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我們這個家族過去講忠君愛國，到了這個時代就是為國為民。”

《鹿鼎記》第三十九回寫道，韋小寶做了欽差大臣，衣錦還鄉，當地官員建議他在揚州一定要及時行樂，以洗當年“胯下之辱”。韋小寶心想倒也有理，笑道:“依你說，那行轅設在何處才是？”那道臺道:“揚州鹽商有個姓何的，他家的何園，稱為揚州名園第一……”據書中所言，那園子棟宇連雲，泉石幽曲，亭舍雅致，建構精美，一看便知每一尺土地上都花了不少黃金白銀。韋小寶幼時常在他家高墻外走過，聽到墻裏傳出絲竹之聲，十分羨慕，只是從無機緣進去望上一眼。

何家第四代孫、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何祚庥院士

何家第四代孫、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何祚庥院士，後來和金庸笑談此事，說這並不符合歷史真實:“韋小寶是康熙時代的人，而我的曾祖父汝持公是鹹豐、同治、光緒、宣統時代的人。他也不是鹽商，而是管鹽務的道臺。”

寄傲舒嘯

當時的何氏家族，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光緒帝師孫家鼐為進退與共的三大姻親和同鄉。

“我的高祖父何俊是前清翰林，最盛時做到李鴻章淮軍的‘後勤部長’。因平定太平天國有軍功，等到論功行賞時便提出希望能給孩子安排一個官職。借助父輩的庇佑，曾祖父何芷舠才20歲就步入了仕途，先後任過鹽法道、按察使、道臺，同時兼任江漢關監督，都是當時所謂的肥缺。後來朝廷還賞給他正一品封典，誥授資政大夫、光祿大夫。”

做官做到這個地步，正可謂春風得意。沒想到光緒九年(1883年)，官運正旺的何芷舠卻激流勇退，辭官歸隱，在揚州做起了閑淡散人。他購得石濤疊石造園的“片石山房”舊址進行擴建，歷時13年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園林“寄嘯山莊”，取義自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登東皋以舒嘯。

何園勝景，一時之秀

何芷舠為什麽要在壯年辭官？他有什麽不能明說的“別樣懷抱”，需要日日寄傲舒嘯？

“曾祖父在江海關的任上處理洋務的過程中，力主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對外國人采取強硬嚴厲的態度，而他的上司則不敢得罪洋人。他空懷一腔報國之心，眼見清廷腐敗無能，憤而歸隱。”

記者在何園也聽到這樣的說法。何芷舠縱是掛冠歸去，到底意難平。所以要造一座極自然人文之勝的“寄嘯山莊”，在這裏遊山玩水、放逐自我。

實業救國

“曾祖父在何園度過了18個春秋。本可以安享富貴，終老此鄉，逸民適誌，詩酒養疏慵。但沒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清廷大敗，簽訂了《辛醜條約》，賠款4.5億兩，全中國每人一兩。他感到中國要亡了，不能置國家民族安危於不顧。深受洋務派影響的曾祖父於是在古稀之年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不養老了！棄池館亭林於不顧，帶著巨資於1901年率子孫浩浩蕩蕩南下上海搞工業，立誌振興民族經濟，要以實業拯救中國。”

當時的何家究竟有多富？

《紅樓夢》第十六回，賈璉、鳳姐談到準備迎接元春省親，乳母趙嬤嬤曾回憶:“‘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何祚庥五六歲的時候也聽家中積古的老高媽說過:“從上海陜西南路一直延伸到外灘的地皮都是何家的。家裏請客喝啤酒，要用幾輛卡車來運。”

然而何祚庥的大伯父因為不懂得現代科技以及西洋典章製度，上了猶太商界巨子哈同的當，盲目投資把全部家產賠了個凈光，整個何氏家族由此開始敗落。

大伯父的女兒叫何祚嫻，一直內疚於自己的父親對不起何家。今年她過100歲生日，何祚庥特意給大姐姐的父親“恢復名譽”:“我不同意把大伯伯叫做敗家子。他吃喝嫖賭這些壞習慣一個沒有的。鴉片煙也不抽，並非不求上進把家敗了，只能說他是走工業化道路的失敗者，這也是歷史的必然。”祚嫻聽後大為高興。

家業毀於一旦，給了何家非常大的震動。痛定思痛，何祚庥的曾祖父決定從哪裏摔倒就從哪裏爬起來，即使變賣家產也要送子孫自費出國，攻讀現代科技和法律，何家子孫開始大批地赴西方留學。“這些子孫中，出過幾位人物。六伯父何世楨、八伯父何世枚都是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律系博士，被稱為中國海洋法系的奠基人。東京審判中中國檢察官首席顧問倪征日奧大法官，就是他們的學生。”

