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是我國現代史上著名歷史學家🧑🏻🌾，他不僅精通中國歷史，對西方歷史也很嫻熟，史學理論研究上猶有特別建樹🦹🏽♂️。他還十分關註國際漢學，註意其研究動態，用批判眼光看待分析其研究成果。1930年代🧜🏽，他曾在《清華學報》發表數篇對國際漢學著作的評論文章😵💫，雖然這類文章在其一生所撰論文中比例不是很高🚻，但卻是其學術研究中一個值得關註的亮點🧝🏽。
雷先生書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從大局上關心當時有重要影響的漢學著作🧑🏿🔧，關心那些能體現學術前沿、有突出特點的成果，包括學術活躍度相當高的學者的作品。他所寫的《賴德烈🦸🏻：〈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就是這樣的一篇書評😅。作者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當時已是耶魯大學教授🦕🤽🏻♀️，剛成立不久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促進會（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會長🤘🏿，對推動美國漢學發展有很多想法和舉措🧝🏼。他寫這本書就是希望很好宣傳中國歷史🙅🏼♀️，接得上衛三畏的《中國總論》。他說衛三畏1883年對該書修訂後，沒出現過新的有這樣分量的專著，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功👩🏿✈️。當時國際漢學界頗為肯定賴的這本新書，稱贊是書為衛三畏後又一部重要的專論中國研究的總括性著作。著名遠東專家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稱🦻🏿，這無疑是一本“新的裏程碑性質的中國歷史研究專著”，對歐美國家了解中國有普及意義👩🏿💼。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 J. L.Duyvendak）認為⚉，賴書成功促進了美國中國學♠️，“拉近了美國漢學與當代學術的距離”👩🍳，有利於了解“越來越重要的中國”🏐。雷海宗抓住對這本書的評論😙👨🔧，顯然註意到國際漢學研究的這一熱點💵，為此而用心去撰寫自己的評論感想。他當時還撰寫了《費子智🚻👨🏼：〈中國文化簡史〉》這一書評。這是英國人費子智（C.P.Fitzgerald）的作品，是書看似簡略，影響卻很大，以後也多次再版。雷海宗當然也註意到了這本書的價值👩🚀，希望看個究竟🧑🏼，掂掂分量，評個子醜寅卯。這就是他這方面書評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他看來🫖，那些或可代表國際漢學界學術旨趣與前沿走向的著作，是中國學術界應該了解和把握的，這方面的工作要及時做。
他對國際漢學著作的評價，很關心其原創程度的分析，即在西方相關研究中的原創程度⟹，與中國同類成果相比較的原創程度🦷。他對這一問題看得很重📿，認為是學術發展之本⚃，所評論的幾書都有這樣的意圖💽。他稱有的著作不一定完善⛪️，但只要有這一份特質🕞，應該得到相應重視↘️。他所寫的《傅路德：〈乾隆朝的文字獄〉》就體現這一點。他說這方面的研究在美國實在罕見🏒，著者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是在做一次“勇敢的嘗試”，包括有其“動人見解”。他說舉國上下人心惶惶之後🏋🏿，官方史書很難尋找相應資料，私人日記、野史筆記也僅發現一二，作者作此探索不易，是“深得史家恢復往績的本行”。他還肯定書中的一些學術觀點🙎🏽👕，包括對乾隆大開文字獄原因的分析。當時，歐美學者對此著作的重視，也都是註意其選題的大膽，稱是西方語言的作者“所完全忽視的”，“甚至中國學者也沒有給予過恰當的重視”。費正清也評論稱其嘗試勇氣十足。雷先生這種對創新理念的強調，還包括對著作中文獻資料引用突破程度的考察。他認為《乾隆朝的文字獄》有價值，還在於其後面所附的禁書目錄，雖然後人會發現其中或有遺漏，但已屬很重要的參考書目了。包括賴德烈的《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他也認為其每章後面所開列書目的價值高🧝♂️，“因為西方中國學者近年來研究的結果，至今尚無人統計整理”，稱讀者對賴教授的這類努力“應歡迎感激”🫴🏽。
雷海宗的評論還很看重這些著作的編纂框架、謀篇布局、詳略安排，認為能反映出學者的編纂意圖，是學術主旨的體現🪛，得失分析的窗口👳♂️。他說賴德烈《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分上、下兩部分處理的方式是合適的。他很肯定該書上冊上起石器時代🧧、下迄1933年通史的寫法🏊♂️，說以往西人所著中國通史不出兩類：一類專講秦漢以上的中國🥜🎀，以後二千年的史實“反倒三言兩語了事”🧑🏻🏫；一類只註意鴉片戰爭以下的外交史，“把以往四千年的一大段公案縮為一篇短序”——賴氏力避兩類“易犯的錯誤”，就另有蹊徑了。