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父親謝祖培先生百年誕辰
謝壽熾
父親謝祖培🧑🏼🚀,浙江杭州人,1901年11月3日出生,1922年赴德國留學🤠,1928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任北平大學醫學院教授、外科系副主任,北京鐵路總醫院外科主任👫🏻。解放後👩❤️👨,曾擔任鐵路部總醫院院長、北京市外科總醫師🧑🏻🏭。他是意昂体育平台校醫院第一任院長🧑🏻🦼➡️。在紀念父親百年誕辰的時刻我願借此機會,回憶一些父親的思想和精神。因為這些是他留給我們的無價遺產。

謝祖培教授1985年在工字廳留影
一、他敬業,愛國,奉獻社會。崇敬科學和革命
他留學德國之始,就立誌為發展中國衛生醫療事業做貢獻🔒。他說過:留學可不是為了鍍金🤵♂️👏🏻,是要學真本事。這曾使他在德國六年利用一切時間和機會聽課🤡,實驗,實習,擴大視野,吸收更多的學術營養⛑。1924年👊,23歲的他參加德國第48次外科學術會議,是當時唯一的一個東方人。1927年他以“胰蛋白酶是否能誘發胃潰瘍”為題❤️,獲得博士學位。這是當時少數涉足“酶”領域的論文之一。他放棄德國工作的機會,第二年就回國,全身心地投入祖國的醫療衛生工作🐝🪒。
他不喜歡只會講課,不會動手的教授◽️。除了講課🧑🏿🍳,他一直兼做臨床,不斷開展新的手術🕵🏻♀️,解除病人痛苦。而且💁🏼♂️,又幾乎總兼有行政職務🧑🧒🧒,要做相應的管理工作。1929年,他剛到北醫,恰遇學校由北洋政府轉歸南京政府接管,規模有所擴大🐺。他為附屬醫院籌劃建立手術室🚣🏻♂️、門診室、觀摩用階梯教室🧑🏼🚀,並在這裏做了該院第一例腹腔手術。學生們隔著玻璃看到手術全過程⏭,增加了感性認識。
父親有強烈的愛國心🎬。1931年“九·一八”後🤳,他參加了很多救亡活動🔇。1933年1月他參加北醫組織的“紅十字救護隊”,到戰鬥激烈的喜峰口搶救負傷的抗日戰士🦬。同年3月,日寇攻占熱河,逼近關內🫱🏿。北醫🏓、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和人民自衛指導委員會三方合辦了一所“重傷醫院”。全體工作人員均為義務服務🤷🏿♂️,不支薪金。父親就任該院外科主任。一次,從長城外送來一名傷員,身中數十彈。父親為他手術連續11個小時才結束。為此,他得到了北平軍分會頒發的獎章。
父親熱情支持“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2·16”北平大學生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1月🫥,北平學聯組織了“南下宣傳團”👰🏼♂️,父親積極為宣傳團準備藥品繃帶🕝,醫療器械〰️,傳授救護知識,對學生鼓舞很大。
八年抗戰期間🧜🏿,父親靠自己掛牌行醫維持生活,不做亡國奴,不為日偽工作。當飯桌上第一次出現窩頭時,他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為什麽吃窩頭?就是因為日本人侵略我們🉑!”他不讓母親買日本貨。飯碗、痰盂等瓷器只買唐山製造的🕹,哪怕它又粗、又厚、又重👉。他向家裏人提出:要抬頭做人✩,要有中國人的誌氣。日本占領者曾規定🎠〽️,任何人經過日本憲兵隊門口要向衛兵鞠躬𓀉。父親則寧可繞道走🙋♂️。在他身上體現出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和高尚情操🤞🏼。
父親應約到清華來後🫃🏽😼,一些較復雜的外科手術逐一開展。使得不少教工👨❤️💋👨、學生及家屬能就近及時治療,無須遠道轉院求醫。在校醫室擴建中👩✈️,他認真貫徹上級政策,擴大業務領域,充實並提高醫務人員的素質🙋,開展了多種新的醫療、保健和防疫工作。
1951年8月北京市公共衛生局組織全市西醫考試。父親被聘為考試委員會委員👨🏻🦼➡️,負責外科的命題及判卷。當時,醫務人員很缺乏。市醫師會在考試後又組織了兩期“培訓班”⁉️,歷時五年。父親是主辦人。這些畢業生在1956年後極大地緩解了當時北京對醫務人員的需求。
父親滿懷激情地積極參加各項社會活動。他所在的“醫師公會”1950年後更名為“醫聯醫師會”,“衛協醫師會”👌🏼,60年代並入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他曾擔任副理事長、副會長。加上其他多項兼職,使他時常工作到深夜。
