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29歲受聘清華，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同執教鞭，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1926年主持西陰村發掘👩🏿🎤，作為第一個獨立主持現代考古發掘的中國人，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
工作是李濟的全部生活內容💷。他把國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說的“三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為只要有動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覺到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
李濟是在眾多關系中成長光大🧖🏽♀️；也是在眾多關系的離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臺風來臨的時刻，這盞中國學術的長明燈終於油盡燈枯，黯然熄滅……
2007年11月🐦⬛，我應北京大學蒙養山人類學學社邀請，在北大學術中心作了一次“李濟與李安宅學術史個案研究”的講座👊🏿。開講前王銘銘教授先在同學中進行了一番測試，他請知道“李濟”這個名字的舉手🫃，人群中舉手的占了多半；又請知道“李濟事功”的舉手，稀稀落落的五六條手臂顯得極不自信👤。在座者多是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的人類學🧑🎄、考古學的博士生或碩士生𓀎。王銘銘忿忿地說，中國最好學校最高學歷的人類學學生竟然不知道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竟然不知道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這是丟人。又說，幾十年間，李濟就這樣被我們抹去了。在座的包括我🦮，都是劊子手⌛️！
銘銘許是情急之下的言過其實💌。我不能被稱作劊子手👨🏼🦱，因為我沒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也不應該怪那些孩子✍️，盡管他們已讀到“碩士”、“博士”🧑🏻🔬，但在他們成長經歷中👨🏽🍼，哪裏看得到李濟的半點影子？
抹去李濟的是那場改朝換代的暴風驟雨，轉瞬間它滌蕩了過去時代的所有痕跡🛌🏻。1950年後🤾🏼♂️，當《中國通史簡編》《沫若文集》等書再版時🦑，刪去了原來關涉李濟的全部文字𓀌；上海魯迅紀念館開館時，掛出魯迅與楊杏佛的合影，裁去了三人照左邊的李濟🧚；西安易俗社懸掛的“古調獨彈”匾額✡︎🥎，捐匾的十二人中塗掉了李濟的名字；至於歷史、考古、人類學的教科書👮🏿♂️，也都把他的影子消泯得幹幹凈凈……提到李濟的名字🦥，總是作為政治批判的靶子。直到2005年臺灣文人李敖訪問大陸的前一天，他還在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的節目中🩵，啐李濟的口水……
而今，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胡適、錢穆🍌、傅斯年、梅貽琦、趙元任等早已進入中國人的閱讀視野，唯獨李濟仍鮮為人知。國內至今沒有一本他的傳記、年譜或回憶錄🧑🏼🦳。在一些介紹考古或人類學的文字中🛄🕵️♀️，仍有蓄意或無意貶低李濟的事情發生。其中一個原因🤖，或在於他是個純粹的學者，始終躲閃著政治風雨，1949年幸免於被宣判為“文化戰犯”的命運，也沒有像胡適那樣在50年代受到數億人的口誅筆伐變得家喻戶曉；他很快就淡出了大陸學術界👨🏻🦽➡️，直到今天仍默默無聞……
李濟是誰？真值得給他騰位置🐛？真值得挖掘他的什麽前塵舊事？
李濟占領縱橫捭闔的知識高地，20多歲開始就在學界開疆拓土🔹，攻城掠地……他畢業於清華📧，是美國克拉克大學心理學學士🍥，熟悉各種心理學派別及其理論；他是克拉克大學社會學碩士，對人口🏯👨👨👧👦、經濟有獨到見解；他27歲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是獲此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其闡述博士論文的講演稿被哲學家羅素大段征引；1923年他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教授，在中國首開人類學課程，次年擔任南開文科主任👮🏽♀️；29歲受聘清華，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同執教鞭，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1926年主持西陰村發掘，作為第一個獨立主持現代考古發掘的中國人，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32歲出任“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此後的半個世紀，李濟的名字就與“安陽”連在一起：離開大陸前的二十年，他領導了安陽的歷次發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遷、研究和出版🏌️🧑🎤；去臺灣後的三十年，他繼續主持並基本完成了安陽的發掘報告和研究報告💁🏿。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李濟不曾擁有千軍萬馬，但他在學術界有著至尊地位。他培養了海峽兩岸最優秀的人類學、考古學人才🧄。早期在南開的學生有人類學者陶雲逵🦸🏽♀️、考古學者李景聃🎮；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門生有田野考古學家吳金鼎🫰🏼、歷史學家徐中舒🧑🏼🍼；在安陽考古遺址的弟子有“考古十弟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等；1949年遷臺後，創辦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培養了李亦園🍁、宋文薰、許倬雲、張光直等傑出弟子🙎🏼。他一生有兩位最得意的學生🙋🏼♀️，一是大陸的夏鼐，一是臺灣的張光直：前者長期擔任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執掌大陸考古學帥印；後者是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學教授兼人類學系系主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文理科學院院士🧵。
