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本文原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遵夏鼐先生之囑撰寫，並經夏先生審閱。

一

陳夢家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原籍浙江省上虞縣，1911年4月19日出生在客居南京的一位牧師家庭，後來父親陳金鏞到上海任基督教文化機構廣學會的編輯。因為家中人口較多，他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由在南京當中學教師的三姐陳郇磐撫養成人。

青少年時代的陳夢家，已經顯示出眾的才華。1927年夏，他剛滿十六歲，就以同等學力考取中央大學法律系，並且開始寫詩。1931年初，成名之作《夢家詩集》出版時，年齡還不到二十歲。他師事徐誌摩和聞一多，在詩作的技巧和格律方面註意推敲，有所創造，是新月詩派後期的一員健將，曾編集過具有代表性的《新月詩選》。

陳夢家

陳夢家大學畢業時，雖然拿到一張律師執照，卻沒有當過一天律師，而是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活動，表現了年輕詩人的浪漫主義性格和淳樸愛國熱情。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第二天，他就和三位同學一道，從南京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線，參加愛國名將蔣光鼐任總指揮的十九路軍戰鬥行列,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為期一個月）。隨後，陳夢家一度隨聞一多去青島大學任教，開始對古文字發生興趣。當年年底來到北京，進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學習。一年以後，又去安徽蕪湖任中學國文教員。這段時間，他先後出版《陳夢家作詩在前線》和《鐵馬集》，又出版《夢家存詩》。

1934至1936年，陳夢家回燕京大學，攻讀容庚授為導師的古文字學研究生，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從此他便走上專治古文字和古代史的道路，直到“十年動亂”開始不久被迫害致死，苦心鉆研了整整三十年。陳夢家雖然脫離專業作家的隊伍，仍長期保持對文學，戲曲的濃厚興趣，遲至五十年代還不時發表詩作、散文和劇評。

陳夢家學士照

陳夢家在1956年10月回顧自己的治學道路時說過：“我於二十五年前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學，由於古文字學的研究而轉入古史研究。”（《尚書通論·敘》）他由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前後，短短兩年的時間就寫了十幾篇文章，除《令彝新釋》、《禺邗王壺考釋》和幾篇說解單字者外，主要內容正是根據甲骨文、金文探討商周時代的宗教、神話和禮俗，商周時代的宗教、神話和禮俗，其中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祖廟與神主的起源》、《高禖郊社祖廟通考》等。他又進行過古代地理的研究，曾發表《商代地理小記》和《隹夷考》。1937年寫成的一篇文稿《殷代的自然崇拜》（未發表），還較早地論及蔔辭中的四方風問題。陳夢家從事古文字研究的初步成果，當時在學術界即有相當的影響。

蘆溝橋事變以後，陳夢家離開北平，經聞一多推薦，到遷至長沙的意昂体育平台（當時是臨時大學的一部分）任國文教員。1938年春，臨時大學遷至昆明，成為西南聯合大學，他又到那裏任教，先後講授中國文字學和《尚書》通論，不久晉升為副教授。講課之余，最初仍繼續進行抗戰前夕所作宗教、禮俗方面的研究，發表過《五行之起源》、《商王名號考》和《射與郊》等文章。後來五六年的時間，主要從事銅器斷代和《尚書》研究。

陳夢家是1935年開始接觸殷周銅器實物的，全面的整理研究則著手於1939年。當時，他應遷至昆明的北京圖書館約請，將袁同禮從國外帶回的一批銅器照片，匯編為《海外中國銅器圖錄》三集（送香港印刷時，因日軍侵占僅出一集）。該書附載的《中國銅器概述》一文，內容包括：時期、地域、國族、分類、形製、文飾、銘辭、文字、鑄造、鑒定,共計十章，是很有參考價值的一篇殷周銅器概論。這時，他還認真研究過汲冢周書，並且根據《竹書紀年》和金文資料進行古史年代的研究，寫作了《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表》和《六國紀年表考證》。又曾出版《老子今釋》。

1944年9月，陳夢家經意昂体育平台金嶽霖教授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師生介紹，應邀取道印度前往美國，為芝加哥大學講學一年，講課內容仍是中國文字學。但對他本人說來，訪美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流散北美的中國銅器資料。陳夢家在講學和隨後逗留的三年當中，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費了很多口舌，得以造訪上百處公私藏家，親手摩挲千余件銅器，攝取器形照片，打製銘文拓本，記錄尺度和流傳情況，把資料收集得比較齊全。1947年，他將收集到的資料匯編成《美國收藏中國青銅器全集》，當時僅將英文說明稿打印數份，未及正式出版。此間，陳夢家曾去加拿大多倫多的安大略博物館，收集並記錄所藏安陽、洛陽兩地出土的銅器。1947年8、9月間，他又飛渡大西洋，訪問英、法、瑞典、荷蘭四國首都，收集流散歐洲的中國銅器資料。

《陳夢家學術論文集》

祖國文物的大量流失，使陳夢家極為痛心，更加激發他愛國的赤子之心，因而毅然回絕留美定居的約請，於1947年10月離美歸國，回到他工作多年的意昂体育平台。陳夢家回國以後，除繼續講授中國文字學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為清華籌建文物陳列室，經過短短半年的辛勤努力便初具規模，成為國內大學藏品可觀的一處博物館，於1948年4月開放。

