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教育傳奇與文化沖突

威廉·燕蔔蓀

威廉·燕蔔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與中國非常有緣的英國批評家😚、詩人🧑‍🦼‍➡️。他兩度來到中國，分別受聘於西南聯合大學（1937—1939）和北京大學（1947—1952）🥈，培養了我國外語界的多名著名學者，為我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𓀙💃。王佐良、李賦寧、趙瑞蕻🪺、楊周翰🎹、周玨良等前輩都曾經撰文懷念燕蔔蓀教授在西南聯大的經歷🙆🏿‍♂️，回顧先生給他們的教誨🐦‍🔥🧑🏻‍🎨，這也使得這個時期成為中國外語教育史的一個傳奇時代。在《威廉·燕蔔蓀在西南聯大》一文中（《學術探索》2008年第6期）👲🏿，作者楊紹軍這樣寫道：“燕蔔蓀在西南聯大時期的不少學生，後來都成為我國外語教育、外國文學研究以及新詩創作方面的棟梁之材，成為這些領域的佼佼者和領軍人物……可以說，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身為外教的燕蔔蓀在中國危難之際，不顧路途遙遠🤰🏼🙎‍♂️，依然來華執教，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燕蔔蓀的確是在抗戰危難之際來到中國，隨著西南聯合大學的師生們在戰火紛飛中從湖南輾轉到雲南，度過了一段流亡生活。關於他的一些故事現在已經傳為佳話：在沒有教材的困難條件下，他“憑著超人的記憶，用打字機打出莎劇《奧賽羅》的全文，油印後供學生閱讀”🌍🎿。（李賦寧《人生歷程》）他喝醉了酒👧🏿，把床板壓垮了，“腰部🔭、背部陷落在左右兩塊搖搖欲墜的床板中間”，仍然呼呼大睡。還有一次因喝醉了酒，把眼鏡放入皮鞋中👩🏿‍🍳，第二天穿鞋時踩破了眼鏡鏡片，只能戴著一個鏡片的眼鏡上課。（趙瑞蕻《懷念英國現代派詩人燕蔔蓀先生》）他上課時常常把要講的內容全部寫在黑板上👩🏻‍🚒，“羞澀得不敢正眼看學生👳🏼‍♀️，只是一個勁地往黑板上寫——據說他教過的日本學生就是要他把什麽話都寫出來”🤎。（王佐良《穆旦的由來與歸宿》）燕蔔蓀講授英國現代詩歌，自己也是詩人📯，朗讀詩歌極有韻味。但是“他不講自己的詩，請他解釋他的晦澀的詩🧑‍🔧，他總是不肯”。（楊周翰《飲水思源——我學習外語和外國文學的經歷》）

西南聯大校門

在我國的學術界，只要稍微了解西南聯大的人，可能都聽到過這些故事，然而燕蔔蓀隨著西南聯大流亡的細節還有很多，像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威廉·燕蔔蓀傳（第一卷）：在中國人中間》，作者約翰·哈芬頓（John Haffenden）就為讀者披露了燕蔔蓀許多鮮為人知的生活片段和思想軌跡🚲。特別是在關於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的章節（第15章“野營🤭：中國，1937—1938”和第16章“荒野生活、跳蚤和炸彈：中國👰🏻，1938—1939”）中，哈芬頓通過燕蔔蓀的日記以及其他第一手資料，為我們展示了另一個燕蔔蓀。

