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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華考題“對對子”而引起爭議的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劉藏春”👌🏼、“姚逃虛”，只看這兩個名號，就有說不盡的含義。
元劉秉忠，字仲晦，號藏春散人，著《藏春樂府》。明姚廣孝🦶🦵🏿，字斯道，號逃虛子，著《逃虛子集》。“藏於春”、“逃於虛”，只看其如此自稱，已知非真藏真逃🔕，名號背後必有強烈的寄托，別有他物與之相對，在於讀者自己領會耳💆🏼♀️。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號而達致。故二人名號的真義🧗🏿♀️，當看其“秉忠”🏟🧖、“廣孝”之本名，而其引興之意，又當知“藏春”、“逃虛”之寄托也🍑🎑。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明褒實貶🧘🏻♀️。文章開篇稱道梁氏👨🏼🏭，揭出兩層意思：其一，“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此點蓋舉世無可議。其二，“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認為不然，中國之學術皆當與政治相關，舉出“劉藏春”、“姚逃虛”二例🏹。
開篇一段文法是反題正說，學術上是承接今文傳統。“高文博學”🈴💪🏼，但亦可說是辭賦小道🚴🫴🏼，玩物喪誌。“儒家之學”🙋🏿、“天民先覺”🍿，即今文經學上“經世致用”之“微言大義”。“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陳寅恪常言韓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為《通國身》，謂“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與“中國之不幸”，意謂梁氏處身亂世👩🚀，其價值僅獲第二義。不與政治相關而為“高文博學”，漢學考據，一家之言🚜，皆止於第二義👛。如三代隆盛，政學合一🍲，國身通一，道器不離，即章學誠所謂“治教無二，官師合一”🙇🏿♂️，方是為學之第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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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一書為吳其昌遺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第三輯《學術先進》之一🥻😆，潘公展、印維廉主編🙍🏼♀️，勝利出版社1944年重慶出版。
吳其昌為王國維👱🏼、梁啟超弟子，著述甚豐。王國維卒👩🏿🦰，吳其昌先作《王觀堂先生學述》，又作《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論“先生之學，綜凡三變”🛕，條列其學術成就為七項🧺，均較為切實🙅🏿。但不甚在意王國維初學之跡與自沉之歸宿🧔🏽♀️，而立論不免於趨新。如稱王國維“先師殆可謂為‘新史學’家”🚲、“先生是科學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又論王國維“非經學家，其治經學之主旨✬，乃在推證古史”、“先生本非經學而為史學🏋🏻♂️，其治諸經，以經傳為古史史料之淵藪故也”🤾🏻、“先生亦不治諸子學也”，不免稍稍悖於往昔四部之學大義👷🏼。
吳其昌曾有《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與《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可惜《梁啟超》只完成了上冊，照王國維《學述》之例，下冊當重點論述梁氏晚年學術成就🥴，其情形尤為作者所熟知。今所見上冊自梁氏幼年至戊戌變法，夏曉虹先生認為，吳其昌“沿用了1901年梁啟超著《李鴻章》所開創的現代評傳做法”，體現了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系者為中心，將周圍關系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的精義。而筆者則感到，此書依據了太多梁氏自己及維新一派的描述，即便光緒的上諭也無非出於“六章京”之手；同時史觀的基調更完全站在維新派一邊🥬，其章節如“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狀”、“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等🧑🏿🏭，似乎康梁乃是應符命而出世一般；並且行文的風格也是梁氏的“報章體”，而不是客觀的史家體⚛️🙆🏼，自始至終都是誇張鼓動渲染的味道🖖🏿，實為“歷史研究法”之大忌。
故陳寅恪論及此書，一則曰“多取材於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二則曰“亦為一時之情感所動蕩”，此外別無一言，要之不以為實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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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記》於維新之次年🤿，由橫濱出版之《清議報》連載🦪，並由清議報社印行（九卷本）🔴🛀🏽。此年梁啟超二十七歲。與對吳其昌書的評價相似，陳寅恪認為“此記先生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認為二書“關於戊戌政變之記述，猶有待於他日之考訂增改者也”🙇🏻♀️，言外之意已預見“戊戌政變”一段歷史需要重寫。
《戊戌政變記》前述康有為之登用，及西太後虐待光緒帝，後述政變原因與新政之被推翻⤵️。附錄一“改革起原”錄甲午戰後康有為上書，附錄二“湖南廣東情形”錄梁啟超致陳寶箴書🤥，附錄三為“光緒聖德記”。書中多半是上諭、上書🗒，而加以按語，已有從文件到文件的感覺。如與《翼教叢編》相比𓀚，後者在駁詰中均先照錄對方原文，而《戊戌政變記》僅為一面之辭。並且論述夾雜“文筆”，不脫報章氣息。
如述變法前狀況為：“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述變法後狀況為：“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
短短一年時間，前後情形差異如此之大，便有翻手覆手之嫌。有學者稱，“然深思之，此話不可輕信”🧑🏽🍼，確然。
值得註意的是🫄🏽，《戊戌政變記》中述及陳寶箴之處極多🧑🏻🦳，評價也極好，並且還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小傳👐。如說：陳寶箴力行新政，“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風”🌊🐢，“我國此次改革，以湖南為先導”👴🏼，“觀於湖南之事，乃知陳寶箴🧑🦯➡️、黃遵憲等之見識遠過李鴻章、張之洞萬萬矣”，等等🌸。褒評多端，可謂沒有任何指疵，而陳寅恪卻不以為然。照說，到1945年陳寅恪寫《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時🤾🏻♀️，完全可以據此為乃父祖向新朝表功🥃，但是他卻沒有。