解放初期，陳夢家仍在意昂体育平台任教，課程有他講授多年的中國文字學，又有新開設的現代中國語言學。這時，由於幾年來從事銅器斷代工作的體驗，使他深感對甲骨文同樣需要從斷代入手，重新進行全面的系統研究。於是從1949年開始，陳夢家利用課余時間寫了《甲骨斷代學》四篇。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整以後，陳夢家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繼續進行殷虛蔔辭的研究。1954年底,完成洋洋七十余萬言的《殷虛蔔辭綜述》。

陳夢家到考古研究所後，曾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委員，考古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考古通訊副主編等職，主持過考古學書刊的編輯出版工作。他為處理編輯事務耗費的時間盡管很多，而學術研究的成績仍相當顯著。五十年代，他在編著《殷虛蔔辭綜述》的同時，以西南聯大時期的西周金文講稿為基礎補充修改，開始寫作另一部巨著《西周銅器斷代》，對西周銅器進行詳細的斷代研究。1956年，他還著手將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見銅器資料，匯編為《中國銅器綜錄》，原定分編五集，當年完成和初步完成的是北歐、美國和加拿大三集，英、法二集則未及著手。

1957年夏季，陳夢家遭到不白之冤以後，他的《西周銅器斷代》，剛剛發表不到全書的一半，被迫中途停頓；已經編成的《中國銅器綜錄》三集，暫時不能出版（先已發稿的流美部分拖延六年，遲至1962年方才內部發行，書名被改訂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陳夢家忍受著精神上的極大創傷，堅持不懈地繼續進行學術研究。1960年6、7月間，他被考古所派往蘭州，協助甘肅省博物整理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儀禮》簡冊，並作進一步研究，寫了釋文、校記和敘論。後經反復修改，於1962年定稿為《武威漢簡》一書。這時，他又負責《居延漢簡甲乙編》的編纂工作，因而研究漢簡的興趣陡然大增，以致暫時中斷西周銅器斷代的研究工作。從1960年末到1965年初的四年當中，先後完成總計三十萬字的十四篇漢簡研究論文，並親自將其匯集為《漢簡綴述》一書。另外，他還寫了《戰國楚帛書考》、《越兵考》、《編鐘堵肆考》、《叔夷鐘鎛考》、《編鐘鎛磬考》和《宋大晟編鐘考述》等文稿（大部未能完成發表）。又因研究漢簡的需要，著手進行歷代度量衡的研究。

《武威漢簡》

1964年初，陳夢家根據考古所的計劃要求，重新開始中斷五年之久的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工作。此後兩年多的時間，他趕寫了五十多篇器銘考釋。其他方面的論文或半成品，還有《戰國盟誓與載書》、《漢代銅器工官》、《戰國貨布總述》和《< 博古圖>考述》等。

按照1965年末製訂的工作計劃，陳夢家原準備在1966年底寫完《西周銅器斷代》和《歷代度量衡研究》，可惜兩項計劃都沒有能夠完成。“十年動亂”的滾滾惡浪，不僅迫使陳夢家擱筆，而且吞噬了他那年富力強的生命。1966年9月3日，陳夢家含冤與世長辭，終年僅五十五歲。聊可告慰的是，他一生積累的寶貴資料和手稿幸免於難，已由他的夫人趙蘿蕤教授全部無私地捐贈給考古所，將陸續整理出版。

二

1956年7月出版的《殷虛蔔辭綜述》一書，集中反映了陳夢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該書前言聲明：“過去所已發表的一些單篇,……均因本書的印行而作廢。”）。全收共分二十章，至今仍是甲骨學上最有份量的通論性著作。他原本準備把書寫成一個稍加評論的“總結”，“敘述五十年來有關甲骨刻辭研究的成績，並且稍加以去取估定其貢獻”。這實際是一種學術發展史性質的著作，撰寫起來“免不了許多無謂的繁瑣的引述與爭辯”。於是在試作一段時間以後，迅速改變計劃為整理前人近人的各種可取說法，根據已有資料進行補充和修正，並且綜合地敘述殷虛蔔辭中的各種重要內容。

《綜述》的前五章，總結了殷虛甲骨本身的一些問題，包括甲骨發現和研究的簡要歷史，審釋甲骨文字的經過和基本方法，蔔辭的詞位和句子結構，以及對甲骨斷代的深入討論。隨後各章，根據自己在前人基礎上所作全面研究，論述甲骨材料所反映的殷代社會各方面情況。其中，對殷代的地理情況、先公先王、親屬關系，論述得相當詳細；對官製、身分、宗教、產業及歷法天象等方面，也有專章討論。全書末尾的總結，概括書中所述可以肯定的史實，扼要地說明作者對殷代社會及歷史文化的認識。附錄一章的“有關甲骨材料的記載”，包括早期收藏甲骨的情況，出土甲骨的統計和甲骨大事簡表；“甲骨論著簡目”則按本書的章次，有選擇地列舉甲骨論著，以便讀者檢索。

由於陳夢家對甲骨文資料占有得比較充分，寫作時又註意蔔辭、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的互相結合，以及蔔辭本身的內部聯系，有時還列舉西周金文以資對照，因而《綜述》一書內容異常豐富，論述比較全面。該書對甲骨材料和有關文獻記載引述得相當完備，對殷代考古材料和有關的西周金文也印證較多。例如第十三章“廟號下”的“宗室及建築”節，開始詳舉甲骨文的有關資料，繼而指出西周金文中宮、室、廟、寢的分別及其與殷製的不同，最後講述到抗戰前殷虛發掘所見建築基址情況。又如第十六章“農業及其它”，不僅論述甲骨文所見祈雨和水患，蔔年、登嘗和作物品種，以及耕作的過程等項內容，而且結合文獻記載介紹從龍山文化到殷代農具方面的考古發現；談到“田獵與漁”，又提到殷虛出土獸骨的鑒定情況；“飲食器皿”和“車”等節，更以有關考古材料的論述為主。雖然，這部書並沒有從理論的高度進行殷代社會性質的深入探討，但它的可貴之處在於以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認真地總結了甲骨文研究和有關考古發現的客觀情況，既可供專門研究者參考，又能為初學者指點門徑，因而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較大的影響，為甲骨學的普及和提高發揮了積極作用。

