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錢端升(1900—1990)

　　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民國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錢端升把自己1949年之前的生活概括為“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縱觀民國法學界與法律人🛫，錢端升在北平解放以前，的確是為數不多的專心教學、治學🧘🏻‍♂️、育人的法學大家🎺，是一名基本上未擔任政府職務的自由知識分子🧖🏻‍♂️。當然，這倒不是說，錢端升沒有機會參與政治，正如謝泳在《寂寞錢端升》一文中寫的，“錢先生要想做官，機會多的是”。只是👨‍✈️，在錢端升看來，當然也是民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共識：擁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高於一切。

　　庚子賠款這一年🤷🏽‍♀️，錢端升在上海出生，至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並醞釀北伐的24年間，中國的政治勢力🎙、社會結構以及思想觀念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革甚至革命⚙️。不過，錢端升似乎未被這波濤洶湧的社會現實所左右，盡管他也關心時局的變化，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處於動蕩變革的年代🤾🏿‍♂️，想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自我隔離生活很難，也不現實;但🧓🏻🐆，致於學，在錢端升的身上反映得更突出和明顯:從松江中學𓀋，到南洋公學，到清華留美預科，再到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直至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短短二十幾年裏👩🏿‍🔧，他完成了一名知識分子早期應有的知識儲備💸。

　　因此👩🏿‍🏫，嚴格意義上講✊，錢端升人生的第一個二十四年，是求學、遊學階段;而第二個二十四年👕，即至1948年🧖🏽‍♀️，才是真正的以教書為業，以教書為生的階段。

　　這期間，錢端升先後在意昂体育平台、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以及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講授政治學和法學。據後來學生回憶，錢端升在課堂上，博學深思，授課材料最多🕺🏼，參考書目也最多，很受學生歡迎🚣🏼。柳亞子曾寫詩稱贊其課堂上的儒雅與侃侃而談:“錢郎才氣頗縱橫，抵掌能談政與兵。攬轡澄清吾已倦👢，論壇一臂汝能撐。”特別是在西南聯大🩸，錢端升自1938年至1941年，連續4年講授憲法學，並於1942年對與王世傑合著的《比較憲法》一書進行再次修訂，在1936年版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中國製憲史略及現行政製這一篇的有關內容🧑🏿‍🎓，時至今日，該書仍然是研習憲法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目😪🪫。

　　也正是這一時期，處於青壯年時期的錢端升，學術生涯達到人生頂峰，專著、合著🤹🏽、譯著達數十部之多🥐。我們現在閱讀他這一期的著作，事實上，有時候只需瀏覽一下書目，就可以發現，其研究重點聚焦於各國政府組織與政府行政🫃🏻，以及與此相關的憲法問題。比如他的專著《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年)🤌🏽🤴🏿、《德國的政府》(1934年)👩‍👧🚣🏽‍♂️、《法國的政府》(1934年)、《比較憲法》(第四版)(1936年)、《民國政治史》(1939年)等，無一不與這一主題相關。但這也容易給我們造成一個假象，似乎錢端升癡心於比較政治和比較憲法💆‍♂️🧑🏽‍🎓，盡管這只是一個方面👳🏼，而且還是表象。錢端升在後來的回憶中談到，1936年，南京中央大學法學院成立行政研究室，因抗戰被迫中斷，後來在西南聯大又再次成立行政研究室🚶，其任務均是“窮同人三四年之精力，將中國行政完成一初步考察”🧝🏿。從這一點切入👨‍🍳，我們不難發現👋🏼，錢端升以憲法為起點，考察各國政府及政府組織的最終目的，無疑是為研究中國政治與行政作準備，一個知識論上的準備✹，落腳點是中國法製建設的進程🦙。只因戰難👩🏻‍🦽‍➡️，導致這一宏大研究計劃無從實現，就連考察西方政府與政府行政，也僅限於歐洲大陸德國和法國，美國和英國未來得及涉及🪇，這其實也是他研究計劃的一部分。1947年應邀赴美擔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近一年🪺，他主要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並在此基礎上✈️，用英語出版《中國政府與政治》一書👨🏽‍🍳。可見，他的研究計劃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都沒有變，盡管偶爾會暫時地中斷🌌。

　　意昂体育平台許章潤教授在《那一片學思與法意》一文中🦐🙌🏿，大致將中國步入近現代以來法學家劃分為五代，錢端升與江庸👶🏼、王世傑、楊鴻烈、程樹德等大家並列為繼沈家本、薛允升、伍廷芳👨‍🦯、王寵惠之後的第二代，並認為📘，這一代與上一代相比，“學有所成，蔚成專家🚣🏽‍♀️，而各因世道人心的遽變👮🏻‍♀️🧑🏿‍💼，雄才不展，未臻大家”🤏。

　　就錢端升的學術研究進路而言，這一評價無疑很客觀👶🏼。新中國成立後的錢端升🤗，由於政治運動🤦‍♂️，以及不間斷的所謂自我改造和革新，除參與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製定外，其學術成就幾近空白，宏大研究計劃更是無從談起。但系統閱讀錢端升作品👩🏼‍🍼，又會或多或少感到🧜🏼‍♀️，稱其為專家而非大家，又似乎有些不準確👩🏻‍🔬。事實上，正值學術盛年的他🙅🏻‍♀️😂，通過對各國政治和憲法的比較研究，結合對時下國內政治的考察，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和學術研究路徑。也就是說，他的學術研究框架在這一時期已經搭建完成，世界學術史上🧱，像這樣的大家不是孤例🌏，思維方法常常比得出結論更重要。比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部被譽為法語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哲學著作，試圖分析當時法國社會給成員帶來的邪惡和不幸👩‍❤️‍💋‍👨，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可許多觀點和推理存在不少漏洞🤽🏼‍♀️，需要後人去研究補充完善，但瑕不掩瑜，不影響大家地位。從這個角度而言🙋🏻‍♀️，錢端升仍然可歸為大家之列🫰🏽。

　　雖然以教書為業，但錢端升並非蝸居於象牙塔中，而是對社會與時局保持密切的關註☆，並不時發出自己的聲音。1934年🙏，北方兩大報紙之一的《世益報》主筆羅隆基🤷🏼，因批評蔣介石政府而被迫離職，由錢端升接任該報社論主筆。其秉承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良知，應用政治學和法學理論，撰寫一百多篇社論，揭露和抨擊南京國民政府的腐敗和獨裁統治。當然，作為文人🍤⚇，大學裏的教授，錢端升有時難免過於理想，忽略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抗戰勝利不久，國民政府當局策劃了“一二·一”慘案，造成聯大四人死亡，三十多人受傷。慘案發生後🤾🏿‍♀️，以錢端升為首的法學教授，即主張運用法律程序懲罰兇手，並成立法律委員會🤝，起草《西南聯大教授會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告訴狀》🧜🏻，但結果並不盡人意🧛🏽‍♀️。置身獨裁專製的國度🖕🏽，法治只能是理想。

　　1980年，錢端升當選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但對於一位八十高齡的老人而言，不可能再次迎來個人的學術春天🫵🏽🩼，這也許是永久的遺憾。（曹東）

轉自《檢察日報》2014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