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遠——
1915年7月出生於上海，曾用名“郁鐘正”📬。1936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曾任中宣部科學處、理論處處長📣。1955年被遴選為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現稱中科院院士）。1964～1982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第一任所長，1977～1986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哲學🦶🏿📲、經濟學🪿，也涉獵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2006年當選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院士。2013年9月16日逝世。
“活到九十一歲又九十五天的人，如果還能做點工作，生活還有點樂趣📴，就可算相當理想的了。願壽長八十萬小時。”
9月26日淩晨，這段話的作者於光遠辭世，98歲的他兌現了願望，更難得的是，他始終沒有停止寫作與思考🏋🏻，從1986年起每年年底還給親友寫一封賀年信，匯報過去一年做的事與來年計劃👨🏿⚕️。
於光遠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橫跨哲學、經濟學、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黨史及各種雜學領域✈️，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首任所長、中顧委委員等要職🦶。作為著名經濟學家，其理論研究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運動的進程🦶🏼，堪稱一時國士。
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在彌留之際寫就的《守身為大》一文中寫道：“他（於光遠）曾多次因為倡導改革的理論而受到批判🦇，並幾乎丟了黨籍，但他始終堅持真理🧟♀️，毫不動搖。”
翻開於光遠在古稀耄耋之年寫作的一系列回憶文字🚣🏿♀️▶️，跌宕起伏的人生敘述，充滿和煦的趣味。
國之策士
以經濟學和哲學研究名世的於光遠並非科班出身。1934年從大同大學轉入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三年級🛢，師從物理學家周培源，與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等同窗，由於成績優異👱🏼♀️，於光遠深受導師器重，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還被周帶給愛因斯坦審閱修改🍺。然而在1935年，隨著日本侵華勢力的不斷擴張，愛國學生運動高漲，究竟是做物理學家還是革命家💪🏿，經過一段時間的思索，於光遠最終選擇了後者🏋️♀️。他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愛國學生救亡運動4️⃣，並在1937年後正式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
其實在“一二·九”之前，於光遠已是一位自發的革命者了🫖。在1935年暑期💁🏼♂️，他與大同大學的同學程淡誌一起在上海為工人開辦識字班，還在杭州附近的農村進行了類似的嘗試。“一二·九”之後，找到革命夥伴的於光遠異常興奮🚴🏻♀️🤞🏿，大學一畢業即投身革命活動，並在1937年入黨後，正式將原來的名字郁鐘正改為於光遠。
為了徹底弄清楚革命的道理➾，於光遠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1936年🧕，他選修了張申府教授開的“形而上學”課🚴🏼♂️，花大量時間仔細鉆研了兩本英文參考書：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從此服膺於辯證唯物主義哲學。
1939年到延安後🤾🏼♀️，於光遠又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延安出的書，我弄到一本就看一本🤵🏻♂️，看得很認真👬🏼；看過一遍又一遍，看了還做筆記”。此外，他還做了大量的筆記，翻譯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成為新哲學學會會員與自然科學研究會的駐會幹事🦃。
上世紀50年代初期，於光遠找到李四光等自然科學家醞釀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並於1956年在中科院哲學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辯證法研究組，創辦《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兼任研究組組長和雜誌主編。此後幾十年，在於光遠的帶動下，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學派🧚🏻♀️。所謂“自然辯證法”，是指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來概括自然科學的成就🟩，於光遠創立的這一學派在自然辯證法學派中，特別重視“人工的自然”和“社會的自然”🏊🏿♂️。