陳夢家在甲骨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對甲骨斷代有新的發展。1933年，董作賓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斷代的十項標準和五期分法，是甲骨學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突破。但他本人後來全力從事殷歷研究，對甲骨斷代未能取得新的進展。關於甲骨斷代的標準，陳夢家指出：蔔辭中的世系、稱謂和占蔔者乃甲骨斷代的首要條件，而占蔔者是最好的斷代標準；字體、詞匯和文例的特征，以及祀典，歷法、史實和其他製度，都能在蔔人斷代的基礎上用分期的方法進行研究，藉以判定無蔔人蔔辭的年代，可以稱之為甲骨斷代的第二和第三標準；至於坑位，因其堆積情況複雜，“只能供給我們以有限度的斷代啟示，而在應用它斷代時需要十分的謹慎”。關於殷虛甲骨的分期，陳夢家認為可以分為九期（從武丁起每個王一期），同時指出“在實際分辨時，常有困難，所以我們一則提出早、中、晚三期大概的分期，同時也保留了董氏五期分法。在可以細分時，我們盡量的用九期分法，在不容易細分別時則用五期甚至於三期的分法”。

具體說來，陳夢家根據字體、蔔人、用材、前辭形式、稱謂、祭法和記時等方面的分析，參照有關甲骨的出土坑位，第一次把廩辛蔔辭和康丁蔔辭區別開來，指出常見於小屯村中的康、武、文蔔辭自成一系，各方面都有明顯的特點，而廩辛蔔辭則不曾在村中發現。他又通過同武丁時期典型的“賓組蔔辭”多方對比，推測董作賓所謂的“文武丁蔔辭”應屬武丁時期，認為“？、子兩組大約較晚”。他還指出，？組蔔人常和時王並蔔，可能仍屬王室所有，但其內容稍異；“午組所祭的人物很特別，子組所記的內容也與它組不同”。現在，陳夢家首先提出的“文武丁蔔辭”屬武丁時期一說，由於後起學者的繼續探討，特別是小屯南地的早期地層發現單純的？組蔔辭甲骨堆積，傳世甲骨材料中又找到了子組蔔人與賓組蔔人（爭）同版的現象，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甲骨學者所接受。某些“文武丁蔔辭”的內容甚為特殊，也日益引起甲骨學者的普遍註意。這樣，董作賓所說“文武丁時代蔔辭的迷”，以及他那費解的文武丁時期復古說，不久當能得到徹底的解決。陳夢家在解決這個甲骨學的疑難問題上，有其不可埋沒的功績。

為了更加準確地判斷甲骨的年代，陳夢家花費很多精力“將武丁迄帝辛蔔人，分別加以斷代。其可以成組的，特別將各組匯合而成的稱謂，詳加援引。”同時，又“對某一代或某一組蔔人，試分別其早晚”。經過這番全面的清理，共發現一百二十個蔔人。比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列》所錄增多四倍，並對原列蔔人的年代有所改訂。他還指出，由於廩辛以後的蔔人不記名，乙辛時期也僅少數記名，因而用蔔人斷代有一定的限度，而一些不系聯的蔔人，則需要等待各組蔔辭的字形、文例、製度理出系統以後，方可著手分別確定他們應屬那個時代。再有一些名字尚難肯定其必為蔔人，或刪去不錄，或列而存疑。這些都是值得稱道的審慎態度。

書中論述較詳的方國地理，先公先王及廟號、親屬等章，由於分析問題常從斷代出發，因而對有關甲骨材料探討得比較深入。例如，在探討“武丁時代的多方”時，摘記不同時期蔔辭中征獲羌人的材料，考查羌的所在，以及它和其它方國的關系。對於商代的幾代先公及其所屬舊臣，祭祀所見直屬、旁系先王順序及其法定配偶，不同時期蔔辭中的商王廟號和諸母、諸祖、諸父、諸兄、諸子，等等，也講述得相當明確，並且有所發現。“身分”一章中的“西周文中的殷人身份”部分，根據《尚書》中的“周書”，輔以少數的西周金文和較晚的史籍，討論了周初對殷民和其他被征服民族的稱謂，他們的階級和階層，“人鬲”的等級和類別，進而推論殷代的階級狀況，更有不少新意。

三

陳夢家對殷周銅器作過全面的系統研究。他在生前沒能全部出版的《中國銅器綜錄》和沒能全部完稿的《西周銅器斷代》，是關於殷周銅器的兩部互為表裏的巨著。除此之外，他還發表過《殷代銅器》一文，對安陽西北岡殷陵所出銅器，殷代銅器的合金成分及其鑄造，以及安陽出土邊刃器的形製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關於東周銅器，也有一些論述。

