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呂文浩（1996研，歷史）

1940年夏，趙瑞雲(右)、潘光旦全家在昆明🛡。“我出生以後，母親一直忙於持家。在我朦朧的意識中，似乎覺得父親潘光旦是一個有學問的人🐕‍🦺，較之作為家庭婦女的母親更值得佩服。但是實際上母親在前半生求學任教，曾任蠶校教員六年，學歷達到大學。只是婚後才留在家中教育子女。從親戚間的反映看，當年她屬於很新式的女性🙅🏼‍♀️。所以母親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婦女和職業婦女，只不過在婚後終止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潘乃穆☂️：憶母親趙瑞雲——兼記父親潘光旦🧑🏻‍🦽👩🏿‍🔬，《老照片》🤵🏿‍♂️，山東畫報出版社）

在1948年7月和9月🍲，社會學家潘光旦先後在當時頗有地位和影響的南京《世紀評論》周刊和上海《觀察》周刊上發表了兩篇婦女角色定位的文章。這兩篇文章是潘光旦婦女論述的最後結晶，可以代表他成熟時期的基本見解🤗，盡管有明顯的婦女回家論傾向，但也力求面面俱到🥂🤴🏼，對婦女的職業權利以及人格獨立要求表示相當程度的容納🧖🏻‍♂️。即便如此🕥，這兩篇文章還是在婦運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從1948年9月至11月🫰🏼，短短3個月時間，先後有6位作者發表文章與他商榷。9月底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婦女》月刊社舉辦了一次主題為“我們對於婦女問題的意見”的座談會👩‍🎤👨‍👩‍👦，除了主席和記錄者以外，有9位女士發表了意見，雖然從標題看毫無涉及潘光旦這兩篇文章的地方，但從主席引言和各位參與者的發言內容來看🚣🏽‍♂️，說這是一次圍繞潘光旦這兩篇文章展開的專題討論似不為過👩‍🚒。不久🤷🏿‍♀️，在蘭州由王法謙女士也主持了一個針對這兩篇文章的座談會👩‍🍳，“參加的人數是歷次以來所未有的盛況，如大學教授🚭，中學校長💼，教員🚀，托兒所所長，女記者👳🏻，女學生，甚至男士參加的也很多”。

這次論爭由潘光旦的兩篇文章引起，有6篇文章參與討論，2次座談會集中討論，參加者如此之多，在當時中國國共戰事正酣⏬，國家前途命運未蔔的時刻📀，形成一次小小的輿論熱點。但由於種種原因👩🏽‍🌾，長期以來並不為人所知🧚🏻‍♀️，有必要將其來龍去脈介紹出來。

柔性的“婦女回家論”

1948年7月17日潘光旦在南京的《世紀評論》周刊上發表了《家庭·事業·子女》一文。此文的針對對象很明確，就是“已婚而不甘心的智識婦女”🏂🏼，她們一面對子女和家庭具有濃厚的興趣，一面又不甘心退出社會生產🤜🏼，做一個家庭主婦👨🏼‍🦳。他認為“問題的症結在如何才可以使她們甘心”🔔，解決的辦法就是“還她事業🧖🏻，或還她事業心的滿足”。

總結多年來學者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外三種🧗🏿👶🏼：一是家庭事業兼籌並顧；二是把子女初期教養移出家庭，就是送到托兒所的辦法；三是把一己子女的初期教養根本看作事業的一種。對於第一種辦法🧸，家庭事業兼籌並顧，潘光旦認為，這在原則上無問題🛀🏻，在實際上卻困難甚多，特別是在當時生計拮據🐗、家庭設備難期周到的環境下，基本是十個裏面，九個無法兼顧。不過，他也提出，這種辦法將來還是有前途的🛒，“社會的局勢一經好轉，關於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的公共設備一有著落🤌🏻，社會對於已婚婦女的就業如果不再歧視，而在時間上能妥作安排（例如分上下半日之類），則一種兩全的局面還是可以形成的”。潘光旦對於第二種辦法持部分肯定態度♘，他認為半日托兒所或日間托兒所一類的機構🧛𓀓，在原則上不成問題🫄🏼，但超出此種時限的托兒辦法則問題甚多，因為“過於操切和全部托出的托兒辦法只替母親的事業著想🧏🏿‍♀️♡，而沒有替家庭與子女著想🚼，其為不妥，是很明顯的”。潘光旦認為更為可行的是第三種辦法。他說：“我認為這是最可行而也是最相宜的一條途徑👩🏿‍💻。以前的婦女十九便從事於此，她們雖不把它當做事業看，卻始終把它當一件事做👸，根本沒有發生過甘心不甘心的問題🧖🏼。”他認為，看法積極的話，就能引起興趣🐷，激發精神👠，雖勞而無怨。如果看法消極的話🏇🏽👨‍🍳，就難免帶三分無聊⌛️、七分勉強。只要價值觀上的認識轉變了🤽🏼，就不存在甘心不甘心的問題。

