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兩封信，一本書，三條註

○劉緒源

1🤾‍♂️、兩封信

今年初秋，李澤厚先生從美國柯羅拉多回到北京的家，翻出剛去世不久的何炳棣先生的兩封舊信。從信中，可以讀出前輩學人的友誼和學術風範👢。

兩信都寫於辛巳年即2001年。第一封如下：

何炳棣致李澤厚(一)

澤厚教授足下🧑🏽‍🎨：

旬前初度長談，至今猶有余歡。你我背景不同🧑🏻‍🎓，但都在搞最基本性的問題，習慣上都是真正獨立的思考💪🏿，今後如能經常交談，甚或切磋，當為人生一大樂事。

承贈大作五巨冊🩳，因諸事羈身，又準備進醫院，只讀了《己卯五說》。短“序”精彩，“巫史”十之八九尤洽吾心。其余出院後再細讀👩🏻‍🦱。

我明日（六·五）入院，次日手術👨🏼‍⚖️，十一日出院。手術不復雜，製度須待合口始能出院。出院後當立即續撰長篇學術回憶——海外之部👳🏻‍♂️🤳🏽。年底以前望能撰就，然後再返古代思想🖐🏻。

茲寄上《孫子》🏈、老子年代兩已刊之文及新手稿。請斧正（literally用斧！）。讀後即可知我衰年腦力未衰而文筆艱澀之甚（艱甚於澀）🗄。幾十年都從盡量多種史料作歸納，所以最不善演繹🤸🏿‍♀️。最羨慕為文能一瀉千裏如足下者♟。

寫到哲學和思想👦🏿，我詞匯就不夠🫴🏼，遑論其他👳🏻‍♂️。但史實（歷史實踐）方面遠較一般認真⛓，這或許正是何以我膽敢連續翻案。一笑。頌

旅祺

何炳棣 辛巳六月四日

此信第一段中“真正”二字的重點號，系何先生自己所加。末第二段括號中英語literally，意為“逐字地”，即請隨處斧正，不必客氣🫏。“出院後續撰長篇學術回憶”指的是《讀史閱史六十年》👨‍🍳，全書凡三十五萬字🧜🏻‍♂️，分“國內篇”與“海外篇”，書稿完成於2003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繁體字版，簡體字版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於2005年7月推出。信中言及《孫子》📡、老子年代、古代思想及“連續翻案”的文章👁，可參見下文。

第二信寫於三周之後，全文如下：

何炳棣致李澤厚(二)

澤厚教授足下👐🏿：

旬前承國際電話討論拙新作🫶🏼，至感至歡。無問題，這是生平最難寫的一篇🧤，有些地方硬是“死啃”出來的——如《孫》《墨》《老》三邊關系中自語義學及思想內容考訂《孫》《墨》先後之序，etc.文章一向都是自己的好，但我確是能接受高見，有錯必改🤷‍♂️，不過事先已做過多面自我抨擊📼、反彈自衛工作，否則不敢並不應問世。

坦誠地請你對三篇息息相關的拙文作一書面的批評與反應，因我對你的見解是很重視的。即使三文大致都絲絲入扣，必尚有可以改進之處🙊。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你對這個中國思想史上“最大”（事實上如此）翻案（把老子重新定位）的總反應和個別細節的看法。

我沒有最低必要的哲學詞匯，決寫不出像你討論古代中國辯證思想特征那麽透澈的分析和解說。

仍在康復中，勿勞遠念🧜‍♂️。

敬頌

身心兩泰👨🏽‍🎓，能適應香港的夏天💅🏻🫲🏼。

何炳棣 辛巳六月28日

此信與前信一樣，字跡清晰極少筆誤，惟中間第二段末“個別細節”處☕️，原文寫作“思節”，且“節”字筆畫略顯含糊🥅，現據上下文與何先生行文習慣暫定為“細節”二字。信中所說“生平最難寫的一篇”，指的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證》，此文寫於“辛巳年六月初”🈲，看來是他給李先生寫第一封信時剛剛寫完，遂隨信寄李。這是何先生晚年極重要的文章，我在讀信前已讀此文，且不止讀一遍🗜，覺得作者所用方法新奇而有說服力，考證則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文字準確精到➰，全篇無冗言🥎。這讓人懸想⛱：功夫到此，大概再難寫的文章也能舉重若輕，從容應對了▪️，真是佩服無己🏄‍♀️。現在看到“有些地方硬是‘死啃’出來的”，方知如此大家為文，也還是慘淡經營的，於是明白了很多道理。