陳夢家在國內從事殷周銅器研究的學者中，比較早的根據大量資料進行類型學分析。1945年11月30日，他在紐約舉行的全美中國藝術學會第六次會上，作過題為《中國青銅器的形製》的講演。講演除對器形研究作過概述外，曾經舉卣為例進行具體說明。他集中了所能獲得的250多件卣的器形照片，根據蓋、腹和提梁的形態，將其區分為11種形式（有的形式又細分為群，共計19群），進而論證各種形式之間的因襲、演變及其發展規律，推斷各種形式所屬年代。1947年6月，他在芝加哥用英文著成的《美國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全集》稿本，對卣類器物的分式大體仍是如此。對於其他數量較多的器物也大多作了詳細的分類。每件器物的文字說明包括八項內容：圖象著錄、銘文著錄、器物尺寸、銘文字數和釋文、斷代、出土流傳、藏地、備註；備註項下，常列舉與該器同坑或同地出土，同作器者或同族名，以及同形製花文的關聯器；末尾又有該書所收器物的重要族組目錄，器物所在舊藏簡目等附錄，翻檢起來極為方便。因此，這部銅器全集不同於國內外過去出版的其他銅器圖錄，不是簡單的匯集資料，而是經過科學整理的圖譜性著作。陳夢家在1956年秋編定該書時，將其列為《中國銅器綜錄》第二集，所收器物及文字說明都基本照舊。但是，英文稿中內容豐富的通論性概述（打印500多頁），則未能譯成中文修訂出版。

如果說《綜錄》偏重於匯集銅器資料和進行形製分類，那麽《斷代》則是從西周的銅器銘文出發，充分註意形製和紋飾的對比，綜合地進行斷代研究。經過我們整理交付出版的《斷代》（未完稿），器銘考釋部分包括判定王世的218器（或組）和未完稿29篇，另有29器已定王世未及寫作考釋；如果加上某些考釋中述及的重要關聯器，所論西周銅器的總數不下400余件，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前人。

陳夢家對西周銅器所作分期，與前人也有較大的不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郭沫若、高本漢和容庚將西周銅器分成前、後兩期，分期界線劃在穆、共二王之間。陳夢家在1940年所寫《中國銅器概述》中，也曾采取這樣的分期。後來，通過自己的重新研究，從四十年代中期開始將西周銅器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世，中期所括穆、共、懿、孝、夷五世，晚期包括厲、共和、宣、幽四世，認為“根據此三期分法，對於研究銅器的變化，是有便利的。”（《西周年代考》表三說明）隨後，他在《綜錄》和《斷代》二書中，始終堅持這種三期分法。五十年代中期以後，陳夢家在《斷代》已經發表部分所作眉批中，又曾將西周中期進一步分作前，後兩段，前段包括穆、共二世，後段包括懿、孝、夷三世。現在，經過有關學者三十多年的研討，陳夢家首先提出的西周銅器三期分法得到較為普遍的承認，直到近年不斷發現新的西周中晚期標準器以後，方才有人對中晚期之間的年代界限發表不同意見。

陳夢家自稱在研究銅器斷代的時候，采取一種交互證成的方法，就是“先選取那些由銘辭而可決定年代的某些器”，再用這些器的銘辭及其相伴的花紋、形製作為判斷其它器的年代標準。這實際仍是郭沫若創立的標準器斷代法，但在實際運用中又有發展。陳夢家研究銅器斷代問題的突出特點是，註重所考器物的多方面聯系，力求使考察、分析做得比較全面。他曾指出，“銅器內部的聯系（即銘文的形製、花紋的）在斷代上是最要緊的”，並且強調“不可以單憑一方面的關聯而下判斷，應該聯系一切方面的關系。”關於銘文內部的聯系，他還列舉同作器者，同時人、同父祖關系、同族名、同官名、同事、同地名、同時等項，進行具體的說明。從理論上講，陳夢家所說研究方法是很對的。他的《斷代》一書，正是本此方法進行研究，時常從不同方面列舉可能收集到的關聯資料，作為判斷年代的根據。從同坑出土、同作器者的器物，到銘文內容、字形和書體的聯系，以至器形和花紋的一致，列舉得相當詳盡。過去從來沒有人象陳夢家這樣，對西周銅器進行如此徹底的清理。當然，由於他對資料的掌握和理解仍有局限，在具體器物的斷代上不免有未必允當之處，但他系統整理的功力非常可貴，為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進一步開辟了道路。

《中國文字學》手稿

陳夢家判定的西周銅器所屬王世，往往同其他幾位著名學者的意見頗不一致。被他定為成康時期的銅器為數較多，這同郭沫若的看法大體相合，而與唐蘭的意見則出入較大。特別是唐蘭晚年寫成的遺稿《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有明顯的分歧，主要因為對於“王姜”是誰的後妃，“周公子明保”是否伯禽（或君陳），“伯懋父”是否康伯髦，以及“康宮”能否理解為康王宗廟等問題，彼此的看法完全不同。陳夢家基本贊同郭沫若的一些看法，把令簋、令方彝、明公簋、小臣宅簋，乍冊睘卣和班簋等器定為成王時器，把安州六器和麥組四器等定為康王時器，而不象唐蘭那樣把它們定為昭王時器（班簋被定為穆王時器）。這些問題尚需進一步討論，目前並未完全肯定，陳夢家本人對自己判定的銅器王世也曾有所調整，但他所定成康之器畢竟太多（成王51，成康12，康王28），而昭穆之器則嫌過少（昭王9，穆王3）。關於西周中期的銅器，特別是共王時期，陳夢家和郭，唐二家的意見幾乎完全一致，懿孝時期也沒有太大的差別。至於年代較晚的夷王和厲宣時期，陳夢家又有自己的看法，他把一般為厲王的克組、函皇父組和禹鼎、虢叔旅鐘等器，一般定為宣王的毛公鼎、井人鐘等器，都改訂為夷王時器。於是，又形成共、懿、孝、夷四世之器較多（每一王世二三十器），而厲、宣和幽王時器甚少（共計十余器）的不盡合理的現象。無庸諱言，《斷代》是陳夢家在十多年間陸續撰寫的，既沒有全部完稿，更沒有通盤校訂，某些斷代失當之處是可以理解的。