這對博士兄弟共同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實現了祖父辦學興教的遺願，於1924年在上海創辦了持誌大學，校董事會成員有國民黨元老張繼、黃興夫人黃宗漢、南社創始人之一陳去病等。這所大學就是今日舉世聞名的復旦大學一部分。

“我的父親何世傑也是被看中的一個，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祖父母變賣金銀首飾送他去美國康奈爾大學讀學位，學成回國卻不幸患重症傷寒去世。”

何世傑去世後，何祚庥的祖父大哭:“家門不幸，我最好的兒子死了。”當時他才兩歲，弟弟只有三個月大，何世傑臨終囑托:“不管多困難，一定要讓兩個孩子念大學。”

“母親那年23歲，為了實現父親遺命，四處掙錢供孩子讀書。所以我會學科技，中學考入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畢業後又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這都是重走父親的求學之路，要完成父親未完成的事業。”

走出書齋鬧革命

一百多年來，何園走出了不少仁人誌士。

“除了高祖父外，家族裏另外一位前清翰林就是我的大伯祖父何聲灝。抗戰時期他是揚州重要的士紳，堅決不願給日本人當自治會會長，帶領全家大小放棄何園避往外地，就像我曾祖父在做重大決定後也是帶領全家走，這就是我們的家族精神。”

抗戰呼聲日益高漲之際，何家子弟也積極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那時候不僅是亡國，已經到了亡頭、亡種的境地。國民黨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我的家族便發生了一件大事，年僅17歲的堂兄何祚熙突然提出要離家參軍。我的伯祖父何聲灝心疼孫子年齡太小，不同意他去，我的堂兄便擲地有聲地說出了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伯祖父最終拗不過這些大道理，放他走了。他後來成為我的家族中第一位共產黨人。”

何祚庥的六伯父何世楨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年輕時也是五四運動的急先鋒，曾任上海學生會評議長，全國學聯副會長，孫中山是他參加國民黨的介紹人。在何園有一張珍貴的歷史圖片，是1924年5月5日國民黨中央執委上海執行部全體人員為紀念革命導師馬克思在上海莫利哀路中山寓所的合影。照片集中了國共合作史上的一批重量級人物，如鄧中夏、張繼、胡漢民、汪精衛、向警予、毛澤東、惲代英、邵力子、戴季陶，左七便為何世楨。

何祚庥認為自己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胡漢民據說是第一個介紹唯物史觀到中國來的人，六伯父又是胡漢民手下第一員大將。時至今日，不能不說是一個無比微妙的歷史巧合。也是何家第一次與“馬克思”的親密接觸。

“何家是由科舉及第而走向發達的家族，家訓中尤其重視對子弟的教育。除了學校的課程之外，每個何氏子弟都要學習儒家思想，但不是念論語，而是念孟子。我小時候，便有一位老先生教我和祚榕、祚康念了兩年的孟子。”何祚庥回憶道。

在何家看來，孟夫子之所以比孔夫子重要，是因為“亞聖”高度認同“武王伐紂”式的革命主張，以及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

“所以革命這兩個字在我們家族是不忌諱的。我的六伯父參加國民黨，堂哥投筆從戎，我們家族並不覺得是洪水猛獸。只是我們那個時候不懂得什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什麽叫做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比我大一些的哥哥姐姐跟著國民黨走，等到我們這些人，覺得國民黨此路不通，就紛紛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我們家族也不覺得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因為共產黨的主張也是救國救民。解放以前，我們何家有6個國民黨員去了美國，有6個地下黨員留下，還有一大堆中間派。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很多，比如宋家三姐妹、周氏三弟兄。

何氏家族內部顯然也因“不同政見”發生過國共之爭。解放後何祚庥專程去看望六伯父。這位昔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開始願意與他討論共產黨的理論。

何祚庥選擇學物理，也是出於自己的政治抱負。

抗戰勝利後，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主修化學。“我其實很喜歡物理，而且物理成績要比化學好。為什麽會選擇念化學呢？因為老師跟我們說，二次大戰的焦點就是爭奪製空權，而製空權取決於飛機的速度，速度又主要看汽油好不好。因此我認為化學可以救國救民。還有一個原因，坦率說就是因為學化學容易找工作。我兩歲就失去了父親，我的一家，全靠我母親艱難奮鬥。上海化工廠很多，我念化學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畢業後謀個小差事早些掙錢養家。而那時候學物理是找不到工作的，出來只能教中學。就連楊振寧，西南聯大的高材生，畢業後一時不能出國，也只能在中學裏教教書。如果是我就更困難了。”