《威廉·燕蔔蓀傳》英文版書影

遊吟中國的英國紳士

燕蔔蓀於1937年7月得到北京大學的聘用通知𓀌，然後從英國出發，乘火車經過德國、俄羅斯和中國東北🚿，最後到達北京。由於盧溝橋事變，他沒有辦法到北京大學報到，而是與瑞恰茲夫婦從天津乘船南下香港，最後乘飛機達到湖南長沙。但是在由北大、清華和南開組成的臨時大學開學之前（11月）🧑‍💻，他又與瑞恰茲夫婦赴中國西南邊陲和越南進行了冒險旅行。最終🧎🏻‍♂️，他在雲南與瑞恰茲夫婦分手，獨自經成都👱‍♀️、重慶回到長沙臨時大學。瑞恰茲夫人在日記中寫道，飛機從香港飛往長沙時，經過日本飛機常常出沒的空域，大家都很緊張🧍‍♂️，燕蔔蓀卻在紙上做代數題，似乎顯得很平靜➔🧑‍💻。（燕蔔蓀曾經是溫切斯特公學的數學尖子😆，獲得數學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6️⃣。）同行的另一位英國人維克多·伯塞爾（Victor Purcell）記錄了在廣西和越南的冒險經歷𓀔：“在經受考驗和磨難的時刻，如拖延時間和外交交涉，或者我們被遺忘在路邊🛜，像雨傘被遺忘在出租車上🍧，每到這樣的時刻，（瑞恰茲）會以溫和、遙遠的方式生氣🦔；他夫人會以不同方式對同一個問題表示不滿🙆；我會坐在那裏💂‍♀️，懷揣殺氣地憤懣；（燕蔔蓀）會掏出他的煙鬥，在紙上做題🚃。”

數學⭕️、酒精🏃🏻‍♀️‍➡️、煙草和詩歌是燕蔔蓀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平時很沉默，但是一旦喝酒👈🏿，他會突然變成另一個人。在南嶽期間🧑‍🍳，燕蔔蓀與臨時大學的同學們一起苦中作樂，徹夜長談，喝茶飲酒🐡，誦詩寫詩。“只有在這種場合，特別是有幾杯酒下肚的時候🏄🏻，這位平素沉默的英國青年詩人才滔滔不絕地談起來”（王佐良《懷燕蔔蓀先生》）🐮✏️。燕蔔蓀喜歡中國的虎骨酒，是能夠接受中國烈酒的為數不多的西方人🧑🏿‍🏫。他平時總是拿著他的煙鬥𓀃，有一種英國紳士的儀態（他的確出生在英國約克郡的一個貴族家庭）🪯，但有時候又很隨便🏊🏿👄，喜歡遊野泳🐢😧，有時甚至衣服也被人偷走了🚣。在這段時間，他創作了《南嶽之秋》和《中國謠曲》等詩歌，記錄了他在這段時間的思想和情感。伯塞爾稱燕蔔蓀的詩歌為一流作品，但是認為“他是可以想象的最不善言談的詩人🤴🏻，除非在啤酒的作用下”。他的粗心⛷、古怪和邋遢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他的室友，哲學家金嶽霖先生常常需要“強迫”他洗澡🤦🏿‍♀️、換衣。據金嶽霖回憶，有一次燕蔔蓀突然發現自己穿著一只拖鞋到了食堂。但他沒有回去取另一只鞋，而是將腳上穿的一只也扔掉🙅🏿‍♀️。

在中國🚣🏼‍♂️，燕蔔蓀遇到的最大麻煩可能不是戰爭和艱苦的工作條件（沒有壁爐🚍，穿中國式棉襖；冒著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險，生火取暖），而是更加細膩的文化沖突。雖然他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任教三年🚴🏿，但是作為一個外國人，一個歐洲人🔦，來到一個東方的國家🪨，一個完全陌生的文明⏭😂，有很多地方他無法理解，體驗到了“文化沖擊”（culture shock）的真正含義。燕蔔蓀的日記和書信中記錄了許多困惑、矛盾和不解👼🏻。首先🚰，語言對於燕蔔蓀也是一個障礙🧅🏋️‍♀️，雖然他有時候感到不懂中文可能是一種自我保護🚣🏿‍♀️，但是他總覺得“像一個耳聾的老太太💍，有一些智力缺陷”🪲。他曾經試圖學習中文，但是他覺得用字母代替漢字的韋氏音標系統（Wade system）構成了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又一個非凡的障礙。另外🧑‍🧑‍🧒‍🧒，他的臨時大學的多數同事都受過西方教育☝🏻，使他學習中文缺乏緊迫性。他感到他沒有掌握一定量的中文，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他“不能對這種語言產生興趣，它似乎是如此糟糕的語言”🤾🏽‍♂️。

