🥐，第一靠遺傳的良好🏜。但他可以成才到什麽程度，局部也要看他所處的社會有多少文化遺業🤦🏿‍♀️，有什麽文化遺業。”

潘光旦對民族興衰的解釋與此類似，在生物遺傳、地理環境和文化遺業三個因素中⚠️🧗🏿‍♀️，“遺傳最為基本，其次是環境，又其次是文化”🧑‍🧒‍🧒。這種觀點多少得到了美國生物學家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認可：“文化並不是通過基因得以傳承的，……然而，不能忘記的是這種作用因素（文化）完全依賴於人的基因型🏫。”當代社會生物學的集大成者威爾遜（Edward Wilson）也指出，很多個體品性都具有中等程度的遺傳率🧻，群體間的遺傳差異可能造成了社會之間的文化差距。

潘光旦的遺傳決定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優生學的創始人，英國科學家高爾頓影響🍄。高爾頓首先使用進化論原理和家譜材料解釋歷史上的天才現象👌🏻，他相信“……通過連續幾代人審慎的婚配，產生一批天賦很高的人才👩🏻‍✈️🧑‍🦽‍➡️，這是相當可行的”🤽。像高爾頓一樣，潘光旦認為社會選擇論之於中國的意義，在於“如何利用已然的現存的文化勢力⏬，和如何產生新的文化勢力，使中華民族裏比較優秀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生產的保障，取得婚姻率生產率的提高”。他雖認為中國不乏聰明強幹者，卻也警告說👰🏽‍♀️：“一個不理會社會的生物基礎的民族，一個但知利用生物本錢而不知自覺的與自動的來增加這種本錢的民族，是危險的⚂。”

在增加“生物本錢”的意義上👳🏽‍♂️，潘光旦肯定了魏晉時代的選官製度⛹🏽‍♀️，因為它保證了一種優生功能🧔🏿：“選舉製施行後第一步的效果是定流品💄，流品越好🫧🔨，社會身份越高，婚姻選擇的範圍越狹🙀，選擇的標準越嚴；故家大族，流風余韻😵‍💫，因而可以歷久不墜🧘🏽‍♀️，民族有故家大族做領袖表率，也得以歷久而不衰微滅亡🥊。”他依此解釋大書法家為何集中於這一時期：“……魏、晉🎆、六朝、三唐書法的發達，是因緣於門地主義的婚姻👶；兩晉比較的更發達，是因為門地講得更嚴格，王衛二氏的特殊發達🙇🏻‍♀️，是因為門地的講究而外👶🏼，再加上好幾代的血緣結婚💇🏼‍♂️。”潘光旦對科舉製度的辯護和批判也都基於社會選擇論⭕️：由於科第選拔的原因，基因優秀的人才更容易彼此婚配，造成後代的“品貌整齊”。

英國思想家伯林曾將學者分為兩類——刺猬和狐狸：“狐狸知道許多事，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潘光旦的學術興趣廣泛，似乎像個狐狸式的學者，他晚年也曾自嘲：“我這一生仍是博而不專……”其實👩‍🦼‍➡️，潘光旦的研究大都基於社會生物學，他真正是位刺猬型學者，符合伯林說的“凡事歸系於某個單一的中心識見🧑🏻‍🦼‍➡️，一個多多少少連貫密合成條理明備的體系”😤。潘光旦按照存續優良血系的原則，審視歷史上的製度和習俗，並給以生物學意義上的功能主義評判。我們應當從他知道的“一件大事”重新評價他的學術貢獻👨🏻‍🏭♡。

三、面向單一學科還是整個學術界？

當代研究中國社會學史的學者，常常將潘光旦列為名家之一🆖🩸。可潘光旦在民國時期只是接近了一流學者的地位。1948年🫀，中央研究院舉行過一次院士選舉，潘氏屬於社會學類候選人之一，最後選出的院士中並沒有他🧚‍♀️🥳，而陳達和陶孟和當選了🩸。潘光旦與社會學的關系也是貌合神離🐔，他自稱：“……半路出家的我，根本對它（社會學）沒有太多的情感上的聯系🤘🏼。”除了孔德和勒普雷等少數幾人🤴🏼，他很少正面引用西方社會學家的作品♚。潘氏同孫本文、陳達和吳景超等民國社會學家展開過激烈的學術爭論，每次都站在強調生物因素的一方。

潘光旦在同代人的眼中沒有進入一流學者之列，他對當代社會學的貢獻也不顯著📞。從論文引用量來看🧔🏼，他和費孝通對社會學研究的影響甚至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基於中文社會科學索引數據庫（簡稱CSSCI）𓀖🦹🏽‍♀️，筆者搜索了標題中包含潘或費姓名的社會學論文篇數。從1998年到2018年↙️，與費孝通相關的社會學論文高達87篇🦸🏿‍♀️，與潘光旦相關的只有9篇💂🏼‍♀️。一位學者求學時未進入社會學專業，治學時不沿用社會學理論🧑🏻‍🦼👩🏻‍🎤，其學術遺產對社會學界也沒有很大影響，我們就很難高抬他在社會學史上的地位了👨🏽‍🍳。

