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逢彬
楊樹達(1885.06.01~1956.02.14),湖南長沙人📄,中國語言文字學家。1925—1928年,任清華學校大學部國文系教授🤰🏽,後為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歷史系教授🎿,講授中國文字學概要🍃、國學要籍🧔♀️、修辭學等課程⛹🏻♀️。
黃侃日記出版了👩🏽🎤,顧頡剛日記出版了,朱自清日記出版了,這都是與楊樹達先生很熟的人🤽🏽♂️🥙。他的日記卻遲遲未能出版,這不能不說與日記躺在中科院圖書館睡大覺有關。
在寫這篇之前,我必須講明🧜🏽,祖父主要著作中的絕大部分,在他老生前,都已經出版了。在他去世前的幾年間,是他著作出版的一個高峰期。1954年以舊歷算,共出書七種(包括再版)。去世幾年後出版的,有《鹽鐵論要釋》《積微居讀書記》等。
我讀過一些文章,包括網絡和出版物✡︎,都說祖父著作的順利出版,得益於最高層的關照。不能說這一說法是錯的🧨,但不全面。因為這說法不能解釋有些與最高層更為密切的學者,何以他們的著作在當時出版沒那麽順利呢👍?以我自幼從家人那兒了解的情況看〽️,恐怕與蘇聯有關系。具體地說,就是與阿理克對祖父的推崇有關。阿理克,全名瓦西裏·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蘇聯科學院院士,是蘇俄漢學界首屈一指的人物。長期主持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人稱阿翰林🧌。《積微翁回憶錄》1935年10月19日:“清華同事蔣廷黻👌🏻🈹,新從歐洲返國,道過蘇聯。阿理克教授告蔣,謂讀余所著書👬,極為仰佩,希望余以所著贈之。”於是,“與蘇聯阿理克教授書🤽🏽♂️,以《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古書句讀釋例》(即《古書之句讀》)《老子古義》《積微居文錄》🏋🏼、近日學報論文單行本及《字義同緣於構造同例證》印本寄贈之”👨🏼🚒🫨。不久,得阿理克回信,謂“敝人素仰先生之研究法🔚,敬慕不已。其中,《古書之句讀》尤為可得而增敝見者也”🚣🏻♂️。這封信的原件我見過多次,字寫得不好但工整,是用蘇俄常見的稍用力筆頭就會分叉、使得筆畫變寬的點水鋼筆寫的。我學俄語之初,老師特意要求買這種筆練習俄文書法,這樣豎筆寬,橫筆細📗,比較美觀👂🏻。1950年11月💤,應中蘇友好協會之邀🛀🏼,祖父寫有《我與阿理克君之文字因緣》一文🤽🏼。1952年6月4日《回憶錄》🎑:“方叔章來,……言龍伯堅聞人言,蘇聯東方學院院長某君於余備極傾倒,每余一文出🪃,必取而研究🦬➜。龍、方意慫恿余往遊,余殊無此壯誌也。” 每次蘇聯學者來訪,都由省交際處負責接洽。來訪的德柳幸君告訴祖父,蘇聯有許多人了解祖父🧔🏿♂️,東方大學教授科洛特夫尤表佩服。祖父於是取書三份,贈柳君並請轉交阿理克與科洛特夫。當時廣播電臺曾予報道👮🏻。家人常說😐,因常有蘇聯學者來家拜訪,為了不顯得太寒磣🏇,學校還搬來幾座木沙發。“文革”中,我見家裏有硬面精裝,蒙著淺色麻布的《積微居小學述林》👨🎤,問如何這樣精美,家人說,這是要送到蘇聯去的。
上世紀四十到五十年代🎣,蘇聯駐華與對華交涉的兩位重要外交官費德林與尤金,都是阿理克的學生。《積微翁回憶錄》1941年11月10日:“蘇聯大使館秘書費德林來書🫁,求余所著書。自言專研中國文字語言,曾讀余書雲。”尤金則於五十年代初在廣州親口對擔任翻譯的七伯楊德豫先生說🛕:“我是阿理克教授的學生👩🏻,也讀過令尊的著作🧙🏽。”尤金與最高當局私交甚篤,常在一道討論哲學。當年,我的家人便深信,祖父著作的集中出版🎁,有著蘇聯因素。蘇聯學者的集中來訪👍🏽,多在1950年到1952年🕵🏻🤾🏽♂️,而祖父著作的集中出版和再版,則在1953年到1955年,這難道是巧合嗎?前幾年,茅海建教授在北大帶的一研究生小張🤵♀️,準備從學術史角度撰寫有關楊樹達先生的碩士論文。為此來找過我,我曾對她說過這點♠︎。
