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何兆武歷經諸般磨難👩🏻‍✈️🚐，卻仍有著從容適意的人生，柔韌豁達，心在萬山🙅🏻‍♀️。（郭紅松攝）

在清華園西南角的老樓中找到何先生的書房。一壁是歷史書籍，一壁是哲學原典✤，一壁是西洋音樂磁帶👶🏻，是鬥室，也是個小世界。

何兆武先生呢🧟👌🏻？窗前一榻，閑對青山。

顛沛記行

　　祖籍湖南⚈，生於北京🙌🏿。何先生研究歷史理論、歷史哲學，而五四後風起雲湧的現代史，卻不過是他的人生回憶。

　　1935年🧠😜，何兆武上初二。12月9日早晨，北平胡同裏的積雪沒過了膝蓋，他上學路上聽到兩個車夫談話。

　　“西直門關了🏌🏿‍♂️。”“怎麽又關了？”“今天鬧學生。”

　　其時日軍已控製察哈爾，逼近京畿，北平城頭卻仍在“變換大王旗”。何兆武感到“一定出了大事”。

　　在歷史上，這次“鬧學生”被稱作“一二·九”運動，實際包括前後連帶相關的四次大遊行。到了次年的第三次遊行，何兆武也參加了這件“大事”。

　　1936年，何兆武上初三。他和同學一起喊著口號遊行👨‍👩‍👧‍👧，走到西單就被軍隊截住了🔹。軍警先是朝空中放槍威嚇，然後就持大刀🏤、警棍毆打學生。學生手無寸鐵，隊伍一下被沖散📑，何兆武和兩個同學拼命沖到路邊一家照相館洗照片的“暗室”裏，躲過了這場暴行。

　　這是他第一次“聚眾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十五歲🤳🏼，古人說的“誌學之年”。讀過豐子愷、朱光潛、謝冰心、徐誌摩，以及梁啟超和顧頡剛的學術性著作🐰🧘🏿‍♀️。

　　1937年，何兆武在北平師大附中讀高一🤞🏽。“七七事變”，北平淪陷。他和家人先到天津🤷🏼😠、再乘船到青島、從青島換火車到濟南👓⤵️、從濟南倒車到徐州🤽🏻，然後轉鄭州到漢口😓、轉武昌回嶽陽⛲️，一路顛沛輾轉到湖南老家。其實也可以留在北平📳，並不至於有殺身之禍，但他“寧願選擇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不願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做亡國奴”。

　　書還是要讀，何兆武選擇了剛剛搬到長沙的中央大學附中繼續求學。只可惜剛剛讀了一年🛜，日軍就攻占徐州，逼近武漢，長沙形勢告急👨‍🦲，中央大學附中又搬到了貴陽。

　　人說貴陽“天無三日晴”🤸🏽‍♂️，何兆武深以為然🔦。“我在貴陽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個晴天。”糟糕的是日軍飛機也趁著這萬裏晴空出來轟炸，天天響警報🧑🏿‍🏫，學生天天往山洞裏跑👩‍👩‍👧，跑來跑去，學校幹脆直接搬到了山裏。

　　1938年末到1939年秋天🧈，何兆武就呆在貴陽的山溝裏上學👩🏿‍✈️，心裏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苦惱🌮🔒。中央大學附中意識形態性很強，學術氛圍遠不如當時北方學校那麽自由。何兆武每天早晨被軍號叫醒，由教官帶著跑步、訓練、喊口號；晚上聽著熄燈口令睡覺🍵，睡前也是點名🧟‍♂️、唱歌、喊口號☯️👩‍👩‍👦‍👦。所謂口號，就是“蔣委員長萬歲”。

