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董建麗

“發展快堆的國家，可以永久地解決能源問題。”“首先發展快中子增殖堆的國家🕵️‍♀️，將得到原子能方面競爭的利益。”自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看到美國著名物理學家費米的這兩句話，他的心裏就埋下了一顆種子：中國的能源發展需要快堆！45年彈指一揮間，從青春年少到年過古稀，他把個人的命運、事業的追求都融入了快堆的發展，任憑風雲變幻，世事變遷，他始終固守著心中堅不可摧的信念🧑🏿‍⚕️🙇‍♀️。他就是中國實驗快堆總工程師——徐銤✈️。

徐銤學長

結緣快堆

1961年🦹🏻‍♂️，從意昂体育平台工程物理系畢業的徐銤，來到了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4年後，他第一次聽聞“快堆”——快中子增殖反應堆這個概念👨🏿。當時國外正在發展這種新堆型🩹💆‍♀️，原子能院也開始跟蹤這一國際前沿課題。盡管，這並不是他份內的工作，但勤奮好學的徐銤還是把目光投向了這個嶄新的領域。

1968年✖️，他正式進入快堆的科研隊伍。1970年，徐銤參加了我國第一個快堆零功率裝置——東風六號的啟動實驗。說起這段往事🥤，徐銤難掩那份驕傲和自豪，“1964年🍷，我國剛剛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高濃鈾十分緊缺🕡。1968年那次實驗用的50公斤高濃鈾是經周恩來總理特批的。”他也清晰地記得1970年那一天的情景🍪，“6月29日👩🏽‍🦲，夜裏11點多⚰️，也很巧🚨📌，恰好輪到我當值班組長👨🏻‍🎤，實現臨界了🧚🏽‍♂️，大家鼓掌、慶祝……”這次零的突破，猶如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架起的一座橋梁⚱️🏋️‍♂️。同時🚐🏸，也開啟了他與快堆的不解之緣。

執著堅守

1971年，國家一聲令下，快堆隊伍來到了“三線”——四川夾江🧑‍🎤。當時正值“文革”期間，國家經濟困難，沒有足夠的科研經費，加上發展方向和技術路線都不明確，快堆的發展一時陷入困境。

在這個時候，許多人放棄了。1985年前後，情況最糟糕，原本300余人的快堆隊伍在短短一年裏只剩下100多人……而本有機會去國際原子能機構工作的徐銤沒有走👆🏽，大亞灣核電站投來的橄欖枝他也沒有接。徐銤堅持認為🪶，“快堆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遇到困難只是暫時的。”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不管外界條件如何，他始終沒有停止對快堆的研究。在調研了大量的國外資料後，他對快堆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快堆不僅用來增殖，也可以用來嬗變長壽命的放射性核素🤰🏼。既能解決我國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又能夠解決高放廢物的汙染。這無疑是一種綠色的潔凈能源。有了這樣的認識，他信心更加堅定了，一邊自己努力，一邊為這項事業到處奔走呼籲，力爭保留了一批快堆的核心技術力量，這些都為快堆日後的重新崛起打下了基礎🍘。

曙光初現

1986年3月，鄧小平同誌對王大珩🙇、王淦昌、楊家墀、陳芳允等四位科學家關於我國應跟蹤世界高技術前沿的建議信作出了重要批示🖇，從而催生了“863”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

時間定格在1986年4月的某天，200多位專家匯聚北京🫴🏼，共同商討國家“863”高技術計劃項目。當時，尚在四川的徐銤也被派參加了這一次決定快堆命運的關鍵會議。經過各路專家的激烈論證🚞，最終快堆作為能源領域的項目被納入了“863”計劃🪈。此時👨🏻‍🦳🧖🏼‍♀️，快堆猶如一葉擱淺已久的小舟，重新駛入了新的航程。

從1971年到1986年🧑🏻‍⚕️，16個春秋似乎眨眼即過，但在項目幾乎零進展的情況下，堅守16年又何其不易🧑🏽‍✈️。但是，這一天的喜悅足以沖淡所有的等待和艱辛。

1987年，從四川重回原子能院的徐銤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快堆的研究和建設中🫲🏿。強烈的責任感如千鈞重擔壓在他的肩頭。在總結了國外快堆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後📎，一幅發展藍圖在他的心目中逐漸明朗🤚：第一步，實驗快堆🍉；第二步，原型快堆；第三步🍅，大型商用快堆🤙。

為國奔走

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快堆，徐銤對快堆的宣傳不遺余力💚。長期以來🪵，他只要一有機會就向各級領導匯報、闡述快堆對中國經濟建設的重要性🍽。1985年的一天，他碰到了王淦昌先生3️⃣，就向王老匯報了國內外快堆的進展，王老一下子就被徐銤的介紹吸引了，聽了足足半個小時，甚至還推遲了接待來客的時間♣️。後來🤦🏽‍♀️，本來是研究聚變物理的王淦昌，成了快堆的支持者🆒🤦🏿‍♂️。