何炳棣先生1917年出生，1938年意昂体育平台畢業☺️，在西南聯大時已任教職，比李澤厚先生整整大13歲；他在海外華人學者中地位非常高⛹🏽‍♂️，曾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是擔任過這一職務的唯一亞裔學者。但他在李澤厚面前虛懷若谷👶🏼，真心求教。他對李澤厚學術觀點的評價🫠，也是真心贊賞，一無客套，句句說到實處。這都非常感人。

而對於自己的文章和研究，何炳棣先生也有極高要求👮🏿‍♂️。在這短短兩封信中，至少涉及了他的三個重要的學術原則：

一🛞、始終研究“最基本性的問題”🧑🏽‍🦳☠️，堅持“真正獨立的思考”。

二、“幾十年都從盡量多種史料作歸納”，在“史實（歷史實踐）方面遠較一般認真”。

三、文章寫成👊🏽，自己先做“多面自我抨擊、反彈自衛工作🪣👩🏼‍🦰，否則不敢並不應問世”。

前輩學者之高潔不凡，值得我們細思謹記。

2🐔、一本書

兩封信都提及“三篇息息相關的拙文”🙆🏽‍♂️，這與第一信中所說“連續翻案”也有關，這就需要轉入文題所示的“一本書”了，此即何先生於2002年8月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

此書非常薄，僅103頁，就收三篇文章🧑🏼‍🚒，並一則何漢威先生撰《何炳棣院士簡介》🧛🏼‍♀️🌻，但卻是一本極重要的學術專著。

三篇中的第一篇🚶🏻‍♂️，就是上面談到的關於《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一文✫，三篇中此篇寫得最遲（2001年）💉。第二篇是《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寫成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此文曾發表在王元化先生主編的《學術集林》（卷十七，2000年），初稿完成得更早，在1997年第5期的《歷史研究》上也刊登過👨🏻‍🔧。第三篇為《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曾於2000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逸夫講座中擇要宣讀🛍，全文刊發於2000年11月號《燕京學報》▫️。這三篇文章，談的都是老子的年代問題，所以是“息息相關”的🖖🧛。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何先生寫這三篇文章🧘🏼‍♂️🧝🏻，作這番深入的系列的研究，其最初動力，恰與李先生有關🕵🏼‍♀️。此中原委，今天讀來🤓，真是一則學苑佳話🧟‍♂️。

讀書末《何炳棣院士簡介》⚙️，可知何先生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於1987年70歲時退休；後又任加州大學鄂苑（Irvine)分校歷史社科傑出訪問教授⇒，於1990年73歲時第二次退休👨‍🍼🫂。他本來一直用英文寫作，“二次榮休後，始大力以中文耕耘”。關於此後的研究，他在《讀史閱世六十年》的最末一章中作了詳細敘述，此章題為《老驥伏櫪：先秦思想攻堅》。但在這本《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第一篇的“（一）引言”和“（二）《孫子》、《老子》互證”中🧑🏿‍🍳，談得更為精到有趣，我們把這部分內容（包括引文）一並抄錄如下🥬🧬。這裏不僅看得到他研究的緣起，看得到他新奇有力的方法，也能進一步看到他的虛懷若谷和高潔的風範——

當代思想史家中🔏，李澤厚先生對中國文化積澱往往有新穎深切的體會，而且能把深邃的道理做出精當易曉的解釋。他認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發展和應用辯證思維的是兵家🧞‍♂️，因為戰爭事關生死存亡🧃，“略不經心便可鑄成大錯，而毫厘之差便有千裏之失”。他緊接著做了以下分析和論斷👑：

