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我們只有齊心協力⚔️，認清目標，展望未來👩‍👦‍👦，才不辜負我們所承受的一切犧牲和苦難。”這是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的結語🟡。作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費孝通先生一生心系“鄉土中國”🧍‍♀️，他對中國社會的理論研究無不“誌在富民”📔。《江村經濟》使得靠桑蠶為生的“開弦弓村”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成為國際社會學界研究中國農村的首選之地🆖👂。費孝通的另一部力作《鄉土中國》成為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必讀之書，更被國際學界譽為“人類學研究的啟蒙讀本和經典範本”。

為紀念費孝通先生百年誕辰，本刊特邀一位西方學者和一位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東方學者，從世界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對費孝通先生的學術貢獻和治學理路作深度探討，分上下兩期推出。本次訪談以英文形式進行，訪談英文摘要將發表於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會刊》（Anthropology Today）。

《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英漢對照），費孝通著🚌，戴可景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價🆔：60.00元

■主持🐻：吳子桐

■嘉賓⚆：韓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國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鄉土中國》英譯者）

常向群（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中國比較研究網負責人）

1936年，費孝通與開弦弓村的孩子們合影

吳子桐：費孝通先生在社會學、人類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這主要體現在他早年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和後來的《鄉土中國》兩本著作中，如何評價這兩本著作的價值？

韓格理：我是在上研究生的時候拜讀了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我覺得這本書十分有趣，但在那時，我剛剛涉足社會學領域，並不知道費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代宗師👩🏽‍🔬。後來，在1984年至1985年於臺灣東海大學教書期間🔆，我在一家書店中偶得《鄉土中國》。這次與費先生的“邂逅”時值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已初具基礎，正在探討如何能夠不帶西方偏見地將中國與其他社會作比較研究的當口。在讀了《鄉土中國》之後🍚，我了解到費先生不僅與我面臨同樣的問題🐩，而且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道路上已經走了很遠。在書中，費先生用優雅的散文體🐷、以令人信任的方式直入主題⇒，對中國與西方社會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我當時對此書未被譯成英文感到不解，並且意識到翻譯此書是絕對必要的，只有這樣👩‍👧‍👧，西方讀者才有機會一窺費先生精深的學術思想。我十分榮幸有機會翻譯了此書🙆‍♂️🧛‍♂️。

常向群🏋️‍♂️：十分巧合🫄🏻，我是在1985年初讀費先生的《鄉土中國》的，當時，我正在東北師範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學位。這本書從縱向——歷史的維度，和橫向——全球的維度，對中國社會進行系統的研究考察，展示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在費先生逝世後，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的紀念文章《社會自我主義與個人主義——一位西方漢學人類學家閱讀費孝通“中西對立”觀念的驚訝與問題》（"Social　Egoism　and　Individualism:　Surprises　and　Questions　that　Arise　from　Reading　Fei　Xiaotong’s　Idea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就是基於您和王政翻譯的《鄉土中國》英文版寫成的。十分可喜的是，該文在西方社會科學語境下活化了費先生的學術思想。我和王斯福教授之前的博士生曾多次引述中文版的《鄉土中國》🧑🏼‍🍼，但均無法呈現該書的靈性𓀖。您將該書推介到英語世界，極大地增進了世界對中國社會的理解🤣。盡管此書初版於20世紀40年代，但一些核心觀點至今仍舊十分有價值。我正在寫一本書🙎🏿‍♂️，題目為《費孝通與江村研究》（Study of Fei Xiaotong’s theories and restudies on Kaixiangong Village），擬以此來紀念費孝通先生誕辰100周年。

回到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我於1987年閱讀了該書的首版中譯本🫏。當時，我正在北京教授社會學，對這本經典的民族誌領會得並不深刻🦸🏼‍♂️。若幹年後，許多中國學者和學生常問我如何評價此書的重要性，我請教了王斯福教授。他推薦了弗裏德曼（Maurice Freedman）於1962年作的紀念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的演講，題目為《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這篇演講使我對這本書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認識🧚🏻‍♂️。弗裏德曼引述了一段馬林諾夫斯基為費孝通先生寫的《江村經濟》的序言📊：“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這本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弗裏德曼鼓勵社會人類學者對像中國這樣的、有綿亙千年的文明和龐雜歷史的社會進行研究，並相信這將是社會人類學未來的發展趨勢。由此7️⃣，我認識到《江村經濟》的重要性在於它推動了人類學的學科本身及其方法論的發展𓀀。1996年以來，我在費先生當年從事田野調查的村莊完成了自己的田野調查後，便開始對費先生總結性的新作進行全面研讀🕴🏼🧑‍🦰，從中我看到，費先生的研究興趣已經從田野調查轉向了理論回顧與反思。費先生自稱，他對自己學術貢獻的重要性的認識始發於重讀馬林諾夫斯基為《江村經濟》寫的序言。據費先生所言，《江村經濟》的裏程碑意義在於它開創了一個新風氣😥，“這個新風氣就是從過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蠻人’的牢籠裏沖出來💁🏼‍♀️，進入開闊龐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我完全同意這一觀點🧗‍♂️。