陳夢家談到銅器銘文的內部聯系時說過，這種聯系與組合，“不但可作為斷代的標準，並從而使分散的銘文內容互相補充前後連串起來。經過這樣的組織以後，金文材料才能成為史料。”例如，他所定的成王時器，就分成克商，伐東夷、伐東國、伐?楚,及白懋父、明保、燕召、畢公等組，結合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分別說明周初金文所見重要史實和人物事跡。有的器銘考釋，又列舉西周金文中的周公、魯侯、大保、應公等人物，南征楚荊、伐南淮夷等史事。他還將金文中的“大保”區分為生稱、追稱和族名，將商末周初的族名“亞？”和西周早中期的氏名“井”分出不同的寫法，使問題探討得更加深入。

陳夢家對西周金文所見典章製度十分註意，除《斷代》的總論部分詳細論述西周策命、賞賜製度的篇章外，器銘和考釋中隨處都有涉及。例如：根據令方彝等器銘探討西周宮和廟的分別，根據小盂鼎討論周初的門朝之製和獻俘之禮，根據琱?生簋討論侯伯朝見臣屬之禮，等等。他又指出，輔師嫠簋中三命所賜命服服色的不同，說明《禮記·玉藻》的有關記載應有所本；一些西周中期和少數晚期金文中的“師”，“可證今所見《周禮》六官的隸屬，乃戰國晚期的編製，與西周製系統不盡符合”。這都頗有一些新意。他原準備在禮製方面寫一章“周因於殷禮”，專門討論殷周之間的因革關系，可惜未能著筆。

陳夢家在《斷代》的總論部分，原擬用相當的篇幅集中討論西周銅器的形製花紋，但僅寫作了一些片斷，再是在一些器銘的考釋中偶有論及。即便如此，已經提出許多可貴的見解。關於形製，他曾論述的問題有：西周初期方鼎，素圓鼎和簋的演變，尊、卣同名的組合關系及其形製變化,昭穆時代的瓦紋簋，西周中期後半和夷厲時代的三種鼎，從器物組合上判明方彝必屬酒器，以及甬鐘的發展、盨的出現、般與盉的關系，等等。關於花紋，則討論過成康時期的鳥紋，共懿時期的瓦紋，夷王前後的主要花紋等問題。陳夢家研究銅器的形製花紋，無論深度還是廣度，都為前人所不及。

此外，他還在具體考釋器銘中許多地名的基礎上，集中討論了“西周金文中的都邑”和燕、虢等重要歷史地理問題。又曾計劃論述西周金文中的年歷、土地製度、經濟，以及銘文常語，但都未能實現。

關於東周銅器的研究，陳夢家在《中國銅器概述》和《中國青銅器的形製》二文中，曾特別強調銅器區域分組的重要性，將東周銅器地域分為五系：中土系、東土系、西土系、北土系、南土系。當時，他並未看到多少出土地明確的東周銅器實物，有相當的推想成分。解放後，他將喀左等地的周初燕器、唐山賈各莊的戰國初期燕器與渾源李峪村的晉趙銅器，壽縣蔡侯墓銅器與新鄭銅器、壽縣楚器，分別進行比較研究，基本看法有較大的改變。五十年代中期，陳夢家提出：“我們不可以過分強調地域性，而應從其所經歷的發展過程中所保存的主要的共同來源，見其大同小異。”他又說：“我們今後對於銅器的研究，應該著重於斷代的分析，註意到不同國別銅器在同一時期內的共同點，留心尋找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銅器的前後延續與彼此相仿的關系，這樣才可以避免割裂了在歷史上、邦族間本相延續與本相關連的文化面貌。”這些意見都頗有道理。對於東周銅器地域性和共同來源問題,需要實事求是地進行認真分析，他本人由於一直忙西周銅器和漢簡方面的研究，未暇進行東周銅器的全面探討。

《壽縣蔡侯墓銅器》是陳夢家專論東周銅器的得意之作。他用較多的篇幅，結合各地東周墓的隨葬陶器和《儀禮》等書的有關記載，考訂一些銅器的器名和功用，指出“不同形類的器可有共同的功用”，而同名之器也可以有不同的功用。他又在考釋器銘和討論蔡之遷都的基礎上，最早推想此墓所出銅器銘文中的“蔡侯Δ”即蔡昭侯申（當時從文字結構上所作論證尚不夠充分，近年經其他學者根據新出資料進一步推證，已經成為定論）。該文還曾提出，“若更詳細的研究其銘文、形製、花紋和組合關系，可以分別為先後年代所鑄的”；並且主張，對於其他地方出土的同墓銅器群，“也同樣地有重為分析的必要”。這對整個東周銅器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導意義。

四

陳夢家對漢代簡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貢獻。他所進行研究，包括武威、居延、酒泉和敦煌等地出土的漢簡。

