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2010年9月24日💂‍♀️，曹禺誕辰100周年💂🏻。

曹禺生前所在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幼年生活過的天津📺，故鄉湖北潛江🫳🏻，乃至更多的地方，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準備紀念這位傑出的戲劇大師🍧。

很多人將聚集在一起🏃‍♂️‍➡️，描繪自己心中的曹禺。也許在他們當中，有人會提起曹禺晚年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著名畫家黃永玉曾給曹禺寄去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他說道：“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都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曹禺看後非但不生氣，反而恭恭敬敬地將這封信專門裱成一冊。後來，他還讓英若誠將此信念給前來造訪的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聽。

縱觀曹禺一生，不難發現，從23歲到33歲，曹禺用十年時間寫完了《雷雨》✊、《日出》等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隨後的人生中🧑‍💼，無論作品的數量還是質量，都不能再與從前同日而語。大起大落的創作生涯，留給人們的是費解的“曹禺現象”🛕。

曹禺胸中那塊“通靈寶玉”是怎麽破碎的？在他誕辰100周年之際，這仍然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轉型

1934年7月，曹禺的成名作《雷雨》發表在巴金主編的《文學季刊》上🧏🏼‍♀️。1936年👱🏼‍♂️，第二部作品《日出》登上了《文季月刊》🏀。兩部作品的橫空出世，引起了話劇界的極大震動，導演歐陽予倩把曹禺稱作“劇壇忽然跳出來的天才者”。

1936年💓，應校長余上沅的邀請👳🏼，曹禺受聘為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後擔任教務主任🏺。這所學校是當時中國話劇藝術的最高學府⚛️。

很快，曹禺成了國立劇專的一塊“金字招牌”👱🏽‍♀️。不僅大批學生慕其名而報考該校🤳🏿🏌🏿‍♂️，他的課也成為了學校的一大“景觀”。據當時就讀於劇專的呂恩回憶，曹禺的劇本選讀課最受歡迎🥺，因為在課堂上曹禺常聲情並茂地用角色的聲音朗讀原文，一會兒扮作羅密歐，一會兒扮作朱麗葉，引得學生們如醉如癡，忘了下課。四十分鐘的一節課經常兩節連堂。“別的班聽見曹禺在哪個班上講課🧎🏻‍♂️‍➡️👮，只要沒課都過來聽👱🏿‍♀️🦹🏼‍♀️，教室裏頭坐滿了↖️，窗戶臺坐滿了，走廊裏坐滿了，都來聽他的課👦🏼。”

那時的曹禺，還不滿30歲⚉。

對於突如其來的名聲和外界冠給他的種種稱號，曹禺自己都有些猝不及防。他晚年回憶𓀐，“那種無度的捧👩🏽‍🦱，無休止的捧，我也被捧煩了。”

果然，在1942年改編完《家》後，他便感到難以自我超越了。“再像《雷雨》🥄、《北京人》這樣的路子😅，這樣的一些題材寫下去，我自己覺得都不行了，寫不出新意來了🧑‍⚖️。”

於是，他將目光轉移到了歷史劇上——從1941年到1943年初，郭沫若已經發表了《屈原》🧗🏿、《虎符》👩‍👩‍👦、《高漸離》等六部抗戰歷史劇，話劇界正刮起一股強勁的歷史風潮👮🏻‍♂️。“當時我想寫歷史劇⚽️，也可以說受到郭老的影響🙇🏻。”曹禺回憶道☂️。

但曹禺的轉型嘗試以夭折告終。出道以來一路狂飆突進的勢頭，從此一去不返。

晚年談起這段經歷，曹禺感嘆地說道“我們常犯的毛病👩🏼‍🦳，不是缺乏歷史資料🐥，而是缺乏飛揚的想象力👨🏼‍🎨。太拘泥於史實🧑🏼‍🦰，太拘泥於一些框框了”。

其實🧏🏻‍♂️，令曹禺“拘泥”的遠不止這些。

誤讀

1935年4月，《雷雨》在日本東京公演🚵🏼。這是《雷雨》誕生以來第一次具有廣泛影響的演出。由於原劇本太長，劇團刪去了“序幕”和“尾聲”，並且在落幕前安排工人代表魯大海出場，原因是“魯大海是暗示新興的人物🥅，作者不應使他‘不知所終’”。