後來為什麽又改行念物理，據他說還是報國。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這給何祚庥帶來了極大的思想震動:“一看名單，都是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物理學家。物理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幹這個！”

而在抗戰勝利後，這些青年學子曾激烈地爭論過，中國將向何處去。可在1947年，誰知道共產黨會取勝呢？他們當時估計最大的可能是南北朝，北平、天津總是在共產黨的區域內，何祚庥喜歡共產黨，一看到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在北平招生，就急急忙忙從交通大學轉學到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

“學化學，關註的是報國和出路的問題。等到我考清華、學物理，就多了一重政治的選擇。這就是人生決策。”

我不是一個純粹念書的人

到清華的第二天，就有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問他願不願意參加一個地下的進步秘密組織——民主青年同盟。因為這是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何祚庥回答說:“我參加！”他和一批新同學組織起來辦了一份壁報《新報》，到處采訪、寫新聞，辦得有聲有色，驚動了地下黨，專門來調查這個組織有沒有受共產黨的影響。經查，參與《新報》工作的同學中只有何祚庥一人是“民青”成員。因而在兩個月後，直接和他發生民青關系的上級，突然找他談話，問願不願意加入共產黨。“當時我真是大吃一驚。真沒想到我的上級竟然是共產黨，我參加的組織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地下青年團。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以後，我終於決定，申請參加地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前夕，何祚庥已是意昂体育平台理學院地下黨的支部書記，後任中宣部副部長的龔育之為副書記。

他興致勃勃地跟記者說:“我們那時候也是潛伏，做假身份證明，送學生出封鎖線……余則成是用蘿蔔刻印章，會留下水漬，我們都用肥皂刻，你聽我一說就很內行吧……”

1950年11月，中宣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於光遠回母校意昂体育平台召開青年理論學習座談會。那時的熱血青年醉心於階級鬥爭學說，何祚庥便在會上提出:“自然科學有沒有階級性？”也許這個與眾不同的問題給於光遠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何祚庥從意昂体育平台一畢業，便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教育處報道。

“我在中央宣傳部是走紅的幹部，可以直接見部長。陸定一喜歡我，胡喬木也喜歡我。”

在宣傳部，何祚庥還給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做過“家庭教師”。“共產黨進城以後要搞建設，很多領導幹部都開始學自然科學。陸定一本來基礎就比較好，他是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的高材生，生病期間便想再學點物理。”

何祚庥當時很直率地問:“定一同誌，學物理是要用到微積分的，你還記得不記得？”陸定一說:“我還記得。沒關系，你盡管用。”每隔一天講一課，每次講一個小時，這堂物理課持續了近一年時間。

1951年底，中宣部單獨成立科學衛生處，主管全國的科學戰線工作。何祚庥的工作便是搞調研、參與製定政策、做科學家們的思想工作等。

“到宣傳部工作，物理專業當然是丟掉了。但我絕對不是一個純粹念書的人。我在科技界不是簡單地做了一點科學工作，而是在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上起了很多作用，爭取了大批科學家站在共產黨這一邊。”

何祚庥的表姐王承書，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工程物理學家，我國核同位素分離科學的學術奠基人，也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總設計師，被毛澤東譽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女功臣”。她同丈夫的回國便有何祚庥的“一信之功”。

“王承書在密歇根州立大學做研究員。我們這些搞政治的，總覺得她和丈夫張文裕一味讀書，真是一對書呆子。新中國成立以後，王承書很想回國服務，但國外有很多事情一下子擺脫不了，她對共產黨掌握了政權之後究竟怎樣也不了解。我有一天去探望她的母親，聽到姑母總在念叨承書不回來。我在中央宣傳部工作，要把人才爭取回國，當場就說:‘我替你寫封信。’我就用姑母的口氣，寫了新中國的種種變化，包括大表姐王承詩被評為模範教師，受到高度尊敬；姑母在北京城裏怎麽安居樂業。最重要的就是說物價不飛漲了。共產黨來了以後，原來米多少錢一斤，現在還是多少錢。姑母抄了一遍寄過去，她一看大為感動，立即動身回國。”

