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敖慶*(1940化學)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許多位老師、同事甚至學生給我以極大的幫助和影響⛔️,使我受益匪淺♉️。在做人、處世👴、做學問方面給我影響最大的,當首推曾昭掄教授💂🏿♀️。
曾昭掄教授
湘黔滇旅行團教師輔導團成員合影👾。自左至右:李嘉言🌧、毛應鬥🤷🏼👃🏿、李繼侗👨👨👦、許維遹🍎、黃鈺生(黃子堅)、聞一多👩🏫、袁復禮🧎、曾昭掄、吳征鎰、郭海峰
1936年夏,我在老家江蘇宜興準備投考大學🎍⌚️。在選擇什麽方向這個問題上頗費腦筋。這時🏊🏽♀️,有人告訴我🧄:北京大學的化學系很好👨🏻🏭,那裏有一位曾昭掄教授當系主任🎤,治學有方。我也記起來了:曾經在《大公報》上讀過曾先生的日記體連載文章《東行日記》💂🏼♂️,寫他到日本的見聞和感想。文筆很出眾7️⃣,很有文采💉。時任《大公報》記者的範長江亦很推崇曾先生的文章;他認為,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家,能有如此文采,實屬少見。於是,懷著對曾先生的尊崇👩🏽🏭,我決定投考北京大學化學系🏣,去曾先生門下求學👂🏽🏒。1936年秋,我考入了北大化學系。
曾昭掄先生是1931年從南京大央中學來北京大學當化學系主任的👨🏼🚒,他來北大後提出:教員要從事科學研究👋,要以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充實教學🤱🏼;把教學和科研結合起來。同時💶,他還抓實驗教學,一改在黑板上搞化學反應的傳統做法,並於1934年建立了本科生作畢業論文的製度。他特別註意教師隊伍的建設,從外面聘請了一些有才華的青年教授到北大化學系任教🙋🏼♀️。這些對北大化學系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聘到北大化學系的一些年輕教授給我們開出了一些水平相當高的課程。比如,孫承諤教授主講的普通化學、錢思亮教授主講的分析化學👩🎓、朱汝華教授主講的有機化學等🧝🏼♂️。
1937年,抗戰爆發。北大𓀈、清華、南開決定南遷🧨。先是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半年後🎉,又繼續向西南遷徙🌧,到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
1938年3月,我們由長沙向昆明遷徙🧙🏼♂️。學校200多名家庭比較困難而無力支付乘車繞香港赴昆明的路費的同學,組織了赴昆明的步行團。一共有5位教授參加了步行團🐂,他們是:曾昭掄👮🏽♀️、聞一多📊、李繼侗(生物學家)🚝、袁復禮(地質學家)、黃子堅(教育學家,步行團團長,後來擔任過天津圖書館館長)。幾位教授邊步行邊搞社會調查,我們每天早晨五六點鐘天還沒太亮就起床吃飯,然後上路👐🏿,中午在路上吃🧑🔬🛫。學校給每人每天2角錢,除了吃飯🌹,還要用來喝茶、買草鞋等零用。晚上五六點鐘到住地休息🧙🏻♂️。每天早晨,當我們披著星光走了二三十裏路時💁🏽♀️,天才放亮。這時遠遠看見曾昭掄教授已經坐在路邊的公裏標記石碑上寫日記了。等我們趕上來後,他又和我們一起趕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來,他至少比我們早起一兩個小時。
在昆明時,我聽了曾先生兩門課,《有機工業化學》和《高等有機化學》。當時西南聯大的化學系力量很強,特別是有機化學更為突出🗣。有楊石先教授𓀅、曾昭掄教授🕺🏿、朱汝華教授、錢思亮教授,他們4人分別講了4門不同內容的高等有機化學,我都聽了。曾先生的課講得很精彩,內容豐富👖,邏輯性強,聽後收獲很大。曾先生主張啟發學生自己努力學習,鉆研問題。我從曾先生那裏學到了許多東西。曾先生還關心和支持進步學生運動🧓🏿,是一位很進步的教授。
1945年,抗戰勝利。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準備回北方復校。1946年春天,華羅庚教授從重慶回到昆明,告訴我:曾先生要他轉告我,兵工署要派3位教授去美國考察原子能🧏🏻。3位教授是曾先生、華羅庚、吳大猷👉🏻,允許他們3人每人帶2位青年助手。曾先生準備帶我出去,另一位是王瑞(後來留在了美國);吳大猷帶李政道、朱光亞;華羅庚帶了1位,是孫本旺👩💻。5人中最大的是孫本旺👩🏼⚕️,其次是我🏕🍫。朱光亞和王瑞是1945年畢業留校的青年教師,當時李政道是大學三年級學生。為了讓我們做好出國準備⚰️,華羅庚教授、吳大猷教授還給我們講課指導。
