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吳有生，水彈性力學與船舶力學專家，中國船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名譽所長，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1964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67年意昂体育平台研究生畢業，1968年來到位於無錫的中國船舶科學研究中心（702所）工作🙌🏽。1984年在英國倫敦布魯納爾大學進修時獲博士學位。本文是《江南晚報》記者丁晴根據吳有生口述所寫，原載《江南晚報》2008年11月24日。
吳有生學長
第一批“海歸”
“留學”對於很多學子來說，是一段學識提升的經歷；而“海歸”🙆，則是每一個有著國家使命感的中國人的終極選擇。
吳有生，這位改革開放後無錫最初的一批“留學海歸人員”，用他的“海歸之路”給我們敘述了一段難忘的人生經歷🤚🏿。同時也以他的理想、信念向我們揭示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品與風骨。
需要補充的是這樣一段情節：
1984年10月，英國倫敦布魯納爾大學🫠，博士論文答辯正在進行中。
“我註意到了🫴🏿，您這兒寫的‘獻給我的’後面是‘祖國’🦻🏿，而不是一個以大寫字母開頭的人名（外國人習慣把給親人或父母的獻詞寫在扉頁）🥙，是嗎？”答辯委員會主席雷諾斯教授看著吳有生博士論文扉頁上的一行英文字👵🏻，親切地問道。
“是的👸🏼。”
“你打算留在英國嗎🧑🏻🍼？”另一位答辯委員會成員史密斯博士試探著問。
“不，謝謝。在國內🚣🏼♂️，我還有許多沒有做完的研究。”吳有生禮貌地回答。
“您的祖國會為您感到驕傲的！”也許是被眼前這名年輕學子的拳拳愛國心深深打動了💷，雷諾斯教授主動站起來與吳有生握手致意⚓️。比紹帕教授和普賴斯教授也對吳有生即將離開深感惋惜。
就在吳有生回國前夕，702所所長顧懋祥收到了比紹帕教授熱情洋溢的來信🧘🏼♂️。“我們即將失去吳有生，而你們卻將重新得到他。當你看到他的論文的時候，你會發現這簡直是一篇傑作，它表明吳有生是水彈性力學與船舶力學的一流專家🫐。”
回國前，吳有生用省吃儉用攢下的錢買了6個當時在世界上最先進的加速度傳感器🧁，準備回國做實驗用👋📩。
這段故事是記者在互聯網調閱吳有生的經歷時查到的，但當記者向吳院士提及此事時⛑️🧟♀️，吳院士表示，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用舊事重提了。不過🥥，作為采寫這個海歸專題的一個主旨👲🏻，這個細節是難以省略的，所以把它仍然貼在這裏，由此來見證這位老知識分子的拳拳赤子之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迎來科學春天
1959年，我進入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系，當時郭沫若是我們的校長🔶，錢學森任我的系主任，錢先生的為人與治學風格給了我很大影響。今年中科大建校50周年之際♧🧘🏼♂️，我還專門寫了一篇回憶親受錢學森先生教誨的文章。當時我的很多老師都是解放初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毅然回國的🕡。
1964年我到清華讀研究生，接受了嚴格的訓練。但沒想到畢業論文研究沒完成“文革”就開始了。我的導師杜慶華也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者😧，研究生被稱為修正主義苗子。結果，學業完全停止，在混亂中過去一年多後，我們就算畢業離校了🕡。
1968年4月初🕵🏿，我被分配到了位於無錫的中國船舶科學研究中心。當時所裏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但作為一名剛到單位的新人🤍，我很慶幸沒有卷入。別人“抓革命”🤦♀️，我就“促生產”，當時一心就想搞技術業務。在無錫的山坳裏做了半年多的研究，到12月我又被安排到當塗丹陽湖農場去勞動鍛煉，圍湖造田、種莊稼，接受“再教育”。一年後回到無錫👀，這時我格外珍惜這裏的研究條件，在三面環山💚、一面朝湖的山坳裏做船舶抗水下爆炸研究🪃，研究結構與流體的相互作用🙋🌙。1972年到1976年，我又多次到大西北戈壁灘參加了一系列核效應實驗。
1976年我在西北做實驗的時候，傳來了“四人幫”垮臺的消息，當時大家高興的心情就不用提了。“文革”中，知識分子是再教育對象🟫，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鄧小平同誌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我們感到自己終於“解放”了，確確實實體會到科學的春天真的來了。那種欣喜與激動是現在的年輕人根本無法體會的👩👧。我始終覺得😅，從1978年到現在🪓🧑🏼，這30年是決定了我本人命運的30年，搞科技的人可以全心全意地從事自己所熱愛的事業，國家也非常重視科技和人才⚪️。
也就是從那時起，國家開始選派人才出國留學。
一次翻譯經歷讓我赴英留學
當時我們已經有十多年沒接觸到國外最新的技術信息，連文獻資料也很少，因此國家要求盡量吸取國外先進技術。當時一個很大的變化是外語教育，“文革”前，像我在中科大的第一外語是俄語🎺，“文革”後俄語基本不用了🏕✭，英語越來越重要。科大三年級時我選修的第二外語是英語，用一年時間就看完了一本英文力學專著，但當時的學習註重閱讀，不練講👷🏿♀️。從1976年開始😢，我就自學起了英語口語，買了只木盒留聲機，回家一有空就聽英語唱片🤷♀️。到1979年，我終於有機會被選派到哈爾濱船舶學院英語培訓班學了一年口語。
