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手記:
在秘書的辦公室稍坐,便見一老人拄著拐杖緩緩走來,他摘下帽子,極有分寸地禮貌微笑🧖🏿♀️,透著不怒自威的莊嚴,這就是任先生。
任先生是忙的🛌🏻,整個采訪過程中,他三次起身,到裏間接電話;
任先生也是莊重的📲,西裝筆挺🧔♂️,每次重新坐下時,都要一整衣冠;
任先生還是嚴謹的,美編一架上攝像機,他馬上正對了鏡頭端坐,采訪中,他時時註意采訪機的位置;
任先生更是謹慎的,他惠贈我書👨🏼🦰,我自然請他簽名,他問清楚我的名字,寫上了🚧,卻堅持不簽自己的名字;
但任先生偶爾也能流露出,他是性情的🙍🏽♀️,說到軍閥韓復榘的笑話、說到研究生培養的黑色幽默🧛🏿♂️☕️、炫耀自己的醫術時💞,他兀自嘿嘿地🧎🏻♀️,邊說邊笑,自逗自樂🏌🏻♂️。
任繼愈
青少年時期埋下哲學的種子
我父親是國民黨軍官💪🏻,小時候家庭條件不錯,只是比較動蕩,部隊總在轉戰,家屬得跟著軍隊走,所以我的小學換了很多,直到九歲在濟南“省立第一模範小學”讀書,以後才穩定下來。受的教育就比較雜,總的來說是中西合璧——既讀《龍文鞭影》等蒙書和四書,學寫文言文🧑🏻✈️,也學科學💂♀️、音樂和體育。經過小學教育後,讀古文基本上沒有問題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師在課上傳授一些性知識✊🏻,比如結婚以後要有所節製,要保養身體🙆。這些我們當時似懂非懂的😶。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教育觀念還是很先進的。除了上學,我額外讀的書好像不多,倒是玩得比較多。我的成績一直中等偏上❄️,不是最好的🚴🏽。我強調不是最好有這樣一層意思,現在很多成功的人,把功勞都記到自己頭上✣📬,好像完全是自己刻苦努力出來的👱🏽♂️🧑🏿🦰,其實自學成才也需要環境,機會也有關系💂🏻♂️,需要別人的幫助,所以把自己看得太高,這是不對的🧑🦽。
我讀的高中是北平大學附屬中學,這個學校只辦了四年就關了,卻是非常好的學校🧝🏻♂️🥚。教師很好,很多都是北大畢業的,其中一個教“黨義課”的老師魯滌平🫵🏿,把課堂當自己發表政見的講壇,上課喜歡用“大家聽聽可笑不可笑”開頭🤜🏿,專門攻擊“三民主義”💂🏿。
通過他們,我知道了引領思想界的那些大家🙃:梁啟超、胡適😻🔀、魯迅💂🏻,並且開始讀他們的書。那幾年我讀了很多課外書,有的是老師指定的課外閱讀資料🆗,有的是自己找到的。我現在深深體會到,讀書初期,老師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完全憑興趣讀怎麽讀得過來?好老師能把你引向好書。我對哲學史感興趣,就是因為國文老師提到了學術界關於老子生活年代的爭論,我就搜索不同學者論述這個問題的文章👨🏼🦳,很有收獲。
在他們的影響下,我決定報考北京大學的哲學系。高中畢業後就順利考取了。北大哲學系是我的最高理想。我從小就喜歡刨根問底,很自然地就喜歡哲學👩🏼⚕️5️⃣,哲學就是要追問個為什麽🧎🏻♀️➡️,思考根本性的大問題🏇🏻,比如🙋♀️,人活著幹什麽?為了找工作混口飯吃?為了成個家?這樣的目的太小了,我覺得不夠。
學哲學不好找工作,當時我倒沒有想這麽多,充滿浪漫主義空想。喜歡就喜歡,不多想別的🔵。年輕人還是需要些浪漫主義,太實際了、急功近利不好。不過作哲學真的不容易,當時一同入學的十幾個人,最後堅持下來、終身做哲學的只有三個,一個留學美國🛍️,一個在人大💆🏻♀️,都去世了,就剩下我一個🧑🏻🎨🙇🏻。胡繩跟我同一年考上了北大,他不喜歡唯心論,不喜歡西方哲學,上了一年就參加革命去了。他中學底子打得好,是蘇州中學畢業的。以前的中學了不得,葉聖陶💂🏻、魯迅都教過中學的。高中生出來,就有相當功底。跟現在是兩回事🏕。
到北大以後,我讀書就比較專了👩🏻🎓。我剛考進去時,北大還在沙灘🛌🏼。圖書館設在一個叫宋公府的四合院裏,館裏藏書很多👨🦼,書的質量也很高🙅🏼♂️。《四部叢刊》、《諸子集成》、《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六史》🌰、《冊府元龜》這些工具書和叢書不用說🦾,《四庫全書》、《永樂大典》也有。當時的館長是毛子水,他留學雖然是學科學的,卻精通文史,對古籍鑒定非常精通,買進了很多善本古籍🥍。
圖書館是全天候全方面完全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進任何一個閱覽室隨便看書,不一定要是北大的學生。只有進書庫才需要借書證或學生證。無論中外文閱覽室都是開架的,書架旁邊就是桌椅🍄🟫,看書很方便🫄🏼。我有時候去看一整天的書,中午出去吃飯,書和包就攤在桌上📝,回來再接著看🍿。那時候的經歷讓我形成了一個觀念:圖書館裏的書,不是為了收藏的,是為了給人看的。收得很好,不讓人看,要書做什麽?
