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梁方仲1908年出生在北京,中學畢業後考入意昂体育平台（1926年）💅🏼，先後入讀農學系、西洋文學系、經濟系🛀，1933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研究院（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即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由此致力於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

1934年,梁方仲(左二)與羅爾綱(左四)等在北京成立史學研究會。

　　1936年,梁方仲發表《一條鞭法》,立即引起學界巨大反響。這篇論文開創了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分析王朝製度,研究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的新路徑,馬上引起國際學術界重視。梁方仲的成就並不僅僅止於製度本身的研究,他的眼光始終致力於通過一個時期的田賦製度觀察整個中國田賦製度的變化,進而觀察在這種製度變化之後社會結構的變化,由此說明明清社會經濟的結構特征。

　　通過梁方仲的研究,我們了解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孤立🧭、抽象、與時代似乎毫無關系的古老製度,而是發現了一個王朝的社會經濟的內在運作機製,同時,他的著作也時時提示我們現實田賦製度以及現實社會經濟與歷史的隱秘聯系😬🥉。如何理解梁方仲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開創性貢獻?南方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誌偉先生,他的業師湯明檖曾是梁方仲的助手🫃🏿。

梁方仲對一條鞭法的研究“最為全面和深邃”

　　南方日報:您最初怎麽知道梁方仲的?

　　劉誌偉:在36年前,當我第一次聽業師湯明檖先生介紹梁方仲先生時,首先記住的是“一條鞭法”這個聽起來覺得有點怪怪的名詞🕵️‍♂️。從那一刻起,我一直好奇地想知道,發生在明代中後期的一條鞭法改革,只是漫漫歷史長河中一處湍灘,為何值得一位學者花費畢生的精力去研究?而且這項研究如何能夠成就一位學者的聲名功業?

　　幾年後,我有幸踏入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門檻,得以在湯老師指點下,以學習研讀梁方仲先生一條鞭法研究的論著為門徑,開始努力試圖解答這個一直纏繞在腦子裏的問題。轉眼30年過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找到了答案,只是從學習梁方仲先生的明代一條鞭法研究入手,在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有一點點心得。

　　南方日報:“一條鞭法”研究在梁方仲本人的學術生涯和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的發展過程中分別居於什麽地位?

　　劉誌偉:人們談到梁方仲先生的學術成就,總是把他的名字與“一條鞭法”聯系在一起。一條鞭法研究,是梁方仲先生成就其學術功業的基石。同時,一條鞭法的研究對社會經濟史學界影響也很大,我研究一條鞭法後戶籍製度的變化與廣東地區鄉村社會結構變化的關系時,就是從梁方仲先生那裏得到的啟發👩🏻‍🏭。可以說,梁方仲先生對一條鞭法的內容和實質的把握,包含了許多深刻的見解,被學界認為是“最為全面和深邃”的研究。

　　南方日報:有人把梁方仲先生歸為從事傳統製度史研究的學者,以為梁方仲先生的一條鞭法以及相關的研究,重點只是在史料考釋上面,著重說明了王朝典章製度的內容與施行情況,而欠缺揭示一條鞭法的社會經濟意義,您怎麽認為?

　　劉誌偉:這是一種誤解。梁方仲先生的關懷和研究的著眼點,從一開始就是要從明清社會經濟的變遷過程,去理解近代中國社會的結構✒️。

研究傳統中國社會由典章製度入手,一則是因為從王朝典章去說明社會製度,在中國學術傳統上,有長久的淵源,一個中國學者研究傳統中國社會問題,承此“家法”,不失為治學之正途；二則是因為傳統中國的社會製度和社會生活,一直在王朝典章製度規範下,雖然社會現實與製度規範常有相當大的距離,但王朝製度常通過不同的機製直接或間接影響或製約社會生活形態和社會關系的結構。由於我們研究所用的資料,不能離開士人留下的文字,若脫離了對王朝製度的了解,則難以真切地解讀文字記錄的本意,也難以真正把握和理解現實社會現象。

1962年,梁方仲(左一)在廣東新會。

　　因此,研究者重視典章製度的考釋,重視弄清有關製度的內容和本義,並不意味著只是以厘清製度沿革為研究目標。我們綜覽梁方仲先生的論著,許多都是從製度考釋入手,去說明社會現實之情狀的。一條鞭法、糧長製度等研究固然如此,其他有關製度的研究也無一例外。

有些經濟學者過度推崇計量,甚至忘記其只是工具

　　南方日報:梁方仲認為,過去中國田賦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書為限,應當多從地方誌🌐、筆記及民間文學如小說平話之類去發掘材料,他的這種研究習慣跟和他同時代的歷史學者有何不同?