食物也是一個他需要逐漸適應的文化障礙。有一次學校會餐，燕蔔蓀來晚了，以為菜上得差不多了，因此一開始就胡吃海塞，很快就吃飽了🧛🏻‍♂️，結果發現後邊還有許多菜🛒。他無法理解中國人上菜的秩序，覺得“這頓飯在結構上差點勁”🥷🏿。燕蔔蓀在日本了解到綠茶用溫水沖泡，紅茶用開水沖泡。他發現有些中國同事用熱水瓶裏的水泡紅茶💅，反而說他喝茶沒有品味🛵。他抱怨道：“他們的錯誤是永恒的理想主義的錯誤👩‍🔬：他們讓綠茶的完美味道形成一種理念，以強加在自己心裏一種對紅茶的味道的討厭。”

後來在西南聯大，他不能理解中國人的大嗓門，中國人的喋喋不休也使他很不適應🧑🏿‍✈️。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中國人聽不到噪聲。學校的清潔工在夜間任何時候👫🏻，都可能站在門外高聲喧嘩，雖然沒有惡意。中國人的哈欠在一百英尺開外都能聽見。他們清理嗓門的聲音像犀牛即將發起攻擊一樣🗑。平常的談話都是粗聲大氣的刺耳嚎叫🛷。你永遠不會安寧。這一點中國和日本是一樣的🙈🖇。”

教學相長的黃金時代

燕蔔蓀的確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傑出的人才🔼，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也是歷史機遇使然⛹🏿‍♂️。戰爭使中國北方的三所最著名的大學匯聚到了一起，就像“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一起來到了巴洛鎮”🧳，燕蔔蓀曾經說🧖🏼，“沒有多少爭吵就合並了🧑🏻‍🦽‍➡️。”馮友蘭說，“我們就像南宋那些有相同命運的苦難者一樣🪠👨‍🎓，被外國軍隊趕到了南方🕵🏻。然而我們形成了一個非凡的社會，哲學家、作家、學者集中到了一個樓裏。正是這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使這一個時刻變得如此激勵人心，如此給人靈感。”聯合大學學員的成長就是在這樣一個由著名學者們共同創造的氛圍中進行的，並且受到這樣一種氛圍的感染🏊‍♀️。比如⛹🏽‍♂️，外文系開設的“歐洲名著選讀”就是由包括燕蔔蓀在內的11位教授共同講授的：錢鍾書講授《荷馬史詩》🃏，吳宓講授《柏拉圖》，莫泮芹講授《聖經》🕵️，陳福田講授《十日談》🤿，陳銓講授《浮士德》，聞家駟講授《懺悔錄》，葉公超講授《戰爭與和平》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燕蔔蓀講授《堂·吉珂德》🍪。應該說是這些大師們共同培養了中國新一代的學術領軍人物。

燕蔔蓀的中國學生們所記得的都是先生的諄諄教誨，以及先生的教育對他們自己成長所起到的重大影響💓。然而，殊不知他們對燕蔔蓀思想和觀點的形成也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燕蔔蓀在臨時大學和聯合大學教授“英國現代詩歌”、“莎士比亞”等課程，並在教授這些課程和批改學生作業的過程中得到許多啟發，其中有些觀點後來形成了論文，被收錄於文集《復雜詞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1951）。

有一名學生在評論《奧賽羅》時寫道🧚‍♀️🎦，“苔絲蒂蒙娜的軟弱性格是她死亡的原因，她的開放型思想、坦誠和過度的寬宏大量都會引來非議，特別是來自伊阿古。”後來又寫道，“她對待凱西奧慷慨過頭🤷🏽🤸🏻，以至於逃不脫伊阿古的眼睛🧑🏻‍🔬。”從西方的視角來看，這樣的道德判斷完全是建立在一種非道德的基礎上的，它擊碎了整個西方的道德思考的傳統。但是燕蔔蓀明白🧏🏻‍♂️，這樣的觀點並不是“愚蠢”的表現，而是因為“它來自一個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文明”。