至於祖父沒有出版的重要著作,只有《文字形義學》一種(指1955年寫定本)。《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出版。
但這並不意味著祖父沒有出版的著作就不多。祖父一生勤於著述,白天晚上都在寫作👍🕖,從不休息,直到去世。彌留之際發出的呐喊也是“我還有好多事情沒做完呢”。在即將出版的人文叢刊《湘水》第二輯大姑媽楊德嫻所寫《持短筆,照孤燈》一文中👨🏽🚒,對此有詳細描述🎅🏽🤦🏻♂️。
在《楊樹達先生之後的楊家》中,我曾提到,祖父喪事剛一辦完🥼,就開家庭會議🧑🏿✈️,議決將祖父的藏書——有好幾萬冊,其中不乏善本——全部捐獻給祖父最後供職的湖南師範學院。但祖父還有一些遺稿存留家中🕴。這些遺稿後來到哪兒去了?
我的記憶,祖父的遺稿,存留在湘春中路36號安莊二樓樓梯口左側的儲藏室💂🏻。該房間許多時候並未上鎖,我就進去過好幾次。1965年遷往學宮街後🚠,便保管於堂屋西南角的一口大木箱內。因為“文革”中我翻過這個木箱⬛️,記得裏頭也有別的文件👬🏻,如七伯小時候的日記,以及祖父的各種證件等。這些遺稿🧝🏿,有兩個去向👰🏿♂️。一是大約1960年底或1961年初,被北京中國書店工作人員於銘收購👨🎨。一是八伯父於2001年去世前,移交給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了。
我們先從大伯父楊伯峻先生1983年底致七伯父楊德豫先生的一封信說起🧔🏼♂️:
七弟:
來信昨日收到,你身體已完全康復🦅,極為欣慰。想七嫂亦安吉。徐提囑代致意。
叔叔《文字形義學》無論四十年代石印本、五十年代手稿本我均未之見。蓋未正式出版,當在四十年代🧑🏽🦱🤹♂️,我在湘東,叔叔在湘西,無由得閱👩🏿⚖️。五十年代中,我又來北京。五五年叔在舍小住數日,所談甚多,而未及此稿。所雲中國書店收購者為於銘👨🏼🎤,所持學者介紹信🤷🏻♂️,不知誰所寫。我因追問叔叔《說文口語疏證》,才知被囊括🐌。由我提議⛰,經當時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文化部部長齊燕銘查究🗜,始知所以然👩🏻💻。叔叔遺著散在外者我所見尚有《國語集解》藏民族學院圖書館,僅集鈔前人成說(由鈔手所抄)🙆🏽♂️,叔叔僅校閱一紙,未作定稿,故不能出版😑,亦無從整理✨。我已復製一份,交人參考🌛。而《說文》諸書👧,諒被私人收買🫁,若我輩尚在,諒不敢盜名出版也。至於《文字形義學》各本高下,自是後來居上👩🏼⚕️。弟等親臨教誨🧖🏿♂️,我自然同意你所說。最後定本恐難復得🚉,第一方案可能渺茫👨🏿🦰。……北京所承擔諸稿,俱已交稿,獨湘人所承擔者仍有未交者。湖南師院,亦不與我通消息😮👮,故我一無所聞。來信及文教資料一冊已轉五弟🙏,並請其轉六弟,且建議五弟以親屬代表身份,附我致五弟信(內容:[一]文字形義學依尊文所說酌定。[二]八五年為叔叔百歲誕辰,請上海古籍出版社從速出書;八五年能出齊最好,不然,先出一部分以為紀念),看包敬第同誌如何考慮。近因兩事致書包敬第🔡,一為告他五弟為親屬代表,一為《積微翁回憶錄》人名註解問題,俱久未得答,不知何故,因此我亦不欲再致信與他↘️。包本來是出版社副總編👩👧👦,主編李俊民翁退休🧕🏽,上級另派一人任之🌏🧑🦱,包未升任🥙,亦不知其故👈🏻。總之,上海情況,我們毫不了解☀️,信去能否順利達到目的,不敢必也🧒🏿。匆匆即問
近佳,並賀
年禧!