韓格理🧖🏽‍♀️：我發現，令人吃驚的是，在中國社會研究領域，似乎很少有美英的中國研究專家了解或引用費孝通先生關於中國社會的理論觀點。所以，當我閱讀了你前面提及的王斯福教授的《社會自我主義與個人主義——一位西方漢學人類學家閱讀費孝通“中西對立”觀念的驚訝與問題》一文，感到十分欣慰👏🏽。的確，是到了開始在東西方學者之間展開對話的時候了——追隨費先生對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從而更好地了解一個社會區分於另一個社會的製度性差異，以及將不同社會的人們聯系起來的共同之處。

常向群✋🏿：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學者從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對現當代中國以及中國社會加以研究，但除了您和王斯福教授，很少有學者註意到像費孝通這樣的中國學者的理論貢獻🚵🏿。根據社會科學的標準📷，這些專家的著作非常出色🙆，但他們的思想和方法是從迥異於中國社會的研究中發展出來的👩🏼‍🍳。誠然，這些著作在許多方面都很有價值，但是，正如不少中國學者常說的那樣，有的研究並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讀起來有“隔靴搔癢”之感。對我而言，《鄉土中國》的英譯本的重要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探討中國社會的中國本土理論的優秀範本。我希望國內外舉行的紀念費孝通先生誕辰100周年的各種活動——包括咱們的對話——能引發西方學者對中國學者的理論研究的興趣➕，正如英語諺語所說，“遲做總比不做好”。

吳子桐：在民族問題上🧑‍🦲，費孝通先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參加少數民族歷史調查，進行民族識別，在改革開放後又提出了“多元一體格局”理論，認為民族認同意識是多層次的🔊，且不同層次可以並行不悖。他認為🤽🏿‍♂️，這種“多元一體”的特點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其他多民族國家。二位對此如何評價？

韓格理：正如費孝通教授提出的其他概念一樣💂🏽‍♀️🤛🏼，“多元一體格局”的概念源自於費先生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中國社會的理解。費先生認為🧜🏼‍♂️，中國人與他們的社會通過不同的社會關系以多樣的方式聯系起來，一些是通過親密的家庭紐帶，一些是通過廣泛的家族關系，還有一些是通過地緣的關系。費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的第十二章指出所有這些關系都是血緣關系的延伸。他指出📿，“區位是社會化的空間……這是血緣的坐標”。超越區域主義，根據費先生的說法，我們也可以認為，對於中國人而言，民族認同也是一個社會化的空間👷‍♂️，有血緣的坐標🧩，每個人的坐標在空間上都會有所不同。然而，與許多對西方社會所作的民族主義研究相比，這個觀點適用於描述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而不適用於所有社會🎅🏿。

常向群：是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初步構想在20世紀40年代的《鄉土中國》中文版中已初見端倪，但是它的完善和廣泛傳播是緣於50年後費孝通先生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的一篇題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演講。“多元一體格局”是費先生幾十年來在對中國少數民族史料文獻進行分析和實證研究的過程中形成的。根據費先生的觀點，中國56個民族經過了長期的整合↘️、互動，同時共存於一個大的社會裏，由此形成的“格局”是“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格局”一詞體現了個人和民族之間的聯系。“多元一體格局”又是從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中提煉出來的一個概念⏱。費先生在已經撰寫了多篇關於全球化的文章後🦀，於2000年提出了構建“世界範圍內文化多樣性或者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問題，這是他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從中國社會向全球範圍的延伸。在做完了“來自金磚四國的移民在英國”的田野調查以後，我認識到費先生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概念可以成為對現存的有關多民族社會理論的一項有用的補充。

韓格理🔢🦸🏼‍♂️：對於費先生的這一觀點，我有一個問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費孝通先生對中國未來的一種期許🏄，還是對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一種切實反映🍇？

常向群🤽🏻：“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構想是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進行研究的結果👩🏽‍🌾，並且這種格局正在成為現實。而“世界範圍內的多民族一體格局”則是費先生的一種向往🤦🏻‍♀️。

