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我跟年已九十的王福時老先生有過多年通信。知道他住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北面的ELCERRITO的老人公寓。

2001年9月，王福時老學長回國訪問山東，在參觀農場時留影。

在舊金山，我常去伯克利加州大學。那天，我從伯克利乘地鐵去看望他。

我見到了王福時先生，他氣色不錯，思維敏捷，書桌上居然還放著電腦！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當年，王福時是一位左翼文化人。我從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夫人海倫·斯諾的《延安采訪錄》一書中，多次讀到他的大名。

海倫·斯諾在一九八三年為《延安采訪錄》一書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這麽提及王福時：

四月二十二日——又是“命中註定”，我收到北京胡犄妮寫來的關於彼得·周的兩封信。胡犄妮從王福時那兒打聽到我的地址。王福時是前東北大學校長的兒子，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領北平時，他在我們家避過難。王福時曾自告奮勇給我當翻譯，陪同我從北平乘火車去西安。同車秘密前往西安的，還有俞啟威，他曾經安排了埃德加一九三六年的保安之行，我的那次旅行，也是他安排的。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又是“命中註定”，王福時從北京給我寫來了信。他有七個子女，兩個正在加裏福尼亞奧克蘭上大學，女兒在倫敦的英國廣播公司工作。

海倫·斯諾提及的俞啟威，即黃敬。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領導小組成員，解放後任天津市首任市長、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她提及的埃德加，即斯諾。

王福時告訴我，彼得·周(PeterChow)，即周天成，西安事變時是中國旅行社西京招待所經理。

王福時又說，海倫·斯諾提及的他的兩個子女當時在加利福尼亞州上學，但是並不在奧克蘭。

從海倫·斯諾的這一段序言可以看出，一九三七年她訪問延安，便是由王福時陪同並擔任翻譯。在延安，王福時見過毛澤東，也見過許多中共重要領導人。

當時的王福時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青年。斯諾的名著《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出版之前 ，由王福時率先編輯、出版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他去延安時，將此書面呈毛澤東……

說起這些往事，老人的眼睛閃耀著興奮的光芒。

他出生於一九一一年，遼寧撫順人。他的父親王卓然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二八年從美國回到沈陽，被張學良聘為“咨議”，兼張學良家庭教師。此後，曾任東北大學校長，與張學良將軍交往甚密，乃張將軍文膽。王福時贈我《王卓然史料集》一書，那書名便是由張學良將軍題寫的。

王福時說，他父親王卓然與張學良將軍關系之密切，從一件小事便可見證：一九三三年，有三人力勸張學良戒毒，此三人便是宋子文、端納和王卓然，而執行者是米勒醫生。這年二月，在上海戒毒過程中，張學良痛苦難忍，拒絕米勒的醫治。王卓然提出，施用“苦肉計”，即請張學良家屬和部下環跪苦諫，迫使張學良繼續治療。在治療過程中，張學良苦不堪言，以至痛罵所有勸他戒毒的人，揚言要槍斃王卓然。王卓然置之不理，依然堅持執行米勒的戒毒治療方案。張學良終於霍然而愈，從此告別鴉片，出訪歐洲。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王福時從東北大學轉往北平，借讀於燕京大學。一九三二年他進入意昂体育平台，一九三五年畢業。在學生運動中，他結識了比他低一年級的燕京大學同學黃華。黃華，原名黃汝梅。他在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北平學聯黨團書記。他在一九三六年夏進入陜北根據地，在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央軍委擔任翻譯。美國記者斯諾在一九三六年進入陜甘寧邊區采訪時，黃華擔任翻譯。黃華在解放後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從意昂体育平台畢業之後，一九三五年十月，王福時前往日本東京學習日文，準備報考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由於日本正在加緊侵華戰爭，王福時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回到中國北平。

回國之後，王福時的父親正在北平主辦《東方快報》。《東方快報》是由張學良將軍贊助，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國民黨控製的各報都把西安事變稱為“兵變”，惟獨《東方快報》稱之為“兵諫”，一字之差，反映了《東方快報》鮮明的立場。

王福時記得，他曾經受父親的派遣，前往北平東城盔甲廠十三號，跟住在那裏的美國青年記者聯絡。這位美國記者就是斯諾。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二日，海倫·斯諾在給王福時的信中曾經這樣回憶道：

“我記得你到過我們在盔甲廠十三號的大住宅和大院，常常安靜地坐在一個屋角裏，不說一句話。”

那時，王福時成了斯諾的好朋友。正因為這樣，斯諾從陜甘寧邊區采訪回來，把采訪所得的極其重要的材料，全部交給了王福時。

王福時深知斯諾這些冒著生命危險得來的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當時，人們對紅軍進行的歷史性長征還一無所知。紅軍是否真如國民黨所說，不過是一群胡作非為、紀律散漫、到處流蕩、過不了多久就會在陜北的荒山禿嶺中被殲的土匪殘余？中國共產黨人的現行政策是什麽？在他們的統治下，人們怎樣生活？”斯諾深入陜甘寧邊區，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斯諾的文章正確地回答了千千萬萬讀者所關註的問題。