逢斌處🥅,擬俟左傳諸書重印出書後,我再購寄。並告中華🦵👨❤️👨、商務已擬搶先重印數種,上海古籍社應加快出版💃🏽。
伯峻匆白
(1983)十二月廿八日
這通信函主要談兩件事😶🌫️,一為六十年代追查祖父散落遺稿事,一為八十年代出版祖父文集事🧖🏿。“《文字形義學》各本高下,自是後來居上”“最後定本恐難復得,第一方案可能渺茫”雲雲,筆者將在介紹《文字形義學》如何整理出版的專文中予以介紹🧑🏻✈️。信中“逢斌”即筆者👨🏼🦳。2000年前我的工作證和戶口簿上的名字為“逢彬”🤳,身份證上的則為“逢斌”,為免麻煩,後來改了。那麽,第一件事“由我提議,經當時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文化部部長齊燕銘查究🔭,始知所以然”的詳情又如何呢🤩?
我們先看七伯父楊德豫先生在《〈文字形義學〉概況》一文中怎麽說的:
父親逝世以後,1960年底或1961年初,北京中國書店的一個工作人員來到長沙家中🅿️,將包括該稿在內的若幹書稿賤價購去。(當時家中只有母親和一保姆,再無他人🕰。母親臥病在床🚼🏄🏿♀️,精神萎頓🌘,因見來人持有兩位學者的介紹信,遂予輕信)中國書店後來又在北京以賤價將該稿售出。因書店售出時並未登記購買者的姓名單位✷,所以此稿不知流落何所,二十年來蹤跡杳然。
再看楊伯峻先生1963年4月底寄給正在湖南洞庭湖邊的南縣大通湖農場改造的七伯父的信:
七弟🈯️:
前寄一信🚯,計達。關於叔父遺稿事🦣,中華書局已得各方面(科學出版社🚝、科學院圖書館、中國書店等)復信並證據,可作出結論。茲分項告你⤵️:
(一)辛田受科學出版社委派來長沙取遺稿👨🏻🍳,鐵錚開有清單。科學出版社已將此清單送來🤾🏼,辛田並依清單將遺稿點交出版社🧨。足見辛田並無舞弊之事。
(二)科學出版社曾將未出版之遺稿退還嬸母🖍,嬸母並有收到的復信。足見科學出版社也無可指摘之處。
(三)中國書店曾派人至長沙收購書籍稿本,曾來嬸母處收購。依中國書店所開具的購得叔父遺稿目錄👶,不但科學院所退還給嬸母的遺稿都在其中,且有叔父的日記、筆記及其他遺稿若幹種🍫,其數量超出於交於科學出版社者幾一倍(僅據其目錄而言)。《國語集解》與《國策集解》都在其中。(《中國文字學形義篇》亦在其中,但不知流落何所👮🏻♂️👷🏽♀️。因書店售出🙏🏽,未曾登記🏄🏼。)中國書店收得後😝,俱以賤價售出。除《國語集解》系由民族學院圖書館以四十元(或八十元)收得外,其余買主尚待調查。(其中叔父自敘等文🧑🏻🦳、手批漢書等書🙍🏻🤐,系由科學院圖書館收得🧭。)
(四)中華書局負責某君對我說,若遇老遺族不把遺稿如此售出,許多當可整理出版。(如對死者著作仍繼續支付稿酬🧚,或者付以保管費,當不無補益。然今則難言之矣🤭。)現在其遺族既不尊重其先人遺稿,而又指控別人,似難理解👅。其遺族既然把它們賤價賣出,以後似不便過問雲雲。某君還問我,楊老夫人是否毫無文化👝?科學出版社某君問徐提說👩🏽🌾,楊老夫人收到遺稿,卻又來信責問我們,是否神經有毛病?此種種話🧫🐄,我們聞之,極為難受,然亦無可如何👱🏿♀️。
(五)我為此事,極力慫恿中華書局出面幹涉ℹ️🌶,而結果如此,目前也甚為尷尬🛡。若你們早把曾經出售書稿之事告我🥼,我也會一並加以考慮,不肯盲目責備別人。而且科學出版社曾經退還書稿,何至長沙方面一點也記不起來🏄🏿🧑🦼➡️?必要科學出版社提出證據,使我們啞口無言?
