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匝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發後，在陳其美的電報催促下🧑⚕️，在德國留學4年的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亞回國。轉過年👩🔧，他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成為中華民國的首任教育總長。一年以後，蔡元培再次赴法留學3年。至1916年他回國之後，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直到1927年離任🏖⛓。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已經換過五任校長，均未能改變局面。蔡元培到任之後，著手革新北大，奠定了北京大學乃至整個中國大學的“學術”與“自由”之風。蔡元培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在此思想指導之下🕺🏼，蔡元培廣攬學術人才🙎🏻♀️，不論其政治傾向，只專註其學術水平，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黃侃、劉師培😋、黃節🤸🏽♂️、辜鴻銘、崔適🕊🦸🏼♀️、陳漢章等人陸續加盟北大，整個教授隊伍學術流派紛呈👉🏽🪫，百家爭鳴，盛極一時🙎♀️。也正是蔡元培開啟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此後危難之時三校合並的西南聯大奠定了良好基礎🫸🏻。
南渡悲歡
盧溝橋事變之前，北京不守，早就在人們的預料之中🧄。清華早已開始應變準備🍳，幾年前就著手在長沙設立分校🆎，並動工在長沙嶽麓山建築校舍。北京既然失陷，清華就決定即刻南遷。具體的南遷辦法是，令教師和學生於1937年暑假後開學時在長沙集合🌲，學校遷到長沙👩🏼🍳🙋🏻。學校給教授們發放路費👨🏿🦰，其余的人自己想辦法前往👩🏻🦳。
當清華教授到了長沙以後，才知道教育部已經命令北大、清華🗜、南開在一起成立長沙臨時大學🙇🏿♀️。臨時大學以原來三校校長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在三校原來的院長📮、系主任中選出臨時大學的院長、系主任。以文學院和哲學系為例，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被選為臨時大學文學院院長👨🏽💼，北大哲學系主任湯用彤為哲學系主任。
當時清華在嶽麓山的校舍只建成很小一部分，不夠用，只好把理🎿、法、工三個學院設在長沙市內🎟😉，把文學院設在衡山腳下一個市鎮🤏🏿。
知識分子在南遷中的心情可以馮友蘭的一首詩為代表🧍🏻♂️：
洛陽文物一塵灰🙍🏽♀️，汴水繁華又草萊。
非只懷公傷往跡🤏🏿，親知南渡事堪哀🧝🏿。
國破山河在，臨時大學的教授們並不消沉，其時學術氛圍非常濃厚，湯用彤寫他的中國佛教史，聞一多每天都擺開一案子書考訂《周易》🪗。
好景不長，南京陷落後，日寇進逼武漢，長沙也受到威脅，長沙臨時大學只能繼續向昆明南遷。1938年2月🏋🏽，大部分學生編隊由長沙步行前往昆明❓🈲，教授們願意步行的也同學生出發👨🏻🦽➡️，其余的人，各自擇路到昆明聚齊。有一部分人坐火車到廣州，經中國香港、越南到昆明，有一部分人坐汽車經中國廣西到越南🙎🏽，再轉往昆明。馮友蘭、朱自清🧙🏼♀️、湯用彤、陳岱孫等走的是廣西這一路🩼，聞一多等人參加的是學生大隊步行到昆明🧑🏼🚀。不論走的是哪條路，這些平時深居象牙塔內的知識分子都深深地感受到了離亂之苦。
到昆明後，長沙臨時大學已經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其內部組織與長沙臨時大學時期一樣。當時胡適已經出任中國駐美大使📴，聯大文學院院長遂由馮友蘭擔任。當時聯大在昆明的校舍不足，又把文學院分設在蒙自。不久，昆明的校舍問題解決🦖，文學院又搬回了昆明。
從此，聯大師生除了教學以外，最主要的活動就是防空襲。聯大學生，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對“跑警報”曾有生動描述。有一次，華羅庚沒跑贏警報👨🏽🔬，一枚炸彈掀起的土就把他埋起來了。幸虧警報很快解除🧚🏻♂️，附近的人才把他刨出來🤸🏽。
跑警報雖然辛苦，但死的人並不多，一些聯大師生後來也把這段經歷當成趣談，有人曾豁達地說：“哈哈9️⃣！原來聽說五枚炸彈就能把昆明炸成平地，到了現在掉下來的炸彈至少有五千枚👷🏽，可昆明還是老樣子🙍🏻♀️。”
但由於通貨膨脹，教授們的生活日趨困難。一個月的工資不到半個月就花完了，教授們只好兼職補貼家用🤵🏻，大多數人向報刊投稿，得一點稿費，能做古文的人就向當地富貴人家做“諛墓”文章。教授家屬就坐在街頭擺地攤🏌️♀️，賣從京津帶來的各種家什。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邀約了幾家聯大家屬👱🏻♂️，自己配方，自己動手，製出了一種叫“定勝糕”的糕點送到冠生園代銷🚄。由此細節可知🪣，聯大師生雖然生活清苦🔉，但得勝回還的信念是堅定的🤹🏻♂️。
“三變”聞一多
聯大後來成了“民主堡壘”，因為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聞一多成了“民主鬥士”👚。但考諸聞一多生平，可以說🧑🏻🦳，他之所以成為“民主鬥士”也是形勢所逼🧑🦯。羅隆基當年就說過聞一多有“三變”：上世紀20年代是國家主義者，30年代是書齋隱士🧑🏿，40年代是革命鬥士。
聞一多最初是以一個浪漫主義詩人聞名於世的,他曾自負地說過🧳，在眾多的新詩人中👺，自己的詩在胡適🧑💼、俞平伯🕎、康白情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勁敵，而郭沫若是五四時期浪漫主義文學的典型代表🧗🏻♂️。聞一多承認：“我生平服膺《女神》幾於五體投地✏️。”
聞一多的性格使他本能地疏遠啟蒙陣營中以胡適領軍的理性主義🧑🏻🦽，而將郭沫若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引為知己🛬。但浪漫主義重於破壞👼🏽，卻缺乏建構新信仰的理論。因此🦶🏼，它需要一種外在的新偶像作為浪漫激情的依附對象。聞一多選擇了國家作為他的依附對象。