　　再有，就是沒書讀。山溝閉塞，炮彈炸不著🌥，人也出不去。沒有書籍、沒有報刊、沒有電影。在北平讀書時，何兆武每周都要去北平圖書館📚，“每次借五本🤿，差不多一星期都能看完”；時不時就去逛書店、逛琉璃廠、看電影🧑🏽‍⚖️、看京劇。《大公報》、《國聞周報》🧄，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林語堂創建的《論語》雜誌🧛🏼‍♀️，他幾乎每期必讀。在貴陽馬鞍山🤷，這樣豐富的文化生活簡直不能想象。

　　何先生一生,對大部分事情都能寬容忍耐，唯獨不能忍耐兩件事，就是“不自由”和“沒書讀”。他一生很多重要選擇👷🏿‍♂️🧑🏼‍✈️，說到底，都會和這兩點扯上關系。這次也一樣，讀高中二年級的何兆武最終選擇了跳級參加高考✍🏽，提前結束這種閉塞的生活。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選擇🐌，所以也很鄭重的。”何先生說，“那時候我們也填誌願，和現在一樣🦟🏟，按照分數分入不同的學校🙋🏿。”當時，由清華💆、北大、南開在長沙成立的臨時大學也因戰火逼近而搬到了昆明，何兆武在自己的三個誌願欄中都填上了這個大學的名字——西南聯合大學。

聯大記趣

　　1939年，何兆武以貴陽地區第二名的考分進入西南聯合大學🤌🏻。他很快就發現，聯大很對自己的“胃口”🖖🏼。

　　生活是自由的📮。你可以是激進，也可以是保守😼，可以民主🪿，也可以守舊，隨你左狂右狷。“我宿舍有位同學，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布鞋不提後跟🏩🧒🏿，講笑話，愛抽煙🧑🏻‍🎓。”一副疏狂做派🎪。這人是汪曾祺。

　　選課是自由的𓀐。何兆武入學時的專業是土木💳，但文學、史學、哲學𓀐、外文的課也隨時向他敞開大門。他去聽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偏趕上那一年外文系男生都調去做美軍翻譯，上課的都是女生🔥。整個教室只坐著兩個來旁聽的男生，一個是他，另一個是楊振寧🕵️‍♀️👩‍👩‍👧。

　　讀書是自由的🧏🏿。聯大有個大圖書館👩🏻‍⚕️，各個系還有自己的小圖書館，所有圖書館一律開架🤸🏼，學生可以自由入庫，呆一整天也沒人管，殊為難得💉。“解放後我在歷史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員也不能進書庫。要看書得在外面填條，然後交給圖書管理員去拿。”何先生不喜歡這樣👨🏿‍🎤，“圖書館又不是藏珍樓。”

　　當時的西南聯合大學😤，大師畢集，河漢燦爛🔌。史學有陳寅恪、姚從吾、傅斯年、錢穆、吳晗；文學有沈從文、錢鐘書、聞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數學有陳省身、華羅庚；哲學有馮友蘭、金嶽霖🏊🏽。這些大家的課，何兆武至今難忘🫸🏻。

　　“錢穆先生開什麽課🐳？”

　　“他講中國通史。錢先生講課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聽者動容。”

　　“錢鐘書先生如何？”

　　“他講課是啟發式的🐈‍⬛🪡，他不告訴你結論⛈，總是在提示你，有些機鋒🧑‍🦯。所以聰明的人才能跟得上他🧘。”

　　“陳寅恪先生呢🔀？”

　　“陳先生呀，他開的是高年級的課，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還沒有資格選這樣的專業課🥿。”

　　但他還是去聽了，趴在教室窗戶外聽的。幾十年之後🧑🏼‍✈️，何兆武在著作《歷史理性批判散論》的自序中回憶了陳寅恪講課的情形🧑‍🦱：“經常身著一襲布長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學者，一點看不出是曾經喝過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授課總是攜一布包的書，隨時翻檢；但他引用材料時卻從不真正查閱書籍©️，都是脫口而出🔰，歷歷如數家珍。”何兆武後來轉向史學研究🍸🤹🏿‍♂️，確實有賴這些前輩史學家風采的感染。