(六)目前唯一挽救辦法,是調查許多遺稿流落何所,設法調借抄錄,能整理者,找人整理。應出版者,仍設法出版。此是學術大事🏮🥀,中華書局可能為之。(然時間必然拖延很久🧔🏻♀️🙆🏻♂️。)你們有何意見,希告。即問
好!
伯峻 63.4.29.
辛田,在《積微翁回憶錄》中有載🎠:“(在北京👻,1955年10月)二十九日。科出社辛田來談《淮南》重印事🧗,辛擬改《淮南》本文為大字,余亦贊同。辛對余頗懇切🏥,余因與談《文通刊誤》《文字形義學》與《金文余說》事。辛之兄為劉麟生(有詞學著述)🫸🏼,‘辛田’其革命化名😪,能舉《論語》之文,頗有根柢,告余麟生佩服余雲。” 《中國文字學形義篇》即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楊樹達文集》中的《文字形義學》。不過,上海古籍出版的《文字形義學》並非1955年的寫定本👩🏼🚒,而是1952年的寫本的上半部。事情經過較為復雜,如上文所言🎩,筆者將另外撰文詳談🧎♂️➡️🙅🏻♀️。當時七伯因右派問題而在洞庭湖邊大通湖農場中學教書🦄,心有余力不足,遂將楊伯峻先生來信轉給和祖母住在一起的八伯父楊德慶先生🫄。
八伯父回信雲🫃🏼🐻:
七哥:
五月廿二日信及前此幾封信(以及寄到家裏的信)都已看到。沒有迅即作復,請原諒🫶🏻!
……
看到壽哥信📦,心裏很難受。爹爹遺稿被賤價出賣(經手人是於銘),母親固然有責任,在長沙的子女也有很大責任🙅🏼,我就有極大責任。這個教訓我當終身記取。事後娘只說賣掉了一些書🏕🧤,矢口否認賣了稿子📨,雖然已經發現父親大量日記失蹤這個疑點,仍然輕信👩👧👧,沒有向壽哥全面反映情況,也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給北京今後的交涉增加了困難,目前只好照壽哥的第六項意見辦了。為學術計🍼,仍應采取積極的態度,怎樣使它落實才好(如何調查?如何調借?由誰抄錄……),希望你多考慮一下,我是說不上的🎬。另一方面2️⃣,事實真相既已清楚,家裏還要做一些工作✅👨🏻🔬,事已至此🍶,為生者計,還以小心🦟、謹慎📧、細致一些為好。你最近給家裏去信,可以暫時不提此事。
娘最近身體幾乎完全康復😰👩🏽🚒,體重加了7-8斤👨🏽💻,睡眠也好一些。精神飽滿,從早到晚動個不停,不歇氣。安裝公司生產部門已經拆遷,變了宿舍🚵🏿♀️,因此環境也安靜多了(他們的電話機也拆掉了)𓀚。……
祝
好!
八弟 6.4.