　　劉誌偉: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還處在拓荒階段,很多青年學者提出要重視地方誌資料的利用。梁方仲先生可以說是利用地方誌資料來研究王朝製度與地方社會最為成功的學者之一𓀇。為了弄清楚一條鞭法在地域上的發展以及各地施行的實況,他利用了從中國各地和日本、美國等國家收藏的地方誌超過一千種以上🍮。正是因為大量利用地方誌資料,使他得以掌握一條鞭法在地方上推行的過程🤞、內容的精粗差別以及不同地區的社會實況。在當時中國歷史學研究者中間,很少有像他這樣大量利用地方誌資料的🔃。

　　南方日報:梁方仲為什麽這麽重視地方誌等民間資料的搜集,您認為這表現了梁方仲怎樣的治學方法?

　　劉誌偉:這是因為梁方仲先生研究王朝製度的目的,並不只是為了說明製度本身的內容,而是要通過剖析製度運作的機製去說明社會經濟結構的實態👇🏿。因此,在梁方仲先生的研究中,除了正史👷🏼‍♂️、實錄、會典一類官方文獻一直被重視之外,其他地方的、民間的文獻也一直是他所倚重的材料。他一生的治學生涯,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搜集各種公私檔案、契據冊籍作為研究資料。

　　南方日報:梁方仲先生十分重視經濟史的計量研究,但也有說法,我國現代經濟學引入計量方法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事情🏋️‍♂️。

　　劉誌偉: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準確。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梁方仲先生是以計量統計方法進行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開創者。他註重從數字本身的性質去把握數字所反映的經濟事實,在如何科學地利用歷史數字去進行中國古代經濟史的計量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樣。

　　1950年代,梁方仲教授開始編撰《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這部著作出版之時,正是我國歷史學界在反省過去史學研究的偏差,一度熱衷甚至迷信所謂的“計量史學”的時候🫴🏼。一些青年史學工作者曾經相信所謂的“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更具科學性,在這樣的傾向下,人們更稱道這部著作在推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收集和利用數字資料、進行量化統計分析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對梁方仲教授能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編撰出這樣一部著作表示欽佩。近年來人口史研究非常熱鬧,也突顯了梁方仲先生走在學術發展最前沿的奠基性貢獻。

　　南方日報:他將計量方法引入經濟史研究是基於怎樣的方法論考慮?

　　劉誌偉:這正是我想指出的,其實,梁先生在計量研究方面最值得我們註意的貢獻,並不在於他處理歷史數據采用的統計方法,而應該是他處理這些數據時堅持的歷史方法。學術界有一種最常見的誤解,就是把梁方仲的一些有數字統計的著作簡單當作工具書來使用,可以說,沒有一種把歷代戶口田地田賦製度演變打通來理解的通識,只是根據需要去擷取一些數據隨意加以解釋和發揮,是很危險的。梁先生引入計量方法主要是力圖在通解歷代製度演變的基礎上去解讀數字資料♜。

　　南方日報:國內有些研究經濟的學者似乎有將研究工具演變為研究本體的危險,他們過度推崇計量方法,甚至忘記計量方法只是工具。梁方仲在計量上的使用對此有什麽啟迪?

　　劉誌偉:梁方仲先生在中國古代經濟史計量研究的方法上,通過自己的實踐,建立起一種研究的規範,這種規範的基本原則和規則,直到今天,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領域中仍然值得效法🧑🏿‍🚀。

大家鬧哄哄爭論中國社會性質時,梁方仲堅持了學術獨立性

　　南方日報:梁方仲不僅重視計量而且還重視社會調查。1939年,他曾前往陜甘三省從事社會調查,為時八個月。他的社會調查方法對他的研究有什麽影響?