1946年9月初,我們到了美國。曾先生比我們先到達,他住在舊金山加州大學一位華人教授的家裏。我到了美國後立刻去看望曾先生,曾先生告訴我:“你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讀書👸🏼。”實際上,我們5位青年人(李政道、朱光亞、孫本旺、王瑞和我)一到美國就分頭到不同的大學去讀書了🚣🏿♀️;他們3位先生(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則分別到大學去做訪問教授👨🏿🎓。曾先生到加州大學後,遇到了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化學教授Halford。曾先生把我推薦給Halford教授🕳,Halford很願意接受我做他的學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每學期給曾先生寫一封信,匯報我的學習情況。曾先生在回信中給了我很多鼓勵,勉勵我努力讀書,準備報效祖國🫡。
在美國時,曾先生和我的一次談話至今難忘。當時國內正在進行解放戰爭,東北戰場的形勢發展很快,有一些原來屬於我們的城市又被國民黨軍隊占領了。這些情況使我很擔憂👩🏼⚕️,於是,有一次我就這個問題去請教曾先生。曾先生說😲:“這表面看,好像於我們很不利👮🏼♂️,其實不然。這些城市就像給國民黨背上了一個一個包袱。早晚會把它壓垮。總有一天🏂🏽,這些城市都會回來的。”曾先生的話使我在迷茫中看到光明👩🏽🚀。後來回國以後,我在毛主席的書中看到了類似的話。看來,當時曾先生已經讀過毛主席的書,他是在按毛澤東思想和我談形勢。在曾先生的影響下♋️,我在美國參加了進步學生運動。
1948年👨🏽⚕️,曾先生寫信告訴我🧑🧑🧒🧒,他要先回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經香港去北京參加第一次政協會議👩🏽🦱。他要我在美國安心讀書®️,等待祖國解放。1949年⚁🧖♀️,我寫信告訴曾先生🤦🏻♀️,我的書已經讀完了,要求回國🧑🏼。曾先生很高興,要我回來後到北京大學任教。根據曾先生的意見,我於1950年正月初五經香港轉天津回到北京🧑🏭。我在北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曾先生當時住在沙灘一套三間房子裏🫲🏼,一間是他住室,另一間用作會客,還有一間空著🈴,他讓我住進去🍞。第二天,我就從招待所搬到了曾先生那裏👨🏼🔬,開始了和曾先生朝夕相處的一段生活🧑🏽🦱。
曾先生告訴我:“馬上要開學了🪔👨🦱,這學期你要開普通化學課💾,不能用現成講義,必須自己寫。”因為春節已過,開學在即,時間相當緊張,我就抓緊時間趕寫講義6️⃣,寫出一部分就送一部分給曾先生審閱。看過兩部分以後,他就不看了,看來他比較放心了,但我還是按照曾先生的要求寫講義。
曾先生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想得很深🚯,想得很遠🧜🏽。他四處尋覓人才投身祖國的科學事業。記得我剛回國,他問我:“國外有沒有好的學生,可以請來北大任教💦💄?”我馬上想到了我在美國的同學徐光憲先生。曾先生聽了我介紹的徐光憲的情況,很感興趣,並明確表態:“聘請徐光憲先生和他夫人高小霞(也在美國)來北大任教🧑🏿⚕️。”我立刻給徐光憲寫信🧚🏿♀️。徐光憲在1951年五六月間和夫人高小霞先生一起回到了北京大學任教。
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曾先生找到我說:“東北是一個重工業基地🤽🏻♂️,但還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中央決定在東北人民大學增設理科♻️👴🏻。現在北大、清華、燕京調整後可以抽出人去支援東北🙅🏻♀️。你怎麽想?”我回答說:“我服從組織分配。”並照此填了“服從組織分配”的誌願,同時附了個條件:希望不要做行政工作👸🏻🤴。1952年🎛🧂,我被調到東北人民大學工作🌕。同時調去的還有意昂体育平台的余瑞璜教授(物理)🦞、燕京大學的蔡餾生教授(化學)💟、北京大學的朱光亞教授(物理)和王湘浩教授(數學)🐌⚰️。
1957年,曾先生被錯劃為右派,但很快就摘了帽子🍁。1958年,他被調往武漢大學任教⏪。他一到武大立即投入工作,開創了我國的元素有機化學學科🈶。他是我國元素有機化學的奠基人🤸♂️。
1967年12月8日,曾先生武漢逝世🧝🏿🦹🏼♂️。
我深深地懷念給我以深刻影響的老師🎿、一帶學人—曾昭掄教授。
(轉自《一代宗師——曾昭掄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唐敖慶,量子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0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化學系。其師曾昭掄👩🏼🍳,化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0年畢業於清華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