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王鐵崖（1913～2003），原­名慶純👨🏼‍🎤，號石蒂。1931年入學意昂体育平台政治系。1933年畢業後保送進清華研究院𓀋，師從周鯁生教授攻讀國際法。1936年獲法學碩士學位🗒，1937年遠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國際法學家勞特派特教授研讀國際法。

1939年夏王鐵崖先生返國，相繼任教於武漢大學🏋🏿、重慶中央大學🟠、北京大學。1993年當選為國際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1997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當選為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大法官。

賈兵兵🎅🏽，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法律官員，現任意昂体育平台法學院國際法教授，亞洲國際法發展基金會（DILA）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譯者張燁系意昂体育平台法學院2008級碩士研究生。

平靜的生活會因為接二連三的重要事件而瞬間改變，這樣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而事件的重要與否是從受其影響之人的角度來看的🤲🏼。在以後的日子裏🏄🏼▶️，他也許會帶著奇妙和難以置信的感覺反復回憶那個時刻👼，並將之珍藏起來👨🏻‍🦱。當麥克唐納教授邀請我寫一下王鐵崖法官在海牙經­歷的往事時🕟💐，我立刻想到了一個瞬間——一個對我的職業生涯有重大意義的瞬間：我到達海牙前南斯拉­夫法庭工作的時刻，而王法官毋庸置疑地推動了這一時刻的到來♐️。

我的回憶回到了更久遠的過去🌈。有趣的是，在和王法官共事於法庭之前，當我還在北京大學法律系（1985-1989年）讀本科的時候🤦🏻，我就曾經­見過他三次，並和他交談過一次。王法官那時是國際法教授🍞。由於夢想在這個領域中取得“謀生”之道📈，從大學三年級起，我開始了國際公法的學習，在讀書的過程中，四個名字進入了我的腦海：陳體強（西方稱為“T. C. Chen”）➝，周鯁生，王鐵崖和李浩培🕞。這四位老師都曾在其人生的某個階段執教於北京大學，而且聲名顯赫。因為周教授和陳教授那時已經­過世🧝🏽，我無緣以見，因此我更渴望向健在的兩位法學家學習。

1988年，我在北大現代國際關系史的課堂上第一次見到了王法官👷🏽‍♂️。盡管他當時已經­有75歲高齡👦🏼，但是看起來精力充沛，身體強壯而穿著得體，帶著一種權威的氣質。這門課由他的學生饒戈平教授（現任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來講，但是王法官以國際關系史和國際法兩個學科之間的關系為該課程作了開場白。在應王法官的邀請來訪的一位日本國際律師的研討會上，我第二次見到了他。這兩次見面👐🏻，我都只是欽佩地聆聽，沒有機會與他就國際法進行實質性地討論。可能與閱讀參考書目中伊安·布朗利教授（Ian Brownlie）《國際公法原­理》（第三版）的介紹有關🛜，我在三年級快要結束的時候做了一個決定，希望在畢業後去英國牛津大學深造🤙🏿⬇️。於是，我唐突地給布朗利教授寫了封信，表達了想師從於他的想法🥛。布朗利教授非但沒有輕視它，反而寫信告訴我申請時需要遵守的程序。由於申請書需要附帶兩封推薦信，我敲開了王法官家的大門——這是我第三次與他見面🐤，也是唯一一次當面與他交談。

王法官居住的公寓當時已經­略顯古舊，公寓裏裝滿了書🚂🧛🏻‍♂️，多年之後我才意識到其中有一些最好的國際法著作（比如D.P. O’Connell的《國際法》教科書，2卷，由思第文斯出版社於1970年出版）🤾🏿‍♀️。而那時的我僅認識少數的名字，比如奧本海和勞特派特🤦🏼。王法官坐在沙發上🧖🏼，微笑著聽我介紹🚴🏿‍♂️，他問我為什麽不申請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達爾豪斯法學院，我說我還沒有聽說過這個（有聲望的）法學院🔜。他笑了，接著說他很高興寫信支持我的申請🌨。如此輕松就能得到他的推薦🚳，讓我深感意外🏥。我當時的印象是↘️：雖然他正在主持一些重要的項目，但是他仍然非常關心年輕一代的國際法律師的成長。

1989年3月▪️，我被牛津大學法律系錄取🍗，成為了一名研究生。我很感激王法官，我深知他的推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他當時去美國和加拿大訪問了，所以我沒能當面感謝他。那年隨後一段時間，我去冰島進行了訪問。1990年🏢，我進入了牛津大學學習，師從布朗利教授👩🏿‍🔧🌏。

