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和校務委員🧔♀️。
九十年前🖖🏽，五月四日這一天🧈，從北京大學走出一支隊伍🏌🏿♂️，浩浩蕩蕩邁向天安門廣場，在群情激昂的隊伍前列，有個壯碩的學生高舉著一面大旗，他是這天北京學生遊行的總指揮。他就是傅斯年。
二十六年後🖕🏻，1945年7月，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六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毛澤東與傅斯年在窯洞中作了一夕長談，談及當年的“五四”學生運動🌩，毛稱贊傅做了大貢獻🏌🏿♀️。傅感慨地答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談話之後的當晚🚣🏿♀️，毛澤東就給傅斯年（孟真）寫了一張便箋，裏面提到“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同時還書贈唐代章碣的一首詩——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
傅斯年當年是“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他和同學羅家倫等人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與當時的《新青年》鼓桴相應，抨擊舊禮教，鼓吹新文化⛎。但他不是那種僅熱衷於運動➡️、只知追逐新潮的風頭人物，更不是“不讀書”的陳吳👌🏽、劉項。傅斯年十一歲時就讀完了“十三經”🥙，早有較深厚的國學功底👩❤️💋👩；在北大求學時⛹🏼♀️🌡，有些教授的學問甚至還不如這位學子，因此他在同學中威望非常高♚💆🏿♀️，連校長蔡元培也對他刮目相看，年輕的胡適教授就更不消說了。後來胡適在稱贊傅斯年時說到：“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五四”之後不久，傅斯年負笈遠赴歐洲🍳，先後入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起先主修實驗心理學，並選修數學♦︎、物理學、化學等課程，甚至還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勃朗克的量子論有探究的興趣，後來他用力最殷的則是比較語言學。在長達七年的留學生涯中，他和當時也在歐洲留學的陳寅恪一樣，並沒有取得任何學位，顯然他誌不在此（學位）。北大老同學羅家倫在談起他這種“奇怪”的留學時🏄🏿♀️，一語中的地說：“他是想從自然科學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訓練”👩🏿🍳。
1926年，傅斯年回國🍰，受聘為中山大學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和國文系、歷史系主任😜。1928年，應蔡元培聘請，籌建、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隸屬於中央研究院）👨🏼⚖️，擔任該所所長🫃🏿，後又兼任北京大學教授📣。抗戰期間🌈，傅兼任西南聯大教授和校務委員。抗戰勝利後😕，曾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1月♗，出任臺灣大學校長🎦。
傅斯年不僅是孜孜不倦於授業解惑的師者✳️，也不僅是有富有創見和造詣的學者——他的《夷夏東西說》、《性命古訓辨正》、《古代中國與民族》🧲、《東北史綱》等學術著述，在學界頗受矚目和推賞。他還是一位卓爾不凡的學術考古“領軍人”，自歷史語言所創辦伊始👨🏻🦼➡️，他就組織👩🏽🦰、指導了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主張用科學的理念和方法，進行發掘和考古，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對殷墟進行了十五次極有價值的發掘👉🏻。歷史學家鄧廣銘曾說過：“可以說，中國沒有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的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傅斯年急公好義🪟，珍惜人才，在學界有口皆碑🐳。抗戰期間🐯，史語所和有些學術機構遷居在四川偏僻的李莊，因物質和資金匱乏，傅不得不變賣掉自己的衣物及珍藏的書籍，以救一時之需🔀🚵🏼♀️。當時，在史語所工作的梁思永病得很重🧏🏻，又聞知其兄長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也是貧病交加🧑🏻🦱，傅斯年為之憂心如焚。雖然他和梁、林夫婦並無私誼😠🤷♀️，雖然孤傲的他素不求人，但目睹梁氏兄弟和林徽因身陷困厄🫅，他情急而不能自已，親自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和經濟部長翁文灝以求助；他在信中備述梁氏兄弟的實際困狀🤑，稱他們為“皆今日難得之學士”，“人品學問，皆中國第一流人物”，梁思成“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又稱林徽因“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因此亟求政府部門能予以資助。不久，朱家驊便寄來了資助款項。因得此“雪中送炭”🧯，梁氏兄弟的生活及身體狀況得到很大改善🕺🏻，梁思成也得以完成巨著《中國建築史》。後來林徽因知道了傅斯年寫信求助之事👨❤️💋👨，內心銘感不已，在給傅的信中👨🦰，她感謝傅氏“營救護理無微不至”✩，“存天下之公義🍘，而無有所私”。
“山東好漢”（李敖語）傅斯年對學者賢士，如此溫厚體恤、關護備至；而面對權勢熏天、貪贓枉法的達官政要，他則是時人所稱的“傅大炮”。他兩次上書彈劾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後來又在國民參政會上“炮轟”孔氏👨👨👧，揭露其種種貪汙劣跡🏘，終於迫使其在輿論壓力下辭職🐷。宋子文接任之後♑️，也搞得一塌糊塗👩🏽🔧，傅忍無可忍，又在報紙刊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不久，宋氏也真的“走”下了臺。……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五四”學生運動的先鋒人物，一位“最能做學問的學人”，一位卓越的學術考古“領軍人”，一位獨特而頗有作為的教育家🧑🏻🦳，一位不懼權勢、敢說敢為的“傅大炮”🏄♀️，在《辭海》（1999年第五版）中，卻是了無蹤影！他的老同學羅家倫倒是占了幾行😓，是羅的聲名和業績更大嗎？顯然不是。真是奇哉怪也。
在《辭海》“傅”詞條中🚾，列有“傅以漸”一則。這位明末清初的傅以漸（1609－1665）🧘🏽♀️，是順治三年（1664年）進士第一，因此有清初“第一狀元”的說法，後來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山東聊城的這位傅以漸🙎🏻，不是別人，他就是傅斯年的七世祖。然而💆🏼♀️🗳，傅斯年卻從不以此“先祖”為榮耀，他是極註重民族氣節的人🧅🤱🏼，他不認為“先祖”當時急於“出仕”是什麽光彩的事🥿。這在如今一些聰明識時的學者看來，傅斯年未免有點“迂”。但筆者對這種“迂”倒是有些喜歡。
筆者不久前寫過一篇《〈辭海〉竟無林白水》👩🏽💻，對林白水、林長民、林徽因不見於《辭海》⛈，頗感不解並略陳私見。日前又發現傅斯年亦是如此🪠，便忍不住寫了這篇文字。傅公若泉下有知，想必對入《辭海》與否，絕不會介意（甚至可能不屑）。但筆者想🥺，為有權威聲名的《辭海》計，對本不該疏失的卻疏失了，總是有點“那個”的🏓。所以，也就不揣冒昧地多此一語了。但願將出版的第六版《辭海》，疏失和缺憾能少些🎅🏻🧨，少些，更少些。
還是：但願，但願。（伊人 撰文）
轉自 東方網 2009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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