為了使斯諾文稿盡快與廣大中國讀者見面，王福時立即著手進行翻譯、出版工作。

王福時能夠組織翻譯，因為他有翻譯夥伴李放、郭達，可以一起突擊，迅速把斯諾的重要文稿譯成中文。

王福時說，李放是他父親主持的《外交月報》社職員，而郭達則是燕京大學一位教授的助手。

王福時能夠組織出版，因為他父親主管《東方快報》印刷廠。這家在北平府右街的印刷廠，有繪圖、排版、製版、印刷能力，可以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之下，很快把斯諾著作的中譯本印出來。

斯諾夫人稱贊這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王福時說，當時花費了兩個多月，終於把這本書突擊出來了。

王福時說，這本書的《譯者序言》由李放起草，他進行修改。《譯者序言》寫道：

“美國記者施樂（葉註：即斯諾）去夏深入西北，訪問紅區，對於紅軍的內政、軍事、外交、經濟的政策與措施，以及日常生活，都有詳細的報告，散刊於歐美各報章雜誌，頗引起世人的註目……譯者認為這種材料都是很珍貴的，是政府與民眾不該忽視的。所以把它譯為中文介紹出來。譯者從事這種工作，不但無可自矜，而且非常慚愧：為什麽中國的最大問題，不能由中國人自己來研究，而需要外國人來這樣關心？然而如以本書問世，而引起國人研究的興趣，這畢竟是同仁的最大希望。”

這篇《譯者序言》，寫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這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也就在當月出版。斯諾的《西行漫記》中譯本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這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比《西行漫記》整整早了十個月！

王福時拿出了珍藏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原版本給我看。封面上印著八位紅軍女戰士在跳“統一戰線舞”，給人以“紅區”歡樂的景象。書的意昂体育，印著斯諾為毛澤東所攝那張戴八角紅星帽的照片。這張後來流傳甚廣的照片，首次發表，就在這《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中。在毛澤東這張照片下面，印著這樣的說明詞：

毛澤東——蘇維埃的巨人

他是紅黨的最高領袖，一九三四年被舉為蘇維埃主席。

毛氏在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一貧家，其經歷與性格頗類似林肯（葉註：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最初在農家當雇工，因奮鬥的結果，得在長沙師範讀書，後入北京大學，與李大釗相識，參加國民革命，為當時國民黨中委，國共分家後，遂轉戰華南各省，從事擴大蘇區運動，其為人寬大，誠懇，頗富民族精神及對弱者之同情心，毛氏自奉甚簡，衣食住皆與士兵同，中央（葉註：指國民黨政府）曾懸賞廿五萬圓捉之，他此次領導了有名的長征，可見其軍事天才殊不下於其政治經驗也。

在當時，能夠首次發表毛澤東戴八角紅星帽的照片，而且加上這樣的說明詞，是很不容易的。王福時說，這說明詞是斯諾寫的。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全書二百九十四頁，用了五十多頁刊登了《毛施會見記》。這是斯諾（施樂）四次會見毛澤東的談話記錄。會見的時間、地點以及談話的主題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陜北保安，《外交》。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在陜北保安，《論日本帝國主義》。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在陜北保安，《內政問題》。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陜北保安，《特殊問題》。

這四篇談話記錄後來並沒有收入《西行漫記》，也沒有收入其他的書，顯得格外珍貴。

斯諾為這四篇談話記錄寫了序。

斯諾寫道：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旬，我到了中國西北部的蘇區，目的在於（要）求會見那裏的共黨領袖，藉以考察蘇區的政治和軍事製度……

“我留在中國的蘇區，差不多有四個月……陜北的保安是當時紅軍的臨時首都，我在那裏會見了許多紅軍領袖。毛澤東是中國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並且也是一個紅軍司令，我與他會見的時候，總是在晚間。每次談話往往繼續到翌晨兩點鐘，毛氏休息很晚，他常在日落後至午夜來處理最重要的工作，這種習慣可以說是他當年從事於新聞事業養成的。我們的談話太長了，並且涉及的範圍也太廣了，這裏真是不能完全復述的，但是下邊問答式的摘要，不僅特別有關於中國的發展，也實在是有關於整個世界的發展。

“我與毛氏關於蘇維埃政策的談話，是由在保安蘇區服務的青年吳梁萍（葉註：應為吳亮平）作翻譯，毛澤東對我的解答，我完全用英文記下來，這種記錄又翻成中文，經毛氏的校閱，他對極細的節目（葉註：指細節），都力求其正確。因此，我相信下面的記載總可無大錯誤。”

也就是說，斯諾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是經過毛澤東本人仔細校訂的，因此極富歷史價值。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的另一主要內容，就是節譯了斯諾所著《西行漫記》，用了《紅旗下的中國》作標題。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還收入美國經濟專家韓蔚爾的關於中國紅區的研究報告。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的附錄收入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直到前些年，王福時才得知，這“廉臣”乃陳雲的筆名！因為在遵義會議之後，陳雲奉命經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情況，陳雲在莫斯科化名“廉臣”，發表了《隨軍西行見聞錄》。王福時在當時覺得“廉臣”的文章非常生動、翔實，也就全文收入。