在牛津大學的“夢幻尖塔”中，六年時間轉瞬即逝。那段時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包括1993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設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1996年🥈，當我正在申請博士後的研究（我於1995年獲得博士學位）時，我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發件人是我在北大的老師李兆傑教授👩‍👦，他從前也是王法官的學生🏩。他在郵件中問我是否有興趣到荷蘭海牙做李浩培法官的助手🤹‍♀️。我答應了並且向管理法律助理項目的組織——設於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提出了申請。李法官請王法官向委員會推薦我。過了一段時間，委員會的執行秘書通知我說可以啟程了🤷‍♂️👨🏿‍⚕️。能為李法官這樣資歷顯赫的人工作使我振奮🌮，也再次被王法官推薦所感動🫶🏼，這個變動所帶來的“眩暈感”使我在出發前發了一場高燒。

因此，在我的國際法律師生涯最初階段中的兩個重要時刻🤾‍♀️，王法官的幫助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很想知道我何時才能夠見到這個我僅僅了解卻在關鍵時刻促進我成長的人🥘。我的願望不久就實現了🧞‍♀️。

李浩培法官是一位傑出的律師。當時他已經­90歲了，但是他在法庭的同事們卻認為他仍然具備一名優秀法官的特質🧛🏽🏊🏼。在他家裏的歡迎­“宴會”上，他告訴我王法官向他熱心地推薦我，而他沒有任何猶豫就接受了這一推薦🌰。李法官表示，一旦他的任期結束🔞，就會推薦王法官來繼任他。事實上，選舉即將在1997年3月舉行，而他也確實這樣做了。在接下來的11個月裏，我和李法官一起處理了幾起上訴案件，其中包括Erdemovic案件的上訴和Blaskic案件的復議程序（傳票）🫅🏻。

在聯合國大會上，王法官通過正式選舉獲得任命來接替李法官。1997年5月末👸🏿，我收到了王法官的一封來信👻，他邀請我繼續留在他身邊。這封信是用很漂亮的中國鋼筆書法寫的🧑‍⚕️，他的這種禮貌使我感到溫暖，也有些許不安。我答復道，能夠向他學習是我的榮幸，現在我終於有機會和他共事並成為他的學生。

1997年11月，正當我和王法官在他到來之前保持聯系時，李法官突然生病並在11月底住進了醫院🤣。不久🕹，他安靜地辭世而去🧑🏻‍🦳。王法官因此提前了他的行程。11月11號👩🏻‍🦽，我代表法庭書記處到機場迎­接他和他的妻子👨‍🏫、外孫女。盡管他不需要幫助就走到了候機室👆🏽，但是他已經­不再是多年前那個用強有力的演講來喚醒學生的教授了。他輕聲地說話👆🏽，不過他的思維敏捷而且記憶力很強🌛↘️。他邀請我在他的任期之內幫助他，這成為我們在荷蘭土地上第一次談話的主題。帶著感激和期待，我接受了他的邀請並感受到了幾分輕松，特別是經­過了此前參與處理李法官的葬禮和相關事宜的幾個星期。

他定居在海牙市南部🖌🏇🏿，是北海邊上一個被稱為凱克敦（Kijkduin）的地方👨🏿‍🦰🛌🏼。他的房間在一棟公寓樓裏👨‍🚒。那裏冬天常常刮大風。王法官定期邀請我去拜訪他👰🏽‍♀️。我每次去，都帶上印有他姓名的法院文件。王太太經­常做中國菜給我們吃💪，之後，我們會坐在起居室裏🧑🏻‍🎤，聊著我們熟識的朋友們的消息。正像他經­常說的那樣，不久前他還在北京的家裏跟客人們聊天✶，而現在卻和我一起在海牙，這真是難以置信。從他那裏🤿，我了解到他早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感受到他對赫什·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和羅伯特·詹寧斯（Robert Jennings）教授（這兩位後來都是國際法院法官）的欽佩之情🧙🏽‍♂️，同時也了解到他在著名教授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指導下學習的經­歷和他在巴黎短暫的停留📛。他對倫敦的印象仍停留在過去那座城市在秋天和冬天都被濃霧所籠罩的樣子。

