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致袁世凱信劄
《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中華書局出版
新資料的披露對史學研究的推動至關重要🙍🏿♀️☂️。上世紀90年代👌🏽，反映康有為、梁啟超及保皇會活動的一批未刊文獻《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匯編》出版後，學界對康梁在戊戌後的保皇活動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值得關註的是，即將面世的《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中華書局出版）又將為學界研究康梁及其政治活動提供珍貴的新材料。這批由梁啟勛珍藏的檔案文獻涉及民初政局及梁啟超個人生活、思想，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一、梁啟勛與“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
梁啟勛（1876-1965）🤵♀️，字仲策🚙，是梁啟超的二弟。梁啟勛於1893年入萬木草堂讀書，也是康有為的及門弟子。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辦《時務報》時，梁啟勛任編輯。1902年，他進入上海震旦學院（後改為復旦公學）⬆️。同出資建造，1929年梁啟超逝世後，梁啟勛及其家人一直居住於此。由於這個緣故，一批珍貴文獻得以保存於此宅，並歷經“文革”劫難流傳至今，這就是“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的由來。
梁宅保存下來的這批文獻，有不少梁啟超的手跡、稿本，親筆書信就有241通，其中226通寫給胞弟梁啟勛🫲🏿，另有致父親書4通👮🏿♂️，致孩子書2通，致袁世凱、岑春煊👳🏻♂️、馮國璋🧑🏼✈️、外國某人、湯覺頓、汪大燮林長民、孫傳芳🫴🏽、梁思永、羅文幹書各一通🤴🏽。書信中最早一封寫於1904年🍃，最後一封寫於1928年10月🎁，距其去世不到三月。另一批重要文獻是康有為致梁啟勛的書信🌸，總共23通，均為1905至1908年之間的信函。另有湯覺頓致梁啟勛書18通。除信劄外🙆🏽♀️，還有梁氏兄弟的手稿墨跡😵💫，如梁啟超親筆所擬《講學社簡章》，《梁啟超脫黨通告》⚉、《挽康有為聯草稿》，以及贈潘若海🧑🏻⚖️、何擎一、高嘯桐詩詞、跋麥孟華詩詞稿等。
這裏僅就梁啟超的書信，稍作梳理，以考察其在清末民初的一些活動與思想。
二、秘密回滬、創辦《時報》
在近代中國，對同時代讀書人影響最大，所謂開一代風氣者有三人，即曾國藩、梁啟超和胡適🌺。而在甲午之後的二三十年中🙇🏼♀️，更無人能出梁啟超之右🏐，正所謂“三十年來新事業👨🏿🎤、新智識、新思想🤟🏼，是誰喚起👨⚕️？”（沈商耆挽梁啟超語）如果按照梁啟超晚年自己的設想，以一百人的專傳來代表中國全部歷史文化🧜🏼，梁本人或很可能會成為百人之一。正因其與時代關系太密，他的私信，也常能幫助我們了解時局。
梁啟超致梁啟勛的家書🐆，在家常瑣事之外，多涉及國事黨務🧑🏼✈️。1904年4月3日（農歷三月三日），梁啟超在信中談及保皇黨在香港辦報之事以及與兩廣總督岑春煊的關系問題。信中寫到：