早在延安時期🤛🏿👩⚖️，於光遠就通過調查研究的方法，與柴樹藩🆗、彭平合著《綏米土地問題初步研究》，研究當地農村經濟問題。此外，他在延安大學財經系任職期間，還指導編寫了多種農業和工業生產教材。
從上世紀50年代起，於光遠將研究重點放在政治經濟學上。他一改蘇聯教科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叫法，提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𓀀，旨在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統一在一個科學理論基礎上。1956年🌀，他在中宣部組織寫作班子💁🏿，準備撰寫一本系統的“政治經濟學”，可惜因1957年的“反右”運動而流產。1958年，在出版《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後🙇🏼♂️，由於於光遠被打成右派無法正常研究，及至他近20年後恢復學術研究時，卻發現體系化的研究難以開展，剩下的資本主義部分最終沒能完成👨👨👧👦👬。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使於光遠後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掃除文革理論障礙🏆，解凍社會思想的過程中，大放異彩。
1975年6月，被發配到寧夏“五七幹校”9年、剛回北京的於光遠，接到胡喬木來電，正式出山😍，成為對鄧小平直接負責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7名負責人之一👆。政研室的主要任務是收集研究資料，撰寫系列文章；整理毛澤東的演講記錄和文稿，準備出版毛選第五卷；代管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幫助學部籌辦《思想戰線》刊物等🎛🙎🏻♀️。於光遠主要負責聯系學部經濟研究所和籌建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
1976年，“四人幫”粉碎後，中央工作中“左”的傾向依然積重難返。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講話稿的意見征求中，於光遠為“唯生產力”正名，在他看來，“‘唯生產力論’並沒有什麽錯🦸🏼♀️。承認在社會發展中🦼，生產力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應稱為‘唯生產力論’🧑🏿🦳。‘唯生產力論’正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
在於光遠的堅持下🧏🏻♂️，一個月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講話中🏂🏻，果真刪去了批判“唯生產力論”的內容👳🏼♀️。
然而很快，“兩個凡是”的言論又出臺了⛹🏻♀️。於光遠聯合馮蘭瑞🤷🏽♀️、周叔蓮和吳敬璉等人🎑💁🏽，組織了按勞分配等問題討論小組🧑🏻💻，決定從理論上進行揭批🧑🏿🎄。鄧小平在閱讀討論小組公開發表的相關文章後🏢，專門約談了於光遠等人🍏。隨後👩🏼🎓，政研室起草《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6天後🆕，《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
當時🧘🏼♂️，於光遠組織的多次“按勞分配”與“唯生產力論”的大討論💧，大大推進了杜潤生牽頭的農村聯產承包製的落實，催生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萌芽，大大活躍了社會思想。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前，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於光遠到家中談起草閉幕講話稿的問題。帶著鄧親筆寫下的500多字提綱，於光遠又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抓緊起草稿子👩🏻🏫，僅用兩三天時間😻👨🏼🦱，就完成了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稿👨🏿🔧。在歷史重大轉折中🦺🙆🏻♂️，回答了“文革”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此外，在於光遠的多次提議下👏🏼，最終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和其基本特征的論述寫入中央文件。
正如一些學者所言，於光遠無疑是幸運的🌶，他參與和見證了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許多重大歷史時刻🚵🏿♂️，真正成為國之策士。