從潘光旦對三種辦法的分析來看👷🏻‍♂️，他的思想天平並不平衡，在婦女個人發展和社會、種族需要兩方面明顯地有所傾斜。他並不去責成社會在公共設施以及工作安排上給予婦女以特殊的照顧，也不去責成社會廣泛地辦理合格的托兒育嬰機構，而是把婦女回家作為最可行也最相宜的途徑👩🏼‍✈️。聯系到此前十余年間潘光旦就婦女角色定位問題發表的種種意見，可以說完全是一脈相承的🧭，那種把社會🙌💿、種族責任置於婦女優先考慮地位的思維仍然是清晰可見的ℹ️，那種對於婦女自生、自養、自教的青睞依然洋溢在字裏行間。說到底🤽🏿‍♀️，潘光旦還在提倡柔性的婦女回家論，也就是說讓婦女回家要回得既“甘心”又“心安理得”。

可能是預料到這篇文章會引起很多反對聲音，潘光旦將4年前在昆明版《中央日報》“婦女與兒童”副刊上連載過的一篇《婦女問題的三個時期與五個論點》重新拿出來，改題《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復》稍加修訂😾，在9月11日《觀察》周刊重新刊發出來👩🏼‍🏭。

《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復》將迄今為止的婦女運動劃分為是兩個時期：抗議時期和解放時期，對其主要貢獻和局限加以平衡的論述，從其局限出發，他提出未來可能進入的第三個時期是“位育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目的是在促進女子的健康。他所展望的這個時期，其具體內容的展開有賴於“女子的自覺與自求多福的努力”，但他已經作出了一些原則上的提示：一方面要破除“男重女輕、男外女內一類變本加厲的積習”，另一方面又要尊重男女分化的自然趨勢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分工；一方面堅持男女的基本社會分工，另一方面又不要將分工絕對化🉑，承認分工有置換的可能性👨🏽‍🎨。這樣一來，《家庭·事業·子女》一文所委婉提出的婦女回家論便立於一個似乎非常堅固的基礎上，很難辯駁🏞。

反擊以左翼婦女界為主力

卷入這場論爭的作者或發言人往往一針見血地將潘光旦歸結為提倡婦女回家論者👨🏻‍🦱，鑒於他在這些“有地位的雜誌報章”發表的言論影響頗大🆕🧻，而且能夠代表社會上層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所以不能不站出來加以批判📎。如一篇商榷文章的作者所言：“最近社會上有許多人尤其是屬於權威的學者聞人，都有與潘先生同一的見解🐄，他們覺得婦女被解放後✨，卻發生了新的婦女問題。那新的問題，就是婦女就業所引起的家事荒蕪和子女失教🦋，因此大家一致的結論是婦女應該重新回到家庭去。於是新的婦女回到廚房的論調到處發揮著，電影的題材🫅，論文的主題，小說的描寫🥌，在在都是。而潘先生是集精華之大成，他根據科學堂堂正正的替婦女回廚論者建立了理論的根據🥫。”另一篇商榷文章的作者也說：“潘光旦先生寫了兩篇號召婦女回到家庭去教養孩子的大著🫓，已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反響”，“與潘先生同意見的，大約還大有人在”。

6篇商榷文章中，從所運用的分析理論和措辭風格來看，除了羅季榮的《婦女·事業·家庭》和黃碧瑤的《讀潘光旦先生婦女問題的論文後》兩篇以外🪦👨‍👧‍👦，其他4篇都帶有明顯的左翼知識分子的論述特征🎄。羅季榮和黃碧瑤兩文⬜️，盡管在分析理論和措辭風格上🏌️，不太像左翼知識分子的特征🧑‍✈️，但其思想傾向也是和其他幾篇文章息息相通的。比如羅季榮認為“不宜純以知識婦女為對象”而忽略了知識水準較低以及未受教育的廣大婦女群🤴🏽；又認為經濟獨立實為男女平等的現實基礎🕺🏼；還贊許托兒所一類的教育機構整體上優於母親親自教育子女，並不足以影響家庭製度的健全等。可以說，這場圍繞女性家庭與職業關系的討論👈🏿，主要是潘光旦與左翼知識分子與婦運界的論戰。從論爭的具體內容來說𓀗，無非是走家務職業化道路還是走家務社會化道路🫄🏿，似乎並沒有太多的新意。比較值得註意的🔡，則是左翼言論在與潘光旦有關婦女問題的論爭中，似乎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集中和突出🥓。