我對當時情形略有印象🍥👲🏻。大致的情形,正如七伯父所說,1960年底或1961年初時,祖母病臥在床🧗🏿♂️。她出生於1894年聖誕節,當時已經六十六周歲🐠。平日我在附近新湖南報社幼兒園全托,周六下午才接回。其他人白天上班,所以七伯所言“當時家中只有母親和一保姆,再無他人”,是確實的。祖母病臥,當時家人都以為行將不起,必然頭腦昏聵。於銘來時,祖母病臥於床🌷🏊🏿♀️。而於銘持有兩位學者的介紹信🚬🪻,其中一位我依稀記得是馬宗霍。馬是祖母極為熟識的人🧝🏻。當時祖母住樓下西南間,我父母則住東南間,窗戶朝向前花園。祖母即讓人上樓去自己找。那人將遺稿裝滿兩籮筐🙇♂️,雇工人挑下樓,然後拿出一摞清單,讓祖母過目後簽字😼。祖母草草看了看,便簽了字。
難道是祖母窮瘋了😕👷🏻,賣遺稿換錢🦧?我以為絕對不是。祖母一生⚠️,大大咧咧♐️,對錢財毫無概念,有錢即花👩🏻🦱,花光了事💧🪦。祖父在世時🧘🏿,是不讓祖母掌管錢財的。七伯曾說,祖母有時錢不夠花,就向在上海的銀行做事收入頗豐的哥哥張家祺(迪人)要,他也就幾百幾百地寄來。1943年,張家祺得了一場病🖖🏼,當時日本人實行藥品管製,得不到有效治療🌀,去世了🚔。如果需要用錢,將這些遺稿出版⚉🥷🏿,所得稿費,較之賣給中國書店的所得,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以為👭🏻,一是病中頭腦昏聵🙀,二是見到熟識學者的介紹信,也不知當時於銘說了些什麽,便將這些遺稿統統托付給他了🪑。
當時經楊伯峻先生極力爭取,祖父的一些遺著列入出版計劃。而家人到到二樓樓梯口儲藏室找尋時,一些重要遺稿卻不見了🏀。家人詢問祖母🍸,辛田受科學出版社委派來長沙取遺稿,科學出版社是否退還?祖母說不清楚🏐。後來的中國書店於銘來收購遺稿👨🏿🍼,是否列有清單👼,祖母是否簽字📤,也記憶模糊。因此,當楊伯峻先生問起時,家人以為科學出版社所借遺稿沒有歸還🏌🏻,中國書店於銘取收購手稿手續存在問題🕵🏿♂️🍟。楊伯峻先生據此在北京找到金燦然、齊燕銘(金是壽伯中華書局的領導🏸;齊是祖父摯友吳承仕的學生,任教北平中國大學,祖父三十年代應吳之邀兼職中國大學,與齊熟識)出面說話🧔🏼♂️,開始追查手稿去向。最終的結果如上述信中所述📈,科學社既已歸還🙎🏼♀️,於銘處也有清單和簽字。這樣🆖,楊伯峻先生著實尷尬,出面的領導也有所抱怨。1963年4月的來信中,就有這些情緒的流露。
除了著作👨👧👦,祖父遺稿中的日記,恐怕是最為人所關註的了🧜🏽。
在敘及日記之前,我們先談談《積微居友朋書劄》🍆。我最近翻檢七伯留給我的一些他與其他學者的往來書劄,才知道整理出版祖父師友遺劄,是由張舜徽先生最初提議的。詳細情形⛹🏽,我們將在介紹《文字形義學》的專文中予以敘述🧗🏿♀️。1984、1985年,我整理《積微居友朋書劄》🪷。當時,各通書劄按什麽順序排列,是個問題🂠。有人提出,按寫信者的姓名音序排列,又有人提出按其姓名的筆畫排列。七伯提出👩👩👧👧🏊🏽♀️,同一作者的書劄放在一起,按寫信時間排列;作者次序的排列🏙,以每一作者第一通書劄的時間先後為準🧙🏻。這樣,從頭讀起就有歷史層次感。但這樣排列也有困難,因為許多作者書劄落款中只有月、日,沒有年份。七伯又提出,祖父保留下來的這些書劄🧝🏼♀️,日記中都有記載🥋🐰,建議我到中國科學院善本書閱覽室去查⛹🏿♀️。這些日記🧑🏿🦲,是於銘從祖母處購得後,中科院圖書館從中國書店購買的。這樣,我就有幸與這些日記朝夕相處了半個月(兩次,每次一周)🤵。