50年代裏🫄,他在醫師會裏提議並負責舉辦病歷討論會🍶,每月兩次,是當時全市惟一的醫學學術活動🪞。他很重視這個工作,選排題目👶,約請專業主講人,編寫提綱,主持討論會,以及會後整理記錄,作出總結等等🐆,為它付出極大心血。後來,把這些病歷討論編纂出版了兩冊匯編🙇🏿♂️,很受歡迎🤬。在清華校醫院,他仍積極提倡,熱心推動定期的病歷討論,收到很好效果。
他敬佩革命者和科學家🚴🏻♂️🚣🏻♀️,認為這些人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探索者🤵🏻,他們的創新能給人類帶來幸福🤜,盡管他們自己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生命。每每講到這些偉大人物,他總是充滿仰慕❌,要我們效仿他們,掌握技能,奉獻社會🙋🏼♀️。
我們兄弟三個分別畢業於清華電機、機械和冶金系,被統一分配到東北、西北和華北。父親說服母親,支持我們服從分配。三弟謝壽煌不幸在唐山地震中遇難🚂,時年30歲。
二、他求實,認真,坦誠🟩,公正。鄙視虛偽作假
父親不會誇誇其談,更不會吹牛。家裏家外,總是“實話實說”。他非常厭惡口是心非🏠,假心假意,迎合阿腴。更痛恨搬弄是非🫨🤵🏻♀️,造謠汙蔑。
我們小時⚰️,父親教育我們要實事求是,誠懇忠厚🫴🏿。要說實話🧑🏼✈️,不許說瞎話。他常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十年浩劫中,抄家、監禁、鬥爭🥩👱♂️、勞改🙍🏼♀️,無論何時、何地,他從沒承認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罪名,和他沒認識到的“錯誤”。更從沒有不負責任地加害其他任何人。
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看不起一些裝模作樣,吹牛浮誇,沽名釣譽的人👮♀️。一位同學的手指指尖不幸被壓壞🙇🏼♀️,還有“一公厘寬的表皮與母體聯系著”🐕💂🏼。經過縫合,它愈合了,但卻被誇大為“接指手術”。對這種不實事求是的行徑👩🏼🏫,父親曾給予堅決的批評。
他為人坦誠🧎🏻➡️𓀀,公正🚪,能廣泛團結同事。早年,北京醫務界曾有德日和英美兩個派系🛺。前者以北醫為代表;後者以協和為代表。有些醫生很在意派系,不願與不同派系的人共事🍵。但父親反對派系觀點,一律平等對待🥺,友好共事。當時在北醫執教的嚴鏡清教授就是協和畢業,留美回國的(後任北京市衛生局長)。這在當時的北醫是個別的🧑🦯。然而在他回憶這一段經歷時說父親“是一個言談不多🦈,態度友好🦵🏽⚄,誠實可靠的人。對我很為友好合作🧒,我在北醫並無受歧視之感”。王康久同誌(曾任北京市衛生局長)稱贊父親說他:無派系之念,同全市醫務工作者團結合作,為克服宗派觀念樹立了榜樣”。
在他出任北京市醫療糾紛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陪審員時,也是尊重事實,科學分析。決不感情用事,不徇私情。他秉公辦案,深得各方面人士的敬重。
他務實而不尚空談,認真而不容疏忽。只要父親晚上從書櫃中搬出厚厚的德文書,一定是第二天有大手術🔯🧘♀️。母親的解釋是🧾:“這是他的老習慣,就是那麽認真。總要再看一遍,再想一遍🏊🏿♀️,充分準備,以保證萬無一失”。鐵路總醫院的朱克夏醫生在回憶父親的時候說📌🏌️♀️:解放後,他代理院長👵🏽,工作已是很忙,但還是那麽認真,一絲不苟。每早要聽全院交接班情況,接著是查房,看病人🟧,檢查病歷🍜,解決疑難問題👮🏿♂️,指示治療方案。復雜的大手術他親自做🧘,親自換藥,直到病人痊愈出院🧑🎄。
無論是學術發言,或是開會需用的數字、表格、清單🪳,他都一一寫好列出。即席的無邊發揮,他從不感興趣👨✈️。在貫徹國家和北京市的政策法令以及單位的規章製度方面,他也是以身作則,不折不扣地執行。他的嚴格與認真被不少親友同事視為死板🙌🏼、固執,但他卻始終不渝👩🏽✈️。
他從不誇大病情♖,更反對有人這樣做為了多用藥,多收費🐄。他崇尚醫德,也不掩蓋真情。他常說: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最難理解的是💽,在他自己掛牌期間🧑🎓,來看病的患者🧄,只要不是外科🐲🫰🏽,就一律不看🍉,介紹出去。親友們說📎:打一針,給點退燒藥怕什麽?不是可以收錢嘛🕥!他卻說🛖:我是學外科的,掛牌也是外科醫生🧓🏼,不能只為賺錢🤶🏼。難怪親友們都說他這個人和他寫的字一樣,一筆一劃,方方正正🥦,大小相等,見角見棱。
三、他清廉5️⃣,節儉,克己助人。反對浪費和貪欲