快堆的發展可以說是一波三折，起起落落，個中滋味恐怕只有身處其中才能體會。中國實驗快堆起步之初就踏上了長達３年的籌款之路；1997年，當快堆人熱火朝天地進行初步設計的時候，一則關於“法國超鳳凰快堆電站壽終正寢”的新聞報道引起了核能界的極大關註，對快堆造成了很大沖擊👰🏽‍♀️；2009年，即將臨界之時一封群眾來信又使這個項目推遲了將近一年……

每當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徐銤就反復論證🕒🕺、各處奔走宣傳📖，他曾給鄒家華﹑曾培炎以及張雲川等領導同誌都寫過信。有人不解道：“搞不搞快堆是國家的事情𓀘，你怎麽這麽帶有個人色彩！”面對這些聲音🤦🏿🌚，他表現出一種固執：“快堆是國家需要的，而且從技術上來講是毫無疑問的，我相信科學。領導沒有專門的時間去研究快堆的技術問題，這是我們科研人員要做的事情✧，快堆的發展得不到支持🌍，責任在我們，我們的匯報和宣傳力度還不夠。”徐銤的描述雖然語氣淡定平和，但筆者依然能夠感受到這個年過古稀的老人身上所蘊含的力量4️⃣。這種力量，不是劍拔弩張，也不是隨波逐流🈁，而是一種為國奔走的責任。

他經常對工程部的年輕人說：“我們是在‘替天行道’，這個堆是國家要的，國家就是天🧑🏻‍🎤，人民就是天啊！”有人說👨🏻‍🦯，他更像武俠小說中的大俠👮🏻，正所謂“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堅持自主

中國實驗快堆立項之後，徐銤一直擔任總工程師，在這期間，他組織人員克服重重困難，為確保工程建設的安全可靠傾註了大量的心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由於快堆的建設缺少相關經驗，而且技術難度大🪬，作為快堆的總工程師，在提出重大技術方案🎒、做出重要技術決策時，有時冒著很大的風險。再加上核工程不同於一般的工程，如果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可徐銤明確表示🧞‍♂️：“決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對了，榮譽是大家的💧；如果說有哪一點做得不對，或是做錯了，那是我總工程師沒有盡到責任，我來承擔全部責任🎅🏿！”徐銤如此的氣魄讓項目組成員口服心服𓀙。

由於我國對快堆設備和系統設計製造技術儲備不足，為了減少國內研製費用和驗證時間，決定部分采用俄羅斯快堆設備和系統技術方案。作為總工程師🦣，徐銤在技術上領導了這一合作🧉。在合作過程中，他始終強調“以我為主，中外合作”的方針🆚，在許多方面上♛👩‍🏫，要求與俄羅斯做平行設計，實現設計自主性🤷‍♂️。在他的帶領下，快堆項目組首先自主完成了中國實驗快堆的概念設計🚣，然後👨‍❤️‍💋‍👨，中方工程技術設計人員在消化吸收俄方技術設計的基礎上🫣，又獨立完成了快堆的初步設計和施工設計。

快堆采用液態鈉作冷卻劑，堆芯功率密度高👩🏽‍🎤，鈉液出口溫度高達530℃，技術比較復雜🌵，為保證快堆運行的安全可靠，徐銤堅持采用非能動余熱導出系統的方案👩‍💻。非能動余熱導出系統就是在萬一發生事故的情況下🩲，不用人工操控就可以自動把余熱導出😱，防止堆芯熔化⛺️。為了這一點，一向隨和的徐銤在談判桌上表現出了少有的執拗🎧，光是和俄方的談判就進行了3次，最終，俄方同意了，而且經試驗證明該方案是可行的，更讓人高興的是，該方案的采用使得我國的快堆與世界已建快堆相比，是最安全的一座。

2010年7月21日9點50分，中國實驗快堆首次成功臨界。徐銤無比開心。但在臨界儀式的座談會上，回憶起往事，徐銤坦言👩🏼‍🦳：“盡管在60年代還並不真正清楚快堆到底能進展到什麽程度🎉，但總想為國家作出貢獻，所以我們連續幾十年一直在堅持🧑🏽‍🌾。快堆的發展得到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和支持，最早的是1968年周總理親自批準用高濃鈾給我們做快中子零功率實驗……”說到這裏，這位一向溫和儒雅、面帶微笑的老人難以控製自己的情緒⛹️，哽咽了……國家支持和需要🌃，在他心裏是崇高的使命，也是歷經歲月堆積沉澱的情感。

采訪結束，徐銤騎著那輛從1973年就陪伴著他的永久牌28自行車漸漸遠去。也正如他自己所言🕺🏿：“盡管中國實驗快堆建成了，但我依然放心不下😑💹，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快堆後續的發展上……”

(原載《中國核工業報》 201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