韓格理：沿著費先生引領的這一研究，我想我們應該對多元社會的研究作一點補充。英國人類學家弗尼華爾（J. S. Furnivall）在20世紀30年代作為英國公務員在東南亞工作🦹🏿‍♀️🌙，期間他發現，除了日本和韓國🤷‍♀️，大部分亞洲社會都是多元化的👳🏼‍♂️，所以他用“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一詞來指包含多種共存而不相互融合的族群的社會🙄。弗尼華爾提出的這一概念暗含了與西方社會的對比⚀，在西方社會中🚷，不同的族群被期許融入一個主導的社會秩序中🚶🏻‍♀️。毫無疑問，費先生所接受的英式教育使他接觸過弗尼華爾的著作。費先生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從事中國社會少數民族研究，他對多元社會研究的新見解，都是從他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中得出的，其中包括他於20世紀40年代在雲南省教書時所作的研究🦿。

常向群：沒錯🎥🛝，盡管我沒有看到費先生直接引述弗尼華爾關於“多元社會”的觀點，他很可能受到了後者的影響。有趣的是，有中國學者對費先生的《江村經濟》評論說，此書缺少對西方文獻的綜述🔃。大半個世紀過後，也有中國學者對閻雲翔的《禮物的流動》（The Flow of Gifts）評論說🔖，它缺乏中文文獻的回顧🥥。我認為這一點正說明了，中國學者不僅向西方學者學習，也期待西方學者向中國學者學習💱，這種互鑒不僅是材料上的，還包括觀點和思維方式上的。

吳子桐：費孝通先生在很多理論問題上都卓有建樹🦶🏼，且能靈活運用理論研究現實社會，在《鄉土中國》中他運用“差序格局”、“熟人社會”等理論分析中國問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註和討論💃🏻，請簡單介紹一下西方學術界對費孝通思想研究的現狀🛃，以及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論在理解社會結構等方面給人們帶來的啟示。

韓格理：在社會學領域😯，費教授對研究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源自《鄉土中國》一書，我有幸和王政共同翻譯了此書，當時她是我的研究生✝️💪。我們翻譯完此書後🖕🏻，到北京拜訪了費教授⛳️。在那次會談中，我們共同探討了此書的英文書名。如果書名翻譯不得當的話🧑‍🧒‍🧒，將會使讀者對書的內容產生誤解。在談話中🍄，我註意到費教授暗指中國農民植根於土地，於是🦸🏻，我們幾乎異口同聲說出了該書的英文名——From the Soil🪢，副標題為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國的社會基礎）🥮。這一題目抓住了該書的精髓思想🤷🏽：中國農村社會的歷史生發出了一種獨特的人際格局🧟‍♀️👨🏿，這種格局使得人們在復雜的社會秩序中找到他們的位置。這種人際格局就是“差序格局”，我將它譯為“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費先生的核心觀點是🕴🏻，這種差異人際格局全然不同於西方社會中的人際格局🧓🏽，即“團體格局”——我將此譯為“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這一對概念有助於引導我們思考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之間的組織和製度差異😬☃️。

在美國的社會理論家中💹，很少有人了解費教授和他的著作。知道費先生的也僅限於那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如許多中國理論家一樣，歐美國家許多理論家（例如Edgar Kiser和Michael Hechter）使用類似的概念分析不同的社會🧓🏽。這削弱了費先生的一項主要學術貢獻，即關於社會的這些概念的提煉應該來自於對該社會的第一手了解。

常向群🛰：我是在1994年通過楊美惠（Mayfair Yang）的《禮物👩🏿‍🦱、關系學與國家》（Gifts, Favors & Banquets）一書得知《鄉土中國》有了英文版。由於我對此書較熟，直到去年開始寫費先生的理論貢獻😹，才開始翻閱其英文版。然而，看到英文版的第一眼，我就被它的英文書名From the soil及其副書名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所吸引🙍🏿‍♂️。在讀過您的前言、後記及所有註釋後🏛，我發現我與您對該書的理解通過不同的路徑達到了很多共識😲。

在閱讀了幾乎所有關於《鄉土中國》英文版的書評後🫲🏿，我發現鮮有西方學者註意到此書譯者工作的價值及其為此付出的努力。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樣，遺憾的是♕，費先生的理論，比如“差序格局”，在西方學術界幾乎不為人知。在此我再次提及王斯福教授的論文，您將“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譯作“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王斯福教授則將它們分別對應為“社會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使英語世界的讀者更加容易理解中國人與所謂的西方人之間關系的差異。

