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重溫費孝通對社會學重建的理解

1991年，費孝通在民盟中央對口扶貧縣河北省廣宗縣考察時與正在編製竹簾的女童交談

　　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契機，得益於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中所提出的社會科學需要補課的問題。原文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項多方面的復雜繁重的任務⬅️，思想理論工作者的任務當然不能限於討論它的一些基本原則……列寧號召多談些經濟，少談些政治。我想，對於這兩方面理論工作的比例來說，這句話今天仍然適用。不過我不認為政治方面已經沒有問題需要研究，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鄧小平的講話站在一個全局和實用的角度👼🏽，向知識分子提出了為新形勢下的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期待🤔🥩。

　　這個講話重新燃起了知識界的熱情。受命重建社會學學科的費孝通，一開始便結合自己長期的實地研究經驗來理解這一講話的內涵和方向🤹🏽‍♂️。“補課”一詞成為費孝通此後學術思想中始終堅持的核心問題🛝；也由此被他帶進了重建後的社會學的學科氣質之中。

　　“本土視角”要將地方經濟體放入世界經濟格局中考量

　　費孝通在《為社會學再說幾句話》一文中談到，幫助黨和國家解決一些急迫的社會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減少一些前進中的障礙，使社會的各方面都能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順利發展😾，是這個時候急切需要開展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該說，學科重建的前十年⏩，費孝通對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和推動始終離不開鄧小平講話的這個起點——以“經濟”為主要的對話對象🤙。

　　在學科重建初期，隨著機構📻、課程和人員等具體事務一一開展，費孝通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回到社會生活的實際，對地方社會的發展程度和發展特點進行摸底。其中，他對江蘇和浙江的經濟社會結構類型的比較研究最感興趣，先後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一系列命題🫅🏽。值得註意的是，國際學界也對開放中的中國投以關註的目光，一俟田野條件允許便紛紛來華，以至於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中國東南研究的高潮🍨。

　　與當時國際學界主流的而且也是習慣性的國家與地方的二分法框架不同，費孝通的“本土視角”始終將地方經濟體放在一個世界經濟格局中考量。各地的歷史條件不一樣，地方經濟體的性質也不同🕒。例如蘇南模式（可以上溯到費孝通的江村研究）與明代以來江南地區的市鎮發達有關🛵，其經濟體系和社會體系是嵌合在一起的。江村的例子說明🗞🪥，1930年代地方經濟危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新興的日本向美國大量輸出蠶絲🚴🏿，這種國際市場的競爭使得當時江蘇的生絲出口從占世界市場的大宗大幅度跌落，導致大量手工業破產。而由於經濟與社會的嵌合關系，經濟對社會的反哺斷裂，因而直接沖擊了地方社會結構。比如民間自發組織的借貸的互助會是以親戚關系為核心👩🏼‍🎤，在絲業不景氣的情況下資金鏈斷裂就必然導致親屬關系的沖突和摩擦Ⓜ️。到了蘇南模式，鄉鎮工業的發展依舊依托的是這種親屬關系網絡；而它在1990年代之後應對所謂“亞洲四小龍”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其實構成了它最大的風險來源。而珠江模式則不同，它一開始就是國際代工工廠的終端，企業最大的利潤並不直接反哺當地社會🏇🏼，再加上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逐漸形成新的社區，與當地社會產生各種沖突也就在所難免。

　　通過比較不同類型的地方經濟社會結構，費孝通看到🫲🏿，國家對不同類型地方經濟的扶持和發展，構成了地方治理非常重要的層面🪝，甚至有的就是問題所在。他早在1940年代就討論過，鄉土工業的發展需要一個能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承擔風險的國家作為保障。

　　在鄉土工業的基礎上，費孝通提出了發展小城鎮的設想🐖。這一設想與1980年代我國采取限製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和大力發展小城鎮的方針相呼應。這一類小城鎮其實是農村工業化的結果，目的是積蓄同時亦是節製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的大量人口🚏，使之不致於對城市構成直接而巨大的壓力，從而有利於更平均地實現社會福祉。要實現小城鎮建設的理想狀態，關鍵在於留住人，減少農民的流動性。而事實上改革開放在沿海地區產生了颶風般的吸引力令人始料未及🚴🏽‍♂️🫵🏿，在使得沿海地區的小城鎮快速發展的同時，客觀上也使周邊地區的小城鎮建設進展緩慢🚴🏽‍♀️，在西部地區更是如此。費孝通在這個背景下提出小城鎮問題，是希望後進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是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輸出地）能夠分享現代化的經濟成果，縮小先富和後富的差距🕵🏻‍♂️。

　　探索並反思知識分子的角色與責任

　　適值中國經濟剛剛起飛的時候，國內問題沒有理由不占據第一位。直到學科重建二十年後，費孝通對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問題才有了進一步的思考🕚🕴🏻。這其中既有鄧小平講話裏談到的世界政治研究的關懷，同時也是在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逐漸增強的背景下，以社會科學的眼光來思考國家和意識形態問題。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費孝通意識到社會學“補課”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思考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能夠為中國成為真正的強國出力🤹🏼‍♀️；作為知識和文化的承擔者🙎🏿‍♀️，應該推動中國思想積極實現其世界意義，這不僅有助於中國樹立更好的國際形象🍚，同時也將是中國對世界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費孝通為“東亞社會研究討論會”題詞

　　因此，在1990年代後期一直到他去世的十年時間裏，費孝通把重點放在學科基礎理論的“補課”上👮🏼‍♂️，撰寫重讀派克、史祿國、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的長篇讀書報告，提出社會學應該拓展界限，將對現實問題的關懷拓展到與歷史和文化接軌的領域🧏🏼，進入到對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在他看來👮‍♀️，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種種製度不適🧑🏼‍💼、群體摩擦和社會關系的緊張對立等，其實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根源在於觀念和價值上的沖突。

　　可以說🧦，費孝通在社會學重建的前十幾年，灌註了他大半生的經驗，圍繞認識和改造鄉土中國展開😟，社會學補的是經驗的課；而在之後的十年🤲🏼，他認為在社會建設之上還有一個道德和觀念層面的課要補——這一層的發現有賴於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負擔的知識及其來源進行探索與反思。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 楊清媚）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6月13日第6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