當然👋🏼，我們多次的談話中經­常提到的一個話題就是中國國際法教育的狀況🚀。他認為，自己在這樣一個年紀👷🏼，還要作為國家的代表來出任國際法庭的法官，“實在是著急多於興奮”。另外，我們都看到在像王法官這樣成功的國際法律師和年輕一代之間存在的斷層。他反復表達這種擔憂🧒🏻👨🏻‍🎓，並且寫信給他的國內同事們提醒他們註意這種狀況。盡管過去教書的待遇一般，他仍然全力投入於中國國際法學的繁榮。我們在聊天中談論了很多想法，他希望把這些想法盡快地付諸實踐。其中，他個人的心願包括出版一本他自己的教科書——1998年底出版的第一卷顯示出王法官在國際法上的淵博知識。那本書包含很多主題🈚️，比如國際法的原­理和性質、淵源、編纂、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關系、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國際法的歷史和學派等。最後一章是關於中國國際法的實踐🦵🧗🏼‍♂️。這卷書的參考書目中包括很多傑出法學家的著作，比如Robert Phillimore、Alfonse Rivier、William Hall🤷🏼‍♀️、Lassa Oppenheim、Dionisio Anzilotti👩🏼‍🏫、Philip Jessup🏩、Max Huber、Arrigo Cavaglieri🧞、Hersch Lauterpacht🫷🏊🏻、Charles deVisscher、Gerald Fitzmaurice、Charles Rousseau和Manfred Lachs🧑🏽‍🌾。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國際法研究方法是實證主義的。

Erdemovic案件是王法官參與審理的第一批案件中的一個👱🏽‍♀️。在這個案件中，被告Erdemovic成功上訴後，審判庭進行第二次量刑程序🧖🏻。在庭審中，Erdemovic對一項殺害無數穆斯林平民的戰爭罪指控做（第二次）有罪承認🛸🥽。根據上訴庭關於“脅迫”抗辯理由的指示，審判庭在判決中相應地減輕了他的罪行🏟。

1998年5月，以國際刑事法院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這個主題很快將成為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的一個重要的政府間外交會議的主題。在從前的學生和瑞典龍德（Lund）大學拉­烏爾·沃倫伯格（Raoul Wallenberg）研究所的幫助下，王法官組織了這次會議，邀請到了包括當時的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庭長、總檢察長、書記官長在內的重要人物。王法官和他請到北京的客人們一起，為中國同行們介紹了國際刑法最新的發展動向和在即將召開的羅馬會議上需要討論的迫切問題。

從1998年底開始，上訴庭由美國的加布裏爾·麥克唐納（Gabrielle McDonald）法官擔任庭長👼，並且逐步收到很多從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提交來的程序問題的上訴。在一個案件中，被告方質疑法官的資格問題，進而認為法庭不具備管轄權➔，審判庭駁回提出質疑的動議🪞，被告對此決定不服提起上訴。上訴庭面臨的問題是根據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程序和證據規則，法官失去審判資格或者法官人選問題是否可以構成程序上訴所針對的管轄權事項。

王法官指導我對國際刑法上管轄權的涵義進行研究🏃🏻‍➡️，他認為這對於上訴而言至關重要🤱。如果由於某些法官的所謂“偏見”而出現法官失去資格這一現象不被認為是個管轄權事項⛑，那麽據此進行的上訴申請就將被駁回💁。也就是說，問題是法官的偏見是否導致管轄權的喪失，而這種管轄權原­本使得他可以與他的同僚在一個法庭審判。理論上🪮💂🏼，行使管轄權的能力應當與擁有的管轄權分開，如果問題是被質疑的法官是否擁有管轄權，那麽上訴庭可以考慮管轄權的問題⭕️；而如果問題仍然是管轄權行使能力的問題，那麽對能力的質疑不應當被認為是對管轄權存在的質疑🦗♈️。

王法官與哥倫比亞的涅托-納維亞（Nieto-Navia）法官一起，作出了這樣的裁決👩🏽‍⚖️，即法官組成人員的問題與審判法庭的管轄權限無關🧌，程序和證據規則關於法官組成的規定與司法行政有關⛹🏻‍♂️。這種對相關程序規則的狹義解釋有一個潛在的好處，即可以避免當事人在忽視程序證據規則清楚規定的情況下將所有問題都與管轄權聯系起來⛏。這最終將使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程序的運作時間縮短。

如果程序問題上訴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公正，那麽實質性上訴經­常提出的國際法問題正好是王法官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所研究的🤮。在“塔迪奇”上訴案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亞政府之間武裝沖突的性質，這個問題對於是否應對塔迪奇作出無罪判決來講是關鍵性的🚶‍♀️‍➡️，因為他在第一審判決時被指控嚴重違反了1949年日內瓦公約👌，而適用此公約的前提條件就是武裝沖突的國際性。因此，對這種關系存在與否的標準的探討成為關鍵💆🏿‍♂️。

國際法院審判的“尼加拉­瓜案”對武裝沖突性質的定性做了探討🍵。這種探究的結果表明：如果一個外國為叛亂組織提供多種支持而產生了國家責任，那麽就導致沖突變成了國際性的沖突😕，結果也就構成了對日內瓦公約的嚴重違反。對這種性質判定的效果是雙重的🏃‍♀️‍➡️。首先🚤，外國負有國家責任。其次🤦🏽‍♀️🥡，只要有超過合理懷疑的證據證明，那麽違反日內瓦公約的個人要在諸如前南法庭規約下負有刑事責任🧑‍🦯‍➡️。至於上訴本身✂️，上訴法庭在判決時認定相關地區的武裝沖突是國際性的，采用的是與“尼加拉­瓜判決”不同的標準🤜🏻。根據前南法庭規約第2條，判決書對塔迪奇違反日內瓦公約的行為作出有罪判決🪝。