不過，某位學者對一門學科的貢獻並能不代表他對整個學術界的貢獻，我們將潘光旦的研究放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來看更有意義。作為中國第一位優生學家🏄‍♂️，潘光旦回國後不可能找到美國冷泉港那樣的研究機構，他也不能像老師達文波特那樣獲得大筆資助♾，因此他不得不在社會學界謀職🐒。在社會學天地裏，潘光旦就像一位居住在他國的孤獨移民，既不願融入當地文化，還宣揚著母國文化的優越性🧙‍♂️。囿於社會學的學科邊界，我們便只能將他看作這一領域的“另類人物”，或所謂“生物學派”的代表。無論民國末年的院士選舉還是今天的專業研究，都在學科的藩籬下低估了潘光旦的學術貢獻🤙🏽。

作為中國最早的社會生物學家👬，潘光旦根據社會生物學的原理分析和評判中國歷史，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和製度，這當屬於他最大的學術成績。他在這方面的思考今天已經集結成《儒家的社會思想》等書。他在中國開創了社會生物學的研究範式🩼，引進了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和方法，在這一領域走在國際學術界的前沿。在《優生原理》和《人文史觀》的著述中，潘光旦的思考不僅涉及文化對人類演化的作用，文化自身的演化和選擇過程🧟‍♂️，還探討了文化與生物的協同演化🧑‍🎤，例如他對東西方宗教的社會生物學分析。當一本介紹社會生物學原理的著作《普羅米修斯之火》在1990年被譯介到中國時，人們已經忘記了民國時期就有人將這把“火”盜回國內了。

在家譜學和天才研究方面🐅，潘光旦結合史料，進行過大量開創性的研究。這些研究的學理和方法存在著不小的問題，後來的學者很少使用他整理過的材料，也不宜評價過高🤷‍♀️。在先天和後天的爭論持續一個多世紀後🪲，現在的學者至少清楚🗄，高爾頓高估了先天因素，因為他並沒有將先天和後天因素在統計上分開處理。潘光旦也跟隨高爾頓犯了類似的錯誤。

今天😑，發達的行為基因學（behaviorgenetic studies）能夠更清晰地揭示遺傳現象😜。行為基因學家使用“遺傳力（Heritability）”這一指標來測度生物因素的作用。成年人的智商在0.8以上，即基因差異可以解釋成年人口中80%的智商差異。個性（如外向/內向）在0.5左右🧑🏼‍💻，偏好（如藝術/研究）僅在0.3至0.4之間。如果天才的產生僅僅取決於智商，那麽遺傳機製將起到主要的決定作用。但是他們不能僅僅依靠智商取得傑出成就，內在的個性和偏好🌁，外在的機遇和條件𓀙，同樣也很重要🐉。而且，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很可能具有乘數效應🤒，它們的相互作用還沒有被研究透徹🤹🏿‍♂️。可以想見，潘光旦當年對遺傳和環境作用的理解就更缺乏嚴謹的科學依據了🤸🏽。他也曾承認這點：“就目前（上世紀40年代末）論🖋，我們對於造成復雜品性的若幹單純品性，事實上還分辨不出，姑無論其背景裏的種種基因了。”

盡管潘光旦過高估計了遺傳因素的影響👩🏿‍🏫，對社會選擇的理解也不像後世的社會生物學家那樣顧及多個層面👦，但他對人類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依然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留下了光輝的印跡🧉。主流的社會學家一般偏向於使用環境論或文化論解釋人類行為♘。潘光旦的一大貢獻在於抗衡這些理論，與同時代的社會學家展開辯論🎅🏼，維持了思想生態的平衡🐐。

雖然潘氏過於重視遺傳因素🖖🦫，可並非不承認環境影響。在他看來，問題在於社會學家常常忽略生物因素😛：“……在文化社會學家方面🧓🏿，對於先天的種種能力或能性，卻大有掉頭不屑一顧的態度，坐使二派學問（先天派與後天派）彼此不能攜手🪽，互相啟釁🥭，這是我認為很不幸的。”上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生物學家拉姆斯登（Charles Lumsden）在書中再次強調了這點：“人們既不是由遺傳決定的，也不是由文化決定的。它們是由某種介於二者之間更有趣的環境所決定的。”

二戰以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人的行為越來越被看作一種社會現象，而非生物現象。社會學家將生物學看作與己無關的“自然科學”🧑🏼‍🦳，今天依然很少接觸生物理論，甚至走向了後現代主義或極端相對主義，被英國學者狄肯斯（Peter Dickens）稱為“過度的社會學化”🦦。潘光旦早年的告誡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威爾遜就像他一樣批評當代社會學：“在這種復雜性水平的人類社會研究中……它（社會學）企圖基本上以最外部表現型的經驗描述和孤立的直覺來解釋人類行為，而不參考真實基因意義上的進化解釋🎭🏊🏻‍♂️。”

二戰以後🤶🏽，西方學界有關動物行為的研究突飛猛進🧑🏼‍🌾，又推動了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上世紀70年代後，演化心理學和基因行為學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這些學科的成果如今已蔚為大觀，我國也譯介了數量眾多的專著和科普讀物。與此同時，生物科技日新月異，人類已經能夠改變遺傳機製本身，有關的技術和倫理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關註。在新的時代精神下，潘光旦作為中國第一位社會生物學家💆‍♀️，其學術思想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理應受到更高的評價，他開創的研究範式也值得後學繼續發揚光大🚵🏼‍♀️🙍🏻‍♀️，以補充當前社會科學忽視人類生物性的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