對此⏰，曹禺旋即去信🌋。他寫道“我寫的是一首詩🙍🏿，一首敘事詩……但絕非一個社會問題劇”。他希望觀眾不要“問個究竟”，而是把它“當一個故事看”。

在1936年1月寫下的《雷雨·序》中，曹禺進一步解釋道⚜️：“我並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是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麽。”“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著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

曹禺要描繪的，是超越階級立場和社會問題的“人性”。

但是，眾多誤讀的包圍下，他的聲音顯得微乎其微。

1935年10月，中國旅行劇團在天津新新影劇院公演《雷雨》，次年又相繼在天津、上海等地公演，“賣座之盛📟，前不多見，甚至超過電影。”到1936年底，全國各地上演《雷雨》已達五六百場。接踵而來的各類評論，幾乎無一例外地探討起了《雷雨》中暴露的“社會問題”，比如婚姻問題🏠、家庭問題。

1936年6月⚀，左翼文學陣營領袖人物田漢更發表評論，指出曹禺雖然“也接觸了好一些社會問題，如大家庭的罪惡問題，青年男女的性道德問題，勞資問題之類”，但這些問題只是源於“不可抗的命運”，“這樣灰暗的🔔、神秘的看法🧑🏼‍🔧，對於青年的力量這樣的估計，可以回答中國觀眾當前的要求麽🃏？”田漢尤其對劇中魯大海被其他工人代表出賣的情節不滿💟，認為曹禺“留給我們的是對整個工人階級的辱罵和汙蔑”🌇。

這些，與《雷雨》的初衷相距甚遠🛃。

隨後，1937年2月上演的《日出》也遭遇了幾乎完全相同的命運🐒。又一次，《日出》的公演引起了轟動，又一次🏒，《日出》遭到了左翼陣營的權威人物的批評🧰，這一次是周揚🤤。他在《論〈雷雨〉和〈日出〉》一文中指出曹禺的作品“現實主義不徹底💁🏿‍♂️🖕🏼、不充分”，“歷史舞臺上互相沖突的兩種主要力量在《日出》裏面沒有登場🤾‍♀️。”

這一次，曹禺保持了沉默。

蛻變

全面抗戰爆發後的8月7日，曹禺的第三部大戲《原野》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隆重推出🫷🏿。與前兩部作品的轟動截然相反，這部講述農民復仇故事的作品沒有幾個觀眾👲🏽。而同一天🍢，上海蓬萊大戲院上演的抗戰話劇《保衛盧溝橋》，卻盛況空前，劇場上下響徹救亡圖存的口號。

1938年6月，曹禺在一個“戰時戲劇講座”上發表演講：“一切劇本全都可以說有著宣傳性的，不單是抗戰劇……我們的文藝作品要有意義，不是公子哥兒嘴裏哼哼的玩意兒”©️。這與他當年對《雷雨》的闡述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轉變🙍🏼。

1938年10月，重慶第一屆戲劇節開幕。由曹禺、宋之的合編的話劇《全民總動員》作為壓軸大戲👨🏽‍🔧，在國泰大戲院公演。這是一部為國共合作抗戰主題專門訂製的作品，描寫了一群愛國青年同日本特務“黑字二十八”的鬥爭。由於“政治正確”，這部戲公演後得到了國共官方媒體的一致肯定。也就是從該劇開始，政府官員的形象首次出現在了曹禺的作品中👩🏼‍⚖️。1940年，他又寫了另一部旨在反映民族抗戰中“蛻舊變新”氣象的話劇《蛻變》。

然而🧗🏿‍♂️，40年後🎄🏂🏻，曹禺在家中對王蒙語出驚人：“從寫完《蛻變》👬🏻，我已經枯竭了！”

