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如
《王佐良選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先生的這一著名論斷早已深入人心🍎，北京外國語大學推出二十余部北外學者選集作為校慶七十周年的獻禮即是佐證🤒。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納忠，這些名字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占據著特殊的位置，他們每一個人在各自的領域都可被冠之以“先行者”、“開拓者”和“奠基人”的稱謂🧑🏻🦳。正如比較文學領域的知名學者樂黛雲教授所說，那個年代的大師們既對外國文化研究精深，融化無礙，對中國固有文化更有通透之了解，因此他們不但是語言大師，更是溝通中西的文化大師，而王佐良先生正是其中的翹楚🤦🏼♂️。
王佐良先生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師從聞一多、燕蔔蓀、錢鍾書🧎🏻➡️，與穆旦🙇🏻♂️、李賦寧、許國璋同門。和那個年代的諸多大家一樣，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無論在中西比較文學的探索與拓展、英語文學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方面🛀🏽，還是在自我創作上8️⃣，他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成為我國著名的英語語言文學專家、教育家👩🏻🍼、翻譯家和詩人。從《王佐良選集》收錄的文章中🧙🏽，我們得以了解他在不同領域的學術造詣⛹🏻♂️🔮，並從這些文字中得見一位學者“荒江野老，素心學問”的風範。
作為學者💁🏽，王佐良先生在中國的英語教育事業中占有無可替代的地位，在西方思想文化的評介、英語文學研究及英國文學史的史論與撰寫等方面，他都代表了當時國內最高水平，學術造詣蜚聲國際🍱，並對後繼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雖然是西方語言文化的專家🎏，但中國文化造詣也極為深厚，因此更能夠抱定立場，以超越的態度通觀中西文化🕵🏽♂️。他在《英國20世紀文學史》的序言《一種嘗試的開始》中寫道🖐：
中國文學史家既不追隨西方時尚🔉，也不抱殘守缺🙇🏿，而是註意收集信息，不放過任何真正有意義的學術發展，但又用我們的觀點加以審視。比較而言😺，我們倒是能有英美學者往往缺乏的全面觀——西方中心論就遮住了他們的眼睛。我們則力求把英國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總圖景裏來看……
可見在研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他一直以超越的視野心念中國問題👩🏽✈️🧑🦰，在外國文學史的寫作中思索著中國特色👰🏻♂️。除了框架、思想與內容，甚至在寫法上他也強調“要有點文學格調，要註意文字寫得清楚🤵♂️，簡潔，少些套話術語🫢，不把文學史寫成政論文或哲理文🦹🏻♀️，而要有點文學散文格調”🐲。他舉例說👒：“所有中國文學史家，從劉勰到錢鍾書，都在寫法上為我們示了範🆑。他們寫法各有特點，但有兩點相同：一是簡練🚳🚼；二有文采🚴🏽。他們所寫的文學史本身都是絕好的文學作品。”好的文學史要脈絡清晰、文字緊湊🌮、大事無遺漏已經難能可貴🫄，不枯燥甚至有文采則是更高挑戰⟹，而王先生是認真地把這個原則貫穿於他為學為文的始終。他的文章，無論是嚴謹的研究著述、翻譯作品，還是散文隨筆，都用筆獨到🔹，深具格調🧖。
作為翻譯家，王佐良先生的《彭斯詩選》、《雷雨》（英譯本）等作品廣受贊譽，他翻譯的培根《論學習》🤟🏼👨🦽➡️，語言精煉、優美、傳神🦛，被譽為最權威的版本，廣為流傳🏡。在《選集》收錄的《嚴復的用心》一文中，我們可以一瞥他的翻譯思想：
嚴復的“雅”是同他的第一亦即最重要的一點——“信”——緊密相連的。換言之💁🏼♂️，雅不是美化🙍🏿，不是把一篇原來不典雅的文章譯得很典雅🖐🏽👠，而是指一種努力，要傳達一種比詞、句的簡單的含義更高更精微的東西：原作者的心智特點，原作的精神光澤……
