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陳友康

　　姜亮夫先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大家之一，在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古史學等領域造詣精深。姜先生畢業於清華研究院，受業於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具有純潔的學術精神、莊嚴的文化使命感和嚴格的規範意識。

　　1942年，有感於當時學術界存在的不健康乃至醜陋現象，他寫了《學術四箴》這篇文章。“箴”即箴言，是帶有規勸性的話。他寫得實在精彩。我現在把他的論述要義抄錄於下：

　　一戒標榜。什麽是標榜？簡單點說，是“言過其實”。無其實而以虛言動人聽聞，或以比勘襯托，以顯揚其能，或以張皇幽緲，以坐實其人皆是。這在學術上，做人的態度上，都是不忠實……我們現在學術上的情形，自吹自打，不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而系統、派別的嚴明，似乎是堅兵而深壘；從公的機關，到私的機關，都是如此。要是那個系統的人，才有談這門學問的資格，非外人所能沾溉。只要有機會，得到一點什麽權能，便把持操縱，無所不為，不論是非，不論善惡，甚至不容有是非，有善惡。於是每個學術團體，都築起些銅墻鐵壁，學亦成閥。師以是為學生吹，學生以是為師捧，學術上只有些人的系統，而無學術的真偽是非，一切研究工作的人，形成一種以標榜門戶為進身，為團結，為投靠的方法。而提攜援引的人，也自鳴得意，等到他已做到“附庸蔚為大國”以後，也來一套大言欺人，不知羞恥，這是我們學術界的一部分現象。從前的文人被政治統製，現在還加上系統派別與文化商人的統治，這實在是大不應該的現象，求獨立自主的學人啊！只有豎立自己的人格，毫不妥協，個人即使凍餒，學術仍可推進，此一戒也。

　　二戒毀謗。與標榜相對的現象，是毀謗，毀謗的心理與標榜並不二致，不過是一個目的的兩面。古今來得不甘為家臣、掾屬的學人，無不遭到毀謗的，其不可勝舉。毀謗當然是造謠，不過古人造謠，不至想到斷人生路，如陳平盜嫂、歐陽竊甥之類，而現在的毀謗，也許危險性更大些，其實這是學術界不從正面努力的一種現象。是非辨析，足以增長學術的是與真，而毀謗的結果，往往是兩傷，這是我們應當切戒的事象之二。

　　三戒圓滑。做人圓滑，僅能做到不生不死的庸人。庸人舉世多有，不足為奇，亦不必即為世病。治學圓滑，一定無進步，無發現，於人無補，於事無補，還不如做些以消遣為目的的工作，對於自己還多少得些滿足，然而圓滑的人，意在取巧而有所得，他會亂真，甚至會作偽，小則不忠實，大則足以流毒人間。這是學術上的浪人，今天是這樣時髦，他就弄這一套；明天那樣風行，他又來那一套……像這樣的圓滑，古人實常自愧，這是我們要切戒者三。

　　四戒妄冀。我們學術界的風氣，因了有人得到標榜的好處，盜得虛聲，所以許多人每天只在奔走於權威之門，以冀得一言之薦，一語之譽，以求成名，所以不從實在根底上下工夫，只想用巧取的法子，得到一二人的歡心，扶搖直上，躋於學術顯位。存這種僥幸心理的人，今天求人作序，明天請人吃飯，後天如何張羅一下。從當路要津求起，求到只要能為自己吹噓提引的地方，無孔不入，其情與求官、求財無異。這等人也往往因緣時會，暫時躋入學林，但終有一天要被人看出，他個人的得失小，而影響學術界的風氣至大。所以我們希望此後的學術界，要拿真的力量出來，不要妄冀，才能有光大之一日！我們要能戒絕這四兇，我們學術文化，才能走到真的路子上去。若其不然，人才還是一些奴才，學術還是一套欺騙。

　　“文革”結束後，上海古籍出版社為姜先生出版了《成均樓文集》，分為《楚辭學論文集》、《敦煌學論文集》等。姜先生把《學術四箴》一文編入《古史學論文集》，於1986年出版。當時他加了一個引言，說明寫作緣起，講到這篇文章是“論道”的。“道”是基本規律和基本原則，雖然他自謙文中批評的只是“當時的情景”，實際上他所歸納的“四箴”反映了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律，是學術研究應該遵守的基本原則，具有超時空的價值。而且文中揭示和批判的現象有些至今沒有改變，有些甚至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因此，這篇文章對於端正治學態度、凈化學術風氣具有重要的意義。