左翼知識分子首先從思想立場和方法論上批判潘光旦。胡子嬰認為：“不管潘先生的文章寫得多少委婉多麽莊嚴和學院式，又是多麽有科學的根據，但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卻是非常單純的，那就是下意識的男子的自私心理在作怪🎰。”她進一步認為，潘光旦延續了士大夫階級的思想意識，一向享受慣了女子在家裏育兒理家💸，幫助丈夫把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對於女子出外就業打破現狀感到不習慣，所以會下意識地加以反對。她說🤚🏿：“一切進步的士大夫👩🏻‍🦼😭，提出婦女回家庭的新理論👼🏼，原因即在此。可是自己沒有這個自覺，還以為在替婦女解決問題👮🏻。實際上📺，只是為自身的保守習慣找護符而已🧑🏻‍🚀👇🏽。”彭慧針對潘光旦將近代婦女問題歸結為知識女性的“不甘心”，指出：“潘先生不是從歷史的發展上，不是從經濟基礎的變動上去尋求它的根源，而是用完全心理出發的看法：仿佛，社會上只要某幾個先知先覺想到什麽問題，社會就可以發生這個運動來的。婦女解放運動，就只是某幾個女人的‘不甘心’而發生出來的🍵。”彭慧從唯物史觀的“存在決定意識”出發，認為婦女是隨著工業生產的發達而被吸收進社會生產的🍀，從此社會的主要財富是男女共同勞動的結果了，隨後文化、教育與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又吸收了大量的婦女進入各種職業部門💪🏿。“在這樣的社會生活之下，婦女為什麽還應該甘心從屬於男子呢♟？於是婦女解放問題發生了。於是，他們‘不甘心’再被關在家庭小範圍了。這個‘不甘心’，是有他的可靠的社會根源的，決不是如潘先生所說‘看法而消極’看出來的。”李超透過歷史背景的回顧💼，探討了婦女運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提出：“第一🧅，婦女運動始終為整體社會變改運動的一部分，不能孤立，也不能領先👳🏻‍♂️。第二👨🏼‍⚕️，各種社會變改給予婦女運動的影響，只有生產方法的變革予婦女運動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婦女運動始終沒有超出中上層社會婦女的範圍🖥，是因為中國社會生產方法還沒有根本上的變改☃️。”

左翼知識分子普遍認識到經濟獨立對於提高女性社會地位的重要意義，對於女性所承擔的家事與職業的雙重負擔，她們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她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也有類似之處，那就是給予家務社會化以很高的評價，寄予很高的期望💇🏿‍♀️🤵‍♂️。如胡子嬰認為🥠👩🏻‍🦳：“只有將幼兒交給有專門知識的人去管理🧗‍♂️🫶🏿，才是最合理的。依社會經濟而言👵🏻，讓人類半數的婦女束縛在家庭中管幾個孩子😙，服侍一個丈夫也實在太浪費了。”又如彭慧認為潘光旦所憂慮的家庭生活問題、兒童教養問題，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有了最科學🕴🏼，最合理的解決的先例”🧑‍💻，即公共飯堂的設置和托兒事業的興辦，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這方面做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認真，更普遍。

左翼知識分子的論述，往往充滿了社會批判精神和理想氣質，如麗山已經給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宣告了“死刑”，認為其已經到了垂危的關頭🤞🏿，“不論它的維護者如何支持它👩‍👦‍👦⛹🏿‍♀️，阻止新社會的來臨，但是自然的進步法則是不能違背的。新社會的曙光已在人們的眼前顯現⏏️，雖然有人告訴她們說：‘你們是在作夢’🧑🏼‍🎤🔥，她們會相信嗎？”有多位作者在文中熱情地推崇婦女運動的蘇聯經驗。這些作者打破舊有社會習慣的束縛，堅決支持婦女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固然它們對婦女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會有推動作用，但也會有一些一廂情願的判斷。如胡子嬰對人種改進和婦女體力改進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她說：“婦女真真解放之後，生理與心理也可以同時得到解放🌕，幾代之後👰🏼，男女在生理與心理上的差異，我相信可以消滅🏆。”又如李超將私有財產製度的消滅和家庭作為經濟組織單位消滅作為男女真正平等的條件，其理想色彩未免遠遠超出了現實的可能性。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們預先展示一個新時代意識形態的某些特征。

我們沒有看到潘光旦的回應文章。也許不同的話語體系🫸🏽，很難深入討論下去，越往下討論則雙方秉持的一些價值觀上的原則就會越發顯露出來，它們幾乎是沒有辦法相互妥協的。不過，以我們的後見之明來看⛹🏿，論爭雙方都過於自信，對問題的復雜性考慮都不足🧑‍✈️，但也都提出了一些比較符合實際的論斷💇🏿。這場久已被人們遺忘的論爭🎦，可以說將新中國成立前關於“婦女回家”的論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代表了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新的階段，對於我們認識婦女問題以及中國近代史上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歧，都具有不可多得的啟發價值。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