上世紀八十年代退居二線後，於光遠並未停止對經濟學的思考與探索，拓展了消費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等許多新的研究領域➗，他1987年完成的專著《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被一些經濟學家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的十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世事皆學問
“對什麽人吃糠的情況，我也調查了一通，大地主家不吃糠😅，小地主和富農家吃，不是這幾年🧑🏼🔬，過去一直都這樣……小地主和富農也吃一點糠，這是我事先完全沒有想到的🧏🏿♀️。”
這是於光遠回憶1942年那次綏米調查時所寫的一段文字🙎🏼♂️。早在讀書期間，於光遠就經常采用調查方式增長社會知識。他和同學去大戲院的門口訪問各個階層的人，觀察居住大雜院的人。
除了調查訪問⏯，於光遠的許多知識來自圖書館的自修，每到一地，他首先要找的就是圖書館，延安時期更長期擔任圖書館的主任，得享閱讀的便利♙。更難得的是，他喜歡理論聯系實際，將學到的東西很快運用到現實中。
那還是他在上海讀高二的時候🏍，父親辭職以後，家庭經濟陷入困頓。由於他之前用學過的知識，幫伯父的一個親戚解決了牙膏生產中的一個技術問題🏬，伯父就與他的父親商量一起成立一個化學工業社⚉，請於光遠擔任技師，生產一些日用化工產品。就這樣👨🏼🏫，於光遠半天上課，晚上在實驗室做實驗，陸續生產出“土耳其紅油”、“固色靈”等產品（均為染料媒染劑），取得不錯的市場銷路🤐。
文革中，在“五七幹校”期間🧎♀️➡️，女兒小東來看他🦙，他還做了針孔照相機📃、五彩冰燈等實驗🚴🏻♀️🤘🏼，增長女兒的知識👩🏿🎓。
於光遠自稱“無時不在思考、無時不在寫作”👧🏼。在女兒小東出生後👢，於光遠又將她作為一個實驗物✍🏻，從出生起每天為她寫觀察日記，想一直寫到女兒能自己動手寫日記為止，從而記錄一個人的“終生日記”。他堅持寫了兩年後👨，這本日記卻被造反派抄沒去，遺憾不已。後來，等他的外孫女出生後🫅🏻🌊，他又開始觀察分析，了解兒童心理，多年積累，儼然成為兒童教育專家。
由於對史料天生的敏感，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於光遠記錄、保留了許多珍貴的一手材料，也使他成了黨史專家。有一次🙇🏼♀️，於光遠在山西臨縣的一個理發店裏，發現有個理發員在讀一本馬列著作🥚。攀談之下🔘，發現這位理發員讀的竟是一本毛澤東批註過的書，理完發後👌🏽，他馬上用一本新書換來那本書🧤。透過書中圈圈點點的批註，學習毛澤東的思路和治學方法。
還有一次，於光遠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艾思奇處理稿件的紙簍裏，發現一篇他寫的🌘、但是沒有公開發表的社論草稿，上面有張聞天、毛澤東等領導同誌的大量修改👨🏿🦰，於是這篇草稿又成為他的收藏。
還是在幹校的時候👦🏻，有一位原來在教育處工作的同誌很喜歡喝酒，他有天突發奇想👰🏽🚣🏼♂️，為了給這位同誌尋找喝酒的理論依據👨🏻🏫，動手編了一本《馬恩論喝酒》👨🏼🎓。
到了晚年👨👩👦，於光遠從打牌等日常遊戲受到啟發，提出“休閑學”問題🧖🏽♀️，還專門著述討論休閑學的價值。
“處處皆學問”,正是始終濃郁的求知欲與遊戲心態🦹🏿，使於光遠成為諳熟各個領域的通才，他很喜歡別人送他“大玩家”的稱呼👳♂️，加一個字變成“大玩學家”。
“喜喜”哲學
“喜喜”哲學是於光遠的一個發明。前一個“喜”是動詞👨🏿，後一個“喜”是名詞，意即只記住有趣的人事🛀🏿，不回憶那些苦事。
打開他寫的回憶錄——《“文革”中的我》Ⓜ️，裏面沒有太多慘烈的回憶🔵，反倒充滿各種趣事趣聞，即使描寫挨打抄家的場面，也保持著一份淡然和調侃。為避免引起誤會，於光遠特意在引言中寫道🧪：“因為我現在寫的只是一些瑣事，我不希望造成一種誤會，以為我不主張去對‘文革’做極為嚴肅的研究👬👩🏽🏭，因此在這個小引中我不得不作這樣一番聲明。”
在一次批鬥中，於光遠事先告訴對方不用押送了🧔♂️，自己走著去。結果等他走到木樨地政法學院的批鬥會場時，看門的人並不認識他💳，告知他進門要收票🧛🏼♂️🧽。於光遠有心與他們開玩笑🙇🏼💆🏿♀️，說好話磨著要進去🧚🏼♀️。結果收門票的人始終不放行👮🏼，爭執之下🏃，最後於光遠對他說：“沒有我，你們的會開不成⚽️！”對方一時懵了，當於光遠告訴自己就是批鬥會的主角時，周圍的人一下炸開了，這時他大搖大擺走進去，仿佛一個“勝利者”一樣。
於光遠將這種樂觀的心態命名為“革命的阿Q精神”。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審幹甄別期間，“特別班”的人情緒普遍都不好🧘🏽，只有於光遠整天樂呵呵的，別人開始都以為他是在裝🛜。後來🐋，他講了一番自己的道理：“既然組織上要進行甄別工作，而且有專門的人在做這件事情，有問題的人解決得越多，剩下的人就越少🤶，研究我的問題的力量越強，我的問題就解決得越徹底9️⃣。因此，我的阿Q精神不但是革命的阿Q精神🐮，而且是科學的阿Q精神”。
這自然是自我安慰的話👩🏽✈️，事實上，即使他再樂觀，當文革中頂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對學術權威”三頂帽子，9年多無法參加工作、虛擲光陰時，仍難掩傷痛。但是，這份通達卻足以使他度過最艱難的日子，迎來一施抱負的機會。（記者 鐘曉武）
轉自《英大金融》2013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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