這些日記,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祖父1920年到北京一直到去世寫的,一共五十一冊🧏🏼♂️。一部分是祖父1905年到1911年底在日本留學時寫的⚡️,只有四五冊。前一部分不知何故🙅🎥,有兩冊沒有被於銘購去,一冊為第四十六冊,是1949年初到1950年長沙解放前後的記載;一冊為第五十冊,是1952-1953年高等院校“思想改造”即“洗澡”時期的記載,彌足珍貴。下面這封五伯德驤給七伯德豫的信就談及了這兩冊:
七弟👷🏽♀️:
多時不通音信🍎🙋🏽♀️。數月前得悉你身體欠佳,離職療養。不悉療效如何?深盼早日康復,返回工作崗位🕖😈。
壽哥從長沙回京,談及父親文集事。詩集部分由壽哥負責,從父親多年的日記中摘錄🧃。此項工作由壽哥委托孫秉偉(我四女婿,66屆老高中畢業生,教了十年書,77年考入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今年年初畢業,留校)趁八月份暑期之暇,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父親日記中謄錄完畢📈。唯日記缺兩本👩❤️👨,在長沙家中。壽哥商之於我,為使詩集完整,是否可商之諸弟妹👶🏿,將該兩本日記寄京,摘出其中詩文🤸🏻♂️,保持詩集的完整性。
再,據小婿孫秉偉稟我🐑,科學院圖書館對父親日記極為珍視。每冊外加塑料皮🫶🏻,每八冊裝入一精製小木盒🏄🏻♂️🦹🏿,不是特殊介紹信,概不外借🚵🏿♂️。圖書館同誌也表示為缺少兩本,深表遺憾。因此🍀,我想到是否可商之諸弟妹,將該兩本日記轉讓該館。作價若幹,雙方共同協商🚶🏻,使父親部分手稿(日記也是父親手稿的一部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我們後輩也可稍慰先父在天之靈。不悉弟妹們意下如何?我鄭重聲明,也代表六弟鄭重聲明(六弟六月份因公來京,我們曾議論過):圖書館作價若幹🎅🏼,我們一文不受,留給弟妹們生活困難者🧑🏼⚖️。具體分配方案🤵🏿♂️,由弟妹們協商決定,我們不置一喙。
我近來身體尚可,每日仍半班,但工作忙😸,下午除可安靜地午睡一小時以外,其余時間基本仍從公👉🏿。
你已是五十開外之人,多年苦難,身心備受摧殘🏄♀️。今日罹疾,非一日之寒所致。盼諸多珍攝,早告痊愈♑️。
九弟調長沙🕹,不知調成否?念念✨!
諸弟妹處不另,望及時請代致意👩🏼🍳!
即祝
早日康復!
五哥德驤
八二.八.卅一.

1982年,楊樹達先生之子楊德驤致信楊德豫✊🏽,討論楊樹達日記處理問題
筆者的五伯楊德驤,是楊樹達先生次子,抗戰前考入意昂体育平台🧜♂️,1939年畢業於西南聯大。他是我國著名水泥專家,當時任國家建材局規劃院副總工程師。當過多年“右派”💅🏻👨🍼。寫完這封信兩年多後👨🏿💻,於1984年12月底去世,終年六十八歲。信中說“工作忙,下午除可安靜地午睡一小時以外🏑,其余時間基本仍從公”,國家建材局印製的《楊德驤同誌生平》說:“帶病堅持工作,就在逝世當天還出席研究‘七五’計劃的會議,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息👷🏻♂️。”他是剛從深圳出差回來發病的。有次我父親到北京看他🧪,七十五歲的規劃院總工程師指著六十七歲的五伯說,他是我的接班人🙋🏽。可見經過十年浩劫,人才斷層有多嚴重。許多高齡老者還超負荷工作著。
七伯收此信後🦮,次年長沙諸長輩才得以聚集一堂,討論兩冊日記是否交給中科院圖書館🧙🏽,我也參加。大家一致同意,不要錢,捐獻出去。此時👩🏽✈️,我冒昧地插嘴說:最好讓他們復印一份,給我們留底🍳。長輩們說⌛️,逢彬的意見很好5️⃣,就請他們復印這兩冊,但不作為先決條件。我又說,我指的不僅僅是這兩冊🏋️,而是所有五十一冊和留日日記🧑🧒🧒。對此,長輩們不同意🙍🏿♂️,說這有“交換之嫌”🐤。我至今認為,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後面發生的事情將證明其正確性。