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504支竹木簡，除11枚日忌雜簡外，絕大多數是《儀禮》，共九篇，可以區分為三本。甲本是木簡，字大簡寬，存《士相見》、《服傳》、《特牲》、《少牢》、《有司》、《燕禮》、《泰射》七篇。乙本也是木簡，字小簡窄，僅《服傳》一篇，內容與甲本一致。丙本是竹簡，僅《喪服》一篇。陳夢家根據九篇經文的校勘、甲本各篇之首的篇題名和篇次數，發現除甲、乙本《服傳》和今本有很大的出入外，其它甲本六篇和今本大略相同，丙本《喪服》經、記同於今本；但是，它們的篇次既不同於兩戴，又不同於《別錄》和鄭玄，因而只能是三家以外的另一種家法本子，最可能的只有慶氏本。他認為，這種本子所以有和今本相同處（特別是《服傳》以外六篇），是由於它和今本同屬於後氏一個師法，其所以相異（特別是《服傳》），是由於它是兩戴以外的慶氏之學。他又根據文詞和字形，約略推定甲、乙本是屬於西漢晚期的抄本，約當成帝前後，其所依據的原本則應在昭、宣之世，而丙本竹簡早於甲、乙本木簡。這樣，就使我們在今天所見到的鄭註本、賈疏本《儀禮》以外，認識到一種未經打亂師法家法、未經糅合今古文以前的《禮經》後氏本。而這正是一《漢書·藝文誌》所說立於學官的本子，對經學史研究有重要的意義。

關於漢代的簡冊製度，王國維、馬衡等學者也曾根據實物作過探討，但因當時的資料所限，未能弄清楚一些細節。陳夢家根據武威這批首尾完整的成篇經書木簡，參考漢代或較早的文獻資料，詳細而具體地考定了漢代的簡冊製度，及其對後世書籍製度的影響。他先後討論了漢簡的製作材料，經典和其他簡策的長度，簡劄的刮治、編聯、繕寫和削改，每支簡容納的字數，簡冊上的篇題、頁數和尾題，全篇寫成後的齊簡和收卷，以及錯簡、標號、書體和字形等問題，使有關文獻記載的不足和不確之處得到補正。

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河流域發現的一萬支木簡，是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邊塞的屯戍文書，數量既多，內容也很豐富。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長期未能公布這些簡的出土地點，因而過去所作研究,或者是排比其事類，與文獻相比勘，或者是考訂某些詞、字和片斷的歷史事件，難以進一步深入。考古所在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曾發表當時掌握的1914支簡所屬五個出土地點，為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線索。後來，陳夢家花費相當艱若的勞動，根據瑞典出版的《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對照考古所藏西北科學考察團舊檔中找到的采集品標記冊，終於查明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並且具體指導了居延漢簡的重新整理，將其編纂成《居延漢簡甲乙編》。該書釋文即按出土地點編排。為了檢查的便利，書末又附以出土地表和標號表。他還親自為《甲乙編》撰寫兩個附錄：《居延漢簡的出土地與標號》，對三十個地點出土漢簡的情況，以及486個標號的歸屬，作了詳細的說明；《額濟納河流域障隧述要》，有選擇地撮述《報告》的主要內容，使讀者得以了解出土漢簡的那些遺址的基本情況。這樣，就為用考古學方法科學地研究居延漢簡準備了良好的條件，使漢簡研究從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漢簡綴述》

陳夢家在弄清楚居延漢簡出土地點的基礎上，結合有關遺址的具體情況，著重對各地出土簡記錄的邊防線上組織結構關系進行研究，以期恢復張掖太守下居延、肩水兩個都尉系統的布局及其結構，補充文獻記載的不足，糾正過去研究的錯誤。他在《漢簡考述》一文第二部分《郵程表與候官所在》中，根據各個遺址所出郵書記錄簡反映的隧與隧、部與部、候官與候官之間的交接和方向，以及一些遺址發現的函檢、簿檢，推定七個候官和兩個都尉的排列次序及其相當位置。《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一文，則將全部居延簡中有關防禦設置的記載系統排比，進一步考查張掖郡兩都尉的結構及其所屬、所關連的其它機構的分布位置，並且論及不同等級機構和官吏之間的隸屬關系。為了更明確地認識這些邊塞遺址在漢代歷史上的意義，陳夢家還以《史記》和《漢書》的記載為主，參以必要的漢簡和其它文獻資料，對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和居延至玉門邊塞的具體年代，居延的地理沿革，玉門關和玉門縣的所在,西漢時期在全國各地建立都尉的情況，分別進行必要的考述。

陳夢家不僅註意漢簡的出土地點和這些遺址在漢代地理上的位置，而且用心進行漢簡的年歷研究。他利用居延、敦煌、酒泉和羅布淖爾四地的漢簡，兩漢金石和其他銘刻資料，《漢書》、《後漢書》的有關記載，以及後人用四分法推定的漢代朔閏，進行詳細的年歷排比，明確了幾個地方所出漢簡的年代。其中，居延簡的大部分屬武帝末到建武初，即以西漢時期為主，也有少數東漢初期簡，東漢晚期則為數甚少。這說明，漢武帝時開始修築的張掖障塞，到東漢晚期仍繼續存在，至少仍部分地使用。

由於陳夢家註意按不同地區，不同年代進行漢簡的專題研究，因而能夠取得比較深入的成果。例如，他在《漢簡考述》中指出，居延附近瓦因托尼出土的“通澤第二亭”月食簿，有當地在始元二年確曾試行代田法的記載；而與之相距大約200公裏的大灣，所出“騂馬田官”的牛籍和田卒簿籍，雖有屯田的記錄，卻未發現代田法的反映，因而懷疑兩個地區的製度不盡相同。又如《漢簡所見奉例》一文，將兩漢時代奉例的變化分為四個時期，認為“武帝末至西漢末以錢為奉，間代以布帛，其間秩名減除、官職秩級有升降，三百石以下兩度益奉什五”；並且指出“《漢書·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固當時理解的西漢之製，不盡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與奉例問題直接關聯的大小石和大小斛問題，也有專文進行探討。

