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49年，面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麽呢？”（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仨》，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229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裏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鬥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錢鍾書：20世紀的人文悲歌》☦️，第552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於紙面。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可見講話多麽具有煽動效應💫。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復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面“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復雜的思慮。”（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3-2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許景淵解讀後兩首詩說：“‘反右’之大潮即將到來，山雨欲來🥲，風滿高樓，一時人心惴惴，詩中‘脫葉’‘啼鳩’句喻知識分子之心態也。‘邯鄲無夢’‘妄膜盡褪’則言先生胸懷高曠，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墮塵劫矣。足徵詩人穎悟👙，見微知著🦍👩🏼‍🔬，故能擺脫塵煩📧🎴，得非所謂機動心應者乎？”（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9頁）“脫葉”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脫葉猶飛，風向未定；古人過此，尚有黃粱美夢可作，而他夜過邯鄲🧝🏽‍♂️，正是入夢之時，卻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凈🦁，連夢都沒有了……（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裏的遭遇（1957年吳被補劃成右派）。

錢基博在1949年後，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即華中師範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面一再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𓀆，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只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許大雄《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開始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他說，這幾年自己專註於翻譯🧑🏿‍🦳，沒有創作，拿不出東西來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圍城》，他也婉言拒絕。編輯對他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他呢💆🏿‍♂️，好像早拿定了註意🏂🏿，只是微笑👨🏼‍🔬，總不點頭”🤹🏻‍♂️👐🏽。（劉金《已到春暖花開時》👬🏻🫄🏼，《記錢鍾書先生》第206頁🤶🏿，大連出版社1995年）

錢鍾書從武漢回京後，“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們仨》第136頁）沒想到擔心什麽來什麽。重病之中的錢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這一年，年屆古稀👏、身已患疾👨‍👧‍👧、擔任政協委員的錢基博🤌🏻，響應中共“鳴放”號召，抱著切實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本著愛國愛黨愛民族的良好願望”🤵‍♂️，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後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信中，他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敞開胸襟，提出了很多事關黨和國家建設大計的真知灼見🏃🏻‍♀️。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湧、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錢基博的“上書”震驚湖北省委🍛。省委當即將這封信轉交中共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對其批判。1957年夏☀️，華師校園內開始出現揭發與批判錢基博的大字報🦶🏿。7月初，錢鍾書有“突擊任務外調工作”，未能請假探親🕵️‍♂️。（羅厚《錢鍾書書劄書鈔續一》🗄，《記錢鍾書先生》第329頁）在父親因言獲罪後，組織上派人來京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他回話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王武子《關於六“不”說之說》，《文匯讀書周報》2009年11月27日）雖不說饒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親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勢所在👩‍🎨，難左右大局，露出不盡無奈。9月26日至29日，歷史系和中文系組織教師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夏天過後，錢基博的病情急轉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極度的壓抑與憂郁中，錢基博溘然長逝。在這個批鬥的過程中🔪，以及去世後，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復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歷時17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系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註》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照樣受到批判。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註》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余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7頁）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上層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贊的話🧑‍🍼。好在小川環樹的評論，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於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我們仨》第136頁）不知此話對何人總結？在當時的特殊氣候下，以他兩人的個性，敢對組織承認右派言論嗎？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的度過了1957年，並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錢鍾書何以能逃過此劫

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系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先生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轉達楊的觀點）🦻🏽。楊絳說：

“錢鍾書憑什麽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麽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直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類似表述亦見《我們仨》）

錢鍾書能避過“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對時事的認知有先見之明呢🧘🏼‍♂️？楊絳也回答說🧁：“哪有什麽先見之明👰‍♂️。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歷次運動都不積極👱🏽‍♂️。”“我們只是‘不靠攏’🧔🏻‍♀️，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使我們想起來都後怕，對‘政治’更加悚然畏懼。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錢鍾書的不說確實保護了自己。解放後，他最明智之處也就在於，很多事他看在眼裏，思在心裏，絕不說、不寫🤽‍♀️，因為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和解放前比變化很大👨🏿‍🎤。吳學昭認為：“對政治誇誇其談，不是錢鍾書的風格✷。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深悉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錢先生即三緘其口🚣🏻，絕不發言。”“他說過🥌：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來，他保持沉默，不做頌聖詩，不做歌德式表態🦿，但也謹言慎行😎，從不貿然就政治發表意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27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錢鍾書不說不代表沒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銷聲匿跡。文人士子，以文字筆墨曲筆含沙者並不少見，錢鍾書也不例外。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讀到《宋詩選註》時🖌，曾為書中註語裏“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而捏一把汗，還說喬冠華認為《宋詩選註》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鄧紹基《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光明日報》2003年10月15日）這種曲筆言誌的寫法🫳🏼，在文革後推出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今者有人批評錢鍾書的“默默無言”🚶🏻‍♀️，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蔣寅《在學術的邊緣上》，《錢鍾書評說七十年》第15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這是缺乏歷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鍾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錢鍾書“黑材料”中“汙蔑領袖著作”等言論🧖🏻‍♂️，我想不是毫無來由的，它符合錢氏說話的風格。