北大圖書館的環境也不錯,四合院裏有很多古樹,幽深肅靜,非常適合讀書。但冬天館裏很冷🚶♂️,簡直坐不住🧑🚀。
那時候我看了很多哲學方面的書➝,既是我的專業,也是自己愛好所在⛹️。讀書的時候會感覺生命非常充實。我還喜歡進書庫去看書,不一定有太明確的目標🏎👸🏽,碰到什麽書都翻一翻,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獲。發現重要或感興趣的問題👨🏭,再通過圖書索引卡片去找相關的書,借出來集中地看👷🏽♀️。這樣能做到在駁雜的基礎上精專。
北大整個讀書期間一直受日本幹擾。上著課就有掛太陽旗的飛機在半空轉,聲音很大,老師就停一下👩❤️👩,等噪音過去了再接著講。抗日的情緒就是這樣被日本培養出來的🧑🏼🚒。我們從中學開始🟫,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本賬🤽♀️,就是日本占領了中國,我們一定要報仇👯。
到了大三,打起來了,七七事變,北京被占領♕。我們當時放假在家裏👶,報上廣告說北大、清華和南開聯合南遷👨🏼⚕️📞,連名字都沒取,就叫“臨時大學”,要學生開學時到長沙去報到,我就從山東直接去長沙。10月才開學,人到不齊。不過當時黃河以南的社會還不亂👨🏼🌾。
時事動蕩中的第一次學術轉型🏕:從西哲到中哲
半年後南京失守,長沙也不能呆了,我們轉移到雲南蒙自縣。
當時的轉移路線有三條:一是從長沙到香港,轉渡輪到越南河內,再到昆明🐕。二是由國內公路到廣西桂林🐧,再轉昆明。馮友蘭走的就是這一條線。坐船比坐火車便宜點,也適合身體不好的女生。第三是從湖南步行到昆明,叫“湘黔滇旅行團”,一共兩百多人,包括老師聞一多、生物學家李濟同👩🔧,還有學校幾個醫生🤼♂️,都是男的🧑🏻🦱。先報名🙍♂️,體檢🧑🏼🔬,合格的打瘧疾、傷寒預防針,寫誌願書,這才出發。當時路上要過深山老林🅿️,山裏有瘴氣👩🏽💻,其實就是瘧疾。一路是很艱險的。
我們走了差不多兩個月💄,很艱難。湘西土匪很多,不過他們對讀書人還好,比較客氣。貴州有的縣裏還發公告🐘,說北京的學生來了👱🏻,市場上不準高抬物價。我們看了都很感動。中國的傳統,對讀書人還是很尊重的。
這三千多裏路對我影響非常大。之前我沒真正接觸過中國的底層農民🐕,現在我們住在農民家,旁邊就是豬圈,睡覺鋪稻草👩🏿⚕️,對農民的生活簡直太熟悉了🤦🏿♀️,中國農民怎麽生活,想的是什麽,我慢慢都知道了🩸。我強烈感到中國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我們的國民性就是無怨無悔、犧牲了一切為了這個民族。這種精神讓我很震動,我就想🫴,為什麽會這樣呢?他們又不識字🐙,應該有一個文化的傳承才對😝,我對這個產生了興趣🧝🏻✖️,覺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就從西方哲學轉到中國哲學方面的研究了🧜🏿♂️。
西南聯大生活很苦👴🏼,做學問有一定困難。從湖南遷雲南👩👩👦👦,可以說是顛沛流離,一路上很多東西都丟了🧑🏻🦯,書也一樣📲。三個學校的圖書館都不同程度地被毀。清華還搶救了一部分書運到雲南,北大完全沒有,被一把火燒光了,不過當時滇黔鐵路是通的𓀕,國外的書和雜誌都能看到💞,普通的書也能買到。昆明在當時是個國際大都市。有好書大家也抄👨🏻🎓🙇🏼。另外,我們這一輩人小時候都要背書🚴🏿♂️,腦子裏記了很多東西。所以做學問還行。當時很多老師的著述都是在幾乎沒有任何參考書的情況下完成的,他們的功底很深。
我們那時的學習🫚,主要不是靠讀書👨🔧。師生住在一起⛴,朝夕相處,我們聽老師們討論學術問題,辦學術講座,這就是最好的學習。