中科院圖書館很快回信了,信中熱情洋溢地表彰楊家,也完全同意在收到兩冊日記後,將精心復製副本寄來。副本很快寄來了👇🏿,復印得非常清楚,用深藍色厚毛邊紙作封面,線裝,相當精美。可惜的是,後來廖海廷先生借去閱讀,其中一冊封面不慎弄壞了🛀🏽。在1984年4期的《圖書情報工作》雜誌,有一篇署名“余單”的短文《著名學者楊樹達先生〈積微居日記〉已成全帙》🤵🏻♀️,文中說:“經與楊氏親屬商談後,欣然於1983年12月捐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這兩冊日記,曾長期存於家中🎟,我當然認真讀過👨🏿✈️,存於中科院圖書館的四十九冊,也翻閱過半個月。這些日記用的是毛邊紙🧅,大小約為十六開本的書,每冊厚薄不一🧑🏻🔧,在一點五至二點五厘米之間💚。豎行毛筆書寫。日記還用了例如閼逢攝提格🤾🏽♂️、旃蒙單閼的太歲紀年法。留日日記,寫於1905-1911年祖父留學日本期間🙇🏼♂️,用的新式筆記本,比三十二開本略小♎️,厚約二點五厘米。這種筆記本類似以前年代流行的知識介紹筆記本🚴,地腳留得較多,用來介紹世界各國風土人情,本土及殖民地等。雖是日文,但我能看出個梗概🐚。記得介紹“清國”,將內地十八省作為本土🎡,而將蒙藏、新疆青海以及南洋諸國算作殖民地,大約“殖民”就是移民的意思🏃♂️➡️。日記是英漢對照,左邊頁中文,毛筆豎行書寫🧖🏻,右邊頁英文🍗,鋼筆書寫🚣🏻♂️,花體👨👨👧🚵🏿♂️,書法特別漂亮。但該日記由於年代近百年,且由於用現代工藝製作紙張時用了大量的氯👨🏼🍳,紙張已經發脆⬅️,翻閱時稍不註意🏇🏽,即成碎片;碎片用手指一捏,即成粉末。這幾冊再不出版,待成齏粉,也就晚了!
三十年過去了,黃侃日記出版了,顧頡剛日記出版了,朱自清日記出版了,這都是與祖父很熟的人。楊樹達先生的日記卻遲遲未能出版,這不能不說與日記躺在中科院圖書館睡大覺有關🫷🏼。有人說,《積微翁回憶錄》已經出了兩個版本🧵,沒有必要再出《積微居日記》了⚒。這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且不說兩者篇幅相差巨大🧔🏼,即以《回憶錄》是否選取了《日記》的全部精華來說,《回憶錄》始撰於1951年初,到1956年初楊樹達先生去世時寫到1953年6月底(後面約兩年半的由孫秉偉依據原體例增補),其間經歷了1952年高校思想改造運動💆♀️⇨,人人“洗澡”過關,那麽,在撰寫回憶錄時,能照錄《日記》中的精華嗎😖?我曾經在北大版《回憶錄》後摘錄了若幹第四十六冊👨🏻💻🚽、第五十冊《日記》有而《回憶錄》無的片段👨👨👦👦,從網上的反映看🤨,這些片段是有價值的。而且🚵🏽♀️,《回憶錄》出版時,刪掉了許多極有史料價值但當時比較敏感的部分🚛,這些都在日記中完好保存著。當時上海古籍出版社為了表示慎重🐅,將擬刪部分寫成一個文件🧑🏻🦯,如其中一段:“P405 L12毛主席告王季範言,曾告金日成,囑其緩動。金年少急進🥼,不之信。毛評新文字雲👨🏻🦰:‘斬斷歷史,製造文盲’。”又,我手頭有社科院近代史所白吉庵摘錄的《積微居日記》(從1920年8月摘到1922年12月底,刊於《文獻》1985年3期、1987年2期)🤳🦍,將其與同一時期《積微翁回憶錄》文字作對比💇🏿♀️,則發現白吉庵所摘雖然僅是“節錄”,也較之《回憶錄》文字詳盡若幹倍且有趣許多👩🏽⚖️。