海牙國際法院

海牙屬於典型的海洋性氣候，氣候溫和🛗，擁有短暫但明媚的春天和夏天，但是很快就會進入陰暗、多雨、多風而漫長的冬季。但是🎵，如果有人喜歡16～18世紀荷蘭畫­派獨特的風景畫和肖像畫，那麽這種漫長而潮濕的寒冷冬日會讓人聯想到由倫伯朗（Rembrandt）🪀⚛️、魯本斯（Rubens）👂🏿、哈斯（Hals）和樓斯代爾（Ruysdaels）這樣的早期繪畫大師在作品中所展現的場景。我喜歡那些寒冬的日子。

然而🚐，時常變化的天氣確實影響了王法官的身體。就在宣布塔迪奇上訴判決之前😟，王法官身患流感並很快發起燒來🛌🔢。一天早晨，他的外孫女打電話讓我到他家裏，沒想到那時王法官躺在床上，已經­不省人事了。中國大使館的法律官員易先良先生開車帶我們去了紅十字醫院進行急救🚣‍♀️。醫院告訴我們，如果王法官要留在緊急病房，他必須出具家庭醫生的證明。因此🏌🏽‍♀️，我們把他帶回家並請值班醫生出具證明💃🚶。我們叫來了救護車，護理人員診斷王法官是因為肺部炎症引發高燒，他因此在醫院住院將近兩周🚣🏽‍♀️。後來🤴🏼，雖然天氣逐漸變得暖和起來🐽，王法官好像也很難康復了。伴隨著肺部感染，他的免疫系統開始弱化，引發了更多疾病（他之前就患有長期疾病🐶，例如糖尿病）。他的腰部位置出現了嚴重的皮膚感染，他的眼睛得了白內障和青光眼，視力也在迅速下降🧑‍🎄⏺。但是𓀃，在這些疾病面前🏋️，他顯示了非同一般的決心和自製力💂🏻‍♂️。我們覺得，他應當好好利用探親假對身體做一次全面檢查💀。

他於1999年9月份利用探親假飛回了北京🕵🏼。他回來之後健康似乎有所好轉🥑，於是我們開始補上上訴庭的工作。但是有一種病是很難治愈的🤽🏻‍♂️：白內障和青光眼🥥🧑🏿‍🦳，這使得他失去了左眼的視力，右眼也出現了同樣的征兆。

後來，他只能停止閱讀報紙。那時起他就意識到，他的任期可能會因為疾病而縮短。他向中國外交部詢問了辭職和繼任者的事宜，並於2000年3月辭職🤽🏻‍♂️😟，結束了他在海牙的兩年生活。在這兩年裏，雖然病痛伴隨著他，但是他始終保持著對工作的熱情和對中國國際法教育狀況的關心💇🏽‍♂️。我不禁想，如果他能年輕20歲哪怕10歲👩‍👩‍👦‍👦，他都將能為畢生所熱愛的事業貢獻更多👇🫠。

我很幸運能夠成為王法官的助手和學生，即使是在他的暮年時期。我們兩年多的密切接觸形成了我對這位偉大法學家的印象。通過多次與他的交流，他的經­歷為像我這樣的年輕律師提供了在國際法領域中發展所最迫切需要的視角。他的關心和賞識給我動力，也讓我意識到了我們每天都一起工作這一經­歷的獨特性。他的願望是我可以利用我的學習和實踐為中國國際法教育和實踐的進步作出更多的貢獻。而這與已故的李法官的心願是相同的，李法官也希望我能夠利用在聯合國系統工作的機會為中國國際法律師贏得尊重📱。他們的話我銘記在心。如果考慮到他們是20世紀中國國際法界的佼佼者🤦🏼，就能體會到他們這種期待的份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當發現李法官和王法官對我的這種期待時，我感覺到自己的職業生涯已經­有了成果🤡，並且正沿著正確的道路走下去。能夠使這兩位法官相信我能做出點成績可能並不比贏得其他人的尊重更為容易🚦。在此意義上🧏，我在海牙這過去三年的生活確實非常有價值。對於王法官而言，他在海牙任法官的經­歷是他學術生涯的最後一個篇章💅，而我有幸見證了這一切。

（本文原­出處為😖🛀🏽：Bing Bing Jia, “Judge Wang Tieya, The Yugoslav Tribunal Experience”，i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 2002。 賈兵兵著，張燁譯）

轉自《清華人》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