我畢業後繼續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北大有文理法三個學院,我屬文學院,主要做中國哲學史研究🕵🏻♂️。學校規定剛研究生畢業的年輕教師只能教選修課,必修課——比如“哲學概論”——是打基礎的課👩🏿⚖️,必須要老教授講,和現在大學裏的情況正好相反。我開了宋明理學(朱子學)和佛教課。為了上課,我非常積極地準備💯,因為選修課如果沒人選,老師很沒面子的。
當時聯大的同學分三大塊🤌🏼,一是搞革命工作,用學生的身份做掩護🖐,他們經常轉系,多方開展工作,比如王漢斌、彭佩雲💁🏽♂️🦢。我是他們的老師𓀜,汪子嵩、張世英都聽過我的課,汪子嵩好像是地下黨員。另一派是國民黨三青團的🙂↔️,黨部掛著牌子公開活動🕵🏿,這是一左一右。絕大部分則是中間派,有正義感👷🏼♀️,不願當亡國奴🎪,也參加活動和遊行☎,比如打倒孔祥熙📮、“一二·一”,在重慶遊行不起來,在雲南就可以🎑。遊行的時候我也參加,朱光亞、鄧稼先都是這一派,運動來了就參加,運動完了再回去學習❔🧑🏿🎨。
在抗日方面,老師也有共同語言👩🏻🔬,左的是吳晗、聞一多,右的是馮友蘭,但抗日愛國的情懷都是一致的☔️。馮友蘭是國民黨員,但是沒為國民黨做過什麽事,這是肯定的。他入黨是因為當時有規定🌒🧑🧑🧒,系主任必須是黨員🏄🏿♀️,才能申請到護照。當然也有例外🚙💂🏼♀️,我們哲學系主任湯用彤就不是國民黨員🧨,不過他後來也沒參加共產黨。
“抗日”的口號和願望符合多數人的要求👨🏿💻,這一點非常得民心🟥,當時大家形成共識,我們一定會勝利😅,有演講會、歌詠隊🛐、話劇團、學術報告、時事報告、詩朗誦,文化活動很活躍👨🦽➡️👩🏽⚕️,聽不過來。絕對沒有亡國的悲觀論🧑🏻🦼➡️。
政治形勢下的第二次學術轉型:從哲學到宗教
上世紀50年代全國只有北大一家哲學系。集中了全國28個哲學教授🙇♂️,力量很強的,一門“中國哲學史”課程,四個人講👹,馮友蘭講第一段👭,先秦,我教第二段,魏晉🧞,因為有佛教嘛,張岱年講第三段,宋明理學,石峻是第四段🧎🏻♂️,近代部分。陣容很完整的,後來再沒有這樣上過課了。
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並不是為了學術,主要是為了思想改造,是搞運動。當時我很真誠地參加,覺得自己對社會主義了解不夠🤶,對馬克思著作研究不多,需要補補課。當時對哲學也有成見📿,認為以前的哲學都是唯心論👭🏻,是不對的。要思想改造,大家都突擊俄文,我也突擊過,學馬恩全集,還買了蘇聯版的列寧全集讀。
1959年🤦♂️,毛澤東找我談過一次話。後來1963年周恩來出訪亞非十四國,為此要成立十四個研究所。毛澤東看了報告,批示加個“宗教所”🥬🕠,點名由我籌建🫐。再後來,毛主席說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我們就去了幹校。
當時是真誠的,也聽到有些老幹部說是上層的鬥爭,可我也不懂,後來才慢慢清楚了👺🧛🏼♂️。當時在鄉下不準看書🦊,也沒別的事可做⛹🏻♀️,我就學針灸,看《黃帝內經》,治打擺子🧑🦯➡️,紮針兩小時後,白血球會增加。我下放在信陽的羅山✋🏿,農村很苦♚,缺醫少藥,我很受歡迎,別人都不知道我是來幹校改造的,都說我是北京來的老中醫🦎。
毛澤東沒出國看看☀️,出去過就會好得多🫰。他和農民的緣分很深♻️⌚️,所以蔣鬥不過他👨🚀。可他成功在這裏,局限也在這裏,搞社會主義建設了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思想,那時說我們“沒有內債也沒有外債”,是很驕傲的🚴♀️🤎,其實要有債才好😱。這就是思想意識的限製。
1972年,我回來了🙆🏽♀️。因為毛主席說要學點哲學史,但沒有教科書,於是就把我調回來編👛🤐,我說還需要幾個人,就把汝信和李澤厚撈出來了🧚,當時有楊榮國寫的中國思想史,以儒法鬥爭為主線🏄,江青很欣賞,我們沒有這麽做,還是從哲學史來講哲學史,所以不受歡迎🤷🏻♀️🧊。不過沒關系🐓,我又不想當官🧱🧑🏿🔧,做教授怕什麽。