令我驚奇的是，《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還收入《紅軍長征路線圖》以及十首紅軍歌曲，其中包括《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書中甚至收入毛澤東所作的《長征》一詩！王福時說，這是斯諾帶回來的，在國民黨統治區首次公開發表。

王福時說，《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由《東方快報》印刷廠印了五千冊，這在當時是相當大的發行量。後來，又有好多家印刷廠翻印這本書，使這本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後來，斯諾夫人在給王福時的信中，稱贊說：“你出版的斯諾一書對中國像一擊閃電，它喚醒了人民！”

就在這本書剛剛印好，王福時又做了一件非同凡常的事，那就是陪同斯諾夫人前往延安采訪。

關於這次采訪的起因，斯諾夫人在《延安采訪錄》一書中這麽寫道：

“大衛·俞（葉註：即前文提及的俞啟威，又名黃敬）告訴我，共產黨五月份要在延安召開一個會議，這將是中共領導人的一次空前盛會（葉註：即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如果我能及時到達，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平時總是被敵人的封鎖線所隔離，相距數百或者數千英裏。大衛作為華北代表要上那兒去，然而他不能與我同行，以免招人懷疑。他的處境很危險。

“東北大學王校長的兒子（葉註：即王福時），很想以記者身份同我一起去。他說，他可以當我的譯員。可是他也不希望由於我而感到難為情，在旅途中擔風險。”

斯諾夫人與王福時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一起從北平乘火車前往鄭州，從那裏轉往西安。黃敬也乘這趟車，在不同的車廂裏，而且裝成與他們不相識。

在鄭州，斯諾夫人給斯諾寫了一信：

“我安全抵達。Ｗ在火車上病了，他暈車。D平安無事。”

“Ｗ”即王福時，“D”即大衛·俞，亦即黃敬。

他們在鄭州休息了一下，在翌日淩晨三時登上開往西安的火車。斯諾夫人在西安的“接頭人”為陳翰伯。陳翰伯與俞啟威、黃汝梅（即黃華）當年都是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人。

王福時和斯諾夫人、黃敬到達西安之後，斯諾夫人住進了西京招待所。他們與陳翰伯取得了聯系，“YehC.Y.”（葉劍英）前來看望他們。

然而，斯諾夫人作為外國人在西安迅速引起註意，四個偵探分兩組監視她，並軟禁她，因為他們知道她是斯諾夫人。後來，這樣的“警衛”增加到八個。

斯諾夫人在朋友的幫助下，在半夜爬窗逃走！

在陳翰伯、王福時的陪同下，他們乘上一輛汽車，終於從西安來到延安。

“我剛一到延安，毛澤東和朱德就來我的住處看我。”斯諾夫人在《延安采訪錄》一書中這麽寫道。

在延安，王福時作為翻譯，陪同斯諾夫人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洛甫（張聞天）、彭德懷、林彪、徐向前、博古、陸定一、林伯渠、何長工、徐海東、傅連璋、關向應、賀子珍、康克清、蔡暢、丁玲、肖克、王震、徐特立、廖承誌、羅炳輝、李維漢、成仿吾、姬鵬飛、馮文彬、劉群先以及那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

對於毛澤東的采訪，進行了多次。王福時記得，斯諾夫人把那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送給毛澤東時，毛澤東十分高興。毛澤東很仔細看了這本書。後來，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其中一部分內容就是《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收入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他與斯諾的談話。

王福時說，與毛澤東談話時，“兩黃”在座。“兩黃”即黃敬、黃華。

王福時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離開延安。這時，斯諾夫人仍留在延安繼續采訪。在王福時離開的時候，斯諾夫人給斯諾寫了一封信，托王福時帶到北平。信中寫道：

“王福時早晨要離開，我托他捎回膠卷，一共十四盒，要註意保存。”

王福時回到北平之後，把膠卷妥善地交給了斯諾。王福時作為記者，寫了《返延安聞見記》，在《東方快報》上發表。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福時的父親王卓然陪同斯諾從北平前往天津，斯諾從天津再度前往延安。在臨別時，王卓然把張學良將軍贈給他的一把精美的小手槍，托斯諾帶到延安，送給毛澤東。

後來，斯諾夫人根據自己在延安的采訪，寫出了《西行漫記》的續篇《續西行漫記》一書。

在一九三八年夏，王福時曾經在香港淺水灣酒店與斯諾夫人見面。後來，王福時去了南洋群島，然後又去重慶，再去香港。

斯諾夫人保存著王福時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寫給他的一封信。那時，斯諾夫人在菲律賓。在這封信中，王福時談到了斯諾夫人的新著《續西行漫記》：

“你關於西北的那本書（葉註：指《續西行漫記》）寫得好極了。日本人在上海曾幾次企圖沒收這本書的譯本。我同你一起進行的紅都之行，至今記憶猶新。”

王福時所說的“紅都之行”，也就是延安之行。

王福時後來去了印度。在印度，他兩度采訪了後來成為印度總理的尼赫魯，也采訪了印度著名革命領袖甘地。

他從印度到了美國，在舊金山安家。

(孫振鈞40學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