何祚庥寫完這封信也沒多想，他覺得自己在做一個好事情，心裏還很得意，事先沒請示，事後也沒有特意報告。沒想到正好那個時候在整風審幹，和外國私自通信沒有報告就被當作了一個大問題。“我怎麽解釋都不相信，我的黨小組長就負責審查我的事情。突然之間，我接到一個通知，科學院和中央宣傳部商量，希望我和科學院另外一位同誌去深圳歡迎王承書教授、張文裕教授、郭永懷教授、李佩教授回國。審幹小組長聽說後哈哈一笑:‘人家都回國了，我還審查幹嘛，可見你沒有做了不得的事情。’”

何祚庥說:“我們當時確實是在誠心誠意地為共產黨辦事，忠實執行黨的政策。我在科技界，不完全是科學上的威望，還有政治上的威望。我以前就是地下黨。物理學界黨員很少，一些重要的科學家都是我發展他們入黨的，包括錢三強都是我做的工作。錢三強自己都說:‘小何是我的領導，我的啟蒙人。’”

當時中國科學家太少，中央宣傳部胡喬木、陸定一的思維就是要團結科學家，爭取科學家擁護中國共產黨，反映科學家的要求、意見。而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工作，便是具有“兩棲身份”的何祚庥去做。“我當時雖然還年輕，但是代表中宣部去找他們談話，科學家們也知道我上通領導，都很願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給我們黨的領導機關。我前後同一百多位科學家談過話。”

何祚庥和科學家之間知無不談。有一次華羅庚便問他:“小何，你馬列主義學得怎麽樣？”何祚庥回答道:“還知道一點。”

華老說:“那你知不知道馬列主義有一條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要改造我的思想，首先要改造我的經濟基礎。”

何祚庥馬上回去匯報:華老嫌工資少了！部裏立刻給華老增加了工資和特殊津貼。

2008年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親手向坐在輪椅上的92歲高齡的揚州籍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吳征鎰頒發了“國家最高科技獎”證書。

那麽昆明植物研究所是怎麽成立的？何祚庥回憶說:“秦仁昌院士找到我，跟我談了一個小時，力陳雲南氣候復雜、品種豐富，占了世界物種的60％－70％，應該辦一個植物研究所，這是植物界的願望。我覺得很有道理，回去便寫了一個大匯報給陸定一，陸定一批給科學院，馬上成立了昆明植物研究所。”

1954年，何祚庥還曾與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龔育之、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羅勁柏三人做了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寫報告建議中國搞原子彈。

我是馬尾巴上的“蒼蠅”

1955年，中央決定搞原子彈，錢三強教授奉命組建原子能研究所。

這一高度保密的尖端國防工程，科學家既要技術過關，也要政治過關。錢三強想到了他的弟子何祚庥，找到胡喬木希望能把何祚庥調給他。

此時何祚庥已經在中宣部科學處做了五年半的黨務工作。對他而言，回去重新做科研，簡直是“要命”。“幸虧我過去的科技基礎不錯。最重要的是在宣傳部工作過，跟頂尖級的科學家關系非常好。所以我有什麽問題要求教，彭桓武、於敏、鄧稼先這些前輩都肯傾囊相授，我也不是太笨學不會。”

但當時中國的政策比較“左”，像原子彈、氫彈這樣的國際絕密，只能由蘇聯專家，培育廣大的工農兵子弟來掌握，而不能掌握在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手裏。何祚庥雖然早就加入了共產黨，但因為出身成分不好，雖然被調到了原子能部門工作，只是做一些“外圍”的工作，如基本粒子研究。

但他畢竟還是受到信任的。1959年，核工業部把他送到蘇聯，參加聯合核子研究所的工作。

“中蘇關系破裂後，我們認為蘇方大量撤退專家，國內必將大量缺乏技術人員。於是這些在蘇聯聯合研究所工作的人打了個報告，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所以我還記得大概的內容，說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回國參加實際工作。當時還很擔心別人質疑我們這些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竟然要鉆到這一國際絕密的項目中，是何居心？沒想到這份報告送上去後，幾位領導馬上表示支持。”

何祚庥畢竟還有一段革命的經歷。而周光召院士雖然也加入了共產黨，但一查社會關系極其復雜，這樣的出身能夠調來搞原子彈嗎？

連知人善任的錢三強教授一聽到周光召的出身，也都猶豫起來。當晚他和核工業部劉傑部長通了長途電話，一旁的何祚庥極力擔保周光召政治表現極好，尤其是業務能力極強。部裏終於打破唯成分論。

何祚庥對記者說:“如果說我有點什麽好處，就是我從不妒忌人。原子彈、氫彈幾大關鍵人物都是我推薦的。”