　　劉誌偉:在我們目前所見梁方仲先生公開發表的著作中,有關這些社會調查的成果不是太多。在那次陜北調查之後,他寫了一篇關於驛運的文章。該文討論的問題,我基本不懂,無意置評。但我想強調的是,在農村所作的實地調查,對梁方仲先生從田賦製度入手研究中國社會問題,不能不產生潛在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我們很難舉出具體的實例來證明,要簡單地指出他的哪些學術觀點或視角是來自農村調查,也不免牽強。不過,如果我們註意到梁方仲先生在1940年代以後有關一條鞭法以及糧長製度等方面的研究,常常會更多地引出有關農村社會關系的討論,而這些討論又總能切中農村問題的肯綮,不能不相信農村調查經驗對他研究歷史上田賦製度的問題意識和觀察視角有著深刻的影響👎⚃。

　　南方日報:梁方仲與他同時代的不少學人在研究方法上有什麽不同?

　　劉誌偉:當大多數研究者受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種種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運用外來概念分析中國歷史現象並圍繞這些概念爭執的時候,梁先生堅持從史料考釋和事實分析去解釋歷史的真相👨🏿‍⚖️。他是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比較早大量利用地方文獻進行研究的開拓者,他特別強調地方和民間文獻資料的運用,特別強調利用經濟活動中形成的實物資料,並在自己的研究中付諸實踐🗝。正是梁先生的實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建立了一種學術規範。

　　南方日報:為什麽梁方仲的學術研究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上仍然能保持其學術生命力?

劉誌偉: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研究完全是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下,按照學術的規範展開的。在研究方法、學術規範方面,梁方仲先生堅持了學術的獨立和研究的科學性。當大家鬧哄哄地爭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時候,梁先生認為,要認識中國社會,必須從研究農村社會入手,而田賦製度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因而他選擇從明代田賦史入手去探索中國社會的性質,並從對田賦以及相關製度的實證研究中,得出對明清以後中國社會性質的獨到的認識。

梁方仲(右)與助手湯明檖在中山大學⚓️。

　　當經濟史學界一窩蜂地為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爭論不休時,他卻相信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必須從整理基本的資料,尤其是基本的數據開始,進而把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光花在了當時沒有任何人重視的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去,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計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解放以後,梁方仲先生的研究,長期處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主流之外,被邊緣化了🍱。然而,他的研究,不但一直在世界學術主流之中得到承認,而且能夠在幾十年之後仍然煥發其生命力,他所探討的問題,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最近發展中仍然可以成為最前沿研究的基礎。

1970年與子梁承鄴➜、孫梁松新合影。這是梁方仲最後一張照片。

【記者手記】

為學人立傳重在展示其學術精神

　　從受眾角度來說,似乎更應該以較為淺顯易懂的文字展示這些學人“淺度”的一面,或者與普通人的生活能夠重合的一面。但我又相信另外兩種理論,其一,不應低估讀者的閱讀能力,讀者喜看輕松的娛樂八卦並不意味著對嚴肅報道的排斥🐊；其二是有效需求理論,如果一篇報道有3000人的閱讀率,但看了之後不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那麽我寧願只有30人的閱讀率,但能給他們帶來一點觸動😱。

　　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寫作對象決定了我們的寫作方式,寫政客明星和寫學者大師一定不會相同。學者大師除非成為明星,人們一定不只想看他的私生活,學者們給世界留下最有價值的就是他們的學術作品以及他們的學術精神,給學人立傳,重心永遠應該是向讀者展示他們的學術價值和學術精神。

　　既然如此,我就決定順應我的表達沖動,不避諱使用一些專業詞語,以梁方仲的學術生涯為中心,解釋他的學術理想和他的人生理想如何互相影響最終渾然天成,我的寫作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個人對梁方仲的理解過程。某些語言的使用雖然艱深,但主要是為了力圖做到表達到位🪇。同時,我想強調的是,我雖然介紹了大量梁方仲的專業研究,看上去與讀者毫無關系,但是我的著重點並不在於介紹這是一項多麽牛的成就,而是試圖將梁方仲立體化,從各個方面去解釋梁方仲的整體學術思想以及治學的方法論,並且最終引入到知識分子精神的總結上💂🏼‍♀️。在我看來,偉大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偉大,根本上說是因為他們具備了知識分子精神,這是他們能夠在各種艱難困境中仍然堅持治學,並能撥開學術界的層層雲霧,最終抵達學術聖殿的動力源泉。也許不同語境裏不同國度中對知識分子精神有著不同的闡釋,但梁方仲這一輩的民國知識分子毋庸置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典範🥹。這才是這批學人身上最有價值的東西,也是寫作者最應該展示給讀者的,最希望讀者能夠讀懂的。

轉自 南方日報 2010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