他還發現中國學生與日本學生對豪斯曼（A. E. Housman）的解讀完全不同🍜：日本學生很欣賞豪斯曼的宿命論思想以及他對戰爭的態度，即將戰爭視為一種高貴形式的自殺👱🏻‍♀️；而中國學生卻對這些不以為然。燕蔔蓀明白♝🌭，中國人正在為生存而戰，對死亡迷戀沒有任何興趣，中國人需要的是解放與和平。因此🧑🏻‍🍼，在閱讀豪斯曼的時候，學生是將自己的感覺投射到詩人的作品中🧑🏼‍🚀。可以說，燕蔔蓀在教授學生時🐑，不僅僅是批改他們的語言錯誤🔞，同時也在思考他們的觀點👷🏻‍♀️。他不是簡單地批評學生觀點的對與錯👮🏽‍♂️，而是更多地思考這些觀點背後所承載的文化傳統👨🏼‍🦲，給予它們更多理解、更多寬容🪱。

《復雜詞的結構》一書的主要觀點可以說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中產生的。燕蔔蓀認為，一個詞匯常常會在使用中積累意義，包括某些假設和觀點🧜‍♂️。詩歌語言會吸納這些不同的意義資源，其承載的意義大大超過其認知內涵。一個社會對傳統詞匯的理解方式包含了很多文化信息，分析復雜詞匯背後的思想和態度對人們理解這個社會有著重要意義。一個學生在關於英國民謠的論文中寫道🍸：“民謠應該寫得越簡單、越通俗（vulgar）越好”。“通俗”這個詞引起了燕蔔蓀的關註，實際上使他相當不安🏃🏻‍♂️‍➡️。對於他來說，這個字背後有一種“勢利”的味道🫓，看上去是用詞的錯誤🧑🏻，實際上暗示了一種品味的問題。在“通俗”背後🏂🏼🂠，隱藏著這樣的邏輯🏋🏼‍♀️：窮人沒有教育🥪，因此沒有品味。但是在英國文學史上🔎，民謠主要是由窮人寫、窮人傳承。燕蔔蓀認為，使用“通俗”一詞所達到的效果是暗示了作者對民謠的蔑視🧑🏻‍🦯‍➡️，雖然這不便明說👨‍👨‍👦。也許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如此強烈地表達了那種情感。

燕蔔蓀的咬文嚼字式的語義分析使“通俗”一詞復雜化，要麽中國學生對英文詞匯的理解有問題，要麽燕蔔蓀對中國學生的理解有問題，以至於使他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哈芬頓評論道：“日本和中國學生不斷地幫助他拷問自己的道德觀念⚒，這些道德觀念主要來自西方自由主義傳承的智慧以及他自己的批評理念；他們主要幫助他證實了他在《復雜詞的結構》一書中稱為‘濃縮理論’基礎上所作的批判分析。”這話總體上講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燕蔔蓀對中國學生觀點的不解，主要是因為他的觀察視角和理論基礎不同💗，反映了中西文化在細微之處所表現出來的差異。