“也正因為此，古兵家在戰爭中所采取的思維方式就不只是單純經驗的歸納或單純觀念的演繹，而是以明確的主體活動和利害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體、不動情感的觀察、了解現實的基礎上盡快舍棄許多次要的東西，避開繁瑣的細部規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確地發現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從而在具體註意繁雜眾多現象的同時，卻要求以一種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維方式來明確、迅速、直截了當地去分別事物，把握整體🥪，以便作出抉擇。所謂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維方式⇢，就是用對立項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於迅速掌握住事物的本質📲。這就是《孫子兵法》中所提出的那許許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對立項，即敵我、和戰、勝負、生死、利害、進退🚏、強弱🧚🏻‍♀️、攻守、動靜👗、虛實⚈、勞佚、饑飽🦀、眾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種形勢、情況和事物分成這樣的對立項而突出地把握住它們，用以指導和謀劃主體的活動（即決定作戰方案如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等等）。這是一種非歸納非演繹所能替代的直觀把握方式🩵，是一種簡化了的卻非常有效的思維方式……”

“正因為這種矛盾思維方式是來源於、產生於軍事經驗中🍄👳🏼，而不是來源或產生於論辨、語言中所發現的概念矛盾🧛🏿，所以它們本身也就與世俗生活一直保持著具體內容的現實聯系，具有極大的經驗豐富性🐬。像《孫子兵法》裏舉出的那許多矛盾的對立項，就是非常具體的和多樣化的。與生活經驗緊密相連📭，它們是生活鬥爭的經驗性的概括，而不是語言辯論的思辯性的抽象🙋🏿‍♀️。”

接受了李澤厚古代中國辯證思維源於軍事經驗的特征的說法的前提下👨‍👧‍👦，我們便可以將《孫子》、《老子》兩書裏的辯證詞組👊🏻，也就是李澤厚認為的矛盾對立項，羅列於下以備初步比較與探討。

《孫子兵法》中的辯證詞組

天地、陰陽、寒暑、上下、左右、縱橫、先後、遠近、深淺、大小🤦🏽‍♂️、方圓♦️、主客🍂🃏、敵我、廣狹、順逆、死生、勝敗、治亂、安危🫗、利害、輕重、強弱、智愚、文武、貴賤、眾寡🥽、飽饑🥷、愛（賞）罰、虛實、形名😀、正奇🏄🏽、剛柔、動靜🍝🍽、行止、嘩靜、勞佚、攻守、進退、誘避🚆、迂直、屈伸💇🏻、起伏、專散、險易（利）👩‍🏭👍🏼、勇怯、慍悅🤾‍♀️、取予、驕卑🔃、離（分）合、迎背（向逆）、周隙、全破、心力🌃、鈍銳、速久🚶‍♂️、有余不足、有常無常🦊、有形無形、崩亂嚴明、齊一（同欲）不合😏、不（無）窮可全。

今本《老子》中的辯證詞組

（甲）《諸子百家大辭典·道家篇》所列：

陰陽🙍‍♂️🦊、有無👩‍👩‍👦、剛柔🥏、強弱、大小、高下、前後👩🏽‍⚖️🧖🏼‍♀️、美醜、難易🏫、損益、生死、吉兇、禍福、榮辱🧜🏼‍♀️、貴賤、智愚、巧拙🤦、勝敗、攻守🐅、進退、輕重🦹🏼‍♀️、靜躁👨🏻‍🏫、曲直⚪️、雌雄（牝牡）。

（乙）本文筆者外加：

奇正🕺、天地、夷纇、盈窪、辯訥、敝新、明昧🤏🏻、歙張🤷‍♂️、開闔、興廢、取與、寒熱🧗🏼‍♂️、厚薄🥛、長短、善妖👈🏽👩🏽‍💻、德怨、文樸🦜💆🏼‍♀️、有余不足🤖。