兄於正月廿三起程返港（又在船過生日）。到港住二十日（連澳門）🤍，各同門皆見🧗。在澳亦十日🫸🏼，日與大人歡言，甚樂也。……兄見長者數日👵🏻，長者以二月六日行🔆，先往南洋🚊，後至澳洲🚶🏻♂️，將來欲由澳而歐👩🏻🦽➡️，由歐而美，此亦無可如何也。同行者鮑熾也🐖，長者以全力欲再舉辦此事，然成否殊難料耳。……兄至粵，岑督幕中人皆來見，張鳴岐（岑所最親用者）且以雲階之命來詢治粵方略，然千瘡百孔🔕，從何補救，實無可言也。孝懷在幕極有權，彼等皆來🙆🏿♂️，談了兩日夜也。……香港《商報》現已銷二千份🧱，壓過《中國報》，亦意外也。孝實、研詒二人主持之。孝高已搬機器到滬，滬報尚四月乃能出報🏯，必甚佳也👈。兄到滬已十日🤺🧑🏼，被擎一↩️、楚卿輩監禁😰，不許出門見人💡，苦不可言。欲逃遁而又久無船位（因戰事，日本船不行）🚸🌝，直至今日猶在滬ℹ️，尚需待三日乃能行也。
1903年♾，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遊歷美洲，10月，復返日本，著有《新大陸遊記》一書，刊於《新民叢報》👨🍳。其後又於來年（1904年）的正月廿三起程到港，參加在港舉辦的保皇大會。二月末又由港到滬🧊🚴🏽♂️，因“日俄戰爭”👼🏽，無日本船行，又因尚在清廷名捕之中🧕🏼，故匿居上海虹口日本旅館“虎之家”三樓上，與狄楚青🤘🏻、羅孝高籌劃開辦《時報》各事🛵。這封信正是此時所寫👯♀️。前此學界已知五大臣出洋報告多出自梁啟超之手，這封信更披露出，當時有督撫之幕僚即由梁所推薦👨🏿🦲，特別是梁啟超抵粵後，兩廣總督岑春煊與“要犯”梁啟超暗通款曲，竟暗中派自己的親信張鳴岐（後來也官至總督）前來詢問“治粵方略”，難怪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被以交通康黨的罪名開缺，看來並非毫無根據。
此信中提到“孝高已搬機器到滬，滬報尚四月乃能出報”，此處所說滬報，即是稍後創立、在清末民初影響重大的《時報》👩🏿。在1905年3月21日的信中，梁啟超更是談到了《時報》在上海的發行情況及各政治勢力對《時報》的敵視和排擠：
《時報》一日千裏最為快意👩🦼➡️，現每日總添數十份，現已實銷至七千二百余份，在上海為第二把交椅矣（《新聞報》第一）🟣🤷🏽。《中外》前此六千余，今跌至三千余👨🏽🎨💂。豚子恨我輩入骨髓（治外法權即駁《中外》也），日日謀所以相傾陷者🧔🏽♀️，但求無隙為彼所持耳🧏🏻♀️。德國領事最可惡🍋🟩🎚，其心殆欲盡封禁我國報紙，而尤切齒於《時報》👨🏽🚒。江督周馥亦恨《時報》入骨（因罵之）🕴🐦⬛。而《新聞報》亦妒我，《新聞報》者福開森為東家，一則妒我之進步🦏，二則因鐵路檔案恨我👩🏽🚀，故《時報》今亦在四面楚歌中，惟步步謹慎而已🏙。《時報》之無龍象告白者🍚❓，乃大喜事，弟未知耶。前此初開無告白🐖，故不得不以自己的塞紙，今則告白充斥輻輳，私家的反無地可容矣✊🏿🔽。……公度逝矣🧊，以今之時局🎛，失此人，真可痛哭✔️。秉三方全力運動，得數要人💇🏽♂️，欲保公度出，當日俄外交之沖🐻🕎，今忽得噩電👨🦲，嗒然若喪也🤽🏿。弟聞之諒亦悲苦耶🫐🧔🏽♂️。
信中除了《時報》的情況，還談到對另一位維新人士黃遵憲逝世的感慨。這封信說明，與梁📤、黃一起積極參加湖南新政的熊希齡（字秉三）在黨案解禁後，曾為黃遵憲重新起用四處活動，希望黃在日俄戰爭交涉事件中為國盡力👩🏻🍳，可惜未能如願🎇。
三、民初的政治活動
1912年歸國至1914年，梁啟超經歷兩年“嘗試共和”的政治生活𓀁，受挫不已🦵🎳，常有不再參與政治而思從事社會事業之言，但袁世凱稱帝之議一起，梁啟超又身與政局🧽，發起🕴🚐、參與護國之役🤹♀️。檔案中存有一封1915年9月1日梁啟超致袁世凱的信劄，全文雲💐：
大總統鈞鑒，敬肅者⚅：
