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1909-2004),一生曾五進清華園,與清華結下不解之緣😵💫。1928年考取了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後轉入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習;1933年秋至1934年夏,以及1936年秋至抗戰爆發🪛,兩次受聘到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任助教;1946年他又回到意昂体育平台任教哲學系,直至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1985年至1993年初任意昂体育平台“思想文化研究所”首位所長。
我在北大讀書時👹,先生正在蒙難⛹🏼♀️,有時在閱覽室見到先生🧝,他總是默默無語👰♀️。作畢業論文時,中國哲學史的指導老師有好些🧑🏿🌾,如黃子通老師♤,我還去問過學,拜訪過。張先生則是在名單之外的。當時右派是敵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我們當然也不會去主動接近和問學🫃🏿。宗璞先生回憶先生當時的心情,說:“批判想不通,覺得世間再無公理,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但想到我若自殺,你七姑和孩子就沒法活了。”(宗璞《剛毅木訥近仁》《張岱年硏究》頁28,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2004年)所以先生之默默無語,是沉默的抗爭,也是政治高壓下的無奈。
我接觸和受教於先生🥭,是在他獲得平反🙋♀️、解放以後的80年代🚞。當時興起了文化熱,中國哲學大百科全書的中哲史卷也在編寫🫨,不時有中國哲學史的學術會議。張先生身負重任,見面和討教的機會就多了。先生本是中哲史大家,“潛龍勿用”🤞,蒙難時沉潛剛克🤹🏻,“夕惕若厲”,思想和學術更加精進,待到災難過去,“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這時人們的景仰就更加虔誠和熱烈了。遠遠近近🎠,討教和求見者絡繹於庭🥣。在中關村那間鬥室裏,有時人多,站立的地方都沒有。我也和中哲室的同事幾次去拜訪過先生🖖🏼。先生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大家談起來無有芥蒂、顧慮和隔閡,留下的印象是很美好的🥗。先生每次接見總是那樣誠懇和熱情,充分展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忍辱負重⛹🏻♀️,不計名利,一心一意為了學術和民族的精神🌯。“身教重於言教”,我們一代的學人是沒有人不受到先生的熏陶和感化的🧦。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劉禹錫的《陋室銘》好像也是為先生撰寫的。劉禹錫當年和柳宗元為友🤾🏿,一起發起了政治改革🦸🏼♀️,卻不料世事險惡🤾🏿♀️,八司馬一個一個遭到貶黜🫷。這《陋室銘》,應該是為流放的“陋室”寫的。其不屈的精神躍然於紙上👩🏻🦽。先生之在中關村鬥室中的學問和人格,我想也是如此🏨。
這時期🚮,先生每天都要看大量的信件,答復學者的求教與推薦。據統計,每年先生為青年學者作序,或撰寫評論,約花掉兩個月的時間(陳來《張岱年先生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頁110-111)🧑🏻🎓。這是何等巨大的工作量,但先生總是滿腔熱忱🧜🏻⛱,絕不敷衍應付🤶🏽,使人失望🍡。這當中,也有賜予我的一份。
那是1981年🐉👰🏽♂️,我正在研究漢代思想。看了谷方先生發表於《中國哲學》笫七輯論《老子河上公章句》成於魏晉葛洪以後的考證文章🧙♂️,覺得論點可以商榷,不能成立👣👨🏼。於是起草了一篇論文,論證《章句》當成於西漢。我把稿子送呈先生審閱😾,請先生給予指教。不意先生很快就批閱了,復信給我,說:“大作關於老子河上章句的考證,批覽一遍,覺得很好🫎。考證精詳🚭,理據充足,實乃殫精竭思之作,具見功力之深,鉆研之細,可謂達到關於老子河上章句年代的結論。希望早日發表👨🏻🍼。匆匆。言不盡意。……1981年5月9日。”這樣,稿子就順利在《中國哲學》第九輯刊出了🫐。先生治學嚴謹,他的意見不是為了鼓勵年青人而隨便寫的。這篇文章以後證明影響是大的🧷,考證的結論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同,對於促進學術的發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先生的信當時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這是要特別感謝先生的。