顯而易見，《孫子》詞組大多數皆有關軍事，比較詳細周密🧑🏼，而《老子》對《孫子》詞組有所損益，有關軍事的比較概略👰🏽‍♀️，而詞組涉及的思想範疇卻較《孫子》為廣。筆者覺得這一現象從李澤厚的宏觀論斷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老子》談兵部分確有不少處可認為是《孫子兵法》的延伸和概括👩‍👩‍👧，但《老子》之所以富原創性，正是因為它能把《孫子》軍事辯證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學的辯證層次🧀。可惜的是🪠，這種論斷是出自李澤厚長期對中國文化積澱個人獨特的體會👱🏻‍♂️，而且在討論“兵家辯證特色”的第一底註中👧🏽，謙虛地聲明《老子》“著者及成書年代，本文不討論，暫采春秋末年說”。《孫》🚃、《老》問題的澄清就有待“偏重考證的歷史學家的思想史”了。

筆者第二次退休以後，研究興趣轉入中國古代思想🏪⌛️、宗教和製度，雖對思想知識尚極有限，卻正是“偏重考證的歷史學家”。從繁鎖的考據以求證成《孫》為《老》源，正是義不容辭的職責。案：本文附加的參考論文（一）🚵‍♂️，拙著《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的結論是🌙：《孫子》十三篇撰就於吳王闔廬三年（前512）召見之前，其成篇早於《論語》至少兩🧑🏻‍🎓、三個世代。參考論文（二），《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說明《史記·老子列傳》中的老子李耳（字聃）的後裔世系必系青年司馬談講業齊都期間，親獲自李耳八世系🍳、膠西王卬太傅李解者，故李耳約生於公元前440年左右🟡，約當孔子卒後、墨子誕生後四十年⇢。再則即使當代極端崇《老》學人相信孔子曾問禮於老聃者，亦不得不承認《老子》成書必晚至戰國之世，故《老子》書中辯證詞組及論辯方法至少部分衍生於《孫子》一事，本應系不爭之論🤦。

……

此篇下文更精彩紛呈🥛💅，但已實在抄得夠長，不能再抄了。（為怕打斷文意🦸‍♂️，我略去了插在文中的四條註💋，此均說明李澤厚觀點出處👯‍♀️，系引自同一本安徽文學1986年版《中國思想史論》，頁碼為86－87、96－98📑、82、300🛴。）

這裏簡單介紹一下後文的大略🍙。何先生大量運用詞組對比的方法，證明《老子》源出於《孫子》👨🏻‍🎤；且采用“全經搜索”💆🏼，竭澤而漁🥮，即以先秦諸文獻中均搜尋不得而獨於《孫》《老》中所有的詞組，來證明二書的淵源🧖‍♂️。可以說，“抓大題目”和“竭澤而漁”1️⃣⛓️‍💥，正是何炳棣先生治學的兩大特色（他曾因汪榮祖題目不夠大和許倬雲未能竭澤而漁而有過微詞）。比如在本書中🧜🏼‍♀️，他指出：《孫子·勢篇》中“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𓀑，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瑰麗雄奇，論“奇正”一段尤為全篇精華所在🧑‍🦰，而“奇正”一詞出於《孫子》，不見於《論語》、《墨子》、《吳子》（起）、《司馬法》、《商君書》、《孟子》、《左傳》、《國語》🔝、《莊子》、《荀子》，而僅見於《老子》。“即此一端已可見《孫》、《老》關系之密切。”又如，以《孫子·勢篇》與《老子·十二章》字句作比較：“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孫》）——“五色令人目盲”（《老》）💂🏼‍♀️；“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孫》）——“五音令人耳聾”（《老》）；“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孫》）——“五味令人口爽（傷）”（《老》）……作者認為，“後者文意襲取前者加以改造👨‍🦯，至為明顯”👯。全文通過《老子》與《孫子》👌、早期儒家、早期墨家的多邊互證，得出了“《孫》為《老》祖”的結論。這就打破了過去一向認為的《老子》辯證思想影響了《孫子兵法》的陳說。何先生並指出了下一步學術發展的一個大課題：如何從《孫》、《老》傳承重新考訂、分析、權衡、界定先秦及兩漢哲學政治思想的“軸心”。