　　錢鍾書先生曾諷刺某些學術會議“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錢，拉些不三不四的閑人，說些不痛不癢的廢話”。現在的一些學術機構、學術團體和學術會議，不僅像錢鍾書批評的這樣無聊，而且像姜先生所批評的那樣，無原則地相互標榜，大言欺世；拉幫結夥，封官加爵，無助於學術的發展，反而把官場、商場習氣帶進學界，把學界搞得烏煙瘴氣。在學術評價當中，無原則的吹捧成了相當普遍的現象。某些混跡學界的人，對學術沒有真信仰和真理解，但他知道學問有利可圖，便迎合世俗，製造文字垃圾，欺瞞世人；或奔走權門，諂媚邀寵，得到賞識，就如中山狼得誌，猖狂於學界。這就是姜先生所說的“學術浪人”或者“文痞”。這些現象，嚴重敗壞了學術風氣。

　　學術的終極目的是探尋真理、增長知識、滋養人心、改良社會。人文學者的使命就是闡釋、建構、守護世界和人生的意義。這就要求學術研究者要從公共立場出發，克服世俗功利的影響，進行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研究，獲得科學的結果。但學術客觀上能給人帶來名利，所以在古往今來的學術研究中，都存在以學術謀取世俗名利的現象。於是，自我標榜、相互吹捧、圓滑世故、投機鉆營等現象就屢見不鮮。如果社會的文化環境不健康，這種現象就會泛濫成災，嚴重敗壞學術風氣，阻礙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姜先生把“標榜、毀謗、圓滑、妄冀”視為學術研究的“四兇”並提出相應的“四戒”，是極其深刻的。

　　姜亮夫先生所提出的“學術四箴”對學術研究而言具有規範性意義，它應該成為從事嚴肅的學術研究者的基本信條。20世紀後半葉以來，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利益關系有較大調整，學術研究群體的趨利願望也格外強烈。在合乎國家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的前提下，學術研究者追求自己的正當權益是天經地義的。問題是，部分學術工作者是靠違背這一前提獲取私利，於是就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學術腐敗、學術失範和學術泡沫現象。一些學者甚至成為特殊利益群體的代言人，常常說一些違背公共利益的話。這些行為使學者作為真理的探索者，意義的闡釋者、踐行者和守護者的形象受到侵害，知識群體的公信力面臨嚴重考驗。

　　姜亮夫先生為人們作出了榜樣。他對無立場、無原則、無操守的“學術浪人”和“文痞”深惡痛絕，在文章中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在研究工作中，他嚴格踐履“戒標榜、戒毀謗、戒圓滑、戒妄冀”四箴，不慕虛華，不務巧慧，用以深厚國學功底和現代西學涵蘊而成的精純學養持守為人為學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並以通人的眼光燭照一切，不曲學阿世，不聰明自炫，老老實實、孜孜不倦於文化創造，因而他在學術上能致廣大而盡精微，成為一代巨匠。

　　姜先生的成就，來自他的勤奮，而這種勤奮，又來自他的愛國心和文化自覺。他認為，中國文化曾經對人類擔負過重要責任，將來還要擔負更重要的責任，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研究、光大中國文化。姜先生一生迭遭國難，歷盡滄桑，許多心血凝聚的著作毀於世亂，但學術創造矢誌不渝。所以，無論在何等艱難的情況下，他的向學之誌都不會稍衰，著述的工作也不會停頓。即使在“文革”的喧囂和磨難中，他也能夠清醒地從事真正的學術研究，體現出與“文痞”絕不相同的純正的學術風範。姜先生自認性格孤僻，是“鈍根人”，故終身勞苦，以勤補拙。這只能理解為自謙之辭，內裏體現的是一種莊嚴雄健的大家氣象，與那些投機取巧的“聰明人”不可同日而語。　　

轉自 中國社會科學報 第16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