李濟又是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民國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生串聯著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眾多要人。他與徐誌摩是誌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同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輝映；他與傅斯年、陶孟和、趙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患難與共，同舟共濟♏️；他與安特生🦸🏼、伯希和🙂↕️、李約瑟🐟、費正清🤌🏽、費慰梅等長期保持著友誼；他視丁文江為好兄長和科學路上的引路人；他曾與胡適籌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分任副主席與主席，在與“同盟上海總部”發生分歧時，保持了同進退的步調🧑🏼🦲；他參與“中研院”最早的籌備工作，是“中研院”一至十屆評議員，首屆院士，擔任了十七年的史語所所長9️⃣，兩度代理“中研院”院長👩👩👦；他被臺灣當局作為阻止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一張牌，但他始終保持治學與政治分途的清醒……
有人把“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概括為“民主”與“科學”。如果說對中國民主的啟蒙貢獻最大的當推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科學思想的傳播則當以“中國科學社”的丁文江、任鴻雋、翁文灝、朱家驊等人為主體🥰。赫拉克利特說過，最優秀的人寧願取一件東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李濟在這撥提倡“科學救國”的朋友中，從未側身廟堂，一生堅守田野、案頭和講壇，為推行科學思想在中國生根始終不渝。他曾應雷震之邀🧑🏻🦱，在其主編的《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論“五四”精神🚵🏿♀️、論自由民主與科學關系的文章✌🏽👯♂️。他對國民劣根性的批評，包括對陳寅恪等文化貴族對對子和格律詩的微詞，曾被柏楊大段引用💇🏼♀️，並寫進《醜陋的中國人》，至今仍影響著天下的讀書人……
科學無國界，學者愛祖國。20世紀20年代，美國弗利爾藝術館邀請李濟加盟在中國的考古隊，他提出兩個前提條件👮🏿♀️：在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考古團體合作🥋➞；在中國發掘出來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5️⃣。美方代表最後嘆服👨🏼🚒，“你的條件👩💻，我們知道了。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絕對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入主史語所考古組之初👨❤️👨，他就與同人約定：絕不私藏和購買古物。他一生經手發掘保存研究的文物無數，到他去世後，人們清點遺物，在他家裏沒發現一件文物古董。在李濟眼裏👩🏿🦱，無論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還是完整的鐘鼎彝器，從最落後地區的陋俗到文明社會的高尚禮節，從窮鄉僻壤的土語到最時髦的演講詞——都是史學家的原始資料🎻。工作是李濟的全部生活內容🤛。他把國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說的“三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為只要有動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覺到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張光直談起恩師時說，“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範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
命運在成就大師李濟的同時，悲劇也如影隨形🍺。李濟一生最大的悲劇是科學精神不能在中國生根，因此他內心的緊張焦慮常外化為與環境的沖突與對立🕕。
1937年，李濟護送國寶南遷，老父、愛妻和三個兒女隨史語所步步撤離🫶。遷徙途中👃🏼，二女兒鶴徵1939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兒鳳徵1942年又在四川李莊不幸殞命👳🏻♀️。這件事對中國知識界震動很大，1944年陳寅恪在逃難途中，以他與史語所的公幹（任歷史組主任）和傅斯年的私誼（誼兼親友）都該遷往李莊🏹，但李濟的悲劇讓他與家人望而卻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學🧑🏽🎤。當抗戰勝利時👧，李濟又告別家人👳🏿♂️🍋🟩，代表戰勝國中國東渡日本去調查和收回被掠奪的文物，歸國後回到李莊👩👩👧👧😉，老父親已經癱瘓🙇🏻♂️👻，只能抬回南京👷🏼♀️。1948年隨著國內戰事迫近，李濟再一次護送文物遷臺。兩個月後他唯一的兒子李光謨卻選擇了與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從臺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個新社會”……
接踵而至的，還有大陸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門生的反戈🌑。20世紀50年代初，郭沫若曾發表過一篇名為《蜥蜴的殘夢》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擬為蜥蜴之類的爬蟲🎤，抨擊他們是“捧著金碗討飯”👨🏿🦱。1959年，大陸考古界開展了對李濟的猛烈圍剿🪿，有人試圖從學者道德和學術水平上貶損李濟，動搖他的學術根基。在臺灣🕵🏿♂️，李濟把自己培養的得意門生張光直推薦到了哈佛，畢業後張光直沒有按照他的預期回臺接替衣缽。他曾過繼內兄之子作為義子，在他精心培養下，義子李光周終於在留學歸來後接掌父親創建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但在李濟去世六年後5️⃣，也不幸病逝……
李濟終身以傳播科學思想為己任♟，而上蒼卻把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臨到他身上，甚至在他6月生日的時辰裏，製造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李濟是在眾多關系中成長光大；也是在眾多關系的離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臺風來臨的時刻，這盞中國學術的長明燈終於油盡燈枯，黯然熄滅……
摘自 岱峻著《李濟傳》♔◽️，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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