這真是一篇氣勢浩瀚✋🏼、極見功力也極富原創的大文章！但因在研究之始受到過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的啟發，何先生決不掠美，不但將李說完整引入本文，還謙遜地自稱是李文中說到的“偏重考證的歷史學家”👩🏻‍🦳，甘願為思想家的斷想（也為年輕一代學人）作艱難繁復的考證。這是一次思想家與學問家自覺而完滿的合作，也是兩代學人間的完滿合作。每讀此文🎋🕎，我首先跳入腦海的總是八個字🙂‍↕️：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3、三條註

再說說李澤厚先生。我因於去年與前年和李先生作過兩次長談（已整理出版《該中國哲學登場了★？》與《中國哲學如何登場？》二書，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多次聽他說起何炳棣先生，知道何先生是他最尊敬並看重的海外學人之一。兩人治學上有不少交接點，故能互啟互用🙋🏼，相得益彰。但學問旨趣上還是有不同🦊，比如🎮，上文所引那一長段《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關於兵家思維方法的話中，原來有不少重點號，但在何先生的書中就未能標出。當然，重點號也可能在出版印製過程中被不經意地抹去，然而何先生關註的是歷史人物生卒年與歷史文獻成書先後等問題🙍，這些重點號與他的研究的確關系不大；而李先生關註的是中國所特有的思維形成的原因和它們的發展☂️，以及它們與西方哲學、思想、宗教等的區別。如李先生強調古代兵家思維“是一種非歸納非演繹所能替代的直觀把握方式🍏，是一種簡化了的卻非常有效的思維方式”，這就區別於西方式的突出“歸納”與“演繹”的邏輯推演，顯現其“直觀”和“實用”，這一思維過程是“簡化了”的👉。隨後又指出👩‍✈️，這種思維來源於🚽🙆🏼、產生於軍事經驗⏮，“而不是來源或產生於論辨、語言中所發現的概念矛盾”。我們知道，李先生早年研究康德、研究美學、研究中國思想史🥁，其實都指向同一個隱秘的目標🧲，即建構自己的哲學本體論🧓🏿，而這一哲學本體論的重要支柱即中國傳統思維🚯。隨著他的《歷史本體論》👳🏽‍♂️、《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等書的出版⛏，人們漸漸讀出了他的本體論的概貌👨🏻‍🚒。在我和李先生的第二本談話錄《中國哲學如何登場？》中，李先生在梳理他本體論諸要點時，又提出一個過去未被人們註意的重點：“其實幾十年來一直縈繞著我的🎰，是如何‘走出語言’的問題🙆。所謂‘走出語言’😚，是指走出當今語言哲學的牢籠。……這可能涉及一個根本問題🥹🪯。我本不大相信語言是人的家園或人的根本。中國傳統使我想到🤦‍♂️，憑借它也許能突破當今哲學的某些界限或窘境。”這話發表以後，不少哲學界同行大為吃驚，也曾被有些讀者譽為“石破天驚”，但我們對照當年何先生引用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原加重點號的話，李先生強調中國思維“不是來源或產生於論辯、語言中所發現的概念矛盾”，而源於軍事經驗，正說明他二十多年前確已在思考“走出語言”的問題了🐧。他研究中國思想史🥂，想的卻是如何以中國思想突破並彌補世界哲學的不足，處處以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別異”，這就使他的研究別具一種深度🙇🏽‍♂️。現在，他提出以中國的“生存的智慧”彌補西方的“思辨的智慧”，以中國視角的“情本體”填補海德格爾的“畏”和“煩”⛰，以經驗性的含審美性質的“度”取代“存在”“本質”“實體”等作為第一範疇🤑，以“天行健”的“行”亦即實踐取代“太初有言”（均見《中國哲學如何登場？》一書），這是“中國哲學登場”的本意，也是他長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可以說👊，何炳棣先生和李澤厚先生在各自的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讓世界矚目的成就。