此外，陳夢家在《西漢施行詔書目錄》中，還曾根據居延所出詔書簡的地點、年歷、尺度、木理和書體，試作簿冊復原的研究。《漢簡所見太守、都尉二府屬吏》一文，比較詳細地討論了西漢晚期和東漢初期的邊郡官製，對史書記載有較多的補正。《漢代烽燧製度》一文，根據漢簡的有關記載，遺址的考察記錄，以及漢代和後世的文獻資料，論述烽燧製度的各種問題，對前人的一些說法也有修正和補充。

為了研究漢簡中“郵程”、“奉例”和“烽燧”製度等方面問題的需要，陳夢家從1963年6、7月對漢斛、漢尺進行考述開始，廣泛收集歷代度量衡方面的考古資料，系統地進行整理研究。他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有：先秦以至明清的尺度，東周時期的記容、記重銅器，楚天平砝碼，齊陳陶量,秦漢的權、量，隋以後的銀鋌和權衡，以及歷代的裏製和畝製，等等。但是，大都未能將文稿寫定，有些僅成資料長編，正式發表的只有《戰國度量衡略說》和《裏製與畝製》二文。通過多方面的系統研究，陳夢家得出的結論是：“二千年以來，我國度量衡製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較大時期：（一）先秦時期的實際情況是不太清楚的。（二）秦、漢到隋唐以前約九百年是比較統一而穩定的時期。（三）隋、唐至明、清約一千二百年是變動較大的時期。

關於漢簡以外的其他文書資料，陳夢家曾論證1942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也取得顯著的成績。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對這件難得的戰國中期文書資料作過專門研究，大都側重具體文字和圖象的考釋，並未論定整個內容的性質，僅泛泛地提到作用在於“鎮壓邪魅”、“辟除不祥”。陳夢家的遺稿《戰國楚帛書考》，將楚帛書的內容與公元前400年間的“月令”比較，認為帛書的性質與《管子·幼官》、《周書·月令》、《王居明堂禮》、《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禮記·月令》、《洪範五行傳下》等書相近，因而推斷帛書應屬戰國中期的楚國月令。這是第一次全面論證楚帛書的性質，雖然並未成為定論，取得重要的進展則無疑義。

五

與殷周歷史和殷周金文密切相關的年代學研究，也是陳夢家用力頗多的一項工作，四十年代前期寫有《西周年代考》和《六國紀年表》及其《考證》，五十年代又曾發表《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一文（後刪節為《殷虛蔔辭綜述》第六章）。陳夢家治年代學的主要特點是信從《竹書紀年》，先據《紀年》所載西周、商殷和夏代的積年確定它們的絕代年代，再據甲骨、金文，《紀年》和典籍資料分配諸王年數，基本方法比較可取。因為《紀年》本是西晉時期出自魏國古冢的簡冊，是地下發現的真正戰國典籍，將其作為考訂先秦年代的重要依據，自應比《三統歷》可靠得多。為了更好地利用《竹書紀年》的資料，陳夢家在進行一番輯佚工作的同時，作有《汲冢竹書考》，詳細考證“汲冢竹書”的出土年代和出土地址，竹書的形製和整理經過，以及所出書的類別等項。所論與朱希祖遺稿《汲冢書考》，詳略既有不同，看法也有出入。

陳夢家利用金文資料考訂西周年代，主要是由器銘所記年數或由有關的銅器組，證明某王在位的最少年數，但因王世確切無疑又有紀年的標準器為數極少，西周諸王年代大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其實，他本人的意見也在變化，例如《西周年代考》的初版和重印本，曾將金文中的“伯龢父”、“師龢父”、“龢父”定為共伯和，推斷有關諸器屬於共和時期；1956年11月準備再版該書時，又在附記稿中指出原定共和之器“都有問題”，將書中的有關段落全部刪去。

至於取《竹書紀年》佚文重譜《六國紀年表》，陳夢家的指導思想是《史記·六國年表》“橫行的記世記年容或有錯誤,而直行的記事有時可以不錯”。這是由於他考慮到“表皆橫行而簡皆直立”，所以直行不致出現錯簡問題。因此，他在所譜的表中，第一行周王之年悉依《六國年表》，而用《紀年》定諸侯相當之年，然後藉有限的金文資料考驗其是否正確。例如，驫羌鐘證實三晉伐齊入長城確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易縣等地出土兵器證實燕在子之亂後確如《紀年》所記有燕王職一代，陳侯午敦表明田齊桓公至少在位十四年，而越王世系更可從《紀年》和金文資料得到補充。當然，陳夢家重譜的《六國紀年表》只是初步的成果。他在《六國紀年》一書的後記中即已指出，要考驗《六國紀年表》的是否正確，“應利用此年表作骨幹來編造戰國的編年史。就是利用《史記》和《史記》以前的先秦記載，分隸於每年之下，看看是否合式”。他還說，自己有誌於此雖有十多年之久，卻始終未暇及此，“希望有同好續成之。”後來，有幾位學者也曾編排過戰國年表，對個別諸侯年代的看法和陳夢家有所不同。