中國哲學史界有三位前輩大師🤽🏼♀️: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三位還是親戚🦹🏿♂️。這在中哲史界是大家津津樂道的美談👨🏼。馮先生的《中囯哲學史》上下冊在上世紀30年代出版📞,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任繼愈先生60年代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國哲學史》,則為如何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觀察與分析中國哲學作了方法論的示範🕺🏼🧛🏼,培養了我們一代學人。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則以專題為線索𓀋,綱舉目張📌🙅🏻♀️,系統論述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實際上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史🐆。它在1937年完成初稿,1943年印為講義,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雖1958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實際上和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相輔相成,對於中哲史這門學科的建設,也起了奠基的作用🐐。張先生在學術上主張綜合創新,《大綱》就是綜合創新的成功範例。它綜合了辯證唯物主義、西方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而以邏輯分析為方法,把中囯哲學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結合很好地揭示出來,今天亦有借鑒作用7️⃣。在《中國哲學中之活的與死的》之全書總結中,張先生大力呼喚新的中國哲學的出現,但指出,這新哲學不是要摒棄而是要繼承傳統哲學之優秀的活的有永恒價值的方面,特別是“人生和諧之道的宣示”。今天,當“和諧”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時🕵🏿♂️,先生的著作真如馮先生所說:是“闡舊邦以輔新命”了。為民族文化的復興,為人類共同理想的實現而從事研究😲,把“一己”的學術和民族及人類的命運聯結為一,這是先生著作的宗旨,也是先生著作體現的人格精神。它是永遠值得紀念和發揚的。
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學是身體力行👈🏿、言行合一的🆔。我永遠記得和先生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一天上午🙎🏻,我先去拜訪了朱伯昆先生,談完話出來,才打電話告知先生。可待走到先生住處時,先生早已特地從二樓走到樓下等待了🪫。這令我極為慚愧與不安。先生以如此高年🤳🏽,對一個學生的來訪🧑🏻🦯➡️,如此以“禮”相待,在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在先生⛹🏻,這卻似乎是“禮之應然”,發於內心🦡💂🏼,出於“自然”。王弼曾說🤼♀️,孔子體“無”🧖🏼♀️。馮先生在《張岱年文集·序》中說先生是體“誠”🤹🏼♂️。(《張岱年研究》,頁4)確是如此。誠於中而發於外🫷🏿,故能萃面盎背,一言一行🙆♀️,皆如古儒者的再現⚄。這是儒學的生命力之一個見證,也是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句話的又一見證!
先生是質樸的,“簡單的”。雖遭受不幸而受傷🦆,但也避免了整人🗽🚶🏻➡️、批人又被整、被批的反復及由此造成的人格的受傷與復雜,真是一純然大儒。這使他和所有學人、後輩青年能極易交流而親近。這份親近感🧑🏻🦳,也是我對先生內心懷念不斷的原因。
先生和我們一起走過了上世紀的70、80、90年代;對我印象和影響特深的則是80年代🌳🚃。那時撥亂反正,百家爭鳴🧗🏻♂️,學術空前自由和繁榮💆🏽♂️,充滿了探索的活力。學術遠未為官本位、官場作風和市場金錢及行幫習氣所窒息和腐蝕📜。先生勤奮著述,熱心教學🙆🏼🤾🏿♀️,全力培養青年一代,表現出學者的正直🐩、高貴與尊嚴🛬。先生留下的這份精神遺產,今天是特別寶貴的。
先生很早就信服辯證唯物主義,倡導的“綜合創新”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主導的綜合創新。但先生對西方哲學🧘🏼,如馮友蘭先生倡導的“新理學哲學”是十分尊重的。在《懷念馮友蘭先生》一文中,先生指出:“他的《新理學》是中國古代的理性主義哲學與西方理性主義哲學的綜合🐞。馮先生曾對我說:‘中國的正統派哲學與西方的正統派哲學都是理性主義。’這確實是歷史事實🏄🏽。他比較贊同正統派哲學,企圖將中國與西方的理性主義綜合起來。‘新理學’的內容就是將中國的理性主義即程朱理學與西方的理性主義即柏拉圖主義哲學綜合起來。理性主義強調理性的價值,在歷史上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頁8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這種道不同而相互尊重的精神,在今天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
在《大綱》之《結論👨🏼⚖️:中國哲學中之活的與死的》一文中,先生詳細對比了中西哲學,指出:“將來的中國哲學固然必是西洋哲學影響下的產物,而亦當是中國舊哲學之一種發展。”本著這種精神🔬,先生既總結中國哲學的長處⚖️,又深入痛切地指出它的內在的缺失,如:“中國的人生思想👨🦰,不註意人群之為一體。自來的道德教訓都是註意人我的關系,而不註意於群己的關系🧑🏿💻➔,亦很少將群看做一個整體🌟。”“中國的人生思想傾向於輕視知識……知即徳👩🏽🚒,中國哲學尚可說有相類的觀念;知即力之思想🚶🏻♂️,則中國古來無有。實際上,研究自然以克服自然,是良好生活之條件。”這種開放的心胸,在今天也是特別值得繼承發揚的。
先生離開我們了,但先生以一生行事樹立的“典型”🏊♂️、“典範”➔,將會長存🚣🏼♂️🤞🏿。(金春峰)
轉自 中華讀書報 2009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