啟超偶攖秋暑，臥病兼旬🧖🏿♂️🪑，久闕覲瞻👰♀️🧔🏿，空勞孺戀📋。近頃變更國體之論，沸騰中外📿👩🏿🦲，啟超愚戇之見，以為茲事本已極危疑🚶🏻♀️➡️，時機尤最宜審擇，今之謬倡異論者，徒見其利，未計其害，輕於發難，實恐搖及大局✧。竊不敢有所瞻忌，輒為一文🤌🏻👑，擬登各報相與商榷匡救🧮，謹先錄寫，敬呈鈞覽🕥。啟超當此文屬稿之時，痛楚不能自製🤲🏽，廢然思輟者屢矣🏝。獨念受我大總統知遇之深🍢，若心所謂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義🤦🏻♀️，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啟超此文🤲🏿🧑🏻✈️，竊附斯義而已🙅。伏希我大總統宵旰之余👨🏻🦽，俯垂披覽，若其間有一二可采，乞憑睿慮，以定群疑。則啟超雖麋頂及軀，豈雲報稱！扶病掬悃，言與淚俱🍣。敬請鈞安🏊。伏惟矜鑒🤷🏼♂️。
啟超拜肅。九月一日💁🏻♀️。
附文稿一篇呈鑒。
袁世凱醞釀帝製運動在1915年初即已顯現。事實上，早在這年4月，梁啟超即曾致袁氏一封長信，勸他在變更國體一事上懸崖勒馬⛹️♀️，急流勇退。但袁並未采納🔊。1915年8月🙉🤽🏻♂️，籌安會發布宣言，鼓吹帝製👨🏻🦽➡️。袁氏稱帝活動加速。梁啟超與蔡鍔聯絡，暗中策劃反袁之事，並耐心規勸🧑💻🆙，敦促袁世凱自行停止帝製。8月21日✧，梁啟超寫成《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交湯覺頓帶京登報。這篇文章發表前，袁世凱曾派親信赴津，試圖以金錢賄賂🧖🏻♂️🍳，“令勿印行”，但遭梁嚴辭拒絕。9月1日，他便寫了這封信，向袁世凱表明👂🏽🍨：“近頃變更國體之論，沸騰中外”，“竊不敢有所瞻忌👩🏻🍼，輒為一文，擬登各報🙋🏼♂️，相與商榷匡救，謹先錄寫敬呈鈞覽”🧞♂️。不過👧🏽，這封信是否確實送到袁處🦏？現存的是留存底稿，還是寫好後因故未能發出的原信，似乎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此次檔案中《梁啟超脫黨通告》一文很可能亦是在此時所擬。或正是因為將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並已在謀劃反袁🪚，為避免連累相關團體，才有此通告🙋🏽。通告全文為：
鄙人自進步黨成立以來🏋🏿♀️，被推忝任理事，自慚棉（綿）薄🖐🏽，不能為黨有所盡力。頃已函知本部敬辭🤎，告脫黨並辭理事及粵支部長之職。此後不復與聞黨事🛹。其他無論何種政治團體皆斷絕關系🎁。特此布聞。
此是通告底本，但迄今為止在公開的報章雜誌之上，並未見到。而在1915年9月4日的《時報》上，登有梁啟超一文辭稍異的脫黨啟事🌧，全文為：“鄙人前歲組織進步黨，被推為理事🧔🏽♂️，忽忽經時，愧無貢效。傾養屙津寓，黨事久不聞問，除致函本部辭去理事職任外🕵️♂️，並宣布脫黨👩🍼，此啟。”從內容來看，前一份通告很可能是《時報》上所刊登的通告之底稿🤽🏼♂️📲，或是草擬底稿後，自覺（或經人提醒）措辭過於直接，轉而修改，以“養屙津寓”為由，稍示委婉💯。
從1915年12月16日👨🏿💼，梁啟超起程南下➗，從事倒袁運動🐏，到1916年5月1日💆🏼♂️，兩廣總督司令部成立🧿，舉岑春煊為都司令👎🏿，梁啟超為都參謀。5月8日，軍務院成立，舉唐繼堯與岑春煊為正副軍長🙋🏿🚘，梁啟超為政務委員長🤌。為了與馮國璋等勢力協調反袁行動，梁啟超於5月21日到達上海，旋赴南京。馮等乃在南京舉行會議，謀勸袁世凱退位。袁氏已陷於四面楚歌之中。然而，時論或有梁啟超鉆營官位、怙權貪位之傳言，滬上人士頗多攻擊者。他在5月24日給岑春煊的信中充滿義憤🦻🏻，表露心跡。全信為𓀇：
樂齋先生鑒🖐：