在李澤厚的研究過程中👨‍🔧，也不斷吸取了何炳棣先生的學術成果。這裏只說他書中三條註，即可見一斑。這些註有極強的學術性，可惜一直未受人們重視。

在李澤厚1999年出版的《己卯五說》中♤🐺，《說巫史傳統》一文第一節“巫君合一”開頭即說🤽🏼‍♀️：“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中國文化無可爭辯的重大原始現象之一，是祖先崇拜。”這裏有一條註🤦🏼‍♂️：

①何炳棣：“構成華夏人本主義最主要的製度因素是氏族組織👓，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製度和信仰本是一事的兩面。”“商王雖祭祀天神💁🏽、大神、昊天、上帝及日、月、風、雲、雨、雪、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但祖先崇拜在全部宗教信仰中確已取得壓倒的優勢。”（《華夏人文主義文化🧎🏻‍♂️：淵源、特征及意義》，見《二十一世紀》總第33期，第93頁🚣🏻‍♂️、第96至97頁，1996）

可見，何先生的立論為李先生這一研究課題確立了一個重要前提🧑🏽‍🍳，有力地支持他把自己的獨特思考推向前進。

李澤厚寫於2005年的《“說巫史傳統”補》第一節的“由巫到禮”中⭐️，也有一條註🤹🏻：

②拙前文已強調祖先崇拜是華夏文化的重要特征🤹🏼‍♂️📱，其所以較其他文明遠為牢固長久🕺🏽👨🏽‍💻，據何炳棣的研究，是由於中國新石器時代因仰韶地區的黃土地理非“遊耕”而是定居農業。如何所概括🔧，“只有在累世生於斯死於斯葬於斯的最肥沃的黃土地帶，才有可能產生人類史上最高發展的家庭製度和祖先崇拜”（《讀史閱世六十年》🏮，第423頁，香港商務，2004）🪙，我以為可信。

從此註也可看出，何先生的歷史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李先生的哲學思考🟰。

在同一節中🦣，談到“戰爭在中國上古文化和思想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還有一條長註。這在文章初發表時是沒有的，是後來在收入《新版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科版）時加上的：

①拙作《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孫老韓合說》。何炳棣教授有墨子源於孫子說，認為墨子秉承孫子🦤，懂兵書✸，能守城，曾為秦（時國勢尚弱）守城拒魏，其後，墨家融入法家。我贊同此說👩🏻‍🎓👳🏼‍♀️，認為墨子“尚同”，墨家钜子製度等均取自軍隊👩‍👩‍👧，入秦後墨家思想學說中之“兼愛”“非攻”等下層性質消亡喪失🐘🚢，而“尚同”“力田”等則為法家吸取🫲🏻，成為耕戰體製、絕對專製的重要思想來源，這才是郭沫若所提及過的“墨法在秦合流”。但“兵－墨－法”這一線索卻從未為治思想史者所註意，拙文《墨家初探本》《孫老韓合說》亦未能涉及🧙🏼‍♂️。因此特將何教授重要論點補註於此👨‍🦳，以明墨家思想之來龍去脈🩰，再次確認兵家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源頭地位🐬。現代中國曾以新形式再現“兵－墨－法合流”，參閱拙文《再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第一部分。（見拙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

這段補註，其實抵得一篇重要論文⛹🏽‍♀️，至少是一則精妙的論文提綱（本文所引三註均據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說巫史傳統》一書）。在與李先生交談中，我不止一次聽他提到何炳棣先生有關“兵－墨－法”的洞見，似有不勝欽佩之意📇。兩位前輩學人在長期互敬互愛、切磋探討中推進學術發展，此事正可作為當今學界的一面明鏡！

因何先生“兵－墨－法”的論斷一直未能引起充分關註，李先生這段補註也未引起人們註意，故將此節文字置於文末，以期引發學界垂註，是為至盼。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