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王存誠（教）

我是1960年從北京航空學院畢業後分配到清華來的。當時吳仲華先生是動力工程系（現在熱能工程系的前身）副主任，兼燃氣輪機教研組主任。據說是他親自向北航要的人，當時朱力是和我一起來的。不管這一傳說是否真實，吳先生從北航要人是有理由的。在他1956年從美國回來之前，國內是沒有燃氣輪機這個專業的，清華只有熱電專業，其他學校（如交通大學）也只有渦輪機專業，其實是蒸汽輪機專業。因此清華的燃氣輪機教研組初建時，基本上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原清華的人，其中敦瑞堂、吳炳煌等先生原來就在熱電專業教汽輪機，其余大多從其他專業（如汽車）轉行而來，如焦樹建、倪維鬥先生。第二部分是為了充實專業力量，從上海交大渦輪機專業分配來做助教或研究生的，如葉大均、趙士杭先生。第三部分就是從北航畢業分配來的，在我和朱力之前已有鄭捷簡、李秀芙先生在這裏工作，他們主要是擔任加工工藝方面的教學和科研。蔡睿賢先生的情況較特殊，他有清華、北航和交大三校的學歷，又曾輔助吳仲華先生編《燃氣的熱力性質表》，一開始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母校九十周年慶祝大會後，黃中孚學長與趙綿學長（一九四〇化學）在工字廳留影。

（趙綿學長提供）

吳仲華教授

到清華後，聽過吳先生給教員們講的一兩次課。吳先生不善言辭，一上來就在黑板上畫滿了正三角、倒三角，而這是我沒學過的。我沒有及時補課跟上去，而是仍然在自己的教學和工作中抱著基元級、模型級那一套。直到多年後，才惡補了一下，但已錯失良機，難以登堂入室了。倒是遠在哈爾濱的徐大懋、朱在滇（在松花江遊泳，不幸溺死）等意昂，“文革”前就經常到北京中國科學院計算所來上機，自編程序，認真地要把吳先生的三元流理論用到產品設計上去，這在當時和國際上大體是同步的。這是應該使我們在學校工作的人（至少是我）感到慚愧的。

吳先生很少參加教研組的活動，但畢業設計答辯這種重要場合必要親自主持。一次一位優等生在畢業設計中獨立推導出一個新公式，教員們普遍認為他工作出色，一定能得優。不料答辯時，吳先生提了一個基本概念問題，他被問倒了，結果只得4分（五分製）。這件事對整個教研組有比較深遠的影響。從積極方面看，在基本概念、基礎知識上嚴格要求，對學生也對自己，成了教研組的傳統，吳先生離去後，仍延續了下來。在消極方面，處理不好時，可能影響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創新，不過真正有創造性的學生倒不在乎分數的高低。

吳先生對我最大的教益，是1962年他對全系教員所做的關於熱力學第一定律的講座。我這是生平第一次見識一流學者的風範。這個講座可能有一個背景，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那時學校科研也掀起了一陣躍進風，大家頭腦發熱，相信只要有熱情，敢想敢幹，就能一朝發現某種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在動力機械系，自然想到的是尋找便宜的代用能源，或是拼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甚至企圖使效率超過100%。水不用說了，西瓜皮、烏龜殼，都被當作燃料或燃燒添加劑進行試驗。我來清華後還參加了航空發動機摻水燃燒的研究，冬天到野外搭的帳篷中做試驗，又是困難時期，肚中缺食，相當艱苦。這項研究倒是有科學依據的，燃氣輪機註水或註蒸汽現在已發展成一項有效的技術，不過並不是提高了燃燒效率而是改進了熱力循環的效率，可惜我們沒有能夠沿著一條正確的路線繼續下去。吳先生考慮的是：熱力學定律，尤其能量守恒定律，不是最基本的科學原理嗎？為什麽在實踐中竟可以不管不顧了呢？想必是沒學好，沒學好一定是因為沒教好。出於教師的責任感，他考察了我們的熱力學教學的問題，先從教材入手。他比較了當時廣泛應用的多種蘇聯教材，也參照了英美的課本。在講座中，他透徹地分析了熱力學第一定律教學中的根本問題──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建立不嚴格。他又辟解了一般人持有的若幹錯誤觀念。他指出，“摩擦生熱”這種說法就是不正確的。他具體分析了固體摩擦和流體摩擦的多種不同情況下，“功”、“能（內能）”和“熱（傳熱）”的種種不同表現。他又指出，一般燃燒問題中把燃料熱值當作外加熱量，也是不正確的，這種原理上的錯誤就可能導致計算出的效率高於100% 的情況。我從這個講座得到的基本結論是：做學問必須從根本──基本理論上做起；而越是眾所周知的基本原理，潛藏矛盾和導致謬誤認識的可能性也越大。1993年，我把吳先生這個講座的講稿，作為附錄印在了我編的《工業動力系統與節能》教材中，因為我覺得，這篇報告今天仍然有現實意義。