而嚴復之所以選擇“以漢以前字、法句法”🦸🏼，也不只是從語言或風格著眼的👩🏼🍼👨🏽🔧。他從事翻譯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們的註意。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卻保守成性，對外來事物有深刻的疑懼🥠；只是在多次敗於外夷之手以後，才勉強看向西方，但也無非是尋求一種足以立刻解決中國的某些實際困難的速效方法而已🐱。嚴復比他們看得遠；他知道事涉根本🛹🛋，必須徹底改革中國社會，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須引進一整套新的思想👸🏻。……但他又認識到這些書對於那些仍在中古的夢鄉裏酣睡的人是多麽難以下咽的苦藥，因此他在上面塗了糖衣，這糖衣就是士大夫們所心折的漢以前的古雅文體🏋🏼。雅，乃是嚴復的招徠術。
由此他得出結論：“吸引心目中預定的讀者——這是任何譯者所不能忽視的大事。”這一創見無疑也體現在他自己的翻譯實踐中🤱🏽，他的優美譯作也正是這一翻譯理論的絕佳註腳。
作為教育家🧏♀️，王佐良先生的成就可以從他弟子們的身上得到驗證，張中載教授在《秋天🟦，想起了王佐良》一文中寫道🏵：“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時，最愛聽王先生講課。培根的隨筆🦌，英詩和莎劇……他讓我們愛上了英國文學，也讓我們領略到了他橫溢的才華。‘智者泉湧🤦🏽♀️，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他上課，有時帶講稿，有時空手而來，在講臺站定🎬，從西裝口袋掏出兩三張卡片🦶🏻，放在桌上🤵🏼，卻也往往是‘不屑一顧’，就如數家珍地講起來。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不依賴文本，能成段引用英詩和莎劇。這使人想起他的老師燕蔔蓀🔪。”
燕蔔蓀作為教育家的學識與敬業讓王佐良印象深刻，他在《懷燕蔔蓀先生》中如此自述老師對他的影響👵🏿🍾：
那時候，由於正在遷移途中👨❤️👨🫦，學校裏一本像樣的外國書也沒有✍🏿，也沒有專職的打字員👧🏼，選編外國文學教材的困難是難以想象的。燕蔔蓀卻一言不發🧝🏿，拿了一些復寫紙，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機旁，把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一劇硬是憑記憶，全文打了出來🎦，很快就發給我們每人一份🧛🏼♀️！我們驚訝於他的非凡的記憶力：在另一個場合🧖🏼，他在同學們的敦請下🏄🏻♀️，大段大段地背誦了彌爾頓的長詩《失樂園》；他的打字機繼續“無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和A. 赫胥黎的《論舒適》等等文章提供給我們……然而我們更驚訝於他的工作態度和不讓任何困難拖住自己後腿的精神——而且他總是一點不帶戲劇性姿態地做他認為該做的事，總是那樣平平常常🧡、一聲不響的。
燕蔔蓀的言傳身教塑造了王佐良的教育理念與態度：“後來的年代裏，每逢我自己在教學工作裏遇到困難👂🏽，感到疲憊，一想起他在南嶽的情形📴，我就覺得沒有什麽可說的了——他的行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態度的一種尺度。”
作為詩人，王佐良一定更能理解他翻譯過其著作的那些西方詩人，他的創作🛋、翻譯和研究都隱含著一個詩人的敏銳與感受力。在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一書撰寫的《濟慈》一文中，他評價濟慈所寫的《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說：“崇拜希臘古文明的人多的是，卻要輪到這沒有受過古典教育的醫學生來給這種崇拜心情以最動人的表現！也許🦍，這正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學院人士，不是用做學問的方式來看待古文明，而是用了一個詩人的全部活力和全部敏感🫘，因此才寫得那樣新鮮🏊🏻。”這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投射和寫照？
在懷念穆旦的文章中🤷🏼，王佐良寫道🏃🏻♂️➡️👨🦯：“良錚過早地走了🤟🏼，但我們還在讀著穆旦的詩。”誠哉斯言，一顆詩心，萬古文章🎤，正是王佐良和他那一輩人留下的不滅風華🤾🏼♀️。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10月12日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