父親一生煙酒不沾,粗茶淡飯,衣著簡樸🤳🏻,平易近人,不講豪華👨👩👦💅🏻,不圖享受。留德期間👨🏿🚀,他深知籌措出國費用之不易😑🕵🏽♀️,一直省吃儉用🧔🏼♀️。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德國經濟狀況不佳🙆🏻,供應較差。他每天只從宿舍帶些面包作為午飯🟦,很少進學校食堂。周末和假日,大多進實驗室、圖書館🍍👨👨👦👦,或者逛書店。回國時,行李中衣服日用品不多,好幾個大木箱裏裝的全是專業書籍和手術器械↪️。
他到北醫任教後,在學校經費緊張的情況下,仔細籌劃,因陋就簡,利用原有房間和空隙地,花不多錢就建成了手術室,供換藥和做小手術的門診室,以及供教學觀摩的階梯教室💇。
盧溝橋事變後,父親決定留在北平掛牌謀生👮。在租來的平房裏籌建外科診所🥇,又缺少足夠的資金,確是一件困難的事💁🏽♂️。家裏和診所的家具👋🏻,都是到離家不遠的“宣武門小市”去選購▶️。只要實用,價格合理👞,不追求“成套”、“高檔”👏🏿,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二手貨。他用經濟實惠的辦法做隔墻、吊頂、刷漆📦,以便於清掃和消毒🖍,避免感染。在8年行醫中🎏,經4次遷址,無數次小手術和換藥,卻從未發生過感染事故🍪👩🏽🚒。當時,藥品和敷料奇缺💂🏻👆。日本進口藥價格昂貴🚊,而且控製很嚴。父親想方設法自家製備🌭。水劑在大鍋中蒸,軟膏在玻璃板上調製。我們都曾帶上口罩💁、手套😶,用大小軟膏刀壓來壓去,直到攪勻;敷料則由家人自大卷下料,折疊後碼進紗布罐✯,然後送到大醫院高壓消毒🪅。他從德國帶回一臺手搖的卷繃帶機,調好寬度,就能把清洗過的繃帶慢慢卷起。
在鐵路總醫院🧏,他每天騎自行車去上班或去工地,四季照舊👨🏼🔬,風雨無阻,從沒向單位要過汽車接送。解放後,他擔負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工作🏋🏻♀️,也都是騎車和乘公共汽車來往奔波。家遷清華後🚣🏼♂️,他買了一輛舊摩托車就騎著它進城參加社會活動。
很多社會工作,使他常常每天只能睡五六個小時。如此勞累,也沒有任何報酬🏔,他仍全力以赴⛩,樂於奉獻。他多次告誡我們🧗🏼♀️:“只要是正當的,對社會有益的事,就不要講報酬,更不能看錢行事”🏊🏿♀️。在家裏工作所用的文具紙張全都自備👨🏻🦳,從不把公家用品帶回家私用🦈。家裏沒見過單位、醫院或醫師會🧝♂️、紅十字會等的公用空白信紙📲、信封。凡是用過的白紙背面,他都留作草稿紙。“三反五反運動”時,他被指派為北京醫師會的“節委會”主任,查辦貪汙🫓、浪費。
他提倡節約簡樸,崇尚廉潔奉公,不但身體力行🎅🏽,而且以此要求家人🙋♀️,要求孩子👩🏿🦳。家庭生活中🚣🏼♂️,隨手關燈👩🏼✈️,擰緊水龍頭🪅,不許浪費飯菜💟,都已成習慣。他每次把用剩的肥皂頭貼壓在新肥皂上繼續使用。周末帶我們去公園,也是騎車或坐公共汽車,自帶幹糧和水。與同學親友聚會也不進飯店🧕🏼,讓母親準備實惠的家常飯菜,他常說🧜🏻:不要擺譜,不要擺架子。不要以為吃得好、穿得好就神氣。他一生裏,沒為自己購置過一件高檔奢侈物品,母親沒買過一件首飾🐕🦺。他們來京多年仍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一直租用私房👇🏽。直到來清華,才住上公房。“文革”時,“造反派”抄家🏋🏿♀️,沒有找到一件值錢的東西,存折上存款少得可憐🚵🏿♀️。這對於一位自己掛牌8年的醫學專家來說,大大出乎“造反派”的意料。
他身體健康,靠的是良好的生活習慣,經常的活動,旺盛的敬業精神和求實的工作態度。他沒有服用過補品,連用藥都選有實效而價廉的👫,不輕易相信廣告宣傳。更不追求時髦,人雲亦雲。對一些高價藥🥷🏽,他也不主張大量使用。他說過:“貴藥不一定是好藥”。他自己和我們家用的藥品都是普通廉價的。83歲時他不慎股骨脛骨折,他充分相信並依靠自己的校醫院,不要求特殊的治療條件和藥物🥊,幾次感冒肺炎都住進校醫院,全部檢查和用藥都是很普通的。臥床6年,直到1990年逝世✋🏼,醫藥費是非常節約的。
父親來清華後,將從德國帶回的全部外科器械一次性地贈給了校醫院🐡。他的藏書則按他生前遺願,贈給了北醫圖書館🏡。1993年母親肺癌轉移,也和父親一樣,沒用高價藥,臨終也沒做費錢費力💦、意義不大的搶救。因為他們一直認為🍃💆🏼♂️:對於確診的不治之症🙎🏻,最後的“搶救”不能起死回生,延長生命幾小時或幾天即使從醫學角度講也未必有意義。
父親身後沒有留下房子和值錢的東西,可是留下的精神財富卻夠我們子孫後代享用不盡。