別後惘惘🕸。廿一抵滬，小野同行，本擬小住三日即東渡。既至，乃審此間人所相視者何如🥶。蓋不問派別🌷，萬喙一聲，同尼其行，因此旅滬。日人亦生疑沮🧑🏼🔧。仆非敢負公諾責𓀀，然事勢既不許，耿耿而已。要之⚽️🦵🏽，仆千萬死罪⏏️，在既鉆營作都參謀📘，又鉆營作政務委員長，猶不知足，復鉆營辦外交🚔，怙權貪位如此，罪浮於袁世凱宜也。仆之誌事，數月來不肯語人。前在廣州鴻門宴席上💆♂️，發憤之極，無意流露謂我氏名三字苟利用焉而可以有益於國家者，隨在可供人利用，無所顧惜。若慮吾操奪某人某處之實權🫐、實力🫛，請千萬放心，吾非惟誌願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此言印泉在席間親聞之𓀉。吾在肇慶鉆營此兩美缺之醜態👊，肇慶諸賢亦共見之💤，今袁逆已確成冢中枯骨👸🏻，滅亡在旦夕👩🦱，胸中孤憤亦已略泄。擔當國事自有人在𓀂，仆可以從此辭矣🛺。蓄誌辦一中學校，久而未成，今當著手🧔🏻♀️。惟袁逆一日未去國⛔，則我氏名三字仍一日甘供利用，決不肯愛惜毛羽而授敵以瑕，此所以報國亦所以酬公也。公為萬流所宗，行矣自愛，翹首南望🏌️♀️，繾綣何極🧙🏽♂️。
啟超叩頭。五月廿四日。
諸賢同候。
已有關於護國之役的認識👩👩👦👦，往往由於袁氏與護國軍雙方的對立過於明顯⏫，而掩蓋了彼此內部的紛爭🧝🏿♂️。此封信除了向岑春煊表達反袁的決心👩🏽🚒，也有對人事紛爭的擔憂🦸。信中所說“廣州鴻門宴席”🔒，蓋指這一年5月5日，梁啟超偕張鳴岐等赴廣州🧑🏽🔬，晤龍濟光👨🦲，與之交涉🧑🏼💻，希望其加入護國軍🕵🏻，一同反袁。龍本是袁世凱重臣，時任廣東將軍，護國軍起🤸🏼♀️，於本年4月6日被迫宣布獨立🫖，但與護國軍仍不友善👨🏿🌾，並在4月12日👕，發動海珠之變🔄，設伏殺害前來與會的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岑伯鑄諸人🥷🙆🏿。其中湯覺頓當時是梁啟超、陸榮廷之代表，更是從清末以來即被梁視為心腹與臂膀💁🏽。梁啟超在5月不計私人恩怨，赴廣州“鴻門宴”，在宴席上聲明“若慮吾操奪某人某處之實權💂🏻♀️、實力🍖，請千萬放心👷🏻🏟，吾非惟誌願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揆諸當時情境，對梁有這一疑慮的，或絕不止龍濟光一人。梁此時再對岑春煊舊話重提，更提示此種猜疑並未減少。從梁啟超這些書信來看⬇️，護國軍內部紛爭正多，正如梁啟超所抱怨“人之難相與也！吾避世之想益濃矣”（《致外國某人書》）。因此，梁啟超當時常有退隱之心，並且在護國運動尚在進行之時🏌🏼♂️，便屢屢聲明此役結束之後，將退出政壇，這種聲明除部分表現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為了免除護國軍中要人的猜疑。半年之後，梁啟超在給馮國璋的信中🔘，卻表現出了非常不同的態度，他在信中希望馮與段祺瑞共擔時艱👩🏿🚀：
兩公誠肯任此巨艱👩🏻🍳，貫徹初終，則啟超所能助者，決當惟力是視也↗️。本當即趨寧承教，但守製百日，屢向人宣言🏙🦨，忽有他行，反滋疑議📠，仍須一月後始克奉詣⚁🍔，遺憾何如。徐君佛蘇、陳君國祥，皆生平摯友，而於政黨情形最熟🤷♂️，能代表穩健派之勢力。佛蘇尤為東海所器重，今特托偕叔魯來謁，商榷大計，望推誠接洽。兩君所言皆啟超所欲言也。
在護國軍中🚣♂️，需要反復聲明無意於政治🤲，但對馮段諸人卻反而能表露願意積極參與，此種轉變絕非僅僅是時機不同。蓋西南地盤分立，梁啟超進步黨一系力量的加入，始終被疑有爭地盤之嫌，遭到排擠📤；而在馮段所主持的“中央”，反更能以“政黨”姿態參與。故護國軍方面常存猜疑，而北洋方面卻反能對其歡迎，兩者所面對的梁啟超的角色亦有不同😙。在梁心中🧣，與護國軍諸要人周旋或尚不如與段馮等北洋舊臣共事👎🏻。這也多少解釋了在護國之役之後，梁啟超與曾出生入死的西南諸省關系日漸疏遠👩🏻🚀，而仍選擇與馮段共事。
四、家庭生活