研究生培養問題
我覺得🏹,中華民族並不把血統看得很重,我們重文化🙍🏻♂️。文化這個東西和政治不一樣👳🏽♀️👩🦼,政治可以切斷,從1949年開始,就是不一樣的。但文化不是這樣🏌️♀️,是切不斷的。就是砸了孔廟也沒用。
我很重視教育問題🤐,認為教育是立國之本。現在到處宣傳上車要排隊、不隨地吐痰,這些都是常識,是幼兒園就要教的。現在還要來教大人。你看“二戰”後,日本那麽困難🧑🏼🦰🧑🏼🦲,可他們就堅持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不降低🙏🏻,他們註重發展教育,重新發展起來就比較快。日本那麽小🥙🙆🏼,沒有什麽自然資源,他們就搞智力資源開發。德國也是🚣🏻♂️,決不放松教育。我們國家的發展🙆♀️,不能只看經濟進步,那是二三十年就可以做的事情💒,只看這個太近視了。
我們現在的教育,有一點很不好,就是一定要找個標準答案。這不利於百家爭鳴。小學老師問,月亮像什麽?小學生說🙆🏼,像船、像香蕉,多好的回答。可標準答案是像船🛀🏽📃,回答香蕉就不對𓀅。可見有了標準答案就會禁錮思想。另外🙋🏻♂️,我覺得我們頒獎,總是獎給成功的人和事🖐🏻,還不夠,要設立“失敗獎”。這麽說不好聽,那就設立“經驗獎”👳🏿♀️,打敗仗的經驗很重要啊🏃🏻♂️,鼓勵大家不怕失敗🚲,有意義的失敗,以後就通向成功了。
現在的研究生培養方法很成問題⚾️,我們讀書的時候,不要求發表文章🧜🏽♀️,也不要求聽課,就是讀書👩🏿🦰,導師根據學生情況開單子,學生看🛴🈵,過一段時間有一次談話⚪️,我的副導師是賀麟,也要開單子👍🏽、定期談話⛹🏿♀️。這樣的局限是量不能大👩🏻🦳,不像現在,老師一帶十來個,人都認不過來🤜🏼。現在只說發文章🥛,文章質量怎麽樣♨️,是不是抄的都不管。現在研究生教育的辦法不行🐃,我那時候的辦法也不行。
我現在不看研究生論文了🥀,給別人不及格也不好🤴🏼,幹脆不答應⁉️,就說我忙不過來,你找別人看吧。現在招學生的時候就想著要他畢業,有一次答辯,外校一個老師問了幾個問題,學生都答不上來,結果導師急了,說:“你是考他還是考我啊?”就讓學生過了👦🏽。
我發現一個問題🌞,我們圖書館有“博士生文庫”,收的論文質量逐漸滑坡🐌,這是個危險的信號,文科不行,整個人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受影響🎠,這些問題我很憂慮。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我的社會兼職很多,是很多書的主編💆🏼♀️,這一點我很無奈🕕,很苦惱。我給自己規定幾條:不過生日,不出全集,不參加宴會🔵。過生日最沒意思了,坐在那裏不動,大家都說重復的話,說了好多年的那些話。在外面吃飯也沒意思👽,吃多了亂七八糟的東西還不消化。現在精力也不夠了,以前熬一夜能寫個萬把字的文章,現在早上不超過五點就起來工作🦉,沒有電話打擾,人也清醒😻,午飯後就差一點。還有一個眼睛看不見,筆都插不進鋼筆帽。用一只眼還很累🙏🏻,不能休息。
我現在手頭有兩項任務😚,一是主編《中華大典》,七億多字,我每周來國家圖書館兩次🧑🦽,就是為這個👋。還有《大藏經》🚵🏼♀️,已經完成了一億多字,現在編的續集,兩億多字。我還想搞點自己的事情⚡️,寫個簡單的“中國哲學史”🪭🟥,再做點無神論方面的工作。我總的一個原則是知識來自社會,要回報社會,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這樣一個總的目的。
摘自 陳潔著《山河判斷筆尖頭》,三聯書店200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