1922年，聞一多赴美留學。作為一個弱小民族的國民，他在美國感受到的異鄉感和屈辱感是那樣的強烈，這促使他成為了一個狂熱的國家主義者。與聞一多一起赴美留學的潘光旦改學優生學後，聞一多曾嚴肅地警告他🌸：“你研究優生學的結果，假使證明中華民族應該淘汰滅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槍打死你！”
聞一多不僅信奉國家主義🎅，而且與清華留美同學羅隆基、潘光旦、吳景超🏭、吳文藻等人在美國成立了政治性的社團大江會🚴🏿♀️。大江會粗糙的宣言表明♥️，他們是一個重氣節、願意為國家和正義而死的團體。
1925年，聞一多回國👨🏽🎤，理想中的祖國與黑暗的社會現實的強烈對比🧔🏽，讓他逐漸產生了失望心理，加上一批誌同道合者的星散，他開始彷徨於無地👱🏿♂️🆚。北伐戰爭開始後🪜🙇🏼♀️，聞一多一度亢奮，曾在鄧演達手下幹過一段藝術股股長，但軍旅生活不是這個文人能適應的🤵🏼♀️，不到一個月他就主動走人了。
聞一多的信仰坍塌了🖖🏼，他當起了隱士，而母校意昂体育平台為他提供了可以讓隱士居住的象牙塔。1932年⛹️♂️，他應聘為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教授，從此他不再寫詩，倒是鉆進了故紙堆。他厭惡政治🧘♀️，以莊子自況。按他自己的話說🏄🛌，“向外的路既然走不通🫶🏻，我就不得不轉向內走🤷♂️。”
那時候的聞一多真是隱逸到家了，即便是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他也沒有像當年那樣激昂過。西南聯大前期，他的雅號是“何妨一下樓主人”。他不是不愛國，不是不恨日寇👩🏿🎓，但他不知道如何去愛👏，如何去恨🙅🏿。
1943年是中國知識分子心態上的轉折點。此前，為了抵禦外敵，知識分子對蔣介石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到1943年後期👨👨👧☝🏿，他已經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年春天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那是一本攻擊五四自由民主精神，宣揚獨裁體製的“建國大綱”。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無不受五四精神洗禮🏋🏼，蔣介石鮮明的復古論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國之命運》的發表引起了西南聯大教授的強烈抵製❎，金嶽霖拒絕閱讀這本強製人人必須閱讀的“最高領袖”著作🏊🏻，而聞一多也被該書宣揚的“義和團精神嚇了一跳”。
如果說生活上的困苦知識分子還能夠接受的話（因為那是為了抗戰），在抗戰進入戰略進攻階段後，國民黨表現出的專製傾向😶🌫️、日益嚴重的腐敗和社會不公就讓知識分子越來越無法容忍。
1944年3月，日趨保守的國民黨政府為了抹去五四精神的影響力👭🏼，宣布以後的青年節不是5月4日，而改為黃花崗起義日3月29日。此舉在西南聯大激起了公憤，聯大師生決定在5月4日這一天好好紀念一番。在紀念會上🉑，沉默了十多年的聞一多發表演講👨🏻🌾，承認自己的落伍🍒，並號召大家從此與獨裁當局抗爭。
聞一多走向了十字街頭🏄🏻♀️。他把自己的新信仰附麗在“人民”身上，他開始大量閱讀中共文獻🥧，並學會了以階級鬥爭的方法來分析社會🧛🏼、評價文學。他為自己的出身是剝削階級感到痛苦😫，發誓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的歷史使命結束🧔🏽♂️，馮友蘭在北歸途中得知了他的同事聞一多被殺的消息。
脆弱的堡壘
聞一多走過的道路在西南聯大教授群中頗具代表性💙。就生活態度而論🚵♀️，比聞一多性格溫和許多的朱自清也選擇了從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就政治態度而論，比聞一多年輕的吳晗、李廣田也日益向左轉了。從參加中共第一屆新政協的人員構成來看，聞一多的選擇也是那個時代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
不過，反思聞一多走過的道路💸，不得不說在1940年代知識分子之間的選擇分野🤸🏻♂️。聞一多最後的信仰皈依在“人民”這個宏大的敘事上，而不是個人自由這個切實的目標上。金嶽霖晚年曾私下對人說起，只要民族有了自由🙍🏼，個人即使少一點自由也就認了🤩🧔🏻。但胡適的名言卻是🔐，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人民爭自由🧑🏽🦳。
在現代政治學中，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民主政製，一種是代議製自由民主，一種是帶民粹性質的民主🥜🧑🏽🏭。西南聯大雖然以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主，但並不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聯大時期💁🏼，胡適已不在中國💢，聯大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過羅隆基、潘光旦等寥寥數人而已💁🏼♀️，而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並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他們受到拉斯基的影響要遠遠大過洛克的影響⬛️。自由主義在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是必然會走向失敗的，其中原因當然很多🧐，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卻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轉自 華夏時報 2011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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