他非常懷念那段全心全意投入的歲月。“我們那時候高度集中工作，不是八小時工作製，而是一天十二個小時，或者更多是十四個小時。攻關氫彈的時候，我們大家就整天在一起討論，辯論來辯論去。這個過程中少不得會冒犯對方，說些什麽狗屁之類的昏話，但是爭論完了，彼此仍是密切合作的夥伴。因為誰也不知道氫彈是怎樣的，彼此在辯論中提高了自己的水準，最後就找到了氫彈的秘密。”

史無前例的“文革”浪潮湧來，錢三強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身為錢三強的第一員大將，自然在劫難逃，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在“文革”期間，堅持留在大陸的何世楨也受到了不公正的監禁審查，於1972年含冤去世。

“剛開始肯定是不理解，我身邊確實有不少人都因為想不開而自殺了。但我還是比較理性，堅信這樣的混亂長不了，最後就變成了‘看戲’。”

看戲的時候，何祚庥不願意白白浪費時光，每天無所事事的他幹脆和一個挨整的“造反派”合作搞起了“束縛態場論”研究。

一位“極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一位“極左”5·16分子之間的合作是如此奇特，有篇傳記描述道:“在局外人看來，他們兩個人每天一上班，就老老實實地坐在辦公桌前，面前放著一大堆滿是革命口號的報紙，不時在稿紙上記些什麽，似乎是在寫檢查交待或學習體會，其實他們在稿紙上龍飛鳳舞寫的全是公式……”

1978年，科學院貫徹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提拔了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在何祚庥作報告的時候，吳有訓、周培源、嚴濟慈、張文裕等院長、副院長一齊出席，幫他說好話:“小何這次要當教授了，我們都要支持一下。”何祚庥被越級提升為一級研究員。

“在原子彈、氫彈的理論物理學家中，有些是貢獻較大的人士，如周光召院士、於敏院士等。至於何祚庥卻只做了小小的工作，但是，由於我是追隨著駿馬向前飛跑的一只馬尾巴上的‘蒼蠅’，也就跟上了時代。”1980年，何祚庥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時如此自嘲。

近十幾年來，何祚庥以異常旺盛的精力，廣泛關註各種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視野遍布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經濟政策、文藝理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若幹理論問題。從1995年年起，又響應黨中央和國務院號召，參與揭露各種偽科學、偽氣功，揭露法輪功。熱情主張發展高清晰度電視、城市新型有軌電車、快速磁懸浮、開發西南地區水電、調雅魯藏布江水於大西北，發展幹凈的熱核發電技術，和平利用核爆炸技術等，呼籲大力發展風力發電、第三代光伏發電技術等等。

為什麽一個科學技術人士，卻每每“不務正業”？其他院士的格言都是:“掌握科學真理，弘揚科學精神”、“科學探索永無止境”之類，偏偏他大筆一揮:“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引來無數板磚。

記者曾與何祚庥探討何氏家族與陳寅恪家族的不同之路。同樣為封建士大夫家庭，然陳寅恪的學術造詣及其純粹學者的風骨，在學術泛政治化的今天受到世人的敬仰。“你不要以為陳寅恪不救國，他是學術救國。”何祚庥談到:“但他年紀比我大，思想更為保守，當然不如我進步。”

他認為經歷了國家興亡的知識分子，當然不能只是埋頭學術。“有些人把我當作純粹在書齋裏做研究。其實我除了喜歡自然科學之外，我還參加了革命。我連地下黨都加入了，最重要的政治都參與了，我還不關心政治？我們這個家族過去講忠君愛國，到了這個時代就是為國為民。”

在何祚庥的《做人、做事、做學問》一書中，他特意寫道:“怎樣做人，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認清時代，認清社會發展的動向，做時代的積極推進者。”他清晰地記得，自己在1948年1月奉命到解放區學習，學習的最主要的文件是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從而認清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時值建國60周年，他逐字逐句為記者讀完了這段文字:“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

前段時間熱播的《潛伏》一劇讓何祚庥深受觸動。在回家的路上，他還一再跟記者感慨:“我確實有一點幸運。先是陰錯陽差念了物理。即使念了物理，也不等於就會去做原子彈、氫彈。做原子彈、氫彈的政治審查很嚴格的。所幸我年輕時，一些先進分子給我做工作，爭取我參加了革命，此後又在宣傳部工作，與頂尖級的科學家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我一開始就加入了共產黨。如果像余則成一樣，一開始是碰上了中統，而在當時自己肯定會認為這也是幹革命，我的人生將會重新改寫。”（張靜）

轉自 新民周刊 2009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