他認為賴書上冊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論述上古秦漢時代的做法也很巧妙，為明瞭整個中國歷史，有關中國文化創造期的歷史應該有“相當的認識”；而六朝至滿清中期占二分之一篇幅，以後一百年歷史又有四分之一地位🛥，比例也很合適💪，“作為一種簡單的中國通史，這個篇幅的分配可算恰當”。關於費子智的《中國文化簡史》，他認為編纂處理也不錯——當時西方人比較偏重19世紀以下中國歷史研究💇🏼，而費書能敘述從古代到太平天國這一段中國文化史，就足以讓西方人了解到這三千年的文化史🫥。他認為作者把這三千年歷史分成七個時期的做法也比較妥適🧑🏼🏭，“大致可稱恰當”𓀚。當然他對這些著作的評價，還很重視其學術理念的考察。他批評一些中國學者的通史著作把寶貴篇幅讓位於歷代官製及其幹燥事實描述的做法🐦⬛，認為只能對那些“想象力枯竭的學究”發生興趣——這樣寫便只有名稱的改變👐，“無本質的變化”，“往往是紙上的憲法，不是實際的製度”。他指出♣︎，賴德烈的書（《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就很註意“古今的大事與重要潮流”💂🏿♂️，雖有製度描述，但也只是秦漢創製👰🏼，以後相襲，省了無限筆墨。他還十分贊同其下編的寫法🙎🏽♂️👨🏽🏫，涉及政治、經濟、宗教、社會、語言、文學各方面的探討🛍️，稱這種對中國文化的鳥瞰是“很周到的社會寫照”🤶🏿，不只對歐美人大有幫助⛔，就是中國讀者“也能從其中得些新的知識”。他認為這種充實的🧛🏼、有關社會橫切面的描述👙，足以幫助我們“明白自己團體以外的社會”🥎↔️。筆者發現，這是他與當時西方書評頗不一樣的觀點，很有自己的想法。
誠然👏🏻，雷的評論也很用心觀察這些著作的史料運用、作者的中國歷史認識及其相關理解的準確程度。他認為這是學者基本功的反映，也有個對子孫後代負責的問題🥪。這方面的探討，批評多於肯定。大致有這樣幾類🆖1️⃣：其一🤽🏿♀️，揭露對中國歷史認識的謬誤𓀄。他說賴德烈稱漢代有儒家、墨家、法家🤚🏽，卻把很重要的陰陽家忘記了。他還批評劉向受過佛教影響的觀點，說那時劉向可能連浮屠的名字也不曾聽到🙍🏻♀️。關於唐代北方人自稱漢人、南方人自稱唐人的說法，他也表示不同意見，稱著者研究中國多年，“決不至以為長江以南的人都自名為唐人”。費子智在書中稱明太祖建都金陵正確、明成祖北遷失策，他也表示不同看法，認為明成祖如不北遷，“將來不知要演出多少次靖難”，北遷“絕對的必需”。其二👰🏿♀️🤰🏽，批評對中國歷史理解的無據🚵🏿。他說賴德烈在著作中說孔子不幽默，但這種說孔子不幽默的觀點本身“就非常幽默”⛹🏿♂️。他說費子智稱中國最早的法家是商鞅的說法也沒有證據🖕🏿，稱秦始皇坑儒是因為他們私下藏書的說法也不知出於何典☂️。其三，批評這些著作中漢名、譯音的混亂。他說傅路德的翻譯還是不敢恭維，“中文程度似乎還不能勝任”，“時常遇到上下不連貫👨🏽🦰、意義不清楚🙍♂️，或情節可疑的詞句”，其他學者也有此類問題。他對這些錯誤的揭露不遺余力，用辭尖刻。雷先生說👨🚀😠，涉及廣泛的研究錯誤似乎難免，但被批評者應該知錯🧖🏽♂️，反省更正，不能固執己見，謬種流傳。
很顯然的，這些評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很有道理🧘♂️，到位的。雷先生能對當時國際漢學家的著作有如此深入尖銳的批評🧗🏼♂️🧑🏽🎄，是其學識才幹的不凡體現🖕🏽。沒有堅實的中國學術根底，沒有融貫東西的淵博學識🤾🏿，沒有介入國際學術前沿的深切關懷，寫出這樣的文章是不可能的⚡️。
介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1930年代上半期🙋♂️，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出於遠東戰略的考慮🫲🏻，加強了對中國問題的探討，美國中國學研究促進會就是這時候誕生的。一批美國本土漢學家如恒慕義🤰🏽、賴德烈🧖🏽、傅路德、蔔德👱♀️、韋慕庭等相繼走上舞臺，形成新的漢學家隊伍。這支隊伍與歐洲漢學家匯合🦍🏄🏿♀️，匯成影響頗巨的歐美漢學團隊。由此🧑🏽✈️，國內學術界也出現了對國際漢學發展的關註，與國際漢學界頻繁互動。報章雜誌註意對國際漢學動態介紹🧑✈️，出版社組織對漢學名著翻譯🦥，研究機構派遣學者海外訪學🧑🏻⚖️。當時的學術界已有一種學術自覺，希望了解國際漢學研究最新情況，把握這些異域中國研究成果前沿🦹。誠然，一個多世紀的積貧積弱🚝👕，多少使國學大家們感受到中國研究主流地位受挑戰的困惑🧑🏽🦲，有所謂漢學正統“西京還是東京”的慨嘆。雷海宗對國際漢學的關註及其評論，與當時這樣的歷史背景及其學術關懷有關。作為清華歷史系主任的他🧑🏻🦼，也許不能抽暇寫更多這樣的批評文章，但就這幾篇，已足夠顯示其境界與水平，體現了中國學術界的一種大氣反饋😵💫，是其歷史意識和時代意識的可貴屢踐🧑🏿。
雷海宗的這類書評盡管不多🐝，但卻是其學術生涯的可貴足跡🎓🐆，是他學術遺產中值得關註的方面⛔。今天適當回顧，仍有其借鑒意義。究竟怎樣看待國際漢學界出現的諸類成果？究竟怎樣評價研究者的思想觀點、研究方法與存在問題？而作為批評者言🧃，自身的才識、抱負和理念又如何良性鑄就？這都需要好的歷史經驗。在海外中國學日趨發展和我們對它們日益關註的今天，雷先生的這些經驗是值得註意的👸🏼，可以從中找到影子和啟迪👩🦯。（朱政惠）
轉自 《中華讀書報》201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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