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31年夏到1937年冬，史家錢穆同時在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兼課，他的個人交遊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管窺當時學院知識分子網絡的窗口。在這種學院知識分子的交往過程中，往往有一兩個核心人物扮演重要的串聯角色。錢穆與湯用彤的認識和友誼開始於一個“戲劇性的情節”☝🏼。據錢穆回憶：“與余同年來北大者，尚有哲學系湯用彤錫予🤽🏻。本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北大以英庚款補助特聘教授之名義邀來。余是年攜眷去北平🦸🏿‍♂️，潘佑蓀割其寓邸之別院居之🧚‍♀️，距北大甚遠。一日🔏，錫予來訪🐍。其翌日，錫予老母又來訪。謂，錫予寡交遊，閉門獨處，常嫌其孤寂。昨聞其特來此訪錢先生✌🏽⇢，倘錢先生肯與交遊🤷🏼，解其孤寂，則實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與錫予遂時相往返🧘🏼‍♀️。”其後，兩人的友情迅速升溫❌，湯用彤也就把錢穆當作人生難得之知己。

　　湯用彤相繼介紹了許多朋友與錢穆認識🧔🏿‍♀️🧯。哲學家熊十力從杭州來到北平後🧘🏼‍♂️，暫時沒有地方居住，又是湯用彤與錢穆商量🛌🏽，從錢的居所讓出一部分給熊居住。湯用彤考慮到錢穆一個人居住生活多有不便，於是又安排他住到湯的寓所的前院一書齋。蒙文通從開封河南大學來北大歷史系任教，與錢穆自然成為同事。蒙文通與湯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學時，都曾經去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聽講佛學，結交為好友。蒙文通之所以能進北大歷史系教書就緣於湯用彤的力薦。

　　錢穆認識陳寅恪和吳宓也都是因為湯用彤的介紹。湯用彤與陳寅恪都是出國留學前的清華同學🧑🏽‍⚖️，而湯用彤與吳宓又是中央大學的同事。晚年錢穆追述這一段往事，還對被新派人物胡適等非議的吳宓鳴不平之音🆖：“余亦因錫予識吳宓雨生。彼兩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華兼課，課後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華之所。一院沿湖，及寬適幽靜🤷🏽‍♀️。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則臨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學校中。錢稻孫與余同時有課，亦常來🙋🏻‍♀️，三人聚談🖇👨🏿‍🦱，更易忘時。雨生本為天津《大公報》主持一文學副刊，聞因《大公報》約胡適之傅孟真諸人撰星期論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辦此副刊時，特識拔清華兩學生，一四川賀麟，一廣東張蔭麟，一時有二麟之稱。”

　　錢穆在北平就經常與湯♘、陳、吳聚會、聚餐、閑聊。在這個過程中，又不斷地有新朋友加入這個共同體，例如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據錢穆回憶：“其他凡屬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歡相接，研討商榷，過從較密者，如陳援庵、馬叔平、吳承仕、蕭公權、楊樹達、聞一多🪑、余嘉錫👨🏽‍🍳、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覺民👩🏻‍🔬、趙萬裏、賀昌群等👩🏼‍⚖️，既屬不勝縷述，亦復不可憶🫵🏻。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學院網絡中同事🧒🏻、同學關系是最重要的銜接紐帶⛑️。當時的意昂体育平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經常合聘教師，教師在這三個學校流動性也很強，而畢業的優秀學生也形成了三校之間盤根錯節的關系網絡，通過師生關系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學院網絡。從錢穆這一淡淡閑筆，亦可見1930年代中國學術界之自成一格，且能與世界學術分庭抗禮之氣象，可惜狼煙四起🙋🏻‍♀️，外患日急，而偌大的北平古城⏬，竟再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學院自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物理性空間”，但這種知識分子交往更重要的還是遵循著趣味🕙、誌業、關切、習性等抽象的共同點而凝聚在一起的，這種凝聚甚至超出了一般的友誼🔰🧙‍♀️，達致了近乎親情的境界🎎。很多學者都是遠離故土，來到北平教書，他們在理智上都是愛好孤獨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舊需要情感的慰藉😸，尤其是需要在日常的對話中交流思想，共同探討👨‍🦽‍➡️，從而提升境界🫄🏼，擴大視野，因此，學院的網絡就成為他們最重要的交往平臺。如錢穆就對當年的聚談津津樂道🤷‍♂️：“文通初下火車🥘，即來湯宅❔🩴，在余室，三人暢談，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談興猶未盡。三人遂又乘曉赴中央公園進晨餐，又別換一處飲茶續談🤐🦹🏽‍♂️。及正午🤛🏻，乃再換一處進午餐而歸，始各就寢，……余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兩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則住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時余亦住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遙。十力常偕余與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園中，或在其家。十力好與東蓀相聚談哲理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史舊學👮🏼🥝。在公園茶桌旁☸️，則四人各移椅分坐兩處🎒。在其家🍶⬜️，則余坐孟劬書齋🪒，而東蓀則邀十力更進至別院東蓀書齋中，如是以為常👨‍❤️‍👨。”

　　從這些雪泥鴻爪的文字片段，可見當時北平學界人際交往之頻繁👫，學術共同體意識之自覺，及多元思想之融合，這樣或公開的對話，或私下的漫談🛌🏽，自然對人文學術的相互刺激靈感和提升眼界⛷，有絕大之促動。余英時對乃師錢穆1930年代在北平的這段學術生命有一段很精到的評述，亦可見當時學術風氣之開放、包容與自由🧚🏿‍♀️：“錢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到北平以後，表面上他已進入了中國史學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不盡相合🫅🏻。因此，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為投緣，甚至"左派"學人中也不乏和他談得來的。例如杜守素便非常佩服他，範文瀾也十分註意他🤚🏻。……錢先生不在任何派系之中🙆🏽‍♂️💭，使他比較能看得清各派的得失🩵；他又有自己的觀點🖌🈵，所以論斷鮮明，趣味橫生。1971年以後🫨🍦，我每次到臺北去看他，只要話題轉到這一方面🐎，他總是喜歡回憶這些學壇掌故。我曾一度請求他寫下來，為民國學術史留下一些珍貴的資料。這也許有助於他後來下決心寫《師友雜憶》🏕。”即此可見，所謂新舊、中西等派系的嚴峻對立，卻也常常是後來的歷史敘述過度政治化的表現，至少在1930年代的北平文化世界🦙，雖然有不同的流派與取向，卻沒有兩極對峙的學術黑幫和學院派性政治，這也是其時學術能夠在民國學術史上大放光芒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唐小兵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師）

轉自東方早報 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