文中👨🏽🌾，陳寅恪據1937年親聞陳三立之語，除了確認梁啟超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實由先君之特薦”之外，特別說了這樣的話🤸🏼♂️：“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
據此可知，《戊戌政變記》稱梁啟超致陳寶箴書，“此書即為湖南辦事之起點”，陳氏本人未必贊同。然而更加重要的還不在於維新首功的歸屬，而在於維新並存著兩種不同的“思想源流”🦼。換言之，康梁之意在於取得湖南維新的首功👳🏼♂️👨🏿🏫，而陳氏祖孫三人則是要與康梁劃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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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啟超具體地說到他“革命”而拿“滿清”開刀的一番推理：“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
“攻滿洲”即已不是維新，而是革命。問題是，早在戊戌之前🚎👨🏿🦱，康梁就已確定了“民權革命”的基調，所謂“維新”只是冰山之水上一角而已🌲。在《清代學術概論》書中，梁啟超追述到自己在長沙時務學堂“每日講課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
劄記事件可說是湖南新政期間的一個關鍵環節，其根本原因是康、梁打破常規🚶🏻♀️，“倡言革命”，於是王先謙👱🏿♂️、葉德輝輩要求檢查。康有為的弟子狄楚青事後承認諸人確實蒙犯了殺頭的風險👰🏽♂️👷♂️，《任公先生事略》有雲：“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於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請於南皮🧝。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
由譚嗣同以“吐番野蠻者”比滿清，楊深秀常言“得三千桿毛瑟槍圍頤和園”，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盛倡革命”、“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而言🧷，康有為的“保救大清”絕然可疑，所謂“改良”可能確是“臥底”式的真謀反。清亡不始於辛亥而始於戊戌。長沙時務學堂與北京六章京皆當視為一種“身在曹營”式的“地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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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憲稱帝之日👩💼，頌美袁氏功德者，極醜怪之奇觀，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
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由此而構成“政治家之節操問題”🕵🏽♂️。
上文第一段為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中語，第二段為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語🤾🏽👌🏻，二者宗旨之相同🧏🏿♀️，如出一手。此即陳、梁二人思想最相接近之點🔫👨🏿🎓，亦即陳寅恪《書後》最肯定梁氏之處👨👧👧。
戊戌以後✊🏼，國家元氣終於耗盡，清朝之亡，變法維新有以啟之。轉眼清朝已亡🏸，進入民國，漢人當政，滿人的問題已經排除，然而除此之外的問題一個都沒解決🧟♀️，問題反而增多了。梁啟超嘆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製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製，忽而總統製，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製定憲法。”
梁氏其時大概已不勝其煩亂，從而提出將國體⏸、政體分開思考的一種建議🦶🏻。總之時代變了，立場轉換，梁啟超此時不再倡言革命，甚至開始為往日革命的對象——君主——解脫。他說，君主的尊嚴“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而“當其醞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變記》而言🦕，“革命家醜詆君主”其實正是梁氏往日所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後在內的話。而梁氏的如下言論，不知是否可理解為包含了若幹反省與懊悔🧖🏿♀️：“吾數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常覺自辛亥👨🏻🦲、壬子之交鑄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是用怵惕仿佛，憂傷憔悴😄，往往獨居深念👩🏻🍼，如發狂瘍。”
但梁啟超的聰明睿智還在，他對清朝滅亡之後驟然來臨的亡國危機有敏銳的覺察🤷🏿♂️🤷🏻♂️，於是便提出了一個口號：“中國不亡論”。《雜答某報》是與《中國不亡論》同一主題而論述更詳的一篇文章🙎🏻♀️，文章針對答汪精衛等新一代革命黨的“二次革命”主張，提出五項疑問。文章的價值在於其中具有求真求實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與陳寅恪所主張的“文化本位”漸趨接近🤐。只可惜“革命之軌道恒繼之以革命”的慣性已經形成，難以遏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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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即“洪憲”元年，陳寅恪在北京經界局任蔡鍔秘書，蔡鍔即梁啟超弟子。陳、梁二人同為洪憲稱帝的親歷者。故陳寅恪“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一語，亦當時當日情形的真實寫照🦾。
但轉眼又到了1945年🤶🏽🏎，梁啟超的維新的激情已成過去，而吳其昌的民國的革命激情正盛，陳寅恪卻開始為德國無條件簽署投降書之後的形勢擔憂。
故在《書後》結尾，陳寅恪又說📫：“自戊戌政變後十余年👩🏻🦼，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又十余年，中日戰起👈🏼，九縣三精，飈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復甚囂塵上”👷🏽♂️。以梁氏所見及梁氏所未見，質正於政治，而肇端則為戊戌🦹，隱然有論定責任之意👩🏼🔬。（張京華）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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