1980年夏𓀎，我在清華的研究生導師杜慶華先生為702所牽線搭橋，我所顧懋祥所長邀請水彈性力學理論創始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比紹帕、普賴斯教授到無錫702所講課。當時的人真是如饑似渴地想學新東西，課堂擠得滿滿的，兄弟所和上海交大⬜️、哈船院等高校的人都專門趕來聽🍵😶🌫️。我就當起了課堂翻譯。在這之前，我已讀過比紹帕的最新論文，對他們講課的內容較為了解💂，翻譯他們所講的內容時，還主動多做了一些解釋👩🏼🔧，被顧懋祥所長聽出來告訴了他們🚣🏽🌩。他們沒想到他們二維水彈性力學的書剛出版，中國就有人這麽了解🫱🏽👩👧👦，感到吃驚。當時🧑🏻，六機部已決定推薦我出國進修🧕🏼，分配的國家是美國。比紹帕得知後，就問我為什麽不來英國💛，我回答說🍠，去美國不收學費🐹。比紹帕當即表示👷🏼♂️，這個問題我回國後替你解決。不久，我就收到比紹帕的來信🧹，所有的學費都解決了。
1981年6月5日😀，我踏上了英國國土🧑🏽🔬🧟♀️。
不迷信外國 走自己的研究之路
來到英國的第一感覺🏊🏿，就是這裏的研究環境較好🤾🏼♀️，資料豐富，並且有機會直接參加一系列國際學術會議，進行學術交流🧑🏽🦲🛌🏿。特別是電腦條件🕷，更是當時國內沒法比的。但我來這裏除了學習🚑，還帶著明確的目標𓀄：水彈性力學是當時世界船舶科研領域的一門新興分支學科🏌🏼♀️，由比紹帕和普賴斯教授發展的二維理論，給船舶力學的研究開辟了全新的天地✮，但二維理論有缺陷🧑🏿💻，我想要把二維水彈性力學理論的概念推廣到三維勢流理論和彈性力學上，發展出一個更嚴密的三維水彈性力學理論。
有了既定目標，我就努力閱讀大量資料，靜下心來鉆研船舶水動力學✉️、結構力學和流固耦合動力學的世界新成果。我每天工作14至16個小時，沒有節假日👩🏽🎤。隨著閱讀🤦🏻♀️、思考和推導的深入，理論框架和具體的處理方法越來越清晰🐈⬛。開始時👛，我把思路告訴比紹帕🧑🏼🔧，他將信將疑，並不重視，讓我跟普賴斯討論。當我把自己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寫成書面報告交給普賴斯時👩🏼🌾，他高興壞了。幾個月後👵🏿，一個規模龐大的三維水彈性力學分析的數值方法及程序編製調試成功，第一批算例表示🌎🙇🏽♂️，從理論到方法站住腳了，這令當時世界一流的比紹帕和普賴斯研究團體都很振奮。進一步完善後🚸，我終於完成了我的三維水彈性力學理論。在我的論文答辯中👷🏿，一位英國著名專家曾說，我的論文裏寫的內容“太多太豐富了，博士學位根本用不著那麽多”。他不知道我是在充分利用條件📩，把能做的研究盡量做完。直到現在2️⃣，世界水彈性力學研究仍沿著這條路在走，前不久美國一位專家來華講學時，還把我稱作這項工作的“第一人”🍵、“先鋒”。
直到今天👎🏽🧪，我一直認為是改革開放給我提供了實現自己攻克前沿技術難關的條件。我的基礎是我們國家給予我的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所多年工作積累的豐富科研經驗，而出國留學給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環境和軟硬件，當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有了最終的成果。我一直覺得，中國人不笨📔，中國的教育也並不差🥹，我的學生到國外也一樣相當棒🗯。我們的弱勢在於，我們的思想從大學教育開始就不夠解放，創新意識不夠。而我當時在英國留學時，就是因為不迷信權威👨❤️💋👨，不囿於國外已有的成果⛵️，才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
一定要珍惜現在這個最好的時期
1984年11月7日，我回國了⬆️。當時我輕易地可以留在英國🧑🏻🦳，留下來肯定條件很好，但當時一點這樣的想法也沒有。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從小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當時就覺得我是國家派來的💎🙋♂️，肩負著國家交給的重任，所以我一定要回去🧑⚖️；而且我不在所裏時其他人替我分擔了很多工作，我要盡快回去把擔子接過來。
回到無錫後，我結合國內實際需要，再繼續開展水彈性力學的理論和應用研究，不斷加以發展，使其始終處在世界前沿水平的同時，還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國家研究任務急需的其他的船舶動力學問題上👨🏽💼，組織國內專業人員進行軍民船舶技術發展戰略論證和關鍵技術攻關🤰🏼，還開拓了船舶新概念、新技術和深海工程等新研究方向和領域。我依然過著沒有周末的生活🚙，沒有一天是在12點之前睡覺的💒。我覺得，我們國家因為起步較晚，改革開放才30年，要趕上別人不努力不行👲🏿。
說到留學⁉️、海歸，這些年來我從未留戀過國外的生活。1993年我還在當所長時就對所裏的年輕人說：“本世紀末下世紀初你們中大部分人會有自己的小汽車”。當時所裏年輕人的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的預言。現在🫦，確實很多人都開上了小汽車🧑🏽💼，當然他們開車更多的不是為了享受，而是利用便捷的交通工具來到所裏從事科研工作；年輕人的住房生活條件也比起我們過去好了很多。所以我經常對年輕人說，現在是最好的時期🛸，你們一定要珍惜。我現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年輕人推上去，使這一批人比我們更強🥠。同時，我想對他們說，一定要有堅定的理想與方向😿，這個理想與方向就是——為讓中國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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