1979年我獲得了一次出國進修的機會，地點選的是劍橋大學的Whittle葉輪機國家實驗室，導師是William R. Hawthorne 教授。三封介紹信中有一封就是請吳仲華先生寫的，是請教研組熟悉吳先生的人轉托的，信的內容也一般，因為吳先生對我可能不會有什麽印象。但這封信在Hawthorne那裏卻可能很起了一些作用，在劍橋的兩年中他對我非常友善，我和他的交往、討論，比起在清華和吳先生在一起，要多得多了。他幾次主動和我談起吳仲華，我由此知道，吳先生在MIT讀學位時，Hawthorne已在那裏任教了，他們原來就認識。Hawthorne引導我參加研究他創立的一種葉片機理論，我還和他一起寫過一篇論文。有一次他頗為得意地問我：“你看我這套辦法比吳的S1-S2理論如何？”這說明了吳先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一生中有幸和另一位大科學家如此親密相處，我想至少有一部分還是托的吳先生的福。

回國後又有兩次機會和吳先生交往。一次是參加國防科工委的一個專家組，對海軍燃氣輪機壓氣機研製的競標做評議。我本無此資格，原來請的是倪維鬥先生，他出於提拔後進的考慮，把我這個當時還是講師的小人物推上去了。評審會兩次在“遠望樓”召開，有兩家競標，一是工程熱物理所（吳先生時任所長），一是海軍的703所，競爭很激烈。吳先生在評審會上的有些表現甚出我意外。當組織人員向吳先生介紹說我是清華的代表時，吳先生主動上來熱情握手，還說了一兩句道勞的話，令我十分惶恐。以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再看到他周圍熱物理所的朋友們畢恭畢敬，謹言慎行的神態，我何人斯？後來在會議中間休息時，又見到吳先生竟和並坐的科工委的將軍拍肩膀，遞煙卷，更令我吃驚。他在會上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大意是說：“人們說我是科學家，我不是；我只是一名工程師，我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些實際的事。”這些話在我心靈上引起劇烈的沖擊。我理解了吳先生，他是一位將實踐放在第一位的真正的科學家；他又在為爭取實踐機會而痛苦，而忍辱負重。盡管我敬重吳先生的精神，但在具體方案上我卻比較偏向於703所，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工作要更紮實些。

另一次和吳先生相遇是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評審會上。自1986年起，先是陳佐一，他又引介了我，二人輪流在基金委的能源利用和工程熱物理學科兼職，因此我有機會參加了這次重大項目研究成果的評審。評審會在天津大學舉行，四個部委都有人參加，評委會又聘請了國防口內與工程熱物理有關的兩位學部委員：梁守槃和任新民先生，會議很隆重。項目名稱是“工程熱物理重大問題的研究”，由當時工程熱物理學科僅有的四位學部委員掛帥，組織了科學院和幾所大學的很強的隊伍，分若幹子課題開展研究。基金委原本隸屬於科學院，而吳先生是中科院領導核心之一，工程熱物理學科又是吳先生倡導建立的，因此他既是基金工作的領導者，又是項目總負責人。四位項目負責人一起開會時，我就感到了吳先生的權威。其余三位也都是資深的科學家，王補宣先生是其中最年輕的；西安交大的陳學俊先生是兩相流的權威；史紹熙先生曾任天津大學校長，是內燃機專家。他們對吳先生都是敬重有加。我感到，這並不只是因為吳先生地位高，而是他總能以識見服人吧。

吳仲華先生學術上在我國開辟了葉輪機械氣動熱力學這個領域，發起創建了工程熱物理學科；組織建立了我國的第一個大學燃氣輪機專業，又廣攬人才，在科學院開創了工程熱物理研究所這個部門。經過他學說的哺育，人品的感召，和具體的扶掖，成長起一代科學人才。在技術科學範疇內，以門下出身院士之多，不知是否有人能超過吳先生。除直接從清華出來的7位院士外，劉高聯、徐建中兩位院士也出於吳先生門下。吳先生雖然離開了學校，仍然願意人們稱呼他教授。的確，吳先生最大的功績是培養和影響了一代人。這一點有時不容易意識到，因為他帶的人中，有的後來從事其他領域的研究了，如薛明倫先生；有的跳出S1-S2流面理論而自創新說了，如劉高聯先生。但他們都曾在吳先生帶領下，走過發展葉輪機械氣動熱力學理論的創造過程。在學問上總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好導師給予弟子的不只是具體的學說，更重要的是治學方法和學風的熏陶。在這個意義上，吳仲華先生無愧於一代宗師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