韓格理：我必須說，我也對《鄉土中國》英文版的幾篇書評感到失望。記得一位評論家指責費先生的這對概念與東方主義有涉🦉，並且從人權的立場出發堅持認為人人生而平等🙅🏿，有權享有平等的個人權利。這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完全忽略了費先生關於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比較之要點🤙🏽。誠然💇🏻，倡導人權平等是源自西方的政治哲學傳統，“團體格局”是這個傳統的體現🦷，但是“差序格局”並沒有規定它不追求人權👩🏿‍🚒，它僅僅是一個用來描述常規的互動模式的概念。

事實上🛑，“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並非兩個對立的概念，也並不是位於一個連續漸變體的兩端或兩極，它們都來自對兩種不同社會組織的理解🐵。作為組織性概念🕺🏽，這兩個術語分別規定了各自社會中成員間互動的製度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忠實於費先生的術語🌅，術語的翻譯必須強調互動的製度化模式⚠️，人們在這種模式中能夠界定自己🪽🧑🏿‍🔧，並以此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重構社會秩序。從這一點上講🧒🏼，王斯福教授將“差序格局”譯為“social egoism”沒能傳達費先生這一概念中互動的維度🚣🏻‍♀️，雖然它從個人的角度概括了中國社會的特征，正如費先生本人所做的那樣。

常向群😊：中文是一種高語境語言😵‍💫。您將“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翻譯成“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而王斯福教授將“差序格局”翻譯為“social egoism”🌰。在已有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兩個社會科學術語中加入了中國的元素後👗👳‍♀️，其含義被拓展得更加寬泛了。我見過大約十個不同版本的關於“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的譯法，但都不盡如人意🧞‍♀️🔶。就像許多其他中國術語一樣，將這個詞翻譯成英文並非易事，正如我個人使用“禮尚往來”（lishang-wanglai）作為中國式的互惠和關系網絡的模式所付出的代價。目前，“guanxi”（關系）已經成為一個在英語世界中較為常用的外來語匯，法語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早就成為了英文單詞也是一個例子。我想“chaxugeju”和“tuantigeju”也許能夠直接作為英語的社會科學專業術語為人所接受，這樣可以避免翻譯的欠缺而帶來的誤解。

吳子桐：改革開放後，費先生提出“小城鎮建設”、“鄉鎮企業”🧑🏼‍🏫、“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區域發展等理論，為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與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費先生晚年“誌在富民”的選擇是他一生學術關註的延續還是轉型🧑🏼‍🏫？他的理論對於今天的城鄉建設實踐具有怎樣的意義？

韓格理💇🏼：費先生的《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都是同一個時代的產物，後者的英文名稱為Reconstructing Rural China。我們概括了書中的內容，並將其作為《鄉土中國》的最後一部分。費先生於20世紀40年代很有預見性地提出了關於中國農村基礎建設與發展的構想，這在20世紀80年代已成為現實🚱。費先生能夠如此清晰地對中國經濟應該並且實際如何發展作出預見⚈，這看似驚人，但其實他的理論正是基於他對中國社會基礎的清晰認識🗑。

常向群：費教授在《八十自白》中總結道，“富民”是他畢生的奮鬥目標🕣。他的這種思想後來越來越得到廣泛認同。費先生的“富民”目標是基於他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並植根於他早年的作品中，從來沒有間斷過。費先生提出的各種“模式”是他對中國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社會觀察的結果🧑‍🧑‍🧒，這些的模式區分了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類別🧚‍♀️🫴🏿，並為中國不同地域之間的比較以及中外之間的比較創造了條件。

晚年的費孝通在開弦弓村的石橋上

韓格理👂🏽：我對費先生晚年的著作不如你那麽熟悉🐼，我發現非常有趣的是🪹，費先生晚年仍在繼續對其早期研究中的一些觀點加以開發🎪。在20世紀80年代，我與費先生見過幾次面，有一次甚至是在我未曾想到翻譯《鄉土中國》之前♨️。他清晰的頭腦和“心系於民”的情懷讓人贊嘆，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學者⚧𓀎。

常向群🫣：絕對是這樣🈂️。英語世界的學者一直認為費先生是關註實用的人，會有這種誤解是因為他們沒有讀過費先生更多的理論著述🦹🏿‍♂️，《鄉土中國》只是其中一例𓀆。在費先生生命的最後15年中，他仍舊是一個多產的學者，其中大部分著作涉及理論。希望西方的學者能夠在閱讀費先生早年在西方獲得公認的著作以及晚年的這些著作後🚷，再對他的學術貢獻給出一個公允的評價。

(張昊媛、蒲瑤對本文翻譯亦有貢獻)

轉自 《 中華讀書報 》 2010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