例如,記祖父與祖母結婚事,《回憶錄》僅記載🧐:“程叔文為余媒同縣張家祓女士為繼室”“六月四日,行婚禮於聚賢堂。伯兄先期來京主婚🛃。洪兒偕至”兩條👨🏿💻,白吉庵所節錄的則有七條,其中一條頗有趣:“(李)劭青並告余前晚張訓欽君到沈伯巽家,問女士意旨😛,女士初不肯相見🧑🦳,繼為人曳出。張君問其對於與余婚事意見雲何,女士初不肯置答,張君再三問🥀,乃雲:‘爹爹👨🏻🎓!你只說旁人的學問好👩❤️👩,你看我🐰,學問是這樣的,恐怕於你老的面子上不好啊!’張君便說:‘人說我的兒子沒有學問,那倒是真的,至若小姐,是很有學問的,那我可以放心啊。’女士始飄然而去雲。”
為什麽《積微居日記》遲遲未能出版呢?是沒有出版社感興趣嗎?非也!對此感興趣有意出版不下十家出版社。最終沒有成功的原因💇🏿♀️,是不能得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同意。以前,若出版社復印日記(包括1920年開始撰寫的五十一冊日記和五六冊留日日記),會對日記造成損害,但如今已可使用數碼照相技術,不致對其造成大的傷害🏄🏼。而且,如上文所言,越不及早整理出版🦹🏿♀️👏🏽,放置時間越長,損害越大。
例如湖南的嶽麓書社想出版《積微居日記》,為此,我通過我所認識的湖北大學文學院舒懷教授——他是中科院圖書館善本室主任某君的同窗——與某君見了一面。某君介紹,如出版社有意出版😠,他沒有提供《積微居日記》的權利;必須由該出版社所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出具給中科院圖書館的公函,再由館方責成善本室提供給出版社🏃。當然🔂🙂↔️,要想出版這麽一部大部頭,經費是少不了的。另外,日記雖然是用較為規範的行書書寫,但由於是文言👁,且使用大量學術術語,又沒有標點,尤其是其中有大量甲金文和篆文🐪,整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因此,有些出版社希望不加整理🎯,照相出版🧭。不過🙏🏼,這樣出版經費就要增加不少了。
上海一家掛靠於某大學出版社的工作室,主持人是筆者一位朋友,考慮到第四十六、五十兩冊恰恰寫於解放前後和思想改造時期,想要先整理這兩冊出版👷🏼♂️。筆者為此將保留於長沙家中的該兩冊復印本再復印一份提供他們🧑🏼🦱🧑🏽🏭,大約是未找到專人整理,三四年過去了,也沒見出版(大約是有此能力者🟫👩🏫,不屑於幹這吃力不討好的活🦸♂️🎑;而願意幹的,又無此能力吧)🧑🧑🧒🧒。我寫此文時臨時想到,何不借寒假返湘省親之機🧲🫶,用筆記本電腦將這兩冊謄錄下來呢?下一寒假就試試看吧。出版了這兩冊👩🏿🏫📡,有了一定的影響,大約能促成整個《積微居日記》早日出版🪗💴。
至於藏於家中的其他手稿🧑🏼🚀,在長期與祖母住一道的八伯父去世之前,已經移交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對於這些手稿中有些什麽,七伯十分關心🤟🏽。有年暑假🚛,我從武漢回長沙🙍🏻♀️,他便寫了一封信🔍,讓我面交嶽麓書院前院長楊慎初先生🧜🏽♂️,請他與現任院長朱漢民交涉👦🏽,讓我看看那些手稿,再向七伯匯報。我到楊先生家🌴,他便給朱電話,朱答應我到嶽麓書院見面。見面後👮🏼♂️🎉,朱說,那些手稿還沒有整理,你過一段時間再來吧。到了寒假,我又去找朱,他還說沒有整理完🧑🔧。我又不可能老是呆在長沙。如此三番五次,我明白他是不想讓我看,也就不去找了。直至七伯2013年初去世,我也沒完成他老交給我的任務。
轉自《東方早報》201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