錢鍾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麽人🈶，捧過什麽人，所以也沒有什麽“劣跡”給人抓住。（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其實“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都沒有說錯什麽話🤹🏼，都沒有理由被劃為“右派”。僅僅因為自己的謹言慎行就能免於浩劫✖️，這是天真的認識👩‍👩‍👧‍👧。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已被傳聞說過“反動言論”的錢鍾書，能免於被劃為“右派”🤸🏻，應該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麽簡單👷🏿‍♀️。

除了謹言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錢鍾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其身罩保護傘。在1957年之前，“毛選翻譯”，“外事翻譯”，這些經歷一度讓海外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鍾書曾對夏誌清苦笑著說，他非共產黨員😠，怎麽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0頁）海外之所以會有他擔任過毛的秘書的傳聞，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等中央高層都曾因外事顧問過錢鍾書◾️。（陸緯《清華狂才子當代一鴻儒》𓀐，《文化昆侖》第256頁）有人說🔏，錢鍾書翻譯毛選🏋🏼‍♂️，“此事具有明顯而光榮的政治意義。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柳鳴九《君子之澤，潤物無聲——心目中的錢鍾書🤷🏼‍♂️、楊絳》，《“翰林院”內外》第88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不僅如此🔼，高層中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都是他的同學。夏誌清猜測說：“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卷入無謂的鬥爭之中。”（《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尤其作為毛的秘書的胡喬木，從“文革”後他主動為錢鍾書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對錢的重視。胡喬木直接負責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風🙆🏼，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也是通過他的筆第一次公布於世的👱‍♂️。1957年的運動前後🧚‍♂️，胡喬木都是緊緊迎合毛的思想，為運動推波助瀾的，他還不清楚這場運動的走向嗎🤔？“文革”中曾與錢鍾書夫婦大打出手的林非、肖鳳夫婦撰文稱➰，在他們兩家打架之後的第二天👩‍👩‍👧，單位的領導就找他談話🥉，“訓斥他怎麽敢跟大有後臺的錢鍾書吵架，說是他已將我們告到他的一位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那裏”🦋；“這對夫婦用心真是兇狠🧎‍➡️，竟要搬動這麽大的後臺來壓垮和摧毀我們”；“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並未聽信一面之詞，將林非置於死地”🎅🏻。（肖鳳《林非被打真相》，《作品與爭鳴》2000年第4期）但是楊絳似乎有意撇清他們與胡喬木的關系。《聽楊絳談往事》🖕🏼🧘🏼：“‘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鍾書比較冷淡，而‘文革’後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後判若兩人👨🏻‍🎓。錢鍾書也不明白什麽緣故。”（《聽楊絳談往事》第314頁）揣測“二喬”在錢鍾書1957年命運中的影響🍑，這種世俗的眼光，也許是對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環境下是撇不了關系的。

“反右”從開始到尾聲🐛，錢鍾書目睹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揭發🌑、甚至詆毀的醜態，看清了人與人之間的提防、冷漠。可他對在“反右”中受傷害的人與迫害他人的人態度非常鮮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從未失卻自己一貫做人的本心。鄭朝宗1957年因言獲咎，困頓三年。錢鍾書聽到他“歸隊”的消息後👨‍👧，第一個寫信給他表示關懷👨‍🔬，囑咐他要讀書養氣，勿因受挫而從此消沉6️⃣。（鄭朝宗《懷舊》，《不一樣的記憶》第115頁）蕭乾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被送到柏各莊農場勞動。一次回京🍵，路遇錢鍾書💾，錢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頭與之交談一刻鐘。文潔若說，那年月要是讓哪個急於立功的“積極分子”撞見了，馬上就會給匯報到人事部門去，成為日後挨整的資料🔠，然而錢鍾書先生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文潔若《與錢鍾書先生邂逅街頭》🌚🤙🏽，《北京晚報》1999年1月5日）同樣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吳興華🧸，那時也是有意回避親友🥣，以免連累別人，但錢鍾書見面還是主動和他打招呼👐🏻，態度一如既往，並無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謝蔚英《和錢鍾書做鄰居的日子》🚶🏻‍➡️，《北京晚報》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訪美國時，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忽然對著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8頁）他對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傾軋深惡痛絕，這一點與乃父錢基博有相似之處。胡誌德分析說：“錢氏認為，就文人打破社會等級和背叛自己階級地位所達到的程度而言，他們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斥責🔩，甚於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起的作用🛸。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錢鍾書》第14頁）

1957年過去了，顧頡剛在年終日記中寫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蘇聯貢獻最多🧔🏼‍♂️，有人造衛星，有星際火箭，有北極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陽能之發現。中國方面，以完成長江大橋為最顯著之成功，而發動反右派鬥爭，使人知物質建設必須賴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間路線，亦促進覺悟之大事🧑🏻‍🦳，有劃時代之意義者也🤚🏼。”（《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359頁）言語間依然無覺醒之意。如果說意義，這一年在中共執政以後的政治轉型過程中無疑具有標誌意義，讓中國知識分子實實在在經歷了一次心靈與肉體的考驗👎🏻。但對於錢鍾書以及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反右”還只是一場悲劇的開始，還有一場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遠的前方。

（錢之俊）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