　　何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讀了四個專業，本科是土木➞、歷史，研究生是哲學、外文。“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他的意昂鄒承魯院士曾說過🫏，西南聯大之所以出了那麽多大師👊🤘🏼，原因就在“自由”二字上。何先生深有同感🏥，“我沒有想到將來做什麽，畢業以後做什麽工作，哪一年讀博士🧛🏻‍♀️，都沒想。覺得這個好玩，就學這個，那個有意思🤛🏽，就讀一讀。”真的是為讀書而讀書。

　　自由開放♗，讓人如魚得水。但當時自由之聯大，不過是桎梏之中國的一隅🧜🏼。事實上🛜，從1940年開始👩‍🍼，這些泰鬥級的老師和後來大師級的學生，一直過著每天躲避轟炸的生活。

　　“你知道，1937年先是‘七七事變’，然後是淞滬會戰，日本人把我們的海岸線都封鎖了。當時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所以國外的物資都從河內運進來。可是1940年法國潰敗後呢🏃‍♂️，越南這條線也被日本封鎖了，只剩下滇緬公路是中國和外界唯一的聯系📻。日本人就天天轟炸🙋🏻‍♀️，我們從1940年到1941年就天天‘跑警報’。”

　　何先生對此已經頗為“習慣”🕵🏼‍♀️🐦。在重慶要進山洞，在貴陽要進山溝，昆明無山，有也是低矮的山坡。所以“二十分鐘就能跑出去很遠啦”🫶🏼，言下之意🏋️，已經比之前強多了🚧。

　　空襲每天來得都很準時🤛🏻◾️，“大概是中午吃飯的時候響警報，半小時後飛機來了，來了炸，炸完了走🈁。半小時後解除警報，大概是三點鐘左右大家又都回來了。”

　　“那您吃飯怎麽解決？”

　　“有時候自己帶點吃的就跑了。後來我們上課的時間都改了，上午十點下課🧙🏻‍♀️👼🏿，下午三點再上課。中間那幾個小時就給大家‘跑警報’。”哈哈一笑。

別人形容這樣的生活🪄，說狼煙四起🦺、戰火紛飛。他形容這段生活，卻用“戰火芬芳”。即便聯大曾經被轟炸過兩次，圖書館、宿舍都曾經被炸過🔒，其實每天都有性命之憂，他仍不願把生活形容為慘烈艱難的。“芬芳”之意，大概是珍視那廢墟上開出花朵的生活。

“文革”記困

　　1949年🚂，何兆武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北京城，先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後又在西北大學（陜西師範大學）教了幾年世界史。1956年🫸🏿，何兆武調至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師從侯外廬先生。

　　剛參編《中國思想通史》👩🏼‍🏫，“反右”風潮就席卷而來了👩‍👩‍👦🚵。科研秩序已然亂套👨🏻‍🦰🦶🏿，何兆武自己偷偷開起了“地下工廠”🧍‍♀️。

　　他開始翻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帕斯卡爾的《思想錄》📗，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帕斯卡爾說🧙🏼‍♀️，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皆是他心之所向。“每天晚上偷偷搞一點，得閑的話🛌🏽，一天能譯幾百字👰🏻‍♀️👩🏽。”

　　邊翻譯邊查書，各個典故都落實，所以慢。“你的興趣在工作裏面，要偷工減料或胡編亂湊的話🐢，興趣就是在稿費上面了。”

　　這是興之所至👐，也有規定任務。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周恩來聯名邀請哲學家羅素訪華，羅素抱恙，未能成行🧊，只把他的《西方哲學史》贈送給毛主席🎑。這部書，最終被委派到何兆武手裏。