陳夢家為治西周年代和西周金文，對《尚書》這部頭等重要的經書作過專門研究。他的想法是，從明清以來學者對於《尚書》一書的諸多論述中，整理出幾個比較簡明的答案，使後來的學者不必再從古籍中費力耙梳。所著《尚書通論》（1957年）的第一部“通論”部分，首先從先秦引《書》中清理出漢代《尚書》本子的形成，其次討論漢世流傳的本子和南宋以來分辯今古文真偽的經過。第二部“專論”部分，推測古文《尚書》的作者可能是東晉的孔安國（清代學者有持此看法者，但未詳細論證），斷定《堯典》應為秦官本《尚書》，又結合西周金文中的策命製度,討論“王若曰”問題。第三部“講義”部分，選擇《甘誓》、《湯誓》、《盤庚上》和《大誥》四篇，根據舊本和金文加以考釋，並推定各篇的寫作年代，認為除《大誥》“應為西周之作無疑”外，其他三篇都是戰國時期的擬作。這是關於《尚書》的一本較好的入門書，既淺近易懂，又有不少創見。1963年準備再版該書時，陳夢家除對原來的三個部分有所修訂外，另作《尚書補述》附後，比較著重的重論了孔傳本、書序、體例和逸篇、逸文的幾個問題（《尚書通論》的增訂本，當時已由中華書局付排，遲至1985年出版）。他還特別提出，“二十九篇今文《尚書》，其成篇年代頗有早晚之不同，如何逐篇加以斷代，實為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但因精力所艱，未能抽暇進行。

《尚書通論》

陳夢家無論研究甲骨文，殷周銅器，還是研究漢代簡牘或其他問題，都融會貫通、自成體系，取得較多的學術成果。這同他勤奮的治學精神，妥善的治學方法，是分不開的。

陳夢家對年輕同誌經常說，從事學術研究不能是八小時工作製，應該是二十四小時除去吃飯、睡覺全部用於工作。他本人正是如此，精力非常旺盛，白天按時上下班，晚上工作到午夜，名符其實的廢寢忘食、孜孜不倦，數十年如一日。從一些文稿末尾註明的寫作時間得知，他在節假日也不間斷自己的學術研究活動，例如《西周銅器斷代》一書中的《虢國考》、《賞賜篇》和舀鼎、毛公鼎、不△簋等器銘考釋，便是在春節或元旦期間寫成的。

陳夢家對郭沫若和其他前輩學者都很尊敬，善於汲取諸家之長以為己用。他在研討每個重要問題的時候，都註意徹底弄清楚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在前人的基礎上前進和提高，常能取得後來居上的效果。陳夢家十分重視學術界對自己著作的批評，把各種意見隨時錄之眉端，以便擇善而從，作修訂的參考。他對別人的勞動所得絕不掠美，無論是前代或當代學者的獨到見解，還是後輩學生代為查明一條引文的出處，都交代得明明白白。至於自己的文稿卻常主動借給人參閱，並且允許詳細引述。他說，做學問不是一個人能夠包下來的，大家動手才能把樓蓋起來，因而樂於幫助虛心求教的年輕人進步。

陳夢家雖然沒有受過田野考古的專門訓練，他卻深知田野考古的重要意義。早在1937年，他隨同聞一多等人前往安陽，參觀過殷虛第十五次發掘。四十年代去美國講學和訪問，較多地領略現代考古學的資料整理方法。解放初期，他曾參加文化部文物局組織的雁北文物勘查團，前往大同雲岡、渾源李峪村和陽高等地進行考古調查。到考古所以後，他多次考古發掘工地參觀，對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更加熟悉。因此，陳夢家能夠按照考古學的要求發揚金石學的傳統，盡可能科學地整理大量非發掘出土的資料，在某些方面達到超越前人的水平。

陳夢家善於詳細地占有資料，也是他治學的突出特點。在老一輩研究殷周銅器的專家學者中，他是親手摩挲實物最多的一位。1956年秋著手將所獲流散海外的銅器照片分集匯編時，他曾寫道：“所錄彝器約在二千器以上，較之1933年梅原末治在歐美搜集印行的《支那古銅精華》彝器三冊所錄的二百五十器，數逾十倍。”如果加上他在國內各地博物館所見銅器，直接接觸實物的總數不下四千器。五十年代初期，陳夢家調到考古所以後不久，領導上曾責成他籌劃甲骨文和金文集成的編纂工作，精心收集了大批資料，其中包括四萬多片甲骨文拓本和上萬張金文拓本，很多都是一般學者難以見到的。所以他的幾部專著，資料基礎相當雄厚，內容寫得比較豐富。後來，由歷史所負責編纂《甲骨文合集》，考古所提供了自己收集的全部拓本。《殷周金文集成》則拖延較久方才上馬。”

陳夢家要求自己的學術研究，逐步擴而之大，再大而化之，進而恢復一部信史。他三十多年撰寫的大量論著，幾乎沒有一篇即興之作，而是胸懷總的奮鬥目標，以極大的魄力，有計劃地進行多方面探討，由此及彼，逐步深入。為了總的目標,需要觸及什麽領域，就徹底清理什麽領域的已有資料和研究成果，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搞的都是全面性的綜合研究，從來不在枝節問題上鉆牛角尖。

1963年4月上旬，考古所決定著手進行《殷周金文集成》編纂工作的時候，夏鼐所長曾委派陳夢家主持其事。當時他極為興奮，立即揮筆草擬了編篡計劃，並指導青年同誌從本所藏拓的對重入手進行具體的資料準備。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沖擊，這項工作剛剛開始竟停頓了十年。現在，編纂《金文集成》的工作已經恢復五六個年頭，並且開始交付出版，有關人員更加懷念當年積極籌劃和指導這項工作的良師。我們要以加倍努力取得的成果，表示對夢家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