事實上，此時的曹禺📖🎉，有著很多靈性和情感，無處揮灑。

1940年🧏🏻‍♂️，曹禺在江安結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方瑞。隨著愛情的到來，曹禺也又一次燃起了塑造“人”的激情🟠。在同年創作的《北京人》中👅，他用“全副的力量”👊，以方瑞為原型創作了“愫方”這個主要形象👧🏼。對於這部作品🕵🏽‍♀️，曹禺回憶道🐍：“我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靈魂、人的心理、人的內心隱秘🗃、內心世界的細微的感情寫出來🤾🏽‍♀️。”曹禺的女兒萬方談到《北京人》時則充滿了欽佩，認為父親“在抗戰的時候，並沒有忘掉他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1941年10月24日👛🪶，《北京人》由中央青年劇社在重慶抗建禮堂上演🚵🏽Ⓜ️，由於“連日觀眾擁擠”🔹，一直上演到了11月8日。1942年1月，中央青年劇社再次公演《北京人》，依然延續了轟動效應。茅盾在一篇劇評中認為“作者又回到從來一貫的作風。這是可喜的”，不過他馬上又問道🧛🏻‍♀️，劇中的袁氏父女🏄🏽👨‍⚕️，“他們的思想意識，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相當於哪一類人？”而一些批評的聲音也隨之而來，左翼作家胡風認為“當時應有的民族鬥爭和社會鬥爭的政治浪潮，在這裏沒有起一點影響”🪝，楊晦直接把《北京人》稱為曹禺創作道路上的“退轉”🟦，認為它是在給封建道德和封建情感唱挽歌。

對於這些評論，曹禺仍然保持了緘默。

轉型歷史劇無果，1944年，曹禺的目光又回到了現代劇。他看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認為“應當去寫工人農民”✍🏿，準備寫一部工業題材話劇《橋》🥷🏼。不過🛌🏿，這部戲最終只發表了兩幕📖，因為抗戰一結束，曹禺又接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和老舍一起作為文化使者前往美國講學。

此時是1946年1月🧖🏽，內戰的陰雲已經漸漸籠罩，每個人都將面臨兩種命運的抉擇。

選擇

據曹禺回憶，1938年初，他隨劇專遷到重慶後✂️，時任國民政府教務部政務次長的顧毓前來拜訪。然而，當顧毓拿出一份國民黨的入黨申請表時👘，曹禺卻當場翻臉，斥道“你拿這個幹什麽👩‍🦼？”弄得顧毓尷尬萬分👨🏻‍🔧🧑🏻‍🚀，怏怏而去🌪。

還有一次🦪，劇專校長余上沅邀請曹禺到家中吃飯，席間余上沅的夫人陳衡粹問曹禺：“你怎麽這麽喜歡共產黨🍪？”曹禺反問：“你怎麽知道我喜歡共產黨🏋🏻‍♂️？”

1937年曹禺見到共產黨元老徐特立，對徐的印象非常好，因為在他眼中，徐特立和他的小衛兵盡管是上下級🏇，卻是完全平等的關系。後來，在抗戰話劇《蛻變》裏🧏‍♂️，曹禺還以徐特立為原型，塑造了一個恪盡職守👨🏽‍🦳、一身正氣的視察專員“梁公仰”。“以後我認識了周總理，是1938年在重慶見到的，談得就比較深了❌。”曹禺還回憶道，“那個時候🧑🏽‍🍼，只要是去曾家巖，走起路來就腳下生風👦🏽，心裏頭也暢快極了。”

“周恩來對他的戲是非常欣賞的，在重慶的時候就看過他的戲，後來解放以後🥊，北京人藝演出的時候周恩來常常去看，而且演完以後到後臺跟演員聊天。”萬方對《中國周刊》記者說。

1945年秋📏👨🏻‍🦱，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曹禺見到了前來參加重慶談判的毛澤東。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足下春秋鼎盛🛌🏼，好自為之🚶‍➡️。”一同參加會見的知名人士只有二十幾人。

1946年1月🚳🌠，曹禺接到了赴美國講學的邀請。“我當時拿不定主意👧🏿，到那裏該講些什麽呢？”，曹禺決定找人請教——他把電話打給了八路軍辦事處。由於吳玉章、董必武等人均不在，曹禺又去請教茅盾👨🏽‍🌾。茅盾告訴他，“要講文學是有社會意義的，不只是娛樂”。果然，在美國期間的一次聚會上🧔🏿，曹禺闡述“文學的社會意義”後，與強調 “趣味主義”的林語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兩人不歡而散。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在昆明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講”後🍿🧝🏿，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同聞一多素有交往的曹禺極為震驚🐔，“對國民黨的殘忍痛恨到極點了🙆🏼‍♀️。”1947年1月，曹禺提前結束了美國之行。“從美國回來後，和共產黨接觸多了，對黨的信心加強了。那時🌷，我的想法是：恐怕唯一的出路就是共產黨了🐥。”