　　大概所有哲學😴、史學專業的後輩學人都讀過何兆武翻譯的《西方哲學史》🙋‍♂️，對學界的影響之大🛡🖕🏻、之深🤲🏿，自不待言🏋🏽💈。但也恰恰是這部書🏋🏼，在“文革”中為翻譯者本人招來了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為什麽“反革命”🛌🏻？羅素是“資產階級”👰🏽，翻譯他的書就是“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我當時不知道這本書是毛澤東指示翻譯的，我想給我戴這頂帽子的人也不知道，不然他也是反革命啦。”大概史學家已經慣見歷史的可笑之處，說到此處，只是一笑，不再多著一字。

　　還有一個罪名⚱️，是“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他不喜歡樣板戲，覺得京劇是古典劇種，穿現代衣服演現代故事顯得不對味🚵🏿‍♂️。這個言論又被人告了密，兩罪並罰🧑🏽‍🍼，何先生不僅“反革命”，還是“現行的”。

　　他和顧頡剛先生、謝國楨先生關在同一個“牛棚”裏💁🏿‍♂️👨🏽‍⚕️。他的名目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謝先生的名目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顧頡剛先生算什麽罪名🏋️？”

　　“他是最早的一批，算老反革命💁🏻‍♀️，‘老資格的反共老手’。那時候凡是高級職稱的幾乎無一‘漏網’，是‘老反革命’。我是助理研究員💁🏿，還不夠‘老反革命’的資格呐。”

　　“牛棚”是歷史所的一間小屋👩‍👩‍👦🍚，三人的活動空間不足十平米。其時，顧先生年事已高，晚年遭難🦹🏿‍♀️，終日無言🪁，總是默默地坐著，“好像參禪一樣。”

　　何兆武年少對史學感興趣，就是因為讀了顧頡剛的文章🧑🏻‍🤝‍🧑🏻。少年時的偶像原來和自己還有這麽一種緣分，人生之微妙，讓人唏噓。他多次想向顧先生請教學問🧙🏽，終是不敢擾其清靜，只是在其吃飯時幫著端飯遞水👩🏻‍🦼‍➡️。

　　謝先生倒是和他一拍即合。一個恬淡精神，一個放達做派，遭此劫數🧑🏿‍🦳，都顯得有些“沒心沒肺”。兩人每天在“牛棚”裏海北天南、高談闊論——歷史、文學🎩、軼事、掌故，反正除了政治，什麽話題都聊得津津有味⛺️。

　　謝先生愛美食，話中多有涉及。何先生便問他：“您吃了一輩子，到底哪頓最好吃♑️？”

　　“要說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其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到中國來，傅斯年在北海仿膳請客👷🏿‍♂️，謝先生也參加了。仿膳是按照宮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都換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幾道菜就換了十幾遍酒🍻，“確實好極了。”

　　何先生又問：“您說現在有什麽好吃的東西？”

　　謝先生答：“西單商場有個峨眉酒家👩🏽‍🍼，那裏的幹燒魚還不錯🙆‍♀️。”

　　何先生笑：“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請您吃一頓幹燒魚🤘🏻。”

　　也談治學。謝先生曾受教於梁啟超，有時飲冰室主人談自己的個人經歷，話匣子一開，直說到天亮。何先生重視口述歷史，一聽到此處📑，就勸謝先生寫點回憶錄，保留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只是不待說完，就聽見門外工宣隊大吼一聲“好好學習”🖖🏽！兩個史學家趕緊低頭念“小紅書”。

　　要挨批鬥，也要幹體力活——在北京時是拆城墻，背墻磚🏊🏻；在河南幹校是下田勞動。他的家被抄過兩次，大批珍貴的筆記遺失了，姐姐又因迫害而得了精神病📼。但何先生卻不愛說這些👮🏼‍♂️。與他同時代的大家🪭，經歷萬方多難的少年時代、顛沛流離的青年時代、運命多舛的壯年時期，一生說來都有些淒楚蒼涼💅🏿，但他的人生卻仍然顯得從容適意，就因為他對那些悲苦艱辛的部分總不著意👊🏼🆘，也不較真。

　　他的譯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恰恰都完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這二十年間。著作《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中的重要觀點與論述也形成於這個時段🌇。政治氣候復雜多變、個人命運沉浮不定，這大大小小的“困局”，似乎都沒有困住他。