梁啟超書信中🏩，家事占有很大篇幅🍞。雖多瑣碎，卻也可見任公的精神與情懷。一封談及梁思成、林徽因訂婚之事的信函頗能說明問題🪦。1927年秋冬間，梁啟超因患病在津休養✒️，特委托梁啟勛在京主持梁思成、林徽因訂婚之事🧑🧒🧒，並於12月7日致函啟勛👯♀️，詳細交代相關事宜🗄，從庚帖、請媒單帖♾♚、親家拜帖的書寫樣式，到聘物的選擇👶🏻，行禮之日家中的陳設布置、祭祖儀式及邀請陪客名單、午餐賓主座次等，都有詳細說明。《梁啟超年譜長編》中曾收錄任公於本年十一二月間致林徽因姑父卓君庸及女兒梁令嫻的書信，談到梁、林訂婚之事；並有函致陳仲恕（敬第）請代購用做聘禮的玉器等情形。這封信則為梁思成與林徽因這段傳奇婚姻增添了新的佐證。特別值得註意的是，該信附有一篇祭祖時的告辭，梁啟超特別囑咐用全紅柬書寫🤽🏼♂️，祭畢焚化。辭雲：
維中華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仲冬之十一月辛酉朔越廿五日丙戌（填甲子），孫男啟超謹以香花清酌昭告（不設饌，但用稍大之紅燭）於顯祖考鏡泉府君、顯祖妣黎太夫人、顯考蓮澗府君🗺、顯妣趙太夫人暨先室李夫人之神位前，曰：長子思成學已得師，壯宜有室➗，締擇名門🤘🏻，聘於林氏，蔔以今日，禮請媒妁，肅將信幣，文定厥祥。伏惟府君、太夫人🤵♀️👆、夫人德裕後昆🧘🏽，愛鐘冢嗣🏄🏼♂️👱🏻♀️，尚祈慈蔭，俾永良緣👩❤️👩，啟超不勝欣悅祝禱之誠。謹告。
看到這些文字🧑🏽🚒🧘♂️，人們不禁發生慨嘆🧑💻🩻，像梁啟超這樣一位深受西學浸潤的學者，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理想🦶，內心深處仍不時流露出濃厚的傳統色彩🥝，在他身上體現出了中西文化契合的風範。
除書信之外，另有《講學社簡章》一文亦值得註意。《講學社簡章》成文於1920年，當時梁啟超一派正在從事新文化運動（然與我們熟知的北大一方的新文化主張非常不同。）講學社負責聘請各國思想家來中國巡回講演，是其推動文化運動之機構之一。有意思的是簡章第三條“所聘請者先註重於當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專門學者🍨👦🏼，俟擴充後以次續聘”🦹🏼♂️，充分體現他們一派之關懷🙅♂️，即先“普通”而後“專門”🧑🏿💻，這與他們當時文化運動的理念相合，也與梁啟超此後參與辦理清華國學院等教育精神一貫。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至關重要🧘🏻♀️🤌，在他身後學界便開始註意對其資料的收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丁文江為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征得梁氏信劄近萬件👩❤️👨，僅梁本人遺劄即有兩千余件。遺憾的是👮🏼♂️，最終入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僅七百余封。後來陸續出版的《梁任公先生知交手劄》😸、《康有為與保皇會》💩、《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𓀁、《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匯編》等書中也收入不少梁啟超書劄。這些資料零碎觀之雖難獨成新見，但若相互關照印證🍣，或可綴補史實，另辟蹊徑。一條關鍵材料的出現，很可能會點活一批已知材料。《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無疑將為推進梁啟超研究提供新的動力、開創新的境界。（周月峰 馬忠文）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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