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曹禺在地下黨的安排下由上海轉道香港，前往北平參加正在籌備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臨走前🧑🏼‍🍳，他對黃佐臨說：“世道要變的，將來是大有可為的。”

懷著“大有可為”的理想💂🏽‍♂️，曹禺又一次踏上前途未蔔的旅程。

夢醒

新時代的到來🕴，讓曹禺充滿了激情。在抵達北平後的幾個月間🤽🧑🏼‍🔧，曹禺陸續當選為第一屆文代會常務委員，全國劇協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用他的話說✊🏽，“一種翻身感油然而生”。

同時🙆🏽，曹禺被賦予的工作也陡然增多🦹🏻。據萬方講述👚，建國後有一段時間曹禺負責對外文化交流工作，蘇聯著名芭蕾舞演員烏蘭諾娃來華演出時👨‍👧‍👦，“每一場演出中間他到整個舞臺上去看一遍，看見哪有一個小釘子出來一點，趕快讓舞美的人把這個釘子給敲進去。”而據1954年進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編劇梁秉回憶🫳🏿，當時身為人藝院長的曹禺甚至曾經一天去接五次飛機💬，繁重的事務工作之余，他有時只能向劇院的“小字輩”們打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我哪裏懂得這些事？憑了一股熱情，叫幹啥就幹啥🥷🏽，以為這樣做就是我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曹禺晚年說道🥔。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他自我剖析道→：“我是一個有小資產階級感情的知識分子”🙌🏼🍏，“多將自己的作品在文藝為工農兵的方向X光線中照一照，才可以逐漸使我明了我的創作思想上的膿瘡是從什麽地方潰發的。”

很快，他開始對他的“膿瘡”動手術了。

1951年，曹禺應開明書店之約🛌🏽，編輯《曹禺選集》🚣‍♂️。借此機會，他主動對自己的三部代表作——《雷雨》、《日出》、《北京人》進行了刪改。

不過⛰🌗，1954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禺劇本選》時，曹禺又恢復了三部作品的原貌。“現在看，還是保存原來的面貌好一些。”曹禺在前言中說道。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背後蘊藏的矛盾心境，耐人尋味⛔️。

一個月後，曹禺開始試寫新生活了👨‍👩‍👦‍👦👩🏼‍⚖️，他要寫《明朗的天》☞👮。

早在1952年，曹禺就開始著手準備這部反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他以協和醫學院為蹲點單位🧑🏼‍🍼🤵🏽，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參加教師的思想改造運動，做的筆記甚至達到二十本之多。

在1953年第二屆文代會上，曹禺這樣訴說道🤮🩵：“四年來，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我經過土地改革🧑🏽、文藝整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偉大運動，但是我還沒有寫出一點東西。應該說，我是一個沒有完成任務的人。”

然而，1954年4月《明朗的天》動筆後🧏🏿，曹禺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艱苦。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談道：“盡管當時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適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硬著頭皮去寫的🫄🏻，但現在看來🛀🏿，是相當被動的 ……”

“他有一句名言：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就不能寫。”梁秉對《中國周刊》記者說。

《明朗的天》和後來《膽劍篇》♻、《王昭君》🌘🏊🏻‍♀️，這三部為宣傳而作的戲，成為曹禺建國後僅有的話劇作品👨🏿‍💻，它們都再也沒有重現《雷雨》🌰、《日出》的輝煌🌷。

1980年，曹禺接受采訪時，說出了長久以來的思考：“我們總是寫出那些‘合槽’的東西，‘合’一定政治概念的‘槽’，……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麽預先規定的主題”，“不要把人性看得那麽窄小，不要用政治把人性扣住🚴🏽‍♀️。”這些思索，與1935年他對《雷雨》的闡釋，如出一轍。

只不過此時的曹禺，已經找不回當年的狀態了。他沒有再寫出新作。

1996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

此前，曹禺夫人李玉茹已經為他在萬安公墓做好了墓地，請他看。曹禺看到墓地周邊有鐵鏈圍著，說：“不要圍起來，要開放些👳‍♂️！”（周昂）

轉自 中國周刊2010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