特殊時期的獨立觀察者

1938年2月，日軍逼近武漢和長沙，臨時大學被迫西遷至雲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和法學院一開始設在中越邊境的蒙自，後來在同年8月遷回昆明𓀜。燕蔔蓀沒有隨學校的教師和學生西遷，而是與系主任葉公超一道乘火車到香港🥷，後來又獨自訪問柬埔寨吳哥窟👨🏻‍🦼‍➡️，經越南河內進入雲南，回到蒙自。這裏曾經是中國清政府戰敗後被迫開放的“貿易口岸”，錫礦藏量非常豐富，有鐵路連接當時的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法國曾經在這裏開設了海關和領事館，文學院就設在當時已經廢棄的法國海關大樓。在雲南的流亡生活仍然很艱難，教授們一個月生活費只有12元𓀜，學生們只有8元💽，早餐只有很稀的稀粥和一點花生米。從蒙自回遷昆明後👩🏽‍🍳，由於大量內地人的湧入造成住房緊張🔶，燕蔔蓀不得不與七個教師合住一間屋子，睡在一塊黑板上。學生宿舍更是擁擠👳🏼🧑🏿‍🏭，常常有20人擠在同一間宿舍，照明和通風條件都很差，有時引起肺病等疾患🥀。宿舍常常是“外邊下大雨🦄🫗，裏邊下小雨➞；外邊雨已停🍺，裏邊仍下雨”。不僅如此，師生們還要忍受每天一次的日機空襲，教室、圖書館、食堂和宿舍常常被炸毀🛶。由於空襲常常發生在中午，因此上課時間被調整為上午7點至10點和下午3點至6點🐈‍⬛。燕蔔蓀記得🧋，“有一次鬧空襲👩🏿‍🍼，其實是虛驚一場，人們在擁擠出城的過程中，有三人被踩踏致死。”

燕蔔蓀來到中國的目的只有一個：得到一份工作👆🏿。他並沒有什麽崇高理想🗒，但是他的敬業精神無人能比，在眾多所謂的“熱愛遠東的人士”紛紛逃離之時🥥🔍，他卻留了下來，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堅守崗位⏫，不離不棄👩🏼‍🦱。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把他想象為一個革命者或者進步人士。正如哈芬頓所說👩🏽‍🍼，他選擇留下是被時局所困，同他的學生們相比，“他感到像一個政治上的反動派”💜。燕蔔蓀見證了他的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以及為國捐軀的決心🤵🏿。有相當一部分學生（300人）從湖南長沙步行來到了昆明🏌🏿‍♂️🦸🏻‍♂️，行程一千六百多公裏，40天的長途跋涉磨練了年輕人的意誌🪗。像四年前的紅軍長征一樣𓀜✵，遠征使他們變得更加團結、更加堅強🧽😹、意誌更堅定👨🏼‍💻。然而🉑，燕蔔蓀也感到🖼♥︎，這些學生的精英意識和文化使命感使他們有一種自命不凡的傲慢🪜，特別是對於當地的民眾以及少數民族的部落🧑🏻‍🌾。這些來自東部的漢族青年人，有知識🙆‍♂️、有文化，見過世面🤦🏿‍♂️，女生塗口紅、穿絲襪👨🏿‍🎓，視當地人為原始部落，無法交流💆🏽‍♀️🥀。燕蔔蓀特別喜歡苗族女性的刺繡服裝和銀質首飾🤵🏽‍♂️，而學生們卻感到好像“野蠻的苗族人要吃他們似的”👨🏽‍🔬。

燕蔔蓀對中國雲南的少數民族的認知顯然受到了西方人類學研究的影響，他認為雲南的五十余個民族由於與漢族存在語言和習俗的區別，因此與漢族有著深刻的矛盾，甚至存在仇恨👜。燕蔔蓀與研究納西族的美國人類學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以及另一位在麗江工作的人類學家菲茨傑拉德（C. P. Fitzgerald）有一定交往，在對雲南的解讀上也許與他們有一定的共識🟩。他們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單一民族，而是一個不太穩定的聯邦🧏🏻‍♂️。雲南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並且存在著一定的分裂傾向🤹🏽‍♂️。來自彝族的雲南省主席龍雲顯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之間周旋，保持著一種艱難的平衡。然而，燕蔔蓀又無法解釋為什麽抗日戰爭爆發後👨🏿‍🎤，雲南少數民族與漢族同胞表現出了空前的團結🐵。在後來他為BBC撰寫的廣播節目《中國在前進》（China on the March, 1942）中，他說他在一個偏遠的少數民族村莊見證50名青年加入了抗日軍隊，“你必須記住歷史上中國與這些少數民族部落的關系相當差，這些穿民族服裝、不會說中文的人🎧，平靜地👨‍👦‍👦🤾🏼、團結地決心到千裏之外去打日本侵略者，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全新的事情”🟪。