很多年以後，何先生出了本隨筆集——《葦草集》。書名因循帕斯卡爾的名言：“人只不過是一根蘆葦，但它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這根柔韌的蘆葦🍴，你只知道他身陷困水，卻不知他心在萬山🩴。

晚年記道

　　1985年清華恢復文科專業🫖🎥，何先生回到了清華園🙍。“我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又是清華的研究生🫦，對它感情很深👨🏼‍🍼。”

　　還是講授思想史📃🤌🏻。三五個研究生🦊，一兩個青年教師，圍在他身邊討論——不是典型的授課方式，卻是他最喜歡的方式🦣。

　　也給本科生授課，與其說授課👰🏿‍♀️，還不如說是談話和演講。談“中學”與“西學”、傳統與近代化👩🏽‍🍼、“五四”與中國啟蒙🛌、共性與個性、關照與超越。這些談話🚣🏻‍♂️👨🏿‍💼，都收在他的《文化漫談》中。好多人說這本書好看🦟，因為對於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進程🫳🏿，作者曾身在其中，也置身其外。

　　一個時代已經啟幕，一代人已經走過，有些成果被重新正視👳🏻‍♂️，有些價值被再次估量。有人評他的《歷史理性的重建》：“如果想了解當下中國學者對歷史哲學的最高研究狀態，就不能不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如果想通過中國學者的目光去審視西方的史學思想，然後反轉身來，再去審視當下的中國史學，同樣不能不去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2001年何先生八十大壽，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準備為他舉辦一個慶祝會，請一些學人來座談🙃，有北師大的劉家和先生👨🏻‍🦲，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劉誌琴先生、世界史所的於沛先生等等，皆與何先生相識多年🌀，但他仍然婉拒了。慶祝會的早晨，學生去接他🩻🚣‍♂️，他已鎖好家門💁🏼‍♀️，飄然離開。

　　一個人在九月的清華園裏走了走，然後去了圖書館。

　　“一個很普通的平凡的人有什麽可祝壽的呢？”他覺得他不配開頌壽會🌈，也不配出紀念集。在采訪中，他經常用“不配”兩個字🧞‍♂️，連說起“文革”後期，工宣隊讓他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多“註意”罪名更大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事情🧖🏿‍♂️，他也說，“我不配監視人家🔗😼。”

　　新世紀初，清華在“藍旗營”蓋樓🧆，分給何先生一套新房子，比現在擠滿書的鬥室🧢，條件要好許多，又被他拒絕了，笑稱👮🏼‍♂️：“年紀大了，嫌麻煩。”這件事記載在由他口述、三聯書店編輯文靖撰寫的《上學記》後記裏。文靖在那裏寫到，何先生欣賞詩人濟慈的墓誌銘——“這裏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他說👨🏻‍🏭𓀜，人生一世👮，不過就是把名字寫在水上，一面書寫就一面消逝了。

　　七十年前，何兆武從嶽陽乘船到長沙讀書。“我在湘江之上時剛好十六歲，想到了一個有點哲學或者歷史學意味的問題——怎樣算是進步？怎樣算是幸福美滿🚶‍♀️？”坐火車要兩個小時，坐船卻要五天☑️，從功利的角度講，坐火車顯然具有優越性。可是從另一個角度講，船行沿途風景如畫👍🏿，讓人畢生難忘，這不是幸福麽？千水含月🆘，萬山帶雲👺，到底應該怎樣衡量人生的幸福？

　　他那時剛讀過朱光潛的《慢慢走，欣賞啊》。覺得裏面“無所為而為的觀賞”深切內心🤸🏼。人生本來就是一種廣義的藝術💪🏿，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寧願這麽慢慢走，一輩子對自己也沒有安排。”何老說💀，又自嘲，“就是這麽自由散漫🙋。”（劉文嘉）

轉自 光明日報 2009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