燕蔔蓀不是一個革命者，但他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雖然他出身貴族👑🫷🏼，但他並不保守。在英國，他曾經支持煤礦工人的大罷工，反對階級壓迫，主張民主平等🗓🚵🏽‍♂️。在中國👰🏻‍♂️，他同樣對時事有著獨立的思考和判斷，雖然這些判斷並不一定都正確。他對中國的理解無時無刻不受到英國的視角和立場的影響。英國政府在中日戰爭一開始時就采取了一種綏靖政策，基於自身利益，不願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而是有點縱容🦗🏂🏿，有點坐山觀虎鬥的意思，希望日本在戰爭中消耗自己。同時英國政府對於中國也並沒有表示多少支持📅，因為在它看來🤦🏽，一個強大的中國並不比一個強大的日本好多少，希望中日兩國在戰爭中相互消耗☝🏻🧏🏿‍♀️，懷著一種漁翁得利的心態🤹🏽‍♂️。

燕蔔蓀對於英國政府沒有給予中國更多的支持表示遺憾，但是像他的政府一樣🧻，他並不希望共產黨在中國獲勝🍮。因此🧜🏼，在中國的政治中，他對國民黨政府表示出了一定的同情🕺🏿👩🏿‍🦰，對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予以了最大限度的寬容👨‍❤️‍👨。在西南聯大落戶昆明後，進步知識分子聚首西南，進步思想得到傳播。這引起國民黨政府恐慌，教育部長陳立夫向聯大派駐了大量受過特別訓練的“三青團”成員，名義上是學習，實際上起到一個監視作用👙🦊，阻止共產主義傾向在學生中蔓延📢。陳立夫還以削減經費為要挾，強行推行所謂的“戰時教育”，目的顯然在於抑製異端思想。作為教師，燕蔔蓀應該明白，這些人不是學生，而是在執行特殊使命。他們拉低了教學質量👰🏼‍♂️，學校還不能開除他們。但是，燕蔔蓀似乎並不相信關於國民黨政府腐敗和裏通外國的傳言🎛，而是認為政府對聯大的政策是特殊情況下作出的選擇👣。他在回國後發表的《一所中國大學》（A Chinese University, 1940）一文中，他以贊同的口氣說：“（國民黨）政府的觀點似乎是🐻，第一中國急需有技能的人才👲🈸，第二不想讓大批學生在全國遊蕩🐦‍⬛🥇，找紅軍。”

燕蔔蓀是特定歷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他有著那個時期的歷史局限性，但總體來說，燕蔔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友好的，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國老一輩學者對燕蔔蓀有高度評價👷🏻‍♂️，這讓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到燕蔔蓀的學術造詣、對中國學術的貢獻以及對中國當代詩歌的影響💃🏼。然而，這些前輩很少談到燕蔔蓀在中國創作的作品以及這些作品如何反映他的思想，很少談到他的中國經歷對他自身的學術思想的形成有什麽影響，很少談到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時局的看法👮‍♂️，很少談到他的政治立場📁。要了解這些🌇，都需要我們進入燕蔔蓀在這個時期所留下的文字資料，如書信、旅行筆記、詩歌和小說、批評文章等等👩🏽‍🦲，以及同時代的人所寫的遊記、歷史等等👧🏽。我國的研究界更需要從燕蔔蓀的視角來看燕蔔蓀，從而對燕蔔蓀形成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和評價🚣🏿‍♀️。

1939年8月，燕蔔蓀請了長假，離開雲南👩🏼‍🔬，經河內👱‍♂️🧍🏻‍♂️、香港🙅🏻‍♀️，然後乘船經美國洛杉磯回到英國。他打算很快就回到中國📸，但是這個願望在1947年才得以實現🙍🏻‍♂️🙋🏻。至於燕蔔蓀第二次到中國任教的經歷，